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谁
叶适(1150～1223)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
字正则，号水心。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淳熙五年(1178)进士。
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
南宋大臣韩侘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
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
后因依附韩适胄被弹劾夺职。
卒谥忠定。
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
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
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
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
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
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
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
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
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认定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
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著有29卷,16卷,有本、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
1961年中华书局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
又有《习学记言》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有《四库全书》本，《习学记言序目》50卷，有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
字元晦，号晦庵。
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敬乡楼丛书本。
陆九渊(1139～1192) ，号象山先生，字子静。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抚州金溪人。
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
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
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
1145年4月，他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和态度。
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
双方赋诗论辩。
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
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
次年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
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
陆九渊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
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
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
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
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
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
断案多以调解为主。
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
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
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陆九渊在象山东坡筑亭，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
荆门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
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
益国公、左丞相周必大曾强调，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可作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
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
他死后，谥为“文安”。
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中国南宋思想家、教育家。
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
“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
他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
对“靖康之变”胸怀复仇雪耻的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复失地。
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并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
去官归里后，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於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於主观唯心主义。
陆学直接於孟子的“万物皆备於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就在於穷此理，尽此心。
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
修养功夫在於求诸内，存心养心。
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
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
至於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
他和朱熹常相辩难。
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於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
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
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南宋金溪青田人，是与朱嘉双峰并峙的理学大师、中国“心学”的创始人。
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陆象山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一般所谓“心学”的开山祖。
这种“心 学”，有其所从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有其理论上的一定承传关系。
宋元学案 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有如下一些记载：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盂子。
……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 后，王信伯（苹）、林竹轩（季仲）、张无垢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 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全祖望 语）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复斋却尝从襄陵 许（忻）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
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 之言，则梭山亦然。
”（同上卷五七梭山复斋学案全祖望语） “刘静春曰：陆子寿兄弟之学?淖谖薰浮
保ㄍ?希? “黄东发（震）曰：复斋之学，大抵与象山相上下。
象山以自己之精神 为主宰，复斋就天赋之形色为躬行，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皆谓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掀动一时，听者多靡。
……（复斋）遂与象山号二陆。
”（同上） “梓材案：黄氏（宗羲）本从梭山为金溪学案之一，复斋为金溪学案之 二，谢山则并称之曰梭山复斋学案。
”“黄氏本以是卷为金溪学案之三，谢 山则称为象山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七、五八） “宗羲案：（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 则以‘道问学，为主。
……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
两家之 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同上卷五八象山学案）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同时与朱学并成为学术宗 派的象山之学，是一个以陆氏家族为其核心的独立的学派；（二）这个学派 的前趋是程门的上蔡、无垢等接受禅宗思想较深的一些唯心主义者，其远源 则为孟子，也就是说，从师承上看，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有其洲源：（三） 三陆子之学（或二陆之学），有其共同之处，所谓“和而不同”，所谓“启 之”、“昌之”、“成之”，所谓“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所谓“兄弟 之学，颇宗无垢”者是。
黄宗羲原拟并称之为“金溪”学派，列为金溪学案， 不是没有缘由的。
因此，研究陆象山的思想，必须联系到他的兄弟梭山和复 斋。
如果说程朱之学更多地接受华严宗的影响，那么陆氏家学则更多地接受 禅宗的影响。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 一一三九年），卒于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
陆象山的八世祖陆希声曾相唐昭宗。
五代末，陆希声的孙子德迁避地金 溪，解囊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象山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 二七全州教授陆（九龄）先生行状），这是金溪陆氏之祖。
可见陆家原是品 级性地主，但是到陆象山的时候，陆家迁金溪已及二百年，经济情况早已有 了变化。
象山叙述其家的经济情况说： “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
……先君子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九皋） 公所当。
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
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 千数，仰药疗以生。
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疗，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 补其不足。
……杜子美北征诗谓：‘海图折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 颠倒在短褐。
’公妻子无海图可折，无天吴紫凤可依。
然‘旧绣移曲折’， ‘颠倒在短褐’，则有之矣。
”（全集卷二八陆（九皋）修职墓表） “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
……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 此。
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 数月之粮。
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
……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 服敝败特甚。
”（同上宋故陆公（九叙）墓志）这个食指数以千计的大家族 虽然走向没落，但仍保持着宗法世家的遗风：虽然到了宋代没有列入“官户”， 但在乡里的权力甚大。
陆象山兄弟六人，情况如下： 陆九思，字子强，与乡举，封从政郎，有家问，训饬其子孙，总家务。
陆九叙，字子仪，处士，总药肆事。
陆九皋，字子昭，与乡举，授徒家塾，又教授番阳许氏书院。
居家“时 时杖策徜徉畦陇阡陌间，检梭种刈”。
晚为乡官，办理金溪赈恤，终修职郎。
学者称庸斋先生。
陆九韶，字子美，不事场屋，兄弟共讲古学。
与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极 图说非正。
奏立社仓之制行于乡。
号梭山居士。
有梭山日记。
陆九龄，字子寿，尝与乡举，补入太学，登进士第，后授全州教授。
曾 主家乡保伍，领导地主武装，备御“湖之南”之“寇”，“郡县倚以为重”。
学者称复斋先生。
陆九渊，……最后守荆门军。
以上情况说明，陆象山的一家，以宰相后 裔迁居金溪以后，当初还是豪族地主的家庭。
但是二百年来，经济情况发生 了变化，到陆象山的时候，占有的田地不太多，兼营其他产业，如先世经营 的药肆。
同时，从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所叙述的家世情况来看，陆家自象山 的高祖以下，都没有登仕牒的。
可见，这个地主的家庭，经过五代和北宋的 改朝换代，经济和政治的地位是下降了。
但是，陆家在乡里还是有势力的， 虽居穷约，在宋室南渡之顷，“建炎虏寇之至”，陆象山的族子陆谔曾起义 兵，后来就掌握“保聚捍御”的地主武装，对付农民起义。
陆谔死后，由象 川之兄陆九龄继续掌握这部分武装。
象山之兄成为教授与乡官，或奏立社仓， 仍然在乡里保持着宗法世家的权力。
为了保护这样的一种聚族而居、食指以 千数的大家族的利益，他们荒年则主赈恤，金人南侵则起义结保伍，对农民 起义则又进行镇压。
从陆氏家族的封建性质看来，陆氏兄弟在乡里依然占据 着家族长的特殊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虽然没落，而在乡里的势力依然保持着 豪族的传统精神。
作为家族长的陆氏兄弟利用乡里的特殊权力，对生产事业 的管理颇为精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对乡里赈恤颇为“关心”，同时时农 民起义则又利用家族组织，以坚决的镇压者自任。
请看他们的自述： 陆九叙“独总药肆事，……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公未尝屑屑于 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
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
不任权谲计数，而人 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
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
”（全集卷二八故宋陆 公墓志） 象山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 许外，方容秧一头。
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
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
以 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
每一亩所收，比他 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
”（全集卷三四语录）可见陆氏家 族组织的严密，在陆氏兄弟的家族长“独总”之下，能使“子弟仆役，分役 其间”，表面上虽温情脉脉，但剥削关系是掩盖不住的。
“淳熙丁未，江西岁旱，抚为甚；抚五邑，金溪为甚。
…… （陆九泉）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 利。
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
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岁，而 俗更以善。
”（全集卷二八陆修职墓表） “莫若兼置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 富民闭廪腾价之计。
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卖为 长积。
……偿得二千缗，可得粟二千硕，乡斗于官为一千硕。
来岁粜一千硕， 存一千硕，为后年之备。
逐年更粜之，可与社仓俱广，为无穷之利。
”“前 岁梭山所掌社仓，……向来社仓，赵丈欲行之，……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社仓……诚得如陆梭山者为之，乃可久耳。
……其后，梭山兄因得 以平籴之法，条具五利。
”（全集卷八与陈教授一及二）可见陆氏兄弟掌握 乡里的极力是连官吏都不敢制约的。
当然这种赈恤族员乡里的方式是一切带 有农村公社性质的共同特征。
“湖之南，有寇侵轶，将及郡境。
……旧部伍愿（陆九龄）先生主之。
……
齐鲁文化概论试题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
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
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自强不息演讲稿
用有气势的排比句开头，中间选用名人自强不息的事例证明自强不息的意义。
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的，中国的，选个典型新颖的，与时俱进选个女排姑娘们的例子，最后结尾要有力量。
儿子而立之年过生日做父亲的说点什么
父亲的忠告（三）儿子：今天是你30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好事连连
今天，在你而立之年起始之际，我再给你写一封信，权且叫做“《父亲的忠告》”吧。
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我一直很欣赏你，也一直在刻意和无意之间塑造你，说“刻意”，是在用心雕琢你的品德，不让你沾染不良意识、习气和恶行；说“无意”，是我不想对你管束得太多，人生终归要独立前行，所有的现实都要你亲身面对，让你自己去应对和处理，就是对你能力的历练，所以我从来不干预你的事情。
应该说，对你30年的人生，我还是很满意的，但这不等于你是完整无缺的，我还是有些忠告要对你说：——要踏踏实实做事。
“三十而立”，是指到了这个年龄能够确立人生的方向并具有很强的独立行事能力。
经历了英国的独立拼搏，你独立创业的能力得到了历练和检验。
国内的情况与英国不同，更需要你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打拼。
人生只有梦想没有幻想，发财不能走捷径，心存侥幸可能罹患不幸。
区块链，我们不懂，你认为可做便做，能否做长久，你自己把握。
但，我建议你别陷入太深，不能把“全部鸡蛋”都放在这个“篮子”里，淘到第一桶金，就及时转向，目前就应当“骑马找马”，像ZY哥那样，发展实体经济是必然之路。
不要眼光太高，万丈高楼平地起，凡事从平常做起，不能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
不管大事小事，从适合自己的做起。
你很聪明，也有较为深刻的见地，相信会找到更好的项目的。
——要学会统筹思维。
凡事要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把主要矛盾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解决。
比如去英国留学，学习是第一位的事情，办公司是第二位，而你只想两不误，却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怎么说，学位都是一块敲门砖，缺少了将对你今后的事业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不管什么原因和理由，这都是你的失误）。
你马上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对当前和未来都要有统筹考虑，养家糊口的事要想，未来规划要想，事业发展要想。
你爷爷生前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切都要有计划，有目标，有努力，绝不能“小车不倒只管推”，走一步看一步或是只走步不看步。
对家庭，对子女，对事业，对老人，对未来都要有所计划，不能异想天开、想当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要学会谦卑做人。
谦虚卑退是做人和做事的真谛。
《易经》说，“谦，亨，君子有终”。
有谦德之君子万事皆能亨通，而且行谦有始有终。
谦卦是六十四卦中唯一一个每个爻都是吉的卦，从中可以看到谦卑是最有益的处世为人之道。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唯其不争，故无尤。
谦卑是守身之道，卑退是进取之道。
凡事不要欲望太强，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
我很推崇一副生意人应当遵守的对联：“仁义礼智信信中求财；温良恭俭让让中得利”。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此为准则。
要放下你身上的高傲架子，也许不没有感到你的高冷，但你与不如你的人不说话，不交往已经表现出来。
比如，对于ZQ哥，本来已经去接站，为什么不下车到出站口去迎
你们俩个是一个根基上生长的枝杈，你在北京定居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他可能没有多大的作为，但再普通也是你的哥哥，并且他和于洋不一样。
不要用能力和权力、财富衡量人，高贵的人总是少数，并且可能给不了你什么帮助，更多的是，不如你的人抬着你前行。
不要小瞧任何人。
能够得到普遍尊重和爱戴的人一定是谦和温顺的人。
不要有贪心。
我曾多次跟你说过，不要追求大富大贵，要做平常人，用平常心，对待平常事。
钱，没有不行，多了是祸。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让我看清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所谓有钱人是幸福的，没有一个
真正幸福的，都是平常人
——要重新思考KY公司的业务。
处理好与YM的关系，这个世界上与你格格不入的人很多，不如意的事也很多，要学会与人相处，凡事求同存异，要学会在夹缝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不能强求别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改变不了别人，改变自己。
人活着要有志气，有骨气，骨气、志气都不是倔气、犟气，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有些时候要学会让步，有些事情要换位思考，很多问题需要宽容包容的方式来解决，不能置气。
凡事要通盘考虑，小不忍则乱大谋。
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权衡利弊，从长计议，不能意气用事，冲动是魔鬼。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目前，你应当静下心来，多想想YM的艰难和不易，想想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KY公司能走到今天不容易，毕竟已经打开局面，应当冷静下来思考，认真分析研究公司发展。
心平气和地谈，一次不行两次三次、N次，这个世界上没有沟通不了的问题，都把自己放在平等地位，当成朋友，当成陌生人，当成商家、客户再来谈，把话说清楚，成破利害地谈，终归能把问题说谈明白。
我觉得目前形势对公司很有利，应当深入研究公司业务拓展方向和方式，离开（或者巩固）DQ，向西北进军不失为明知选择。
——要节俭生活。
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省吃俭用，过度消费会带坏子孙后代。
为什么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
是因为第二代的奢侈养坏了第三代，他们既不知守业，又不会创业，自然坐吃山空，家道中落。
奢侈浪费是一种罪孽，绝不能在我家门衍生。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有些大手大脚，不要受别人影响去追求高档奢华，过日子要有计划，量入为出，节俭为先，旧东西能用就不换新，衣食住行都不要和任何人攀比，但求体面，无愧我心。
——要担负家庭责任。
你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作为男人，要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家庭重任。
要疼爱DS，做一个有情有义、忠贞不渝好丈夫；要教育好子女，“养不教，父之过”，要像我教育你那样把良好的品德和习惯养成传递给孩子，让于氏家门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做品德高尚的人。
要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意志品质，把专心、执著、坚毅、友善、宽容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内心，让他们成为于国于家于世人于世界都有益的人。
要善待DS的家人，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理解他们，特别是要尊重和孝敬长辈，让他们安享晚年是你义不容辞责任，你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怠慢他们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教师，请你能一定要做好
——要坚持读书学习。
书是人类文明的阶梯，学习是永恒进步的不竭动力。
要保持你良好的读书习惯并把这习惯传递给孩子，让书籍伴随我们一生。
要培养良好的爱好，少玩或不玩手机电子游戏，特别是在孩子面前更不能玩。
我说不准这东西的危害，但我觉得它对孩子的损伤一定很大，身心俱损
要思考怎样让孩子远离它们。
你的摄影水平已经很高，应当把它发扬开来，成为艺术。
你的书法天赋不错，应当捡拾起来，既修身又养性，不要以忙为借口。
人生需要高尚的兴趣爱好来充实，它将使你的生活更加有趣，更有活力，把DS的钢琴、绘画的技艺再发掘出来，让你们的家庭充满乐趣，其乐融融。
亲爱的儿子，我和妈妈已经老了，不能给你们多大的帮助了，一切靠你自己的努力。
唯望你和DS、孩子一生幸福
我们是不同的两代人，在思想上有代沟。
也许我说的一些话你不认可，但这是我人生的体悟。
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时就能理解了。
不要嫌我啰嗦，我和妈妈太爱你们了
只希望你们更好
今后我不再给你写信了
当我俩老年痴呆时，希望你能记起这些话。
祝愿你走稳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再祝生日快乐
事业顺畅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也祝你和你的家庭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北宋初年出现士大夫政治的原因是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宋代无 疑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远从汉代,近从唐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转化,正是到宋代得以完成而基本形成格局的。
于是,我们看到,经过秦汉隋唐时期的政治演进,时至宋代,士人与官僚已经走向了彻底的融合与合流,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已经完全确立。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深层上透视,它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势力衰落的产物;从直接原因上看,则与宋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有关。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武夫飞扬跋扈,权势恶性膨胀。
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互相篡夺杀戮,并且只要控制了军队,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帝。
当时地方节度使或州郡刺史,也大多由军士废立。
这样,从五代以来,武夫便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权倾一方,恣意妄为,一时出现了皇权沦落式微的局面。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依靠兵变夺得帝位的宋太祖对因武人专横跋扈、拥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权式微、为害政治的历史局面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为了使武人专横跋扈、割据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太祖“以史为鉴”,常常与大臣就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的策略进行讨论。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不久,便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当即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
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的进言,完全契合宋太祖维护家天下的心理意愿。
没等赵普说完,宋太祖便说: “卿勿复言,吾已谕也。
”[7](卷1) 于是,便有了宋 代“偃武兴文”的重大举措。
为此,宋太祖以一种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的兵权,而代之以文官 治国,“以易武臣之任事者。
”[8](陈亮传) 在宋太祖看来,较之武臣,文臣更让他放心,因为他们无兵可拥,无强可逞,是不会因兵强马壮而危及朝廷的。
他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 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9](卷7)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太祖上台伊始,就摆出了一副尊孔崇儒、重用文人的姿态,一登基即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圣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10](崇儒) ,并“以孔四 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县主薄”[10](卷7) 。
而后又不 断招纳“困顿风尘,潦倒场屋”[11](卷1) 的知识分子入仕,还令五代遗留下来当年与他并肩军马倥偬的将士读书,使之儒化,并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9](卷7) ,地方上则命“士人典 州”[12](卷1)。
为了广泛吸收更多的儒生参加到统治阶层的队伍中来,宋太祖又下求贤诏曰:“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 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
”[9](卷5) 与此同时, 宋太祖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士的措施, 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 逾此誓者,天必殛之”[13](卷1) ,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宋太祖针对唐末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选择,无疑开启了一代偃武兴文之机,故《宋史?文苑传》序言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
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事实亦正如此,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契机而开启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为以后历朝皇帝所效法、遵循,并被沿袭为祖宗家法。
此后继宋太祖即位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历朝皇帝都奉行了崇 文抑武政策,“兴文教,抑武事”[9](卷18) ,欲 “以文化成天下”[14](卷9) ,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
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
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 治。
”[9](卷23)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 尊孔 礼儒.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重建,亲赐名为“崇文院”,并把宫中内殿“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
为 了达到“岩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9](卷24) 目的,宋太宗更是重视提拔读书人,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 才”[9](卷42)。
对于这样大规模地网罗儒臣,宋太宗曾不无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 矣!” [9](卷24 ）。
总之,宋太祖立国之初由杯酒释兵权为契机开启的一代偃武兴文之机,结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 治”[8](卷436)、“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 儒立国”[9](卷221) 的政治构架,儒家知识分子亦由此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
[8](卷436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
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
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
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
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
”[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
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 [8]()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
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
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
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
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
”[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
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 [8](选举志）显然,宋代科举制度中的种种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为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寒门士人敞开了科举入仕的大门。
在宋代,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
这就极大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由此导致了“取士不问家 世”[16]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宋代又大量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据载,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
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 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 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
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
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7]。
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亦愈来愈大,已成为宋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致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 也不免应举。
”[18](卷13) 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
”[19](卷23)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 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0] ,亦从一个侧面表明科举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在世人看来,最得意的是科举题名:“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21](得意诗) ;最失意的则是科举下第:“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 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1](失意诗) 。
正是在科举的刺激下,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万众向学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以至于在有的地区,形成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 不学为辱”[21](饶州风俗) 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读书应举的气氛之中,读书应举已成为宋人最为关心的事业。
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那样,将科举制度与读书仕进联系的如此紧密,科举已成 为宋代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途,其它入 仕之途越来越失去分量,科举制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已完全确立。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说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掌握政权的一个朝代。
据《宋史?宰辅年表》等资料统计,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进士出身;用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者55人。
另据黄留珠先生的统计,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22](P27)。
香港学者李弘棋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仅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就达7833人,占总数的52.71%。
显然,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了明显优势,故《宋史?选举志》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
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绝非个别现象。
如王禹“世为农家,九岁能 文”[8](王禹传),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 书”[8](欧阳修传)。
贤相杜衍“贫甚,佣书以自 资”[7](卷10)。
自幼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年青时在南都学舍学习时,也是过着人所不堪的生活。
光宗绍熙进士陈亮,早年亦是“贫不能自 食”[23](卷37)……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
Kracke对 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来自非官员 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 9%[24](P135) 。
另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25]。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亲贵。
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加上右文政策的推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大都由文士担任。
诚如宋人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 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 士也。
”[26](卷18) 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使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皇权-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起来。
尽管宋代文官政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比,大量的文人入仕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文化复兴与繁盛这一事实,便是例证。
当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极一面。
重用文人,使广大文人沉醉于科举取士的事业之中,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济世匡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
所以,许多人入仕 后,“才得富贵,便多改节”[9](卷429) 。
像宋祁 “点华灯拥歌妓醉饮”[27] 之类的记载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大量的文人入仕,还造成宋代官僚机构冗肿不堪,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事。
为了早日求得差遣,“士人多驰鹜 请托”[9](卷429) ,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献礼纳贿,以致“问遗公行,贿赂旁午”,“贪苴成风, 而贪吏满天下”[28](卷21) ,士风日趋败坏,而败坏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无耻”,以至于时人黄震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 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
”[8](《黄震传》 )另外,文人入仕,好持异论,务为高名,常常在一些政治争论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并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宋朝末年,包括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出现的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与宋代重用文臣的政策不无关系。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
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
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
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
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
”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
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
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
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
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
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准确的解释是什么
何
仁者，仁义也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融洽和谐，即为仁。
仁者，易也。
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
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
何谓义
义者，人字出头，加一点。
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即为义。
古字义，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王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即为义。
何谓礼
礼者，示人以曲也。
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
因此敬人即为礼。
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
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何谓智
智者，知道日常的东西也。
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
观一叶而知秋，道不远人即为此。
何谓信
信者，人言也。
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
那时的人纯真朴素，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故而真实可靠。
忠者: 赤诚无私 尽心竭力于职责为忠也。
古人云：忠者，人格之成也。
人无忠则凶，专一之忠为小忠，无逆之忠为中忠，大忠之忠要求忠于道。
对社会、国家、事业不存懈怠，不玩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人要忠诚、忠实厚道，坚贞梗直，竭忠尽心，做忠良之人。
孝者: 善事父母为孝，百善孝为先。
故圣人云：孝者，德之基，人格之始也。
廉者: 廉为不义财不取也。
清廉正直、廉正公平、清白高洁、洁身谨慎、不苟取，不贪污。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廉生威、威生明、明生信。
常言道：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
汝廉乎? 耻者: 羞耻之心，亦羞耻之能力也。
羞愧、羞辱、羞耻侮辱，违纪违法和侵害他人权益为耻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知耻，继而改之，焉能为君子矣。
恭近于礼远耻辱，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至矣。
汝能知耻否? 勇者： 勇者无惧，但是，不要有勇无谋
应姓氏家族历史上有哪些事值得说砍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与骨髓，其绵延不绝的文化张力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旧滋润着人类的心灵。
从80年代“文化热”到90年代开始的“国学热”，中国文化复苏的波澜不断涌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国学越发显出它独特的价值。
国家把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予以支持和推动。
让孩子们在逼真的环境里追思古人，陶冶性情。
要求孩子们做“仁义礼智信，勇勤俭廉洁”的君子，让每个孩子都能“积跬步，致千里”。
国学本身也存在着扬弃和继承再创新，赋予时代新内容的问题。
对孩子们学习国学的要求应以“朗朗上口，不求甚解”。
通过和古代圣贤对话，在经典里遨游，学生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触摸着文言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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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
论孔子的复古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孔子从来没有提倡过复古，只不过提倡恢复周朝的礼仪，因为孔子知道周朝是个好时代。
正因为希望在一个好时代礼生活，所以要向周朝学习仁义礼智信，从哪里开始学呢
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