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时的“热情之花”的资料
情之花原名多洛雷斯·伊丽面是比较详细的介绍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1930年任西共中央委员，1932年任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年接替何塞·迪亚士任西共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60年起任西共主席至今。
伊巴露丽1895年12月9日出生在比斯开省加利亚泵尔镇一个矿工的家庭，少年时曾当过女仆。
正象她自己说的，她是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矿工的姐妹。
20岁时，她与西斯陶船厂的工人胡里安·路易斯结了婚，并同她丈夫一起加入了索莫罗斯特罗市的社会主义组织。
从这时起，她就以西番莲(英译是热情的，中文译为热情之花)的笔名为工人出版物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
为了更好地动员、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改造成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1920年4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马德里人民之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组青年联盟为共产党，青联的报纸《复兴报》改称《共产党人报》，成为党的第一份机关报。
伊巴露丽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同索莫罗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小组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党。
1921年3月，她还出席了西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党诞生后，处于地下状态，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当时，伊巴露丽担任了一些共产党报纸的编辑，积极地宣传党的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进行鼓动。
她还是比斯开地区党的委员会成员。
她在党内十分活跃，影响逐渐扩大，1930年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
这一期间，西班牙的国内矛盾日益激化，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同君主专制政权展开了激烈搏斗，赶走了西班牙的君主，于1931年4月14日宣告成立共和国，首都马德里邮局大厦和雅典内奥俱乐部顶上升起了共和国旗帜。
人数不满8百的共产党也摆脱了11年来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下艰苦奋斗、饱受摧残的局面。
1932年，党的历史出现了伟大转折。
这年的3月17日，西共在红色的塞维利亚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伊巴露丽出席了大会，并参与主持了会议。
协助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纠正了妨碍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党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方针，使党进一步得到巩固，扩大其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在这次大会上，伊巴露丽的形象第一次为全国所知。
她被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主管妇女工作的书记。
同年，她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1934年，西班牙人民奋起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分子的活动进行斗争，国内组织了妇女反战反法西斯西班牙委员会(10月起义后被取缔)。
共产党直接领导9直2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了这一组织。
8月，伊巴露丽率领了它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了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向各国妇女介绍了西班牙妇女的斗争情况。
同年10月，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发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劳动大众在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和起义。
在阿斯图里亚斯，英勇的人民团结一致，掌握了武装，使工农政权的旗帜在那里飘扬了15天。
这场斗争扩大了西共的影响。
伊巴露丽在斗争中以她那热情洋溢的演说闻名全国，热情之花的名字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所熟知、所喜爱，伊巴露丽成了广大工人敬仰的领导人。
在反动政府用高压手段血腥镇压了10月起义，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后，1935年为了争取各国工人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支持，伊巴露丽不顾艰险，徒步越过边境，到巴黎参加捍卫西班牙工人的集会，会后，又步行穿过边境，返回国内。
同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她被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
1936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国内各左派力量于1月15日订立了人民阵线公约，确定了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纲领，参加了2月16日的新议会选举，结果，人民阵线在议会获得多数，伊巴露丽也当选议员(次年还被多数派推选为副议长)。
国内法西斯势力并不甘心于选举中的失败，7月18日，他们在全国各城市发动了叛乱，西班牙进入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6一1939年)。
伊巴露丽作为西共的领导，在这场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她还同前来帮助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热情之花的文章和演讲到处鼓舞、激励着革命人民的斗志。
在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在电台中的讲话中豪迈地宣告：马德里将是法西斯主义的坟墓，这句话成了当时战斗中振奋人心的口号。
由于反动势力的加强，革命人民在战争的第二年处境艰难，人民阵线中右翼的悲观情绪和投降竭力加剧了。
为了阻止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倾向蔓延，伊巴露丽热情地劝告前线部队的政委们坚守岗位，并领导了首都举行的反对投降主义者的示威游行。
由于国内外不利原因，叛军与意、德法西斯干涉军得逞了，坚持了32个月的共和国政府终于沦陷。
为了避开法西斯的无情报复，并继续为西班牙的民主自由独立而斗争，伊巴露丽和其他西共领导、党员一起流亡国外。
1939年3月，她先到法国，而后转到了苏联。
沉痛的失败没有使她沮丧，在内战结束后一星期，她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捍卫了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在那些历史性时刻，共产党忠实于自己的革命原则，遵循人民的意志，支持了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我们支持了共和国和民主，……民主共和国万岁! 从此时起直到1977年，她一直流亡国外，继续领导着西共在国内进行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艰苦英勇的地下斗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号召西班牙人民实行全国团结，阻止与德国法西斯的联盟，阻止西班牙参战。
伊巴露丽在苏联领导着党积极地为这一路线而斗争，试图把西班牙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国内阵线。
她还积极地投身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
同年，西共总书记迪亚士病故，党授命伊巴露丽接任了总书记一职。
此时她还参加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担任了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成员。
就在这——年，她的儿子、苏联英雄鲁宾(1920-1942)在斯大林格勒的激战中牺牲了。
伊巴露丽忍住悲痛，更加坚强地领导着西共，进行着斗争。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伊巴露丽以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资格，签署了解散宣言。
1945年法国解放后，她前往巴黎，并于当年参加了国际妇女大会，当选为世界民主妇女同盟副主席。
1947年3月她在巴黎主持了西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6月代表西共出席了法共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由于冷战的出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西方的反共逆流泛滥一时。
当时法国查封、迫害了西共在那里的机构，于是她又与卡里略等西共领导人一起在1948年一1949年间移居布拉格，不时还到莫斯科居住，并出席了1952年苏共召开的十九大，以西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讲了话。
西法边界是在1951年重新开放后，西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遣许多党员回国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使西共在国内的民主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1954年9月，西共在布拉格召开了五大。
伊巴露丽在会上作了题为《西共为西班牙的独立与民主、彻底改变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纲领》的报告，指出党要9重4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一1955年)为完成民主革命，扫除农村的封建残余，取消同美国缔结的侵略性条约，重建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斗争。
这次大会制定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并再次选举伊巴露丽为总书记。
1956年2月，她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会上代表西共发言。
苏共二十大后，西共中央也在伊巴露丽主持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8月全会(1956)，圣地亚哥·卡里略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伊巴露丽作了闭幕词。
会议为以前的铁托分子平了反，进一步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加强了党的国内组织的权力，全会确认了党在6月声明中所宣布的路线：主张国内和解，加强各左派力量的团结，充分利用现有的合法权利，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佛朗哥政权。
全会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条西班牙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伊巴露丽在发言中强调了要重视接近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天主教和法朗吉工会，特别指出，西班牙的天主教主义不再是为反动派和封建主义服务的力量，要扩大国内的统一战线。
在全国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斗争浪潮中，西共于1960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再次明确提出了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认为这一路线将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的基础上，行使权力并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伊巴露丽领导了大会的工作，并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一职由卡里略接替。
西共的六大路线对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流亡东欧期间，她还分别出席了1957年、1960年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1年11月又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
她还访问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和1959年曾两次来华访问。
她还到过古巴。
在国际共运中，伊巴露丽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方针。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她领导下的西共加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与欧洲一些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共同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68年8月21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伊巴露丽与卡里略等西共大多数领导人正在克里米亚，她当即前往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两天会谈，同卡里路、隆哥、巴叶塔一起要求苏共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
以后她还公开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
1974年10月．由她与卡里略为首的西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公报指出，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尊重平等和独立以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政局出现转折，西共于1976年4月在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欢迎。
次年5月13日，伊巴露丽也从苏联返回国内，结束了38年的国外生活。
这位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立即投身于国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她在矿工集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参加了当年的选举，当选为众议员。
在西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召开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她继续当选为党的主席，并同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一起，努力维护党内团结，坚持反对党内分裂活动，谴责了外国党干涉西共的行为，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地捍卫党的独立自主路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伊巴露丽兢兢业业、不屈不挠地在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奋斗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国际共运中赢得了尊敬。
当年的热情之花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但她没有离开岗位，继续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着。
伊巴露丽不仅是西共的卓越领袖、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还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她写了许多著作、文章，并且是西共中央的西共历史编委会主席(1960年出版)，她1963年写成的自传《唯一的道路》被译成几种文字出版。
她还是《西班牙战争与革命》一书合著者之一。
1984年出版了她的新著《热情之花回忆录》，1985年已出中译本。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说过 It is better to die on your feet than to live on your knees.(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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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北京公约的背景，内容，意义
宋庆龄满怀着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信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以及为增进各国间的了解和友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进行过艰苦卓越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与爱因斯坦等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 1927年2月，宋庆龄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美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赛（法国）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发起和指导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活动；同年1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翌年8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大会上，两次被选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又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
在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的1933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对内进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对外争夺世界霸权，新的世界战争阴云密布；中国蒋介石集团疯狂镇压革命、“围剿”苏区，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侵占中国东北。
宋庆龄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在1932年底，就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致力于保障人权、营救抗日爱国志士，和学术、教育界等人士合作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奋斗。
1933年5月13日，在她奋笔疾书的《谴责对德国民主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中，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表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同日，她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和蔡元培、杨铨、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特地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33年6月，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成立后，宋庆龄作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立即在中国积极筹划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远东会议，以求联合远东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商讨远东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国际争取解放与和平斗争的关系诸问题。
但是，会议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
由于筹备会的中共核心小组被破坏，筹备工作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直接担任。
宋庆龄则不畏险阻，冲破国民党警察的恐吓、阻挠和诽谤等重重迫害，几经周折，终于巧妙地把这一会议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秘密举行。
9月30日，宋庆龄在向导带领下，转了几个圈，甩掉特务的跟踪，来到会场所在地的一幢红砖洋房内，亲自主持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委员会远东会议。
会议通过了有关提案、决议和宣言，正式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相继成立该分会的所属机构，努力开展反帝斗争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一定能创造和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一如既往，以很大的精力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最为严峻的时期，战争乌云笼罩着整个世界，同时也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奋斗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年代。
当时，由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
为了扑灭这场革命风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疯狂叫嚣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扶植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朝鲜、越南等地发动了侵略战争……宋庆龄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这些汹汹气势所吓倒。
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49年4月20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选出了世界和平统一机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
7月29日，该会决定每年10月2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号召组织世界规模的和平大示威，以显示人民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
这一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
当天和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领导这次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成立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决定动员中国4.75亿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这表明，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立即投身到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行列，和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战争挑动者发起了和平大进军。
当1952年美国不甘心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一再破坏停战谈判，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同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时，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亚太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热烈的响应和支持。
宋庆龄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这一盛会，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宋庆龄在这次盛会的开幕词中，将此次会议同1933年9月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开的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比较，说明保卫国际和平已有了很大进展，人民对于争取国际合作的要求大为增强，和平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够创造和平的。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她强调：“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11个决议案，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提高了新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响和作用。
会后，根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又被推选为主席。
同年12月12—19日，宋庆龄率领代表团59人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
她向大会建议：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实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帝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于人民福利的需要；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不侵略他国的领土。
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针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核试验，宋庆龄于1950年和1955年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广泛地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宋庆龄在和平呼吁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宋庆龄等维护世界和平先驱们多年的不懈奋斗，他们参与缔造的世界和平的钢铁长城终于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国际局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1954年4月，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7月，中、柬、越（北、南）、美、法、老（挝）、英、苏等国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
所有这些说明，国际和平力量空前壮大，“谋求国际谅解、互相信任和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已成为世界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的一致呼声”。
尤其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祥地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
他们在保卫已取得的自由、摆脱贫困与无知的斗争中，结成新的联合。
这“是东方世界一个新力量，并且将影响整个世界”。
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也做了大量工作。
她还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任，代表国家出访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苏联、美国等国，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
这是我们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
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
”她的这些访问，对于扩大中国的外交交往、打开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加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宋庆龄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用诗的语言盛赞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大无畏气概说：她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革命家故事(缩写)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
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
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
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谁写的
田汉词、聂耳曲、诞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的《义勇军进行，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1978年，1982年～现在 亦是原始版本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童心向着共产党 革命精神代代传”手抄报
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
在此之前，河北日报社军管组从保定（当时报社在保定）带来一批同志来到石家庄，说是参加省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报道工作。
来到后，省革委领导让出版《河北日报》。
5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河北日报》在省会石家庄出版。
刚到石家庄，我们从保定来的这些同志住在石家庄市一家旅馆－－向阳饭店。
在这里编报，暂由石家庄日报代印。
人们在保定搞了几年“文革”，想编稿不能编稿，劲头都憋足了，怀着“为红色政权”办报的心情，日夜加班，这股子干劲别提多高了。
出了一个多月的报纸，每天的报样都是经军管小组和省革委宣传组审阅后才准付印。
发表的地方稿，多是由省革委宣传组点题或授意而组织发的。
这样，向省革委“送审稿件”就成了一大难题。
我们送审报样时，先找省革委宣传组的盛荫泉同志。
老盛高高的个子，一口天津话，爱抽烟。
省会在天津市时，他在《共产党员》编辑部工作，后来调到了省革委。
人们爱给他开玩笑，都叫他“盛锡福”（天津市一家很出名的老字鞋帽商店的名字）。
可老盛对好多稿子又做不了主，常常由他领着我们再找省革委的领导。
往返折腾，送审一个稿子，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3月中旬，省革委决定将裕华路7号河北粮食干部学校的校址，划归河北日报社作为社址，并抽调省内驻军和原北局以及省直的一些干部，加上报社的少数编辑、记者和工人，组成新的办报班子，开始在粮食干校办报。
9月30日，有一条新华社播发的时事稿，“闯下了塌天大祸”。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三0”迫害新闻工作者的严重事件。
这天，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黄永胜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从上海抵京。
报社编辑在处理这一稿件时，把新华社发的两条消息并在一起发。
上副题是“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战斗友谊达到新高潮”。
两行主题分别是“巴卢库同志率阿党政代表团到京 数十万人夹道最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盛宴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
下副题是“周恩来总理和巴卢库同志先后在宴会发表重要讲话 康生、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温玉成等同志出席宴会”。
黄永胜陪同巴卢库从上海抵京，在到京迎接的消息名单中没有他。
由于这两条消息并发，下副题中没有标出黄永胜的名字。
当时由于派性十足，有人将此事当成“特大事件”告别了“中央文革”。
1968年10月9日下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正在北京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两位主要领导人，立即去人民大会堂。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都在声。
江青发难说，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赶快回去处理。
当晚，省革委两位主要领导人乘飞机赶回石家庄，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进行“严肃处理”，勒令《河北日报》停刊整顿。
10月10日下午，在河北商业干部学校礼堂召开河北日报、河北广播电台在石家庄全体人员大会。
会场内外，戒备森严。
省革委两位领导人主持大会并讲话，宣布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阶级敌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子”。
当时，刚由省派到报社任领导小组组长的马耀章，在参加大会时正同我坐在一起，当会议还没有开始时，他还戴着眼镜看明日要出版的报纸大样。
大会宣布“反革命事件”后，马耀章还没有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当场遭到逮捕。
马耀章曾为主持当天大会的省革委的一位领导人当过八、九年秘书，在逮捕马耀章的大会上，他说对马“不甚了解”，是省革委宣传组“推荐的”等等。
会后人们对这位省革委领导人议论纷纷，说他“真不够意思”，把秘书给“出卖”了。
后又召开大会，逮捕了参与夜班工作的报社一般编辑吴语桢。
老吴由于长期值夜班，身体消瘦，在逮捕他那天，在台上晕倒好几次，只见工宣队揪住他的衣服，几次把他揪起来，非叫他站着坐“喷气式”不行。
接着，又将参与当时办报、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河北日报两名中层干部－－张石锁、周公衡揪出来并反复进行批斗。
这一来，报社内部可“乱”了。
参与在向阳饭店和粮干校办报的河北日报十多名工作人员，都成了批判的重点。
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文革”中流行的“坐喷气式”、“熬鹰”全用上了。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报社。
在大批判中，硬说报社有个“马、吴、张、周（即马耀章、吴语桢、张石锁、周公衡四同志）反革命集团”，非要把“阶级敌人挖出来”不可。
由于我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办报，也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之一。
给我贴的大字报大都记不清了，其中有两张大字报我还记得。
一张是用印报的滚筒纸写的，一米多宽，十多米长，大字报从三楼直到底层，上写桌面大的字：“行士文你跑不了
”这张大字报就这几个字，没有具体内容，猛一看挺吓人。
另一张贴在了我办公室的楼前，标题是“行士文是个神秘人物
”大字报上罗列了我十几条“罪状”。
10月11日，报上刊登省革委会《关于＜河北日报＞暂时停刊进行整顿的决定》。
决定说：“自今年2月《河北日报》出刊以来，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多次出现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因此，经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体会决定，自明日起《河北日报》暂时停刊进行彻底的清查和整顿。
” 后来，这起冤案终于平反了，那是在十多年以后的1979年7月22日。
中共河北省委了出《关于为“九·三0”事件平反的决定》。
决定说“《河北日报》'九·三0'事件中受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说：“1968年10月11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河北日报》暂时停刊进行整顿的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
” 1979年7月下旬 ，省委召开河北日报、河北电台人员大会，宣布了这一平反决定。
选我吧，我是一字一字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