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灵丧事台词，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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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宁德的名人
薛令之 字君珍，号明月先生，唐福建道长溪廉村（今福安市溪潭镇廉村高岑）人，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十五日生。
福建第一个进士官至太子侍讲。
薛令之少时聪颖好学，颇具诗才。
曾独自在廉村附近灵谷草堂刻苦攻读，作《草堂吟》以抒志：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
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
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北长安应试得中。
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
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
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
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
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
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一种仙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
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
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
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
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
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
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风凰毛羽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
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
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尘活。
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
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
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
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
而别离友人时所写的《送陈朝散》一诗，则表现出他息影林下，不忘为国荐贤的襟怀。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
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
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
薛令之生前所著《明月先生集》和《补阙集》，今已无存。
《全唐诗》仅录其《自悼》和《灵岩寺》二诗。
薛令之是闽地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及第无异向世人宣称闽中士子也能做文章，也富有文采这一种事实，其意义非同一般。
陈普 字尚德，号惧斋，世称石堂先生。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生于宁德二十都石堂（今属蕉城区虎贝）。
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其铸刻漏壶为世界最早钟表之雏形。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
长大后，陈普潜心探研朱熹理学。
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
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兵南下，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亡，陈普以宋遗民自居，誓不仕元。
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建教授，均坚辞不就。
他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
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
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
在其教导影响下韩信同、黄裳、杨碗、余载等人，皆为当时学以致用的理学名士。
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
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
此壶应时升降，纤毫无爽。
当时福建布政司曾下令府城依此铸造，放在福建谯楼（即鼓楼）报时。
陈普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
嗣后，他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
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
其间，陈普应刘烁之请，为重修建阳考亭撰写《修考亭记》，并编修黄干、杨复二家《丧礼》及朱熹有关撰著，分十卷刊行于世。
陈普博览群书，精研诸子百家，博闻广见，多才多艺。
自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历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延佑二年（1315年），陈普病逝于莆中，由其亲属扶枢归里，葬于石堂山。
邑人缅怀其兴学育才之功绩，祀之乡贤祠。
陈普一生撰著甚丰，著有《四书句解铃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尚书补微》、《四书五经讲义》、《浑天仪论》、《咏史诗断》、《字义》凡数百卷，大多散失。
传世之作今可查者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石堂先生遗稿》一卷，《武夷棹歌》一卷（朱熹撰，陈普注）。
游朴 字太初，号少涧。
明嘉靖五年(1526年)生于柘荣县黄柏乡。
曾官至湖广布政使右司参知，史籍曾称三主法司，无一冤狱。
游朴4岁识字，能辨平仄，9岁能写文章，作诗赋。
13岁时，父焚梵枯，命其作律诗一首纪事，他即吟道： 鸟央 鸟传双树，牛车遍九坟。
千年悲汉俑，一夜快秦灰。
推廓今谁任，渊源自此开。
圣漠与家训，二曜并昭回。
时人称为神童。
14岁，考进州庠生，旋即补廪。
后因父亲、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便在私塾边教书边自学。
隆庆元年(1567年)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游朴为官爱民廉洁，办理冤狱不滞成案。
首任成都府推官，有口皆碑，万历七年（1579年）救书称他简府有众，缘法 术情，可谓克举厥官。
继大理寺评事、右寺副、署左寺正事、实授左寺正等职期间，对各地上报的大小狱词，细心研审，多所平反。
万历十年(1582年)，敕书褒奖曰：国刑不僭，民命无冤，民称惟良。
任刑部山西司郎中时，奉敕恤刑浙江，认真清理积案。
时人观其谳牍，莫不认为是中兴奏疏第一，一时在法界争相奉为楷模。
相国王荆石赞道：此人有学，宜任学宪。
游朴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时，察知当地总兵李栋勾结城社势力，鱼肉人民，官吏士民敢怒不敢言。
他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呈文举报，挫其气焰。
游朴任湖广布政使司右参知，分守荆西道，驻扎承天府带领德安府期间，荆门州世豪李天荣（一作李天云）拥有党羽千数，遍布郡邑，把持官府，擅自增加州赋，士民受害，怨声载道。
游朴将李天荣及其主要爪牙逮捕下狱，宣布李天荣罪状，判他死刑。
百姓称快，奔走相告：吾自此眠始贴席。
李天荣党羽勾结贪官污吏、太监奸臣一班人，到处煽惑造谣，进行攻击报复，致使游朴被迫辞职。
当地士民挽留不得，护送他至百里外泣别。
荆门乡宦余贤等人为立《游公大政记》颂其德，礼部李维祯为立去思碑以志念。
游朴辞官归里后，绝意仕途，穷研经史，不废吟咏，与弟游诏白首同居，共叙天伦之乐。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谢世，葬于柘城西郊曲瑶下（今柘荣一中大门右侧）。
崇祯九年（1636年），福宁州人把他列入乡贤祠从祀。
1983年，柘荣县人民政府将其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游朴生前著有《藏山集》、《岭南稿》、《山社草》、《石仓诗选》、《武经七书解》、《浙江恤刑谳书》、《游太初乐府》等，已佚。
惟有州人张大光在游朴去世后所搜集编印的《游参知文集》二卷尚存。
钟学吉 畲族，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
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今溪南镇白露坑村）。
在清末民初曾被誉为一代畲族歌王。
钟学吉七岁入私塾，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
此前，其先辈早把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成畲族歌谣唱本，白露坑成为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发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
其业师钟廷吉对其影响尤深。
同治十年(1871年），钟学吉通过蘸明祭度身入录，成为畲族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
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童。
他治学严谨认真，泽溉乡梓，名重一方。
钟学吉结合教学，编写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些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刑部主事钟大火昆 来闽东主修《福建福宁府颖川钟氏宗谱》。
钟学吉参与编修霞浦县四十六七都一带的《钟氏支谱》。
同年，钟学吉偕同一些山民（畲民）头面人物，倡建同族性联谊场所，并于次年在霞浦县城建立福宁山民会馆。
钟学吉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
其间他所撰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等等，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
民国2年，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
年近花甲的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
由是他交游更广，创作愈丰且日臻成熟。
他率先根据畲族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畲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畲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8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畲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
此时，钟学吉年逾花甲，却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同时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
各处来的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迅速传播。
以至当时有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陈吉的歌之说。
钟学吉这一时期所撰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
其中作于民国8年定稿于民国10年的《末朝歌》，在畲族长篇叙事歌（历史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该歌叙述各个朝代的历史，着重叙写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难。
民国13年，钟学吉病逝于白露坑。
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畲区广为流传。
钟学吉为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和畲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发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畲族文学》以及《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圆瑛 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
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
当代爱国名僧。
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六岁时父母双亡。
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日为神童。
十八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
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
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
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
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民国3年，他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
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
民国17年，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
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
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民国23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
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
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民国2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
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
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
民国28年秋，圆瑛回到上海。
9月初，他与明日易 被日本宪兵逮捕，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
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胁迫其承认抗日有罪，继又劝降，诱其与日方合作。
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辞痛斥，并绝食以示抗议。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释放。
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院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
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
此期间，他仍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一亡，教徒有责。
民国34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
民国36年，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
回国时，中国已面临解放。
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
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
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
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积极作用。
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
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
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
馆内陈列圆瑛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
黄寿祺 字之六，号六庵，一度自号巢孙，霞浦县盐田人。
民国元年生于清末秀才家庭。
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著名易学专家。
民国17年，他初中毕业，考入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
翌年，赴北平考入私立中国大学文科预科。
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
又四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民国24年，黄寿祺归家探亲，被地方人士留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下称霞浦简师）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
不久，因表扬进步学生陈子英在作文中敢对县长张灿等提出批评，被张枉加罪名而解聘，于是复返北平。
一面担任嵩云中学国文教员，一面仍从尚秉和、吴承仕诸先生受业。
民国25年8月，爱国将领宋哲元下令考选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各大学毕业生，培养抗日干部。
黄寿祺欣然报名投考。
录取后到南苑受军训四个月，被分配在冀察绥署参谋处当服务员。
工余还当宋哲元创办的莲池讲学院的院外研究生。
此期间，他写《南苑受训录》和与其业师尚秉和论《易》的三封信（后称《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
尤其后者及尚答两书，曾被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收为其所著《变化的书》(1978年经美国转译，易名为《易经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猝起。
宋哲元率所部南撤，黄寿祺滞留北平。
先在嵩云、燕冀两中学教古文，后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讲师，直至民国30年冬。
是时正值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中日学者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其师尚秉和、吴承仕等均受聘参加撰写工作。
他在任教之余，除协助和代替吴、尚撰写外，还自写《易》类提要30篇，《礼》类提要60篇，并整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
民国29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说他师事尚秉和，治《易》精苦刻铭与此同时，他还著有《汉易条例》、《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历代易学目录考》、《尚氏易要义》、《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等计42卷，以及《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
中国简介
中国(China)，位于东亚，是一个以文明为主体、中华文化础，以汉族为主要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
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成国家和朝代，后历经多次演变和朝代更迭，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有夏、商、周、汉、晋、唐、宋、元、明、清等。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有着多彩的民俗文化，传统艺术形式有诗词、戏曲、书法和国画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等的代称出现。
“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是指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裳的礼仪之邦”。
而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
古中国直辖地区为汉地，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汉代始建蛮夷邱，并促成汉文化圈，南北朝建“四夷馆”。
明朝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等。
自清朝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宗主的局势渐渐被打破了。
自己人潮汕话怎么说啊
自己人说潮汕话胶地人，你们知道了吗，因为我就是人潮汕人
屈原天问中的故事谁知道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
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
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
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
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
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
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
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
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
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
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
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
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
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
”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
《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
”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
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
”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
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
答案是肯定的。
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
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
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
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
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
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
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
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
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
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
壁之有画，汉世犹然。
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
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
”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
”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
”《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
”《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
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
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
以指历地，如绳界之。
转手方圆，皆成规度。
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
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
”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
《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
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
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
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
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
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
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南康中学的历任校长
进藏旅游时，需要了解一些藏族的风俗。
献哈达：献哈达是藏族最普遍的一种礼节。
婚丧嫁娶、民俗节庆、拜会尊长、拜佛，迎送宾客等等场合，通常都要献哈达。
哈达是一种生丝制品，长短不一，献哈达是对人表示纯洁、诚心、忠诚的意思。
自古以来，藏族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吉利，所以哈达一般是白色的。
敬酒茶：到藏族人家做客，主人便会敬酒，一般是青稞酒。
青稞酒是不经蒸馏、近似黄酒的水酒，度数十五度至二十度。
敬献客人时，客人须先啜三口，每喝一口主人都要掺满，最后再喝干一满杯。
喝茶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妇或子女会来倒酥油茶，但客人不必自行端喝，得等主人捧到你面前才接过去喝，这样，才算懂得礼貌。
打招呼：与藏族人打招呼时，一般在其名字后面加一个啦字，以示尊称，行路时，不抢在他人前面，相遇必先礼让。
其次，在饮食方面，还有食不满口，嚼不出声，喝不作响等规矩。
西双版纳是中国小乘佛教集中之地，因此，傣族的风俗禁忌大多与佛教有关，到西双版纳旅游应该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遇上傣族群众在祭祀寨神时，千万别进寨子。
不能摸小和尚的头。
进寺庙参观一定要脱鞋。
进了傣族群众家，千万不能窥看主人的卧室，也不能从或堂的三角架上跨过。
蒙古族热情好客，讲究礼貌。
他们以蒙古包为中心的待客礼仪，主客之间都要有许多规矩，要分别遵守。
主人迎客要立于门外西侧；要“浅茶满酒”；佳宴是手抓肉或全羊席；送客要送到包外或边界，要扶客人上马，目送客人走出一段后方可返回包房。
人应在包房后下马；勿手持马鞭进入包房；不要踢打牲畜，不得骑马闯入羊群，不得追打猎犬和看家犬；不要称赞主人的孩子和牲畜；未经允许不要进入包房；在包房内不要随便就坐，不能蹲，不能将腿伸向西北方或炉灶，不要吐痰，不要从主人的衣帽、枕头、被褥上跨过；出入包房不要踩踏门栏；不要用烟竿、筷子、剪刀指别人的头部；礼品要成双，送接礼品用双手，忌用单手，更忌左手接礼；告辞时从左侧离开包房，出门后，不应马上上马或上车等。
苗族讲究真情实意，非常热情，最忌浮华与虚伪。
主人路遇客人不抢走第一步，不走在前面；交谈中用敬语称呼；迎客要穿节日服装；对贵客要到寨外摆酒迎候；客人到家门，男主人要叫门，告知在家的女主人，女主人要唱歌开门迎客；在客人面前，女主人不登高上楼；宴会上以鸡、鸭待客为佳肴，尤以心、肝最贵重，要先给给客人或长者，客人则分给众人享用，次序是先长后幼。
客人不要称主人“苗子”，他们喜自称“蒙”；禁杀狗、打狗，不吃狗肉；不能坐苗家祖先神位的地方，火炕上三角架不能用脚踩；不许在家或夜间吹口哨；不能拍了灰吃火烤的糍耙；嬉闹时不许用带捆苗家人；遇门上悬挂草帽、树枝或婚丧祭日，不要进屋；路遇新婚夫妇，不要从中间穿过等。
藏族是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以敬献哈达作为普遍而又尊贵的礼节。
敬献动作因客人身分而异： 对尊者，长辈，要举双手过顶； 对平辈，只要双手送到对方手上； 对晚辈则系在他们颈上。
献哈达都必须鞠躬，不得用手接送。
客人来访主人要在门外迎接，对尊、长者要脱帽弯腰45度，见平辈稍微低下就可；敬献奶茶、酥油茶或青稞酒有敬三杯的习俗，客人不可拒绝，喝三杯之间还有许多细微的讲究；送客要让客人走在前，为客人牵马备鞍。
主要禁忌有：不可触摸佛像、佛供、经书、钟鼓、活佛身躯和佛徒佩带的佛珠，因为都是圣物；男坐左边，女坐右边，不可混坐；家有病人或产妇，不得进入。
藏族是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以敬献哈达作为普遍而又尊贵的礼节。
敬献动作因客人身分而异： 对尊者，长辈，要举双手过顶； 对平辈，只要双手送到对方手上； 对晚辈则系在他们颈上。
献哈达都必须鞠躬，不得用手接送。
客人来访主人要在门外迎接，对尊、长者要脱帽弯腰45度，见平辈稍微低下就可；敬献奶茶、酥油茶或青稞酒有敬三杯的习俗，客人不可拒绝，喝三杯之间还有许多细微的讲究；送客要让客人走在前，为客人牵马备鞍。
主要禁忌有：不可触摸佛像、佛供、经书、钟鼓、活佛身躯和佛徒佩带的佛珠，因为都是圣物；男坐左边，女坐右边，不可混坐；家有病人或产妇，不得进入。
维吾尔族待人接物很讲礼貌。
路遇长者或宾朋，手按胸部中心，向前倾斜30度；来客，全家出迎，尔后女主人托盘端上茶水敬客；老人吃饭或到别人家做客，要做“都瓦”（一种双手摸脸的祝福）。
维吾尔族的饮食禁忌与伊斯兰教相同。
他们忌用单手接送礼物；忌穿短裤、短小衣物外出；睡觉时禁头动脚西，禁四肢平伸仰卧。
做客时洗手不可将湿手乱甩；不能在长者就座之前入坐；吃抓饭不要用手乱抓或抓了再放回去；吃剩残物不要乱扔；用餐时不要从餐布或主人面前跨过；不要当着主客的面吐痰、擤鼻涕等。
朝鲜族有热情待客、尊老爱幼的传统。
客人进门前，要先干咳一声，或以“在家吗
”向主人示问；脱鞋进门，进门上炕；对长者起立让坐，为长者让路；让客人吃饱吃好；客人吃饱，汤匙应放在桌上，或放在汤碗内；请可、客吃饭，主人要奉陪到底，不在客人之前离席；对稀客、贵客要以酒相待；节日饮食要与邻居分享。
朝鲜族家庭礼节严格，讲究父慈子孝，晚辈敬重长辈。
一般老少不同席，老人单独设席；晚辈要待长者用餐后方可举筷，不得在老人面前喝酒抽烟，如无法回避也要转身而饮；对六十岁的老人，全家要举行庆花甲仪式，跪拜敬酒祝寿。
朝鲜族的禁忌有：严禁同宗、表亲通婚；不喜食羊、鸭、鹅及油腻食物，喜食狗肉，尤喜狗肉汤，但婚丧及佳节时禁止杀狗、食狗肉。
海南船形屋，是黎族的一种传统居住房屋。
您如果想去屋内参观或想体验当地民俗而住进船形屋，记住一定要尊重黎族风俗。
在船形屋内有禁忌：不得戴草笠进屋，不得在屋内吹口哨，不得在屋内扛锄头……若是人多生病，家畜不旺，据说是屋场“多阴”“鬼神占地”，便要搬家等等。
在西藏民间，天葬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丧葬形式。
对于天葬，民间有许多禁忌，包括禁忌生人观看。
天葬令旅游者充满肃穆、神秘之感。
好奇心和探秘感驱使，想见识一番为人之常情，但旅游者应充分认识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性，不要到天葬场观看天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