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一词为什么有人把坊读第三声
我猜测是老国语遗留问题或入声字并购问题或方言问题导致。
总之读三声读错了。
牌坊与作坊，都误读为“纺”声，其实应该读一声与二声。
与坊类似的还有亚误读成“哑”，国误读成“果”等。
我跑一下题：多音字问题也造成另外一类被误读的字，比如“贴”字，请帖（读三声）字贴（读四声）粘贴（读一声），部分人将它们统统误读成一声。
觉得假如贴这个字不管用在哪里都读一声而不会产生歧义也不会影响交流，真的就不如都统一改成都读一声的好，这样不会让现代人为了区分贴读音而浪费无畏的时间来学习。
对于坊我也同样觉得只读一种音好，比如都读“方”。
一个字何必弄出俩读音来
本来汉语就已经很难学了，还要在没用的地方给国人增加无谓负担。
多音字很没劲的。
比如下载这个词，程序员中常用到，但超过一半的程序员把这个字读错。
就连一些地方主要电视台主持人都把这个字念错，都是多音字惹的祸。
模板也同样，有跟多人念错。
真的希望能废除多音字。
（或者统一成一个音，或者拆解成两个字）有些字被误读也与领导人的地方口音有关，例如召、迹等字，就被领导官员半路修改过，这样导致一些人不知道已经修改了而读错。
辩论赛，主题“小学生应该多看电视”的主持词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台词如下： 一、越剧 - 草桥结拜歌词 薄雾 浅浅几座山 炊烟淡淡 枫叶染黄 垂柳轻晃 在拱桥两旁 雨夜里风声回荡 经过牌坊 撑把油纸伞 寒风中我一人独往 面朝北方 我寻找想象 传说中的村庄 草桥结拜 三年寒冬 九妹心事无人懂 十八里路相送 千年后故事依然动容 梁祝幻化为蝶 人间千年几回 凄美中烟缘 你独缺 深闺绣花心在 绣着谁 花轿里有泪 心已碎 梁祝彩蝶纷飞 誓言几世轮回 你们在生前 暂离别 身后比翼双飞 永不悔 任朝代更迭 爱相随 红尘过往 墨迹尚未干 我重温古老的月光 古街老巷 高耸马头墙 遮掩了谁的伤 书院苦读 过眼匆匆 楼台相会诉情衷 青石板路脚步沉重 英台叹良缘无力东风 梁祝幻化为蝶 人间千年几回 凄美中烟缘 你独缺 深闺绣花心在 绣着谁 花轿里有泪 心已碎 梁祝彩蝶纷飞 誓言几世轮回 你们在生前 暂离别 身后比翼双飞 永不悔 任朝代更迭 爱相随 故事蜿蜒一条河 月光下清澈 故事蜿蜒一条河 我们听说了 飞过的丹顶鹤 忠贞的颜色 二、 越剧 - 十八相送歌词 十八相送 三载同窗情如海， 山伯难舍祝英台， 相依相伴送下山， 又向钱塘道上来。
祝：书房门前一枝梅 祝：树上鸟儿对打对 祝：喜鹊满树喳喳叫 祝：向你梁兄报喜来
梁：弟兄二人出门来 梁：门前喜鹊成双对 梁：从来喜鹊报喜讯 梁：恭喜贤弟一路平安把家归
祝：清清荷叶清水塘 祝：鸳鸯成对又成双 祝：梁兄啊~ 英台若是女红妆 祝：梁兄你愿不愿配鸳鸯
梁：配鸳鸯~~ 配鸳鸯~~ 梁：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
祝：眼前还有一口井 祝：不知道井水有多深
祝：你看这井底两个影~ 祝：一男一女笑盈盈
梁：愚兄明明是男子汉 梁：你为何将我比女人
梁：离了井~ 又一堂~ 梁：前面到了观音堂
祝：观音大士媒来作啊
祝：我与你梁兄来拜堂啊…… 梁：贤弟越说越荒唐 梁：两个男子怎拜堂
十八相送到长亭。
祝：你我鸿雁两分开 祝：问梁兄你家中可有妻房配
梁：你早知愚兄未婚配 梁：今日相问为何来
祝：要是你梁兄亲未定 祝：小弟替你来作大媒
梁：贤弟替我来作媒 梁：但未知千金是哪一位
祝：就是我家小九妹 祝：未知你梁兄可喜爱
梁：九妹与你可相像
祝：她品貌就像我英台
梁：如此多谢贤弟来玉成。
三、楼台会 楼台暗泪垂恨似春江水 誓约同守信物为证 为何负约把婚退 楼台暗泪垂恨马家迫娶 誓约难守信物难证 无情逐散鸳鸯侣 我知妹心暗悲 负了兄妹心更悲 挥泪何堪回首 悔盟使我心碎 楼台暗泪垂恨似春江水 誓约难守信物难证 为谁两泪垂 我心早经暗许 马家要将你迎娶 此恨长付东流水 有谁补我心碎 楼台涕泪垂来世双双对 蜡炬成灰血泪凝结 在黄泉再伴随 四、歌名：山伯临终 待儿看来…… 母亲带回英台信， 书信上面言安慰。
她说道， 咫尺天涯难相会， 此身未来心已来。
但见她珍重二字满纸写， 她望我除灾又退晦。
英台呀， 可怜我刻骨相思染重病， 可怜你要想聚首不能来。
这…… 这是她的青丝秀发么
见青丝犹如见贤妹， 叫山伯睹物思人更伤悲。
常言道结发夫妻到白头， 看来你我今生无缘配。
这是雪白蝴蝶玉扇坠， 当初是英台自做媒。
到如今姻缘已隔万重山， 蝴蝶枉自成双对。
儿呀， 娘呀， 儿有重言拜托啊
杭城读书三长载， 实指望与梁家争光辉。
谁知道为了英台女， 染成重病难挽回。
娘呀娘倘是儿归黄泉路， 二爹娘身体需自爱。
恳求母亲遂儿愿， 儿死后， 要胡桥镇上立坟碑。
立坟碑， 立坟碑， 红黑二字刻两块。
红的刻着祝英台， 黑的刻着儿梁山伯。
儿与她生前不能夫妻配， 儿死后要与她同坟台
二、有关这部越剧基本信息如下： 1、内容介绍： 祝英台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路遇梁山伯，结为兄弟并同窗三载。
后祝父催归，英台行前，托媒师母许婚梁山伯。
十八相送，祝英台以妹相许。
梁山伯归家，病亡。
祝英台新婚之日，花轿绕道梁山伯坟前祭奠，惊雷裂墓，英台入坟，梁祝化碟双舞。
2、唱片信息： 专辑： 梁山伯与祝英台 歌手：袁雪芬 范瑞娟 张桂凤 吕瑞英 越剧 , 戏曲 语言：国语 发行时间： 2003-04-01
关于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辩论赛里主持人的发言稿
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辩论赛主持人的发言稿开场词主持人:各位评委,各位辩手,各位观众,大家好
. 今天我们的辩题是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益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弊端,我们要怎样来看待这样的利和弊了,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了,下面请我们的双方辩手给我们一个精彩的答案。
首先介绍辩论双方选手：正方选手是：反方选手是：评判员是：接下来请双方一辩各自开场陈说。
中间过渡：主持人:好,节下来请双方二辩陈述己方观点。
主持人：好刚才双方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陈述，节下来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有3分钟的时间，请好好珍惜
有正方3辩开始。
主持人：三分钟以到，刚才经过双方的激烈角逐，也应该有所总结了，现在进入总结陈词环节．正方四辩先来。
结尾主持人：辩论结束
对于“ 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这个问题双方辩手都举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我来做个总结，科技发展确实给人类提供了便利，但是同时也应治理由此出现的种种问题，为我们这个地球——人类的家园，更加美好，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这些变化不都是朝着好方向发展的。
1、环境污染，这个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显眼的坏处。
2:物种灭绝加快，这是由环境污染和人类的捕杀所造成的，也属于科技发展的坏处。
3:人身安全越来越没保障，现在平均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犯罪行为发生，而其犯罪手段大多都与当下时新科技相关，尤其是枪械犯罪,更是让普通人民防不胜防。
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与损失以远远不是以前可比，甚至有可能造成人类灭亡的命运。
4:人类身体素质大不如前。
随着科技发展、汽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人类已经不再总是依赖自己的两条腿,因而现在的人类的身体素质和以前相比已经是不能相提并论.以前项羽力拔山河气盖兮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而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则有可能使人的四肢萎缩,使人类出现一个新的形态.5:各种新兴病菌不断出现，很多病菌的杀伤力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病菌的破坏力。
这是由于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病毒的变种。
以至于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跟不上病毒的变种速度，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灭亡于某一场大的瘟疫。
自从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揭开神秘面纱后，人们便赋予了计算机光荣的使命。
事实证明，这类现代化工具的出现，不仅证明了科技迈入了一个新的平台，也证明了世界间不同地域的交往离不开它。
它似乎是给社会的发展加速的动力，用一条条无形的锁链织成了一张遍布全球的网，网罗了发展，网罗了生活。
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
更重要地是，我们还应当教育我们的后代，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是科技的发展才推动了人类的进程，是科技的发展才使人类有着这崭新又美好的生活。
纵观千古，哪朝哪代不是重视科技的发展
回首过去，看四大发明，独具鳌头；观天文历法，为之惊叹；览赵州拱桥，设计精妙；窥《本草纲目》，东方巨典；瞻圆周率值，七位小数；眺丝绸之路，发展经济；端青花瓷器，扬名海外。
科技发展是强国之路，科技发展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没有科学，我们哪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没有科技，我们哪来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
没有科技的进步，我们哪能吃到杂交二号
我们哪能穿上全棉衣服，我们哪能住进高楼大厦
问，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
毋庸置疑，当然是利大
作何解释
不用解释
中华文明八千年历史文明就是铁证如山，历史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科技每时每刻都在发展。
人类从茹毛饮血原始生活学会利用或烧熟食物，从依靠自然到繁殖饲养，从手无寸铁到冶金炼石，这不都是进步，这不都是发展
如果是弊端大于利的话，那人类为什么都还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进步
只有进步才能使明天更美好
一个人不进步是可悲的，一个国家不进步是没落的，一个世界不进步是黑暗的。
只要在不断的进步中，人类的生活才可以得到升华。
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是脆弱的，他没有庞大的身躯，没有牛似的力气，没有乌龟的硬壳。
但上天给予了人类一颗聪慧的大脑，一双勤劳的双手，人类没有坐享其成，而是选择了不断进步，才可以在今天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作者：赵松元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
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
很多著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
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
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
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
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
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
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
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
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
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
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
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
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
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
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
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
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
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
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
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
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
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
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
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
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
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
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
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
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
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
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
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
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
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
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
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
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
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
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
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
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
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
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
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
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
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
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
《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数日，愈自往视之。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
”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无鳄鱼患”。
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
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
”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
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
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
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
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
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
”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
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
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
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
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
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
”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
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
”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
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
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
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
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
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
”（1l）。
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
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
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
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
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
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
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
”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
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
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
”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
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
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
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
”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习尚至今”对之。
（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
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
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
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
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
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
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
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
”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
”（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
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
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
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
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
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
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
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
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
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
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
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
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
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
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
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
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
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
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
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
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
（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
”（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
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
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
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
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
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
（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
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
”（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附注】 （1）赵德《文录序》，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见《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参见庄义青著《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参见高丙中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5）萨姆纳著《民俗》第1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6）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7）参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8）《韩愈全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l0）萨姆纳《民俗》第8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1l）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2）陈余庆《重修州学记》，转引自《韩愈在潮州》。
（l3）饶宗颐《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附录三·韩木考》，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永乐大典》卷 5343【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15）见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16）参《韩愈在潮州》 （17）据陈亿著《潮州烟云录》。
东方文化馆丛书1995年12月。
（18）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9）此处参考了王孝廉著《中国的神话世界》第1章，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0）见《潮江烟云录》。
订婚换书写法
双长中意后，议日举行订婚仪式，俗叫,也叫换婚忆间还叫“传书”，是迎亲前婚礼的礼仪。
换婚书要选在双月双日进行。
是日，媒人一早从男家携带婚礼（2斤粉条和3升米）和婚帖给女家送去。
女家收下礼物，将预先准备好的12至16个套搭勾形面食、两双鞋及回书等让媒人带回，送给男家，以表婚姻牢不可破。
男家将女家回赠的面搭勾分送亲戚邻居，宣布儿子有了媳妇。
换书不隔年，一定要在定婚的当年进行。
1960年以来，传换婚书渐少，而由媒人转达双方意愿。
换婚书格式： 注：1、以男家长名出现。
2、“老亲家”只写对方姓。
3、“天作之合”下的小字多省略不写。
4、女家回书式中间四字改为“敬答鸾笺”。
安阳城乡旧式婚姻，多沿封建社会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合八字： 两家子女年龄相当，具有婚配可能时，则邀媒人或亲友说合，征得两家同意，互换龙凤庚贴，请瞽者合命谓之“合八字”，男女属相无冲克时，方行择吉换书。
换书： 经媒妁之手投启（发求婚书帖）、签启（复表女家意见），经此传启，互称姻家。
男始赠簪珥，女送书墨（乡间多送衣物），此为行聘订婚，婚约即成。
通信： 成婚年龄，男备食盒大礼（鸡鸭肉等），美酒喜绸，连同迎亲吉期先告女方。
待女家同意，择日举行婚典。
请期： 按既定吉日，向亲友告请期。
届时，结红彩，贴喜字，佳肴相备，以待宾客。
迎亲： 迎亲吉日民间统择双日。
前一日，男家备酒菜一桌，送至女家，称“养酒礼”（现多改送现金）。
女家将妆奁送到婿家。
由婿家备喜封（用红纸包现金，按妆奁多少或商定数额一次付给喜封，款额多为双数），谓之送包袱钱。
婚典当日，富户立红色牌坊，贴大红双喜字，布置华丽洞房。
娶亲起程，新郎冠插花翎，肩披红绸，乘八抬六顶轿（新郎，男傧相二，女傧相二，押轿童子，傧相俗称“伴客” ），或八抬四顶（男女傧相各一）陪郎前往。
鼓乐笙器居前齐奏，彩旗缤纷，队马骑士居中，花轿于后，行游街巷。
普通人家乘轿二顶或四顶，执事简朴。
至女家，婿先祭堂祭祖（三拜九叩），再行奠雁礼。
礼毕，女家设宴待婿。
宴毕，境内有“蹲女婿”之风俗，即先将新郎送至门外，入轿内等待新娘起程。
这期间，新妇冠带粉妆，开容梳髻，红帕盖面，妇拜尊堂，起轿由兄弟或亲属4人护送，民间俗称“送客”（女家送客一般为男家傧相的一半），并由拉纱女童陪伴上轿。
送客郎舅与新妇嫂子（俗称“送女婆” ）各乘一轿，其他男女傧相各一人及押轿童子，随女家男女傧相乘车于婚队之后，送至婿家。
途经街巷村落，鸣锣开道，笙乐齐奏，鞭炮不断。
婚队不能行原路。
迎娶之风今虽仍然存在，但旧式婚仪多已不用，城区青年有的取旅行结婚式，也有不接不送的。
女伴结队送新娘，宴亲友，送包袱等礼仪今仍普遍。
婚典： 新人花轿到门，乐炮齐鸣，差人持火红犁洒上醋，围花轿正转倒转各三圈，边转边颂：“前撒撒，后撒撒，新娘明年生个胖娃娃”等吉祥歌诀，新娘下轿，由女傧相迎，女家送客搀扶护卫，有“撒盖头”之风，并颂“一撒金，二撒银，三撒富贵满家门，再撒新娘生贵人”。
新娘沿铺地红毡跨马鞍，抱宝瓶，步入喜堂。
花烛礼场设于内堂，天地案上焚香燃烛，斗内粮满，插秤及大葱一束，意表金玉满斗，称心如意，四季长青。
婚典开始，由月老（年长者）主持，用“多福多寿多男子，越福越寿越康宁”等词祝贺。
而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步入洞房，婚典告成。
闹房： 境内婚礼趣事多表现在闹房中，有“三天不分大小”之说，宾友长幼都可参加，趣事越多越显喜庆气氛。
旧时多以耍笑新娘为趣，现时闹房多各种游戏，如让新婚夫妇对吃吊苹果，新娘点烟，新婚夫妇谈恋爱经过，或请新娘歌舞等，耍闹直至深夜。
此刻，婆家备酒菜4样，烧饼8个，饮交杯酒，喝子孙汤，夫嫂（或姐）扫床铺被唱喜歌，如唱“左一轮，右一轮，闺女小子一大群……”。
扫铺毕，再由夫家小妹二人送尿盆(抬着尿盆不能离地)，意示姑嫂和睦，新娘送给小妹喜封，表示感谢。
洞房花烛夜设星宿灯，彻夜通明。
新房双枕装竹筷一双，被褥内装人参果(花生)、红枣、寓意早生贵子。
此俗今乡间仍有。
回门： 新妇翌日回门，新郎备礼相伴，妇家耍戏新郎。
民间有互相“偷富”习俗，即婚娶当日，男傧相偷女家、送客偷男家一两样东西（如酒杯、壶盖、汤勺等）。
在新妇回门时，再互相交换，此举民意称“偷富”，取意双方缔姻，共同致富。
女家可在回门的当日扣留男方的物品，男方用“喜封”交换，当晚新婚夫妇仍回婆家。
拜亲： 俗称“认亲”。
婚后数日，新妇拜祖坟，而后依次拜见伯叔姑舅姨。
长辈则分别赠送现金若干，称“拜面礼”，并以糖果款待新妇。
再数日，男家邀女近亲属（伯叔姑姨舅）行认亲礼，双方亲家相见，欢宴聚餐，密切姻缘亲情。
新婚夫妇蜜月禁守空房，新娘回娘家“住三”、“住九”，即新婚三日和九日回娘家探望双亲，以慰父母，于当日仍返婆家。
也有夫妻同住娘家的。
蜜月期满回娘家住对月（一个月）。
追闺女： 女成婚后的第一个农历五月初二（或初四），娘家“追闺女”。
此举由娘家备夏令实物如凉席、竹帘、蒲扇等用品，近年也有备电扇等高档电器，给女婿备新衣一套，带以上物品看闺女。
婆家备丰盛餐肴接待，双方家长共叙家常。
城乡至今沿袭。
以上婚礼仪俗，多属富家之举。
贫家虽力沿此俗，但多简朴从事。
旧时婚俗中还有招赘、结娃娃亲、童养媳、娶孀妇、续弦、娶鬼妻等。
招赘一般从简，仅备宴招待中人和自家族亲。
结娃娃亲多系近亲结婚，如姑表亲、姨表亲、婚礼如常，民间称辈辈亲。
因近亲结婚有损优生，今已摒弃。
童养媳，解放前，因家贫将幼女送至有幼男的人家，成人后再行婚典。
续弦，俗称填房，即妻亡后男性再娶，其婚礼一般沿旧俗，称“再婚之喜”。
旧时还有纳妾、休妾，多不举办仪式，今已废。
娶鬼妻，即年少夭亡，双方家长商定，男女牌位合并，以成姻亲。
今个别僻乡尚有。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男女自由恋爱，选择配偶，经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后，结为合法夫妻。
50年代初，废除订婚，但仍为新婚旧仪，纳采坐轿，讲究陪送嫁妆。
60年代至70年代，男女相爱自择对象后，与家长议定，吉日成婚，宴请宾客，且宴席水平日高。
进入80年代，部分男女青年有的采取集体婚礼仪式。
集体婚礼有公办的，也有单位联办的。
城市婚礼多新事新办，由双亲或机关领导主婚，新婚夫妇戴红花，主婚人祝词，双方简述恋爱经过，品尝糖果，戏耍新婚夫妇，而后欢散。
也有旅行结婚，简备宴席的。
今农村结亲，索要彩礼较普遍，男到女家也日渐增加。
清代的科举制度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二、清代的学校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
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
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
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
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
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
兹分述如下: （一）私塾、社学、义学。
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
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
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
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
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
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
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
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
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
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
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
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
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
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
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
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
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
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
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
如果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
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
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
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
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
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
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
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
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 “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
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
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
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
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 12年进行一次。
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
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
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
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
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
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
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
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
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
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
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
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
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
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
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
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
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
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
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
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
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
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
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
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
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
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
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
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
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
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
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
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
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
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
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
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
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
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
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
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
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
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
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
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
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
院试场规较严。
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
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
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
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
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
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
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
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
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
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
“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
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
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
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
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
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
《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
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
乡试分三场进行。
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
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
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
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
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
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
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
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
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
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
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
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 “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
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
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
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
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
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
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
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
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
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
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
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
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
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
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
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
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
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
“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
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
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
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
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
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
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
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
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
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
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
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
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
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
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
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
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
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
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
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
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
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
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
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
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
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
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
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
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
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
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
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
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
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
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
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
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
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
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
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
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
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
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
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
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
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
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
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
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
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
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
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
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
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
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
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
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
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
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
4.朝考。
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
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
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
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
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制科。
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
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
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
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
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
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
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
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
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
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
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
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
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
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
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
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
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
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