小说飘产生的社会背景
《飘》所讲述的个以美国战争为的爱情故事。
《飘》展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动乱会现实，以“乱世佳人”斯嘉丽为主线，描写了几对青年的爱情纠葛。
斯嘉丽年轻貌美，但她的所作所为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某些本质特征：残酷、贪婪、自信；为了振兴家业，她以爱情和婚姻作为交易，三次婚姻没有一次出于真心，所以仍无法得到梦想的爱情，糊涂的她发现今生至爱时，爱又离她而去……。
米切尔以“生存”一词作为《飘》的主题，这当然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大动荡中如何生存。
美国南北战争摧毁了佐治亚乃至整个南方的经济，黑奴重新获得自由，昔日奴隶主养尊处优的好时光随风而逝，飘得远远的。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放下臭架子，努力奋斗，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难怪连亚兰大上流社会的中坚分子也不得不降贵屈尊，卖糕饼的卖糕饼，赶马车的赶马车。
为表现这个主题，米切尔还向读者描述了美国南方的许多迷人之处，生动再现了美国佐治亚州内战时期、重建时期的生活。
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社会时尚、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特征。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崩溃瓦解，人们又如何应付这场社会巨变的艰辛过程。
小说《飘》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的；也不简单的是对上个世纪的“生动刻画”或者南北方关系的历史探讨，其关键好象还是斯嘉丽们的心灵——对人类生活的探索靠几个活生生的如斯嘉丽一般的人物来完成了。
关于宗教作用的论文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
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
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
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
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members.In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individual.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society.Nowaday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deology.However，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publicity.For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religion.An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
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
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
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
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
”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
”[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
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
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
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
[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
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
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
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
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
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
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
”[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B.Forrester)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
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
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
”[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
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
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
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
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
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
”[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
”[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
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
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
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
”“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
”“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
”[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
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
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
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
[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
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
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
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
“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
“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
“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
“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
“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
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
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天”是“公”的起源。
“天”是至善、至公、至大。
“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
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
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
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
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
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
[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
“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
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
[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
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
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
(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
”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
)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
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
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
[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
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
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
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
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
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
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
”[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五月天是什么时候建团的
7月31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时间： 2016-07-30 08:24 来源：未知 大家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许会吧，但是有些深刻的事情，再怎么冲，也会留下印记。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太多，能被我们记住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历史上的7月31日，发生过哪些时间难以淡化的历史事件呢
（1）2012年7月31日美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逝世 戈尔·维达尔1925年出生在纽约西点的军人之家。
2012年7月31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维达尔被认为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反叛的作家之一。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的同性恋小说曾开创同性恋书写先河。
他也毫不掩饰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对历届美国总统的批评毫不留情。
维达尔共出版了25部小说、数部剧本和200多篇散文，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版的甚少。
“我最喜欢的当代美国作家是戈尔·维达尔，他是美国文坛的元老，我特别喜欢他满含幽默讽刺的杂文，很有味道。
他泼辣的文笔与机智的谈话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界的明星。
” （2）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派遣混合维和部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取得进展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2。
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10月27日，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在利比亚苏尔特恢复和谈，这是国际社会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新起点，是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对话的新契机。
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首批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于11月24日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3）2002年7月31日香港演员陈宝莲自杀死亡 陈宝莲197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亚姐大赛名落孙山，1991年拍三级片，从此一脱成名，踏上拍三级片之路。
代表作有《聊斋三之灯草和尚》、《我来自北京》、《现代应召女郎》及《兰桂坊七公主》等。
2002年7月31日傍晚，有过多次自杀和自残经历的陈宝莲，在上海一幢24层高楼跳下自杀身亡，终年29岁。
7月31日傍晚5时半，生产后才坐完月子的香港艳星陈宝莲，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一幢公寓的24楼跳下去，从而结束了不到30岁的年轻生命。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后，陈宝莲的亲友包括外界人士，对陈宝莲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明，但大都认为陈宝莲与“干爹”黄任中的那段亦“父女”亦“情人”的感情，是导致这位香港艳星失去寄托、陷入自虐深渊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
（1）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 1989年7月31日四尊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黄河“镇河大铁牛”在距山西省永济县城12公里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滩出土。
（4）1987年7月31日麦加惨案 1987年，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就要进入最后高潮的7月31日，在做完下午祈祷后，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外发起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同时梵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
沙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
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流血惨案。
这一惨重事件震惊全球，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使海湾形势骤然紧张。
麦加冲突也是一次宗教战争。
在伊斯兰教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分别在伊朗和沙特各居统治位，这两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且伊朗对沙特执掌麦加和麦地那极为不满，主张伊斯兰圣地管理国际化。
麦加惨案就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5）1987年7月31日着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逝世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本市沙家浜镇。
于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主要从事农业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并进行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
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6）1985年7月31日南非进入紧急状态 1985年7月31日，南非再次变成了骚乱不安、暴力和严厉的政府强制干预的场所。
P－W博塔总统的政府11天前发布一个紧急状态令，以制止社会动荡。
今天政府又阻止群众为黑人骚乱的受害者举行葬礼。
仪式已经变成反对种族隔离法的聚会，但现在警察可以驱散他们。
自从9月份以来，有500多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法的斗争中死亡。
里根政府是南非仅有的几个同盟者之一，继续保持它的“建设性约束”政策，就是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政策努力说服而不是对抗。
（7）1975年7月31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
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
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8）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R－斯科特和詹姆斯－B－欧文进行了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他们驾驶着4轮月球车，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上，越过陨石坑和砾石行驶了数公里。
斯科特和欧文成为在月球上漫步的第7位和第8位人，而且是第一个在月球上驾车行驶的。
当宇航员们在埃尔鲍陨石坑的边沿停下时，位于休斯顿的任务控制台打开了游车的电视摄影机，向地球传送非常清晰的彩色图像。
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宇航员挑选和采集月石标本。
（9）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 1963年7月31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会议通过协定，决定成立非洲发展银行。
1964年9月正式成立。
1966年7月开始营业。
原规定只吸收非洲独立国家为成员国，1979年作修改，美、日、西德、加、法等21个非本地区国家加入。
1985年5月有成员国75个（其中非洲国家54个）。
其宗旨是“帮助非洲大陆制定总体战略”，“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为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以便达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与非洲发展基金等4个金融机构组成“非洲发展银行集团”。
1980年为止已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达25亿美元。
（10）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在这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4月份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
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
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
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
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转告。
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
在与毛泽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驳回了苏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申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会谈不欢而散。
（11）1958年7月31日伊拉克政变 7月31日，伊拉克发生的流血政变不仅推翻了那里的亲西方政权，而且在中东地区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把美国和苏联推到新的冲突的道路上。
苏联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美国，谴责美国海军陆械队的行动是“严重危及世界和平”的“公开侵略”。
艾森豪威尔则反驳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全面战争的担心是“言过其实”。
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小国一个接一个地被苏联支持的扩张主义势力和侵略势力所吞并，那才会带来真正的战争危险。
” （12）1958年7月31日拒绝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建议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论讨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会谈中，拒绝了苏方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联合舰队是苏共领导人的意见，说是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他们只是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
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
（13）1955年7月31日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但报告对“右倾”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问题。
（14）1950年7月31日美国开始干预朝鲜战争 195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集结军事力量去朝鲜作战，并授予军方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始运转。
杜鲁门下令动员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征集11.4万美国男子入伍，另外还有10万人将通过选征兵役制很快补充到部队。
计划还包括陆军增兵24万人，使陆军总数达到834万。
在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的同时，杜鲁门还增加了资金。
美国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12亿美元的要求以继续实行互助防务计划，援助反共的国家。
这次资金和人员动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的表决结果进行的。
会议授权美国完全指挥联合国军保卫南朝鲜。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票对零票。
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弃权，而苏联继续进行抵制，没有投票。
经过表决同意由美国担负“特殊的责任”。
他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
（15）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 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慨然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队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卓越的指挥艺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计划地组织了五次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军代表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16）1946年7月31日汉奸殷汝耕被判死刑 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
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
殷汝耕系浙江平阳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
1935年他曾策划冀东自治，但未成功，便私自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改悬五色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日军紧密勾结，后应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不久又充任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1月，任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
同年5月，特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6用辞职。
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17）1941年7月31日纳粹将大批犹太人赶往死亡集中营 1941年7月31日，德国开始执行“最后解决”行动，即从肉体上消灭欧洲包括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
（18）1930年7月31日中共党组织领导敦化额穆民众发动起义暴动 1930年7月31日由中共党组织组成的敦化额穆暴动总指挥部下令，在敦化县所属的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及额穆县所属的官地四处，同时发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袭击了驻军的防所。
在新开道暴动处，40余名暴动人员越墙进入位于新开道的保安团第一正队第一分队防所院内，向屋内投弹、射击。
因保安团分队于7月28日进山搜烟，仅有5个团丁留守，不能抵御。
暴动队缴获了16支步枪，千余发子弹，烧毁了营房。
集中于黄泥河的400余名敦化农民，冲入镇内，缴得公安局5支枪，成立苏维埃临时组织，分配粮食；集中于新开道的250名额穆、蛟河农民，包围保卫团防所，缴获部分枪支。
（19）1920年7月31日伯尔尼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多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反对外国无产阶级。
社会党第二国际破产。
大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
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
由于倡议重建的会议在伯尔尼举行，故称伯尔尼国际。
新的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20）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投票通过《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1933年）的宪法。
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它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
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
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通过魏玛宪法。
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8月11日因此被定位魏玛共和国的国庆日，用以纪念「德国民主诞生之日」。
（21）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民国2年（1913年7月31日），熊希龄任国务总理。
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
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
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
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22）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1年7月31日，为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
1910年5、6月间，谭人凤、宋教仁等同盟会部分骨干，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从长江流域着手，遂召集11省区同盟会会长会议，讨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谭人凤、宋教仁分别起草的章程和宣告。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被推举为总务干事。
中部总会章程称，总会机关内部实行“议会制”，是为防止独断。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设立分会，收揽人才，以共造革命时机。
同时，总会加强与武汉地区其他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
（23）1906年7月31日沙皇下令解散杜马 1906年7月31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俄国第一个民主机构－－杜马，使该议会的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十分愤慨。
因此他们发表了一项革命宣言。
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拒绝纳税，拒服兵役。
宣言是在芬兰的维堡市由代表们起草的。
维堡市是俄国警察深入到的城市。
沙皇于7月9日宣布解散杜马以图取消对土地改革所提出的讨论。
但是沙皇与杜马间的紧张关系早在5月份杜马成立的第一天就形成了。
那一天，代表们起草了答沙皇开幕词书，要求大赦政治犯，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对皇室和教会财产进行拍卖等。
沙皇拒绝了所有要求，双方从此陷入僵局。
沙皇已宣布将在1907年3月5日成立第二届杜马。
（24）1903年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毙 1903年7月31日，沈荩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沈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甚密。
后留学日本。
1900年回上海后，与唐才常等共同组织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
致力于勤（王）运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
事败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年初，天津《新闻西报》披露了沈荩搜集到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
国人无不愤怒，指斥清廷卖国。
清政府恼羞成怒，遂将沈荩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此时，正值清廷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之际。
惟恐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下旨将沈荩杖毙。
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荩，酷刑连续四小时，打得沈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沈荩骂声不绝，尚未气尽，最后竟被绳索勒死，时年31岁。
（25）1894年7月31日中日平壤战役打响 1894年7月31日，中国清军将领卫汝贵率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平壤，将日军前哨部队击退，占领了平壤。
中日平壤战役拉开序幕。
（26）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逝世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出生于贵族管家家庭。
6岁起学钢琴，9岁公开演奏。
先后跟车尔尼、萨里叶里学钢琴、作曲。
1823年迁居巴黎。
以卓越的钢琴琴艺驰誉欧洲各国，亦从事创作与评论。
深受圣西门学说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
法国七月革命时，写了《革命交响曲》（未完成）。
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写了钢琴曲《里昂》，以示同情。
后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途中，写了许多钢琴小品。
1938—1847年间从事频繁的演奏活动，遍及全欧洲。
多次将演出收入捐赠匈牙利灾民。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消极悲观，笃信天主教，放弃演奏活动，主要从事创作、指挥和教学。
1861年迁居罗马。
1865年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但仍继续创作。
1875年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
他是西洋音乐史上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曾丰富和革新钢琴演奏技能，首创交响诗体裁，倡导标题音乐，创用单一主题发展手法等。
代表作品有：交响诗《前奏曲》、《塔索》、交响曲《但丁》、《浮士德》，19首《匈牙利狂想曲》、2部钢琴协奏曲、b小调钢琴奏鸣曲、《高级技巧练习曲集》、《巡礼年代》曲集等。
（27）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作战时牺牲 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起诗歌创作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
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领导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
9月，加入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
在1848年至1849年由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裴多菲于1849年1月参加了贝姆将军的部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1849年7月，创作了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同年7月31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多数学者认为他牺牲在瑟什堡大血战中，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
鲁迅十分推崇裴多菲，说“争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
（28）1667年7月31日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1667年7月31日，英国和荷兰签订《布雷达和约》，和约规定英国占有新阿姆斯特丹，但将英军在战争期间占领的苏里南（在南美）归还荷兰。
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望采纳
哈佛大学的历史沿革
弘一 虚云 太虚 【弘1880～1942）】 Hongyi 僧人。
俗姓李，幼名文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
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
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
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
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
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
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
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
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
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
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
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
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1873—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
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
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
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
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
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
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
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
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
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
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
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
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
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
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
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
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
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
”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
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
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
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
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
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
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
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
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
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
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
李问：“佛教何用
”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
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
”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
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
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
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
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
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
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
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
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
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
此时已破败不堪。
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
”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
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
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
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
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
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
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
”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
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
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
（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
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
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
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
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
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
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
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
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
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
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
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
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
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
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
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
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
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
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
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
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
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
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
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
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
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
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
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
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
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
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
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
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
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
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
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
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
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
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
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
《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
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
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
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
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
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
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
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
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
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
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
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
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
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
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
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
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
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
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
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
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
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
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
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
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
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
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
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
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
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
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
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
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
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
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
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
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
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
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
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
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
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
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
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
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
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
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
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
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
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
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
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
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
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
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
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
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
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
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
师则置若罔闻。
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
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
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
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
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
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
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
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
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
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
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
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
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
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日记500字 南国桃园观音寺
今有幸到南国桃园观音寺游览，现将有关资料摘录如下：公元990年（即宋太宗淳化五年），牛牯岗上建有南海观音庙，距今已超过一千年了，周围群众十分信奉。
随着时间的推移，千年来兵战动乱，观音庙屡建屡毁。
到了清朝只余残垣断壁，清末年间寺庙全毁，再经抗日战争，圣迹早已荡然无存。
乡亲父老和港澳同胞都认为南海观音落藉南海，不但名正言顺亦众望所归，于是上书恳请恢复观音寺，并且解囊资助。
应宗教界人士和信奉群众的要求。
为落实国家宗教政策，乃成立南海观音寺筹建委员会，广泛征集捐款。
经反复踏勘，仍选牛牯岗为寺址。
此山林木苍翠，风景极佳，观音寺座北向南，山脉环绕，左山如青龙，右山如伏虎，实为风水宝地蒙上级批准，观音寺于1993年奠基，1996年春节前成落，寺内占地二十余亩，连同寺外广场及放生池，共占地六十亩。
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南海观音寺题匾。
1996年2月12日开放， 1996年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十九）由广东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海观音寺住持释新成大和尚主持开光典礼（开光盛况照片，陈列于长廊之中）。
公元990年(即宋太宗淳化五年)南国桃园牛牯岗上建有南海观音庙，距今已超过一千年了，周围群众，十分信奉，随着时间的推移，千年来兴战动乱，观音庙屡建屡毁，到了清朝。
只余残垣断壁，清末年间，寺庙全毁，再经抗日战争，十年浩劫。
圣迹早已荡然无存。
南国桃园开发之初，应宗教界人士和信众的要求。
为落实国家宗教政策。
乃成立南海观音等筹建委员会，广泛征集捐款。
经反踏勘。
仍选牛牯岗为寺址，此山林木苍翠，风景极佳。
观音寺座北向南。
山脉环绕，左山如青龙，右山如伏虎。
实为灵山胜地。
寺内外占地百余亩。
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衫先生为南海观音寺题匾。
1996年2月12日开放。
1996年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十九)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南海观音寺住持释新成大和尚主持开光典礼。
1998年9月15日广东省宗教局、南海市宗教事务所。
正式批准成立南海观音寺管理委员会。
观音寺距广州、佛山皆为12公里。
交通方便、信众甚多。
香火鼎盛。
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为观音开库(亦即观音寺庙日)参拜的信徒达数万之众、已成为南海市最大的佛门圣地。
南海观音寺景点，颇具特色。
寺前放生池占地30余亩，遍植莲花。
夏日荷花盛开，荷香塔影，柳浪闻莺、鸽鸟飞翔、一派详和瑞气，使人流连忘返。
寺前的文化广场占地40余亩。
林木婆娑。
是为游人憩息之所。
分饼石、观音泉、牛牯石皆为观音显灵之传说。
而姻缘树，瀑布源流。
山顶公园都为观音寺增添了人文景观。
6.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佛教对中国文论（我指文学理论而非文学）的影响在于四个方面1 佛学的精致的分析理论为中国文论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方法论参照2 佛经为中国古代文论提供了一种理论结构。
这在《文心雕龙》中最能体现3 佛教为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某些用语，比如“圆通”“奇正”“华实”“比兴”“隐秀”等文论词语，以至于王国维所提出的“境界”原本都是佛教语4提供了一种言说方式.比如《沧浪诗话》的以禅喻诗
少林和武当谁厉害点～
少林VS武当——武侠文化产业之宗师过招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佛家、道家的养性修身理论，并从道教的各种法术中撷取资源，加以文人丰富的想象，塑造了武侠小说中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止的武学，并由此形成了激动人心的武侠文化。
1982年，电影《少林寺》热映，《少林寺》是中国武侠电影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亮相，它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影迷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它将中国的武侠电影带到了世界舞台，并开启了我国的武侠文化产业先河。
在今天来看《少林寺》对我国武侠文化产业的影响贡献仍是无法复制和难以超越的。
在武侠影视的带动下，武侠文化与现代传媒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武侠图书的出版与武侠杂志的出版，武侠电影、电视剧、音乐，武侠动画、漫画，武侠网络游戏，武术学校和武侠旅游产业，均已形成相当的规模。
仅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传播，就已产生50余亿元的产值，金庸本人的品牌价值更是难以估量；武侠影视剧是我国类型影视剧的主流，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少林足球》、《功夫》，武侠影视剧的产值每年都有10余亿元；动画、漫画产业刚刚兴起，也是大有潜力；除此，武侠网络游戏更是增长迅速，形成每年100亿元以上的规模；武术学校在全国遍地开花，形成的产值数以亿计。
现在看来，武侠产业全年的产值数以百亿，于是一个新名词“武侠文化产业”就应运而生了。
而千百年来，纵横江湖，素有江湖泰山北斗之称的北宗少林和南尊武当，更是当仁不让，它们一佛一道，一硬一软，或以禅入武、博大精深，或以道悟拳、深邃奥妙，成为中华武术外家拳、内家拳的代表，引领了我国武侠文化产业潮流。
一、少林、武当武侠文化产业之发展 20世纪80年代，少林寺一片破败，全寺十几个和尚，9个是老人，靠28亩地过日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林寺已形成“佛”、“寺”、“僧”、“慈”、“禅”、“武”、“艺”、“刊”共8个方面的品牌组合，麾下的产业包括禅露杂志社、少林影视公司、少林书画院、少林寺武僧团等。
而且少林寺已于2007年4月组建嵩山少林旅游集团，对嵩山风景区内的所有景点都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市场化运作。
此外少林旅游集团还计划将包括索道、动感电影、宾馆(酒店)、旅游车队等项目打包上市。
这一切都源于少林寺一系列高明的产业化运作。
在少林功夫风起云涌之时，近到家门口的“少林汽车、”“少林防盗门”、“少林火腿肠”、“少林墨水”、“少林胶水”，远到欧、美、日等国和地区打着“少林寺”旗号的五花八门的组织，蜂拥而起。
为了保护“少林”品牌，少林寺于1997年成立了“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后，少林寺陆续推出“少林素饼”、“少林点心”系列少林食品。
然而这些似乎并不是少林寺的专长，也与大众眼中的武术神话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于是少林寺又组建了少林寺文化传播公司，整体开发少林品牌，推进少林寺的禅、武、医文化，并在具体运用中进行技术指导，从此，少林寺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了舞台的最前端。
2004年，少林寺在网上公布了医药和武功秘笈，引发了武术界、医疗界和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将大众的眼球凝聚在少林寺。
2005年10月，少林寺和郑州歌舞剧院联合编排的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在北京保利剧院亮相。
随后，该剧与美国蓝马克娱乐集团达成协议，《风中少林》赴美演出两年，约800场，演出收入预计达800万美元。
这场浩荡的演出，作为一个产品的发掘，为少林寺的品牌再次增辉。
同年，经少林寺授权，玩酷科技公司开发研制的3D网络游戏《少林传奇》正式运营。
紧接着，与网络游戏同名的动画《少林传奇》上市，当年就已经在海外2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台湾、上海等地电视台进行了播放，收视率多次名列前茅。
这在斩获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宣传了少林精神。
2006年3月底，少林寺联合深圳卫视共同发起的“中国功夫之星电视大赛”正式启动。
这个形式酷似“超女”的电视选秀大赛，共设深圳、北京、郑州、沈阳、成都、上海6个国内分赛区，及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6个国际分赛区。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对“德、武、艺”多项素质的考评，从参赛者中选出108名好汉。
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出演少林功夫史诗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之僧兵传奇》以及其他一系列以“中国功夫”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并且将在好莱坞制作的系列电影《新少林寺》中出演角色。
同时，在比赛中又开展了“种子选手在少林寺闭关修炼”，“与少林寺18罗汉对决”等充满神秘感的活动，吸引了全球武术爱好者的注意力。
除了“中国功夫之星电视大赛”，2006年，关于少林寺激动人心的事件不断上演。
来自美国联合武馆的500名美国少林俗家弟子在千年古刹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归山朝圣仪式；世界旅游小姐畅游少林寺，并与少林寺武僧比武，美女、和尚，这两大关键词让人无法不去关注；9月“少林论禅”在少林寺大禅堂隆重举行；由河南电视台与日本最大的民营电视机构富士电视台主办、北京亚细亚体育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武林风•少林寺传说》赴日巡演出发仪式亦选择在少林寺门前隆重举行……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慕名前来少林寺，贴身保镖与少林武僧同台较技之后，普京自己也跃跃欲试，在多方劝阻无果之下将一个小和尚扛上肩头，少林寺因此风光无限。
2007年，少林寺再次制造媒体焦点。
4月，斥资3.5亿元，由著名音乐家谭盾制作的禅乐大典《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正式全面公演，好评不断；5月，少林寺300年来第二次举行封坛受戒，经过28天的受戒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佛教徒在少林寺度入佛门，成为正式的和尚。
7月，少林寺武僧表演团奔赴日本演出。
2008年，少林寺依然是人们瞩目的焦点。
一部电视剧《少林寺传奇》让人们如痴如醉，不断刷新收视记录，被媒体誉为08收视冠军；同年11月，少林寺和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官员签订协议：少林寺托管官渡4所寺庙20年，托管期间就地培养云南的少林18罗汉，少林寺再次名扬四海…… 高频率的曝光，赢得了高知名度，也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其中就有武术学校产业。
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是世界上最大的武术城。
截至2005年以少林寺为核心在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83家武校，学员5万人。
而这其中名气最大的可能就是塔沟武校，号称“天下第一武校”，有1.5万学员，诞生了215个全国冠军、95个国际冠军。
蓬勃发展的武术产业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登封体育局曾做过统计，在登封的5万名学员基本上是外地人，仅他们拉动的消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由少林武僧教授功夫，一般要5年，学费和生活费等要视学员的年龄和情况而定。
以10岁男孩为例，一年费用约为1.38万元。
而海外学员的收费则要比本国学员高一倍，并配有专门翻译，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武校直接收入5亿元。
伴随着武校而来的还有丰富多彩的武术表演产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少林武术以寺院民间表演的形式，先后进入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市场，迈出了少林武术演艺产业国际化的步伐。
1995年，少林武术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并进行了西欧巡回演出；1996年，少林武术在英国皇家剧院演出。
2000年以来，少林武术表演艺术化、产业化的成分越来越浓，武术演艺市场迅速扩大，逐步发展到东亚、东南亚、东欧、西欧、北美、澳洲等地，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表演区域的扩大，登封市武术演艺团体规模不断壮大，数量由2002年的23个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72个，增长3倍以上；2007年演出人员规模达到2800人，与2002年相比超出4倍。
2005年，各类武术体（馆）校，为中外游客表演少林武术8000余场次，接待游客30万人次，创收700多万元。
而2007年仅上半年，登封市所有演艺团体就已累计演出2500场，超过2005年全年的演出量，实现经济效益2300万元少林的武侠文化不仅自身产生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还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少林功夫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根据门票统计资料显示，从1974到1978年少林游客总共20万左右。
到1982年一年少林寺的游客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1984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万人次，20世纪90年代以后游客基本稳定在每年150万人次左右，而少林景区以门票为主的直接收入就高达1.2亿元一年。
迅猛发展的武术产业，每年给登封创造的社会综合效益已达20亿元，武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占10%左右。
以武术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已成为登封经济的支柱产业，收入占该市GDP的1\\\/3。
同时，少林武术的品牌效应和文化推介功能成为登封吸引外来投资的强力胶，通过举办历届少林武术节和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登封共引进资金50多亿元，引进项目300多个，经贸总成交额100多亿元。
少林寺紧扣其核心产品禅宗和武学，通过商业驱动文化，通过诸如舞剧、武僧巡演、功夫大赛、音乐大典等形式，把一个个产品做成了系列化的产业。
与《少林寺》相对应，几年后有了一部电影《武当》，遗憾的是《武当》却没有给武当派一个傲视同侪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妨碍同为名门大派的武当发展武侠产业。
1987年武当就举办了首届武术擂台赛，影响巨大，来访者达21万人。
后来武当山又举办了“武当拳国际联谊大会”、“中国武当文化武术节”、“武当山武术擂台赛”、“武当拳国际交流大会”、“武当拳功理功法研讨会”等武术赛事、研讨活动，武当武术一时名震江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仅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就有武校18家，学员近万人。
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武术馆校或倒闭，或搬走。
至2007年十堰市仅有9家武校，在校学员不足2000人；规模最大的武校中，学员仅有400余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
由此而产生的产业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时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操作团队与政府联合操控，武当产业化的道路并不顺利，1996年武当山文物部门擅自将遇真宫使用权租给“陈逵影视武术学校”，结果2003年一场大火毁了遇真宫。
2002年武当山管理处与太和武馆签订了《武当山元和观租赁合同》，后来武当山复真观却被修成了三星级宾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武当开始整合资源，在传承传统武术的同时，也在现代化产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2003年组建了中国武当功夫艺术团，出访东南亚、西欧各国，先后在香港举办的“武当武术”活动中作专场演出、在澳门庆回归三周年的《武当风》中作专场演出、在台湾的武当武术文化交流中作巡回演出，并参加了中国功夫之星启动仪式。
2004年，武当将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中的“武当青冥剑法”引入武当山表演；同时联合隆中景区，实行强强联手促销之路。
2005年，武当统一整顿武校收费，创造良好的武校教育环境；举办首届武当山赵堡太极联友大会；启用武当山旅游多媒体咨询系统；创作舞台剧《太极武当》；武当山道教武术音乐团前往我国台北参加两岸道教音乐会。
2006年投资8000万重修玉龙宫……这些在使武当武术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2007年，湖北省武当山全年游客人数突破百万人次，达102万人次。
2009年第一季度武当山共接待游客28.8万人次，同比增长45%；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同比增长69%。
尤其是在3月份的观音诞辰日、三月三等重大节日，武当山日均接待游客都在万人以上，3月游客人数也创武当山历年来单月最高。
2006年，武当特区还与加拿大武当文化国际总会签约，以武当功夫艺术团为班底，打造大型舞台剧《道行天下》，在赴加拿大演出后，继续到西欧巡回演出，这也使武当文化产业逐步形成与国际大旅游接轨的产业链条。
武当功夫艺术团在港表演（图片来源：大河网） 二、少林、武当武侠文化产业落差之原因探析 自古以来，“武当拳，少林腿”、“武当剑，少林棍”，少林、武当，一南一北，一柔一刚，称雄武林，然而21世纪以来，少林挟拳脚棍棒刚烈迅疾之威，笑傲江湖，将曾与之江湖地位相当的武当，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原因何在呢
1.门派由来 少林寺是中外闻名的中华武术发源地，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而少林武术是我国最早的武术流派之一。
相传少林武术为北齐的少林高僧跋陀的弟子僧稠所创，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少林寺僧几个世纪艰苦实践的经验结晶，世代相传，令人神往，诱人钦敬，驰名中外，也就慢慢有了“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说法。
武当派兴起于明代，由张三丰于湖北武当山创立，固称武当派。
据传，武当内家拳的祖师张三丰，在武当修炼时曾看到喜鹊和蛇的一场争斗，“喜鹊上下飞击，而蛇蜿蜒轻身摇首闪击的姿势”，这给张三丰以极大启示，张因而悟通太极妙理，创造了风格独特的武当拳术。
然而在为数众多的武侠小说、影视剧中，却有这样一种提法：张三丰本是少林弟子，因触犯寺规而被逐出师门，后在武当山创立武当派，于是就有了“武当武术源于少林”的说法。
对于这些传说，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它却给了大众一个潜在的意识：少林强于武当。
2.掌门人思想 “佛教不避世，佛教如果避世，早就自取灭亡了。
”少林寺第30代方丈释永信在《禅露集》这样说。
也正是少林寺的战略思想——走进社会、走进大众，且与时俱进，也就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引下，才使少林寺的“历史性格”与其他寺院有所不同。
隋唐末期，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明代嘉靖，少林僧兵抗击倭寇；抗日战争，少林和尚参战抗敌；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少林寺派出僧人救护队远赴四川灾区救援，主动承担入世和救世的责任；和平时期，少林寺方丈秉承了少林人主动入世的精神，将少林寺带入了“功夫经济”的大潮中，使少林寺从一处破败的小庙发展成了一个闻名全球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大寺院。
然而人们提到少林寺，第一印象就是少林功夫。
释永信说：“这部电影《少林寺》就像为少林寺做了一个大广告。
”但是，这个广告所代表的少林寺产品太单一，甚至是表面的。
释永信并不甘心将武术仅停留在“术”上，他还提出了武术禅的概念，“我要把少林文化上升到‘学’的高度，像‘东方学'一样成为一门‘显学’”。
为此，永信方丈和清华、北大、人大等几十所大学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这样，可以把少林寺文化得到很好的发掘和传播。
诚然，如果把少林寺看作为一个产品，如果仅仅停留在表象，将无法达到消费群的拓展。
因此，需要打破常规框架，极大地发掘其内涵，形成少林武学、佛学文化的产业化。
正是在这种运作理念的指引下，释永信进行了一系列大手笔操作。
1996年，在众多企业还不清楚互联网的时候，少林寺就建了网站。
现在，释永信几乎拥有所有的现代通讯设备：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时尚手机(据说，他短信发得很好)。
他说，“互联网快速发展，少林寺如果不能利用好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将会离世界越来越远。
” 接着释永信又主持打造了中国第一家数字化寺院，全球招收少林弟子，网上公布少林绝学；在释永信的带领下，少林寺的演出及公众活动营销包括武僧在世界各地上演的“少林武术”、传统武术节的“少林归宗大典”、红十字会募捐、护生放生、少林基金会等；同时，少林寺还创办《禅露》杂志，并与各大院校联合，倡导与“红学”同等地位的“少林学”。
少林寺开始慢慢走出单一的武术而走向多元产业化，于是2002年，美国探索频道为释永信拍摄的电视片《新少林方丈》就被译为《新少林CEO》。
2003年，释永信又把中国互联网新闻宣传高峰论坛搬到了少林寺古老大殿藏经阁；2005年，少林寺网站推出“武林秘籍”、“少林药局”。
2006年，释永信一次促成美国500个武术爱好者朝拜少林寺；2006年3月，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参观少林寺，2008年和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官员签订协议：少林寺托管官渡4所寺庙20年，托管期间就地培养云南的少林18罗汉。
这些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释永信做到了。
这些与时俱进的做法，一次又一次把少林寺带到世界舆论的前沿，少林寺品牌更是水涨船高。
此外，作为少林寺这一举世闻名的功夫圣地的方丈，释永信事实上扮演着多重角色。
除了是少林寺15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方丈外，他还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这些职务可以使释永信更多地参与各种活动，不仅可以增加自身品牌度，也可以借势推广少林品牌。
相比之下，武当就沉静了许多。
武当道人一直惟恐山不高，惟恐山不深，武当掌门游玄德说，武当的活动向来本着“纯宗教、纯武术、纯学术”的宗旨，所以武当派几乎没有搞过商业化的活动，武当派功夫的传授仍本着“宁可失传、不可乱传”的原则。
武当派掌门人游玄德道长曾坦承，他还不会上网。
有趣的是，在2002年由武当发起，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在四川乐山进行的切磋中，一向沉静的武当掌门游玄德向外界公布说，武当派已经传承下了金针指和降龙十八转掌，这也许是武当面对商业化社会无奈的选择吧。
三、结语 于是不仅有人会问难道少林能一直遥遥领先，而千年武当就不能走出低迷，再展昔日武林领袖雄风
其实，武当武侠文化产业的落后也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太极拳产化业不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拳术体系与一流的拳术家，二是没有人在德、技、绩方面堪当“当代的太极的代表人物”。
其实，比起少林拳，太极拳有很多优势之处。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更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
但其在宣传上过于倾向太极拳的健体作用，大大忽视技击功能，尤其忽视太极散打，使太极拳成为太极操，引起社会大规模的误解。
需知，龙首是“打”出来的，用武技比较，用武德较量，方能成就独占鳌头的影响。
武当武术还缺乏具有“大家风范”的带头人，但这种人的出现，既不是努力出来的，也不是协调出来的，而是时代产生的。
再者就是管理体制不顺，传统武术的挖掘、整理不够，缺乏发展资金，宣传力度太小。
因此只有制定武当武术发展规划，加大宣传力度，邀请专业人员对武当武术精心包装，提高其表演性、实战能力，净化武术市场，扶持武术馆校，举办大型武术活动，才能推动武术产业化发展。
当然，推广武当文化及武功不是文章上那么简单，那需要有精明头脑的商人以及国家政府等等配合，但只要你深挖、开发它，发展成一个几百亿的大产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期盼，武当在武术产业化的道路上，必有剑舞九天冠绝江湖之日。
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不是少林或者武当的一枝独秀，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亦非少林或武当一家所能涵盖，更应该是围绕核心门派，带动相关门派，最终将整个武侠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文章摘自09年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蔡尚伟教授：《文化产业比较案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