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我们是正方:全才比专才更适应当代社会的竞争,怎么写一辩稿?请大家帮忙,急!急!!!
这是网址正方一辨：主席，对方，各位观众：大，非常高兴与对方辩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题目。
我方认为：专才比通才更吃得开。
所谓专才就是精通某一学科（包括相关技能）的专门人才。
他们的特点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具备某专业知识特长。
而通才指知识广博、具有多种领域技能的人。
吃得开：指更需要,行得通。
专才、通才，何者在这个社会上更吃的开，那就要看何者构建了这个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基础和主体。
我们说专才比通才吃的开，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首先具有某个领域的专长，他们是这个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基础和主体。
他们体现的是科技的进步、知识技术的专深、社会分工细化和协同合作的需要的要求。
社会发展简史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而社会分工是呈树冠状发展，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专才，来构建成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基础和主体。
他们在社会上自然更吃的开 2、专不等于狭隘，专更加不是一蹴而就。
博是专的基础，专是博的升华，只有在博学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拔尖的专才，好比只有在宽广、厚实的地基上，才可能建筑起高楼大厦。
3、专才也同样具有层次性。
高层次专才是对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某一方向有着精深研究和造诣的专家门，如红学家、火箭专家等。
中层次专业是指精熟掌握某一专业学科理论进行设计品开发的专门性人才。
低层次专才则是对某一专门性的职业岗位的规范、技术和操作相对精熟的人才。
综上，我们认为专才构成了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基础和主体，他们在社会上更加吃得开。
同时，我们提请对方辩友注意以下几点： 1、讨论的现实性，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社会就业金字塔的主体，而不是少数的天才和全才。
我们希望成为天才，我更愿意用聚焦法则，让我们具有一技之长，来贡献社会的主体力量。
2、通才是指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并能应用在所在岗位之中，简单的说，会打篮球的程序员依然是专才。
3、通才不是凭空产成的。
一杯水倒在两个杯子里，就只剩半杯，对方辩友千万不要在一下的比赛中，说多一种技能又多好，有得必有失啊 4、就业上，对于我们刚接触岗位的大学生来说，更加要注意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专才是社会的主体，一味的追求通才，只会导致样样通，样样松的疏才。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专才比通才更吃的开。
反方一辨： 大家好
（听了对方的立论，我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岗位，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做了一样工作，他就是专才，否则世界上没有通才了，对不对
第二、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导的专业，所以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主导的专业，这个人就是一个专才，否则这个世界上又没有通才了。
）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
当今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
3，谢谢对方的提醒，虽然没有必要：我们说通才不是全才，也不是万金油，同样的道理专才也不是
无可否认，通才和专才都有各自的社会发展空间。
但是，通才还是专才更吃得开呢
我方认为是通才
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通才与专才也是如此。
所谓专才是指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具有较多专业知识，较熟练专业技能的人才。
而所谓通才是具有广阔的知识平台，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多种技能的人才。
简单说来，通才知识综合化，技能多样化，适应变动的能力强。
再者，比较性命题要有一个恰当的判断标准，我方的判断标准就在于何者能更好地在社会中求得发展空间，体现自我价值；何者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贡献社会。
首先，从个人求得发展空间，体现自我价值的角度来看： 现代社会一个现实的问题--人才流动频繁。
美国人一生之中要变换工作7到8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职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我们发现跨行业、跨领域的人才流动日益频繁。
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得一辈子从事一种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90年代末世纪初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下岗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个时候，多种技能的通才是不是要比那些只具有一项技能的专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动呢
另外，教育部在1998年上半年开始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本科专业目录修订。
修订按照淡化专业，拓宽基础，加强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原则进行，将原有的500多种专业调整减少到249种。
这种从社会需求出发为拓宽人才出路而做的调整也体现了通才比专才更为适应社会需要。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它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关于个性自由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这个理想的体现. 从十九世纪起，美国大学史上曾经就通才教育发生过几次重大的争论，最后，通才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在美国的重要大学取得了主导地位。
我们要明确的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一是开发智力，一是传授知识，开发智力比传授知识更其重要。
而通才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通才，更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
这些都证明了多个技能多出路，全才比专才更有竞争优势
其次，从促进社会发展，贡献社会的角度来看：从古代科学的综合，到近现代科学的分化，再到当今科学新一次的综合。
各个学科森严壁垒、各自为政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看到各个学科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而当今创新的点正是出现在不同思想，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相互交叉、沟通、融合、综合的地方。
那么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们是不是要比那些窄口径的专才们更具有实现创新的能力呢
所以现代社会的突破和进取更需要通才。
除此之外，当今社会高度分工也对整和和沟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具有广阔知识平台、丰富知识储备的通才和只具有单项技能、单项知识的专才相比，谁更能在不同分工之间实现沟通
谁更能在不同学科之间完全融合
是通才
因此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更需要通才。
当前，人类的科学研究工作越分越细，已达到4000多个领域，形成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因此，为了掌握社会发展的未来，就要求人们必须从整体上去驾驭科学知识，对人类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集成。
因此新世纪更需要的是具有运筹帷幄之大智慧的通才
综上我们发现，不管是从微观的个人角度，还是从宏观的社会角度，都能证明通才比专才更吃得开
正方二辩：谢谢主席,有请对方二辩 我是一个精通篮球的程序员，那么我是通才还是专才
我又会VB，又会CAD，一专多能，我是专才还是通才
谢谢 0 反方二辩：那要看你有多会啊，如果其他领域是浅尝辄止，那你当然是专才。
如果是真正一专多能，那就是通才啊。
正方二辩：谢谢对方二辩。
篮球我也精通啊，可是我的职业是程序员，您可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了吧，谢谢。
0反方二辩：我不知道再对方的立论中，专门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才和专才有没有区别，也不知道通才在对方的理解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篮球强到可以鄙视乔丹，那你不愧是从事专一职业的通才，谢谢 正方二辩：谢谢反方二辩，我的篮球需要鄙视乔丹，我的程序需要盖过盖茨，那才能是通才呢
顺便问一下乔丹和盖茨是专才还是通才
反方二辩：我们说精通，说强，也是需要一个度来衡量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方辩友在立论中也提到，我们要讨论的是社会大部分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级少数的天才。
如果这个社会要所的通才都要比乔丹和盖次都强，现实吗
这样的定义，对方辩友未免也太霸道了。
对于普通的通才，当然要求不能这么苛刻。
所以恭喜对方辩友，你还是一个通才。
至于乔丹和盖次，我不知道他们在其他领域怎么样，不敢乱讲反方二辩：有请对方三辩 .请问，人才是不是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德才兼备的人
正方3辩：那是当然，无论是专才还是通才，他们都是人才 反方二辩：请问，一专多能是通才还是专才正方3辩：我方二辩已经强调，那是专才，呵呵 反方二辩：请问，如果一专多能不是通才，那么万金油是通才吗
正方3辩：引用你方理论中所说的，专才不是万金油，通才更不是，谢谢正方3辩：2请问反方三辩你们的通才和天才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反方三辩：我方从来没有认为通才就是天才，而通才就是掌握了多方面技术的人才．正方3辩：再问三辩，在就业当中，是考虑通中的专呢，还是通中的全呢
谢谢 反方三辩：那就要看老板如何想了，然而通才却可以多方面就业．其次，提醒对方，专才就业要一条道走到黑，通才就业是豁然开朗游刃有余，哪个更吃的开，一目了然啊 正方3辩：最后请问对方多能一专是不是专才呢
反方三辩：对方好像说过一专多能不是，万金油不是，按正方定义，只有全专全能才是了．反方三辩：请问正方二辩 我相信对方辩友都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
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是大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发现”（恩格斯语）。
那你说他们是专才还是通才呢
他们吃得香吗
正方二辩：谢谢对方三辩。
不好意思，我刚研究过亚里士多德。
他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天才果然吃得开。
我能在有生之年达到他们1%的成就，那我也就死而无憾了，谢谢。
反方三辩：对方辩友好象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是专才还是通才呢
他们吃得香吗
正方二辩：谢谢对方三辩，他们是天才，真的。
他们一定吃得开，他们将永垂青史。
可是，我想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么，那对方辩友要不要指导一下，如何成为天才，对方辩友今天的观点应该不是天才、全才更吃得开吧反方三辩：首先，达芬奇不是天才，对方没学过画鸡蛋吗
他是一点点刻苦努力出来的。
既然对方想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好，在逻辑上，刚才对方说一专多能不是通才，万金油不是通才，那是否只有全专全能的天才是通才
如果是，不好意思，你自相矛盾了
正方二辩：谢谢对方辩友。
天才就一定不笨拙过么
一专多能，只要是在一个专业领域，自然是专才，而什么是通才，正是我要问对方辩友的。
如果多能就是通才，那世界上就全部都是通才了不是，呵呵，门卫唱歌也好听啊。
正方3辩：感谢对方辩友在攻辩中的表现，在这里我要指出对方辩友的几点错误，首先，对方辩友说，一专多能，具有多种才能就是通才，那么我就很奇怪了，每个人都不只是有一种能力了，那么是不是我和对方辩友都是对方辩友所说的通才呢
如果是，那应该没有专才之说了
第二．对方辩友给我们描述的通才有点象天才，因为他既是一个程序员，又是一个可以bs乔丹的篮球选手，这样的通才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不是我们更需要的，因为，我们更需要的是构建了这个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基础和主体，即我方所要论证的专才，所以请对方辩友不要把需要和吃得开混为一谈，如果是，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专才也很吃得开呢
第三．对方辩友也承认了在就业中看谁更受欢迎谁更吃得开，那得看用人单位，那么我象请问了，如果我想请一位打字员是不是还要考虑您还是一个篮球健将或是其他呢
那么在就业中，是你通中的专让你变得吃香呢
还是你通中的全让你吃香呢
最后，我非常感谢对方三辩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亚里士多德，达芬奇等多位通才甚至可以说是天才的风采，但是，我们不是每人都能成为令人膜拜的天才，也不是每人都能成为对方辩友所说的通才，我们社会中更多的是能在各领域中各尽其能，能在其领域中施展才能的专才，正是这些专才让我们过得更美好
也正是如此，社会更需要专才，专才更吃得开，谢谢~反方二辩：看来对方对程序员情有独中，那么我们就继续说说程序员：对方在立论中提到：“通才是指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并能应用在所在岗位之中，简单的说，会打篮球的程序员依然是专才。
” 那么我想请问，如果这个程序员也曾是职业篮球队的队员，那他是通才还是专才呢
还是那个道理：1，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岗位，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做了一样工作，他就是专才，否则世界上没有通才了，对不对
2，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导的专业，所以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主导的专业，这个人就是一个专才，否则这个世界上又没有通才了。
）再者，对方的专才有层次之分，那么通才同样也有：高层次通才--精通多个学科，在多个学科领域中有突出或比较突出的建树。
往往呈现通与专的高度融合，即以众多的“专”共同构成将近“通”，中层次通才--通晓两个以上学科或熟知多个学科，尤其是掌握覆盖面较大的基础理论和有较强的基本能力（如创造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迁移能力），具有在不同情况下主动掌握多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较大潜力。
低层次通才--掌握几个学科或职业岗位的一般知识与常规技能（即应知应会）。
继续我攻辩的问题再问对方辩友，在对方看来，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算做通才
对方辩友在问题中，提出了“通中的专”和“通中的全”这样的概念，我方是很明白，对方辩友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是想把通才、全才或者天才这样的概念区分开吗
那还是不明白对方挑剔的眼中，通才不是天才，不是全才，不是一专多能，不是万金油，那么我就郁闷了，还剩下什么给通才了
对方辩友告诉我们,专是博的升华,博是专的基础,那么请问,对方辩友是不是太小看我们博了?如果一个人才真的在各个领域都掌握得很好了的话,如何再升华?难道要煮沸的水再烧到120度吗?当然了,我方这样说,也是建立在以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基础的,对方辩友在陈词中也说了,我们要讨论的是主体,而不是少数的天才,那么对方辩友如果对我上述的观点置疑,拿天才来证明120度的沸水,对方可就自己砸自己的脚了。
还是觉得对方辩友太小看我们通才了，请问对方辩友通才的定义是什么
相信对方辩友也不会简单到说万金油就是通才吧
我方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复合型人才是通才，而一专多能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自然属于通才。
当然，我们讲多、讲能，是要真的精通，而不是浅尝则止。
我方暂且退一步，对方辩友也承认，万金油不是通才，一专多能又偏偏要是专才，那么就剩全能多能是通才咯
对方辩友对这点还有问题吗
请问对方辩友，全能多能和一专多能谁更难做到
回答无疑是全能多能，那么首先这点和对方在立论中所说的专才是通才的升华相矛盾。
第二，越难做到的，在这个挑剔的社会，当然越吃的开
吃的开，指人才在社会中更容易得到立足和发展，相对于一条路走到底得专才，通才选择的面更广，适应性更强，自然是更吃的开。
生活中专才更象瓶子，通才更象碗，今天对方是把瓶脖子按在碗上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新型瓶子。
我们的通才都成为对方定义专才的基础了。
我们要在同一个平台来考虑，等容量瓶子和碗的来比较才有意义，我想请问，在现实生活中，专才的单口径，怎么能面对
新时代的迅猛发展
到时候不是吃不吃的开的问题了，而是有没有的吃的问题了反方一辩对方在回避问题：1.孙悟空有72变，猪八戒有36变，谁更吃的开
2.请对方举个通才的例子，一个就行正方二辩对方辩友不要急，刚才那个问题我有兴趣，孙悟空在花果山吃得开，猪八戒在高老庄吃得开，他们都是专才啊。
反方一辩哈，孙悟空也是专才，请对方告诉我还有通才吗
请对方举个通才的例子，一个就行正方3辩我们的胡书记就是通才，谢谢 反方一辩对方刚刚说在社会塔尖的人是专才，现在终于承认是通才了，谢谢哦~`正方四辩对于对方刚才提的问题,孙悟空72变,猪八戒36变,问我方谁更受欢迎,好象是在说孙悟空是通才,猪八戒是专才了一样?对方是不是错误的理解了专才和通才的意思了呢? 反方二辩胡书记是一专多能啊。
对方不是说一专多能不是通才吗
你逻辑出错还是记忆出错啦
正方二辩谁说胡书记是一专多能了，他可是国家领导人，这个岗位就是通才。
我们国家只有一个胡书记，所以，它是社会职业金字塔的尖尖角噢。
反方一辩尖角是通才，所以更吃得开啊~`谢谢对方了` 还有我们并不是说孙悟空是通才,猪八戒是专才，对方没有正面回答，那我换个方式，72变和36变，谁更吃的开
谁能解决更多问题，战胜更多困难，适应更多环境，别回避了哦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怎么也会72变啊，刚才说渐渐角是专才，现在又同意尖尖角是通才，不过也好，社会就业主体是专才，他们更加吃得开，得出我们的一辩观点。
谢谢反方一辩72变就是有更多技能本领，当然更吃的开。
通才有了更多技能本领，怎么就吃不开了呢
对方说胡书记，请论证他比专才更吃不开，谢谢举个生活中的例子通才是碗，专才是瓶子，同样容量的今天比较哪个更符合社会需要的时正方是把瓶脖子按在碗口上，告诉我们这是专才，我很奇怪，没有一个等量的标准，这样的怪胎专才，就算比碗有用
但结论有什么意义
没完，打不下啊
关于社会更需要通才还是专才的辩论材料
大家好，对方辩友说话非常简单，但他问了没有
要将专业的东西学得非常的好，在 最关键的时刻学以博学，他们认为这样是以专为主，以学为辅．但我方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方观点认为在你要发挥专业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观念， 必须要有一定的世界观．让我们来看看这时候要怎么比较不同的人，就是在什么为主代表 什么比较重要．比如说对方辩友，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在博学的部分他告诉我们说，如 果什么都学的话，难道就整个专业就会偏废了，那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工作 专业，但是博就博的偏废呀，所以在两个都需要比较的时候代表的是，当只能取其一，或 者当一个必须为正的时候，对方辩友认为专业知识最重要，社会观在专业培养之后再培养 嘛，世界观在专业培养之后再培养嘛．那我方认为是什么
我方认为在先有社会观、世界 观之后，才是发展你真正的专业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先培养专业再考虑世界 观、社会观，换句话说，可能出现像我方所说的一个专业人才虽然有了非常强大的专业技 能，但是他却缺乏道德感，这个时候可能采用我方所说的，造成这样的情况危害社会，这 样的专业难道有用于社会吗
再来看看，如果说他没有社会观，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 别人相处，没有办法将他左右，让别人所接受，那这样的专业究竟对社会会有什么帮助呢
再来说说看，如果没有世界观，这样的发明在国内可能大家可以接受再向世界进军的时 候，发现已经被世界所淘汰了，这样的专业难道是对方辩友所说的有用吗
反观我们，说 来可能在你，将来在适应社会当中你可能相信对方辩友非常积极在专业上钻研，虽然可能 基础差了一点，但是我发现就算专业真的没有办法增加的话，但至少到研究所的时候还可 以再学，进入社会还可以再做学习，也就是说专业部分是可以靠后面再弥补的，但是一个 人的道德感如果失去了都没有，有了专业知识那又有什么作用呢
虽然我们可以比较的是 ，当双方都能够做到的时候，其实双方的状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有专业 而又博学的人，但是，只能取其一的时候，第二方自动退下，至少，出来的是生为一个人 ，然后再让他成为一个专才．换句话说，这个人即使不能够有利于社会，但至少不会有害 与社会，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之下，才去发展专业有利于社会，这不是比较合理吗
反观 对方辩友，可以给他一个强而有力的攻击力，但是却不知这攻击力到底是攻击敌人，还是 攻击自己
这样的专业知识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吗
因此我方认为，大学学习应以博为主， 以专为辅．谢谢．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惟楚有才什么意思
惟楚有材（wei chu you cai） 同义词有“惟楚有才” “惟楚有材”不是“唯楚有材”。
“惟”乃语气助词，这句话理解为“楚有才”。
出处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 惟，系语首助词，古籍惟、唯、维通用，如《书· 泰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 [湖北贡院旧牌楼] 湖北贡院旧牌楼 1655 年，林天擎到武昌府学（今武昌解放路西，大成路北）祭孔，诸生向他反映，武昌府学为鄂省乡学之冠，但校舍破败不堪。
学子们表示能体谅国家一时经济困难，愿将津贴捐出来维修校舍。
在林天擎大力支持下，修葺工程于两年后完成。
据《湖北通志》记载，新府学落成后，林天擎记下两年前学子谒见之事，并发出由衷感叹： “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
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
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
” 自林天擎后，武昌府学“嗣是代有修葺”，而且重视培养“楚材”的文字屡见于湖北方志。
1732年，巡抚王士俊说“楚材号天下久矣”，并希望“从此楚材辈出”。
另有一传说，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
这是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岳麓书院楹联] 岳麓书院楹联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
“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
然而，既然说是“楚材”，则当然源自楚国，与楚国人才关系理应很密切。
“惟楚有材”是从“虽楚有材”转化过来的，是因其意而引伸之。
“虽”、“惟”虽有一字之差，在内容上实际是一致的，都说的是楚国(地)有材，是很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规律的，故已成定论。
楚国地灵人杰。
人才济济，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一批第一流人才，甚至是世界性的第一流人才，故楚国人才既多又出类拨萃，品位极高，是可以登上中国和世界人才的殿堂的。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当年蔡人声子列举的四人，只不过是在晋、楚争霸中为晋所用的卿大夫之材，远不能代表真正的楚国之材。
这里，挂一漏万，不妨举一些在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作一介绍，以见一斑。
在政治军事上，楚国驰骋疆场八百多年，从筚路蓝缕，到立威定霸，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如审时度势、周文武成三代均尊之为师的楚国缔造者鬻熊；自称王，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创新精神的熊通(楚武王)、南定都郢，北通“上国”，抗衡中夏的熊赀(楚文王)；与齐桓公争霸后来居上，执辱宋襄公、“强楚主会”，继齐桓公之后登上中国霸主地位的熊恽(楚成王)； “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天下大事尽在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熊侣(楚庄王)；洞察形势，全力东拓，使楚国仍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行列之一的熊章(楚惠王)；大胆重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国振兴复强的熊疑(楚悼王)；北取睢、泗之间至泗水之上，西拓巴蜀，东收吴越，“临天下诸侯”，使楚国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的熊良夫(楚宣王)和熊商(楚威王)父子两人。
这些国君 (王)，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楚国和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是彪炳史册，永垂不朽的。
他们堪称为天才、通才，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遗产。
当然，在这些国君(王)的主政下，也有不少治国领军的良才，如斗子文、孙叔敖、叶公子高等人。
此外，还有三位大才应该提出来，他们就是伍子胥、范蠡和李斯。
伍子胥，楚国忠良之后。
由于楚平王的昏聩不明，伍子胥含冤出逃，后帮助吴国攻楚破郢，对自己的族国犯下了罪过，是伍子胥狭溢复仇心理留下的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是应予以谴责的。
但他帮助吴国很快发展强大起来，从历史总的趋势看，是有助于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祖国的大一统的。
而且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孙子兵法》就凝聚了他的、当然也是楚国的军事思想的结晶。
所以，伍子胥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应看成为楚国的良材。
范蠡入越后，先为越在吴作人质忍辱二年，后回越佐勾践复兴，终于灭吴。
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下海”经商，终老一生。
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财家，是楚国一难得的奇材。
李斯，荀子学生，在楚学成后入秦为官。
他向秦献灭六国、成一统之策，力主废分封、设郡县、焚诗书、谋私学、以法治国，对秦王政(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三人，虽为吴、越、秦用，但都在异邦大有作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楚材”，绝不可排斥在楚人之外。
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传说楚先祖祝融是三皇五帝时期观火授时的大科学家。
见于有明确史籍记载的，在经济、科学领域中作过突出贡献的有孙叔敖、苏掩、甘公、唐目未等人。
孙叔敖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水利专家和科学家。
他首创库陂池水利工程，首先为大江筑堤修垸，在楚境形成南、北灌溉网络，“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碑》。
他重科学技术，在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 时，遣具体筹办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粮食，制订出具体而又科学的计划，结果完全按此计划顺利地完成。
苏掩，楚康王时司马，他受命整治军赋，规划军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军赋制度改革，史称“苏掩庀赋”。
苏掩庀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制的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循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所调查的九种田地，准确无误地反映了楚国水泽山峦的地形地貌，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不已，证明苏掩是多么注重实际、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政治家和科学家。
甘公、唐目未为天文明家。
甘公，《史记》谓齐人，《集解》谓鲁人，《正义》谓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
唐目未，亦为有名的天文学家。
楚人的数学成就突出，如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算数书》，就是楚人留下来的一部数学著作。
楚国铁器、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该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和名家的心血，充分地显示了其精湛的技艺，可惜的是名不见经传，成为有才华的无名氏群体了。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先秦时期最为活跃，时至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百家，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
而在这各个学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创立者。
道家学派创立人是楚先哲老子，后续者不少，至战国中期，楚人庄子则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庄并称，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登上世界哲学史的殿堂(如黑格尔就认为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
另一道家老莱子，尚清贫，曾教孔子以事君之道。
战国末曷鸟子著《曷鸟冠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又兼采法、兵等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另一发展。
儒家学派虽非楚人所创，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为荀子所创。
荀子虽为齐人，但他居楚约近二十年，还担任过楚兰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国完成的，当受到楚国思想文化的浸润，正因为他阅历广泛，受到楚人的广撷博取和开放性、宽容性的启发，所以他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成为先秦时期一位大思想家。
荀子的成就是在楚国完成的，称荀子是楚之良材，亦非不可。
法家兴盛于三晋，楚国亦为法家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如著名法家吴起在楚国变法，使他的主张和才干得以充分的施展。
后期法家韩非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则入秦大施才干，成为秦始皇一统大业的得力助手。
兵家各国均有，楚国军事统帅辈出，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怎么能没有兵家?可惜他们的军事实践未留下系统总结，以致难以窥见其思想光华。
然伍子胥、范蠡则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兵家。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倡之神农之说，是在楚国大地中孕育出来的长盛不衰的思想精华。
他主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要求社会“均平”合理，深得人心，使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
许行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故其主张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行不失为楚人坚持发扬楚国思想传统的典范。
墨家虽非为楚人所始创，但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其中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楚人邓陵子，号称邓陵氏之墨。
墨家在先秦时代奉为显学，是代表小生产者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纵横家的先辈或创始人之一是楚人鬼谷子，史称鬼谷先生。
《史记》说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
他所著的《鬼谷子》一书，纵横捭阖，评论游说之术和“揣”、“摩”、 “权”、“谋”之策略，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堪称为当时一部外交学、心理学和攻关学的好教材。
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充满迷信色彩，但其中却亦含有一定辩证法因素。
战国末楚阴阳学家南公著《南公》二十一篇，可谓为阴阳学派中之大家。
秦灭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时不过十余年，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梁、项羽、刘邦继之，果然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建立了新兴的汉王朝。
这位南公，就很了解社会发展形势，其预言就饱含着辩证法，传为历史佳话。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楚材”更是突出见奇，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诗歌。
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
前已指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是继老子之后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他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大师和文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作家，《离骚》一诗是其代表作。
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等，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完全是在楚国的培养教育和楚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
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
他的精气说和历史观，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
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
我们荆楚大地的人们，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
楚国艺术发达，无论是书法、绘画，抑或是音乐、舞蹈，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
其中造诣很深的音乐家钟子期和操琴大师伯牙，高山流水，意蕴隽永，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楚国人才济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众多第一流人才。
楚国亡后，楚地人才却长盛不衰，辈出不穷。
历史上湖北曾出现几次人才涌现的高峰。
先秦以屈原为代表；东汉至三国时期，以王逸、黄香、庞统、费祎等；唐代襄州襄阳皮日休、孟浩然，复州竟陵陆羽，以及宋朝米芾等；明中后期，以张居正、熊廷弼、李时珍、“公安派”、“竟陵派”等为代表。
明末清初，湖北人文初况下降。
但至清末民初，人才又有上升趋势，这既得益于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也与自林天擎抚鄂以来的历届官员屡屡呼唤“楚材”有关。
从西汉到明清，近代以至现当代，也是代代都有第一流人才，简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如略推敲一下，荆楚大地历来就有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形成的人才群体。
清末近代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荆楚学人更是以族国命运为己任，积极地投身到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洪流中去，在洋务运动、民主革命中形成了宏大的人才群。
如以个人来计算的话，自秦汉以降，则数不胜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有良材、奇材、大材，甚至还是咤叱风云式的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