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主持人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应该怎么说
我认为如果你会限制的话，谈不谈都一样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有个男生他的功课非常好，读第一班。
但是她的女友就读最后第三班（那间学校总共有十七班，很多哦）然后，他的女友什么都敢做，比如：逃学，打架等等。
起初那男生的朋友都问他：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女生
她有什么好
但他们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喜欢没有为什么，我只是造着我的感觉走罢了。
”但是渐渐地，“奇迹”出现了，他的女友很少逃学了，甚至有时还留校叫她帮她补习。
初次那女的朋友都感到很惊奇，于是问她：你怎么了
她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再逃学，就更少的时间可以看他了。
我宁愿换节的时候趁机去看他，也不要白白逃学让自己失去这样的机会。
。
虽然只是见面做个样子的补习，但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把原本她对课本里写什么东西都不懂，却在补习后对课本讲的东西略有一二。
就这样，常常考试不及格的她，变成每科都及格了。
然后她慢慢对自己有要求了……因为她本来就聪明，所以在几年后的她，已经和她的男友读同一班了--第一班。
而现在，听说他们已经一起到国外深造去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中学生谈恋爱不一定100%不好，但也不一定好。
只是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的路了。
有人说：将来的路是靠自己一手造成的。
交到好的男\\\/女友，对自己都有帮助。
也许早恋会使你得到许多经验，但是早恋也容易给我们造成心里障碍
早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如果你能巧妙的解决，表示你在不断的学习人生的经验；反之，早恋中也容易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恋爱可以，但应该给自己一个最低的限度
否则容易走火入魔～
但总体来说弊大于利,社会也不提倡早恋.肯定的说是好的首先是青春期在感情上有种神秘的探索感为今后的婚姻实战积累相当重要的经验再就是可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加速了人民币的流通其次就是增加了责任感和爱心这个社会现在很缺少爱心就是因为家长对早恋的反对再加上高考的压力中学生恋爱可以减轻来自学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不提倡过早的性行为答案补充 我补充下哦对于分手呢相信基本是个人的都经历过，没经历过的真的是中奖的好命恭喜恭喜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积累经验才能做好的么人也是一天天长大的么不是生下来就白胡子一大把的么要是怕这怕那的那就啥也别做啥也别想了从生到死都躺着别动当个植物人有句话说的好么失败是成功的娘亲么呵呵再说了现实是要去接受的而不是躲避和反干的现在早恋已经不是一种现象了而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要去反对那根本就无法阻止的必然呢应该正确去对待这个事情正确去理解早恋没什么不好的只是不要过早的性行为对女孩子的心理上会造成很大压力和影响的
辩论赛稿子
人类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
在人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好的不安甚至灾难。
除了对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恐慌之外，战争和疾病似乎直接将人类带到了地狱之门。
2003年SARS的流行，包括对SARS的所有猜测，都直接和人们日益关注的全球问题相关联：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对生物危害的检测、评价、监测、防范和治理的科学技术体系，是研究各种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技术、工程设计和设备等，防止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实验室和环境受到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物质和生物毒害物质的危害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生物安全问题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传染病的巨大危害 传染病包括人、动物、植物传染病，尤其是人类传染病是最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传染病仍是全球死亡病因的首位，在我国，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
SARS的流行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另外肝炎、结核、流感等传染病每年仍在全国部分地区、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流行或暴发 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 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为禁止生物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而，进入21世纪，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却已大大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在继续研制和发展生物武器，另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以美国“炭疽事件”为标志的生物恐怖对国际安全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是首位分离出冠状病毒，并发现冠状病毒变种是SARS病原的学者。
SARS病毒属于RNA病毒，这种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容易与其他病毒基因进行重组，进而变成为新病毒。
而且许多实验结果也显示，以这改变方式产生的新病毒，毒性会比亲代病毒更强。
许多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冠状病毒，而这种病毒又很容易出现变种，极具危险性。
因此，袁国勇认为SARS病毒很有潜质，成为除了天花以外制作生化武器的病原。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生物技术时，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
正如目前广受关注的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环境释放后对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害。
此外，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转基因食品，基因治疗等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
生物技术的误用以及生物技术的非道德应用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体细胞克隆人的研究使是突出一例。
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讲，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有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害。
转基因生物体环境释放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
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较其他理化实验室或其他各类实验室而言，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以及与其接触的周围环境，都存在很高的患有感染性疾病或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
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上的疏漏和意外事故不仅可以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也可造成环境污染和大面积人群感染。
国内外实验室意外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
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
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
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
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
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
“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
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
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
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
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
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1984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
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
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
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
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
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0.12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0.07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1.6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6.25亿元，新增利税约1.3亿元。
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
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
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 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
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
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开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 展.
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
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
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
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
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
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
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
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
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
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
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
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共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
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
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
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
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
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
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
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辩论赛也是如此。
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
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
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
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
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
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
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
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
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
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
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
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
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
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
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
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
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
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
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
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
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
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
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
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
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
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
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
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
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
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
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
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
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
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
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
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共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
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
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
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
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
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
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
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
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
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
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
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
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
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辩论会主持人演讲稿
xxx 同学： 在xxxx主办的“xxxxx”辩论赛中，表现优秀，荣获“最佳辩手”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单位 时间（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