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的近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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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组工通讯文章的上稿率（转）
如果对《组工通的报象不明了，组工通讯》需要一些什么文章不了解，我们写起文章来就会心中没底，写出来的文章也难于符合《组工通讯》的要求。
那么，《组工通讯》的报道对象重点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党的建设通常包含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
这几项内容是相互关联，互相交融的，但它们又有所侧重。
思想建设侧重由宣传部门负责，作风建设侧重由纪检部门负责，组织部门则侧重于组织建设。
《组工通讯》宣传报道的对象主要是组织建设。
具体来说，组织建设的内容又可分为四大块：一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包括如何优化班子结构，如何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如何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等内容；二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包括农村、企业、机关、街道（社区）、学校、非公有制组织党建，以及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三是人才工作，如人才政策研究和拔尖人才管理，乡土人才的选拔管理；四是组织部门的自身建设。
为此，我们向《组工通讯》报送稿件时，必须围绕这四大块内容，而不能离开这四大块内容。
以前我编辑《韶关组工通讯》时，就曾收到过一些通讯员送来的文章，如《××县委县政府隆重庆祝“三·八”妇女节》、《××县结合实际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有的写如何搞好计划生育、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招商引资等。
这些文章，有些质量还较高，但由于不符合《组工通讯》宣传报道的对象，当然不可能被《组工通讯》采用了。
2、要明确《组工通讯》的办刊特点。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说说机关文稿写作的基本特点。
机关文稿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具备较强的指导性、政策性，语言风格体现严肃、通俗、明快、泼辣、朴实，明确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么做，开门见山，更多的是使用号召性甚至是命令性的写作语气，“要”字使用频率较高。
组工调研宣传文章属于机关文稿的一类。
《组工通讯》办刊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指导组织工作，指导性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上报《组工通讯》的稿件必须符合指导性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体现“四性”：一是真实性。
所谓真实性，就是我们所写出来的东西，不论是经验介绍或者是问题研究，都必须是来自于工作实践而不是虚构和杜撰的。
有些同志在采写文章时将道听途说的东西，加上自己的想象，胡乱拼凑成一篇文章交上来，这样的文章就不符合真实性要求。
在写作方法上，也不能用修辞和夸张的手法。
二是针对性。
所谓针对性，就是要有所指，把问题找准，紧紧贴住组织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方法。
如去年曲江区科教局华娟同志撰写的《五抓五强提升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一文，针对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农村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要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引导力、凝聚力、示范力、保障力。
文章具有较强针对性。
在新时期，组织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要研究的东西很多。
如这几年干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扩大了干部工作的民主，但是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之后又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拉票贿选的问题
如何解决好推荐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又如，干部选拔初始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启动程序，也是决定干部任用工作质量的首要环节，但是目前干部的初始提名环节还没有明确的操作规范，如何去规范干部选拔的初始提名
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有所研究，能够提出我们的看法，文章被采用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另外，要使写出来的文章具有针对性，还必须把握好每一年全国、省、市、县组工会议的内容，把握工作重点和主要精神，并把上级的精神与本部门、本单位、本地方的组织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如今年我市组织工作的重点有四项，一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新形势下领导科学发展、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三是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四是坚持抓好干部培训和人才工作，着力打造服务科学发展的智力平台；五是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服务科学发展的组织基础；六是进一步推进组织部门自身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组工干部队伍。
组工调研宣传工作必须围绕这些工作重点，抓住组织工作中带有全局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报道，增强调研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比如，如何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抓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如何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如何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和思想作风建设
如何做好根据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做好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队伍建设
等等。
只有我们采写的文章针对性强，才能真正对当前的组织工作发挥实际指导作用。
如果泛泛而论，缺乏针对性，这样的文章往往难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没有人去看，成了废纸一张，这样的文章被报刊采用的机会自然就微乎其微了。
三是思想性。
所谓思想性，就要有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文章写出来后要让人知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贬斥什么，给人以教育、以指导，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如去年曲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扬绍凯同志撰写的《组工干部要争当解放思想的表率》，提出了组工干部要做思想建设、干部建设、组织建设和自身建设的表率。
告诉了广大组工干部在新形势下应该怎么做、做什么。
写文章要有思想性，要求我们写文章时要注意思考，形成一些有独立见解的观点，给人以启迪，而不能人云亦云。
有些文章阐述的观点别人早就知道，如中央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你也跟着说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不好，而应该想怎样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思考，要有新意，切忌炒冷饭。
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早在10年前大家就知道主要有支部班子战斗力不强、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偏低、村集体经济薄弱、村“两委”干部不协调等。
那么我们写这方面文章时，就不要老拿住这些老饭来炒。
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特别是要根据新时期农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有什么需求和祈盼，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对基层党组织有什么新的要求来查找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有些同志感叹说：现在写文章很难，什么都已写过或被别人写过了，要写只能炒冷饭或抄袭。
对此，原市委副书记郑盛廷同志的心得是：写文章就象用旧布做衣服，如果仅是将旧布一块一块拼凑成的衣服，就象是到处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如果将旧布重新纺线织成布，则做出来的是新衣服。
意思是说，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意思，我们要学会用我们自已的语言表达出来。
四是时效性。
所谓时效性，就是善于发现和抓住问题，抓紧时机，选好题目赶紧写，而且要快。
比如对中央领导发表的一些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出台的一些重大政策，如果我们迅速组织这方面的稿件，只要杂志上还没发表这类文章，即使你的文章质量一般，也往往容易被采用。
反之，如果你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风”，看到杂志上登载了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你才跟着写，除非你的文章确实很有见地，否则很难被采用。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许多地方的经验做法很好，但由于采写不及时，等自己的文章写出来，别人的已经见刊见报了。
这样，即使自己的文章写得再好，总结的经验做法如何典型，由于与别人发表的文章同一内容，结果被采用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
（二）关于《组工通讯》几种常用文体的写作要求《组工通讯》与《南方》、《南方日报》、《韶关日报》等报刊有不同的办刊宗旨，宣传报道的内容侧重点不同，文体的选用也不同。
《南方》面向的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甚至是全社会），重在知识性、教育性。
它除了党的建设三大方面的相关内容外，还可有国际形势、经济、文化、致富信息、人生百态，文体有理论研究、调查报告、通讯报道、散文、杂文、图片等。
《组工通讯》面向的是领导干部和组工干部，重在指导性；它仅限于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文体主要是理论研究、调查报告、经验介绍、言论等。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这几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1、工作研究。
这类文章是《组工通讯》使用率最高的一类文章。
工作研究是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对问题的思考。
工作研究的结构比较活，它可以只写问题和对策部分，也可以只写对策和措施，单纯就如何做好某项工作进行思考。
有的还可以只分析原因和提出对策，如《党政一把手用人权监督难的原因及对策》，在标题中它就提出了一把手用人权监督难的问题。
2、调查报告。
前面已讲，这里就不重述了。
总之，调查报告与工作研究在结构和写法上有相近的地方，但又有所区别，调查报告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至少有“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三部分，但根据研究的需要，它又可以不局限于这三部分。
3、言论。
即议论文、杂文。
言论文章一个最显明的特点就是有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写言论文章口子不能开得太大，抓住组织工作实际中大家普遍关心的、思想上又比较模糊的，但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说理，有独到见解。
如发表在《领导科学》杂志上的一些文章，题目是《对领导干部的缺点也要善于考察》、《述廉贵在“述不廉”》等，这些都是言论文章。
文章的标题要求简短，观点鲜明，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党的组织生活娱乐化倾向》、《共产党员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共产党员不能参与集体上访》）。
就是让别人看了你的文章后知道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4、经验介绍（简讯）。
经验介绍的写作要抓住组织工作中贯彻上级方针政策的好做法或改革的新经验。
采写这类文章时关键要抓住“典型”二字，抓住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的东西，具有推广的价值，能供别人学习和借鉴。
另外，对一些上级统一规定，大家都这么做，那么这样的经验就没有总结推广的必要（如《××县举办县直机关组织委员培训班》，写的仅是一般的做法，没有新意。
5、领导讲话稿。
除了《组工通讯》以上几种常用文体的写作，借此机会，我还想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如何写好领导讲话稿的问题。
因为，在座的有许多都是所在单位的写作骨干，承担着撰写领导讲话稿的重任。
写好了领导讲话稿，对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也是大有帮助的。
我这里主要谈谈领导讲话稿的一些常识性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领导讲话稿有很多种，按用途来分，可分为六类：一是用于部署工作的讲话，主要是提出目标任务、工作要求；二是用于总结工作、表彰先进的讲话；三是用于例会上的讲话，如每年的两会例会；四是一些非正式讲话，如会议主持词、会议小结；五是小型会议上的指导性讲话，如研讨会开始前和结束时的讲话，下到基层指导工作时的讲话。
六是应景式讲话，如庆典、七一讲话。
起草讲话稿要注意五个问题：一是要掌握好身分和场合。
不同的讲话对象，使用的语气也应不同。
为此，我们撰写领导讲话稿时，既要把自己当作领导，也就是要认真领会领导的意图，又要把自己当作听众。
二是力求有新意。
胡耀帮同志对领导讲话稿曾提出这样的要求：“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能打动人的话，总要给人以启发。
”要做到能打动人，能给人启发，就要给听众提供新的知识、新的思考、新的信息。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领导讲话稿就会淡如白水，索然无味。
比如对一些经常使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话，我们尽可能要用新的语言把意思表达出来。
如“提高认识”，我们可用“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来代替；“改进作风”我们可用“以实干树形象”来代替；“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可用“解放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改进工作的先导”。
让领导讲一些新的东西，听众才不会打瞌睡。
三是阐述要准确、透彻、明了，把话说到点子上。
谈思路、提要求要实实在在，分析问题要深刻，行文要紧扣主题，每句话都要为讲话的主题服务、为观点服务、为段落服务。
四是语言要口语化。
要做到口语化，关键是要把握好四点：第一，用词要通俗易懂，忌用一些听众听不懂的语言。
特别是面对一些文化素质不是很高的对象时，更要注意。
同时，可以用一些群众语言。
如在2007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一名政协委员面陈温总理，反映当前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
他转述一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没兑现。
”温总理听后为之动容。
还有一些人大、政协委员用顺口溜反映民生问题：“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
“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
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震动。
第二，语气要亲切、自然。
如要刹住虚报浮夸的问题。
我们有多种语气可用，一种是“我们一定要刹住虚报浮夸这股歪风”，一种是“同志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不刹往虚报浮夸这股歪风，怎么得了
”大家一听，肯定是后一句听取来更加自然、亲切，也更加顺耳。
第三，句子要生动鲜活，忌古板、陈旧。
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与“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肯定是前句生动。
（“十个党员八颗牙”。
）还可用隐喻手法揭示某种道理。
如“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第四，句子要清松、爽口，忌拖沓、造作，要尽可能用短语，不用长句，不要让领导讲完一句话，气都喘不过来。
如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读起来很上口。
五是要开好头，结好尾。
开头有多种方法，有点题式开头，开门见山—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依据式开头—根据；动因式开头—为深入开展；引用式开头—从某项工作进展情况引入主题；归纳式开头—概括会议的性质、特点；承接式开头—常见于一位领导讲完话后又一位领导讲话。
结尾也有多种方式：结论式结尾—概括前面讲的主题；号召式结尾—提出要求，希望群众响应；肯定式结尾—提示人们看到希望，增强信心；提问式结尾—肯定式提问。
（三）勤于积累提高写作水平是关键写文章是没有速成班的。
要提高组工调研宣传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积累。
有些同志不论写什章，都能做到应付自如；有的同志对领导交办的文稿写作任务，很快就能完成，成为快枪手。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呢
其实没什么诀窍，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了丰富的积累，做到了厚积薄发。
那么我们应该积累一些什么东西
我想，要注重三个方面内容的积累：一要积累知识。
积累知识是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的基础环节。
根据组工调研宣传工作的需要，重点是要掌握理论、经济、法律、历史、领导科学、科技等六个方面的知识。
要做好知识的积累，就需要我们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采众长，从而达到博学多才的目的。
二要积累资料。
积累资料是提高我们写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通过资料的积累，可供我们备查，防止忘记；可以供我们在写文章时引用；还可以给予我们启发，供我们思考和借鉴。
那么我们应该积累一些什么资料呢
我认为，主要应该积累四个方面的资料：一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的重要言论以及党报党刊发表的评论言文章。
二是大事、要事。
包括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重大经验教训。
三是基本情况和工作运行情况。
包括本地的历史沿革、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数据，一段时期内工作发展概况等等。
四是格言、佳句。
五是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要做好资料的积累，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习惯。
平时读书看报，发现有什么好的资料、好的观点、好的文章要及时收集，而且要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三要积累写作技巧。
要做好写作技巧的积累，一是要多看写作知识方面的书籍，熟悉掌握各种文体的结构特点和写作方法。
二是要多写，勤于练笔。
不要怕失败。
三是要勤于比较。
特别是对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要反复研读，多学习别人怎样选材，怎样设计文章，从中悟出架构文章的诀窍。
同时，想一想如果自己写，会写得怎样
跟他人写的有多大差距
自己写的文章被别人修改过的稿子也要反复看，认真比较。
经济人假设基本内容。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
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
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
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
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
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
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
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
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事。
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
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
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
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
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
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③监督信息不完备。
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
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
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
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
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
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
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
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阶段。
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
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
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
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
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
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
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
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
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
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absolutelyabsolute,norabsolutelyrelative,butrelatively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
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
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
“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
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
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
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
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
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
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PeterStringhamandToddJ.Zywicki，2011，“Hayekian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
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
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
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
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
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Rawlsonfreedom,personhoodandconstitutionalchoice”，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9，issue1，pp.23-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
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social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JamesBuchanan”（论布坎南）。
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cultivationofthetasteforpublicreasoninginanopen-mindedway,whichJamesBuchananhasdonesomuchtoadvance,isoneofthefeaturesofhisgreatnessforwhicheconomistsandothersocialscientists—andindeedtheworldatlarge—havemuchreasontobe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
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majorheroofmine”）。
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
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
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
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
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
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
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
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M.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and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AmartyaSenandBernard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
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
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weowetoeach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
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
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Arrow，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
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Arendt，1958，TheHuman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
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
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
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
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
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
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
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
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
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
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
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
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
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公室。
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
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
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网上学习心得体会
益智课堂与力培养习心得体会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收获颇大，感想也颇多。
对小学的数学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出发点，对我以后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启发。
我是一名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在忙于传授知识的时候，可能就忽视了孩子们能力的培养。
有了这次的学习，让我停下了脚步，思考我也应该让我的孩子们，也在游戏间学习，获得能力的提高。
小游戏大智慧这个活动，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我就此次学习培训的经历，简要地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一、学习培训的经历回顾这次观摩了六节数学课，也聆听了这五位教师的设计思路，以及他们团队对课的解说，同时专家对他们的课进行了点评。
我的回顾：第一节课《七巧板的奥秘》，授课教师王庆伟。
从七巧板的历史引入，古代根据人的多少，对桌子进行拼摆，学生使用的桌子正是七巧板的拼摆，巧妙的从过去转化到现在，同时也告诉我们七巧板对我们的未来也会有影响。
每一个环节王老师都巧妙的选用了一个成语，每个成语都告诉我们了，这一环节要干什么。
从形影不离到如影随形再到形由心生，从简到难、从部分到整体、从布置任务到创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边动手操作边叙述过程，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动手操作能力、语音表达能力、思考力。
有一处情景我记忆的特别深，在形影不离这个环节中第四位孩子和其他孩子的拼摆方式，当着个男孩拿出不同板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孩子拼错了，可是当他完成这个小猫的图案时，我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教育局局长周广军出席高效课堂推介会
因为他是明珠的儿子，皇帝为了打压明珠的一种政治手段，现在知道给宰相当儿子也未必是件好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