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科长竞争上岗演讲稿
尊敬察长、各位评亲爱的同志们： 大家好 在这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大家以盼綦江升区的美丽时刻，迎来了我院中层干部的竞争上岗，我衷心的感谢院党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同时也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竞争是一种本能，竞争是一种精神，竞争更能提振精气神。
科长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职位，更是一分责任和义务的代名词。
科长作为院党组决策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要处处事事维护党组威信，维护集体利益，维护干部职工的利益。
科长是一座架桥，他是架通上下级的心灵之桥；科长是一面旗，他敢于在工作和其他方面喊“向我看齐”；科长是一盆火，他不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科长是人民的公仆，为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只有准确把握“科长”这一角色，才能在这一位置上有所作为而有所不为。
我现任民行科副科长，竞争民行科科长，我的竞争优势有： 第一、忠于党，热爱检察事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多年来，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坚持三个至上，恪守检察职业道德，弘扬“忠诚廉明、守护正义”的重庆检察精神，多次被评为院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会会员。
第二、竞争民行科科长，我有一定的民行检察工作经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宗旨，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秉公办案，赢得了申诉人的信任和支持。
一年多来，我先后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件，立案件 件，不立案 件，提请抗诉 件，建议再审检察建议 件，获得法院改判 件，其余案件正办理中。
2010年，民行检察工作目标考核，在全科同志的艰苦努力下，从2009年的第38名跃升到第18名，完成了院党组下达的目标考核任务。
特别是在办理“綦腾公司系列”案件中，检察长同志，亲自指挥，主持申诉人与被申诉的和解工作，在分院民行处的支持下，最终以抗诉促成当事人和解，创造了抗诉检察工作的“綦腾”模式，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杨。
第三、多岗位锻炼，有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管理经验。
自1986年在东溪化工厂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綦江县卫生局、丁山镇人民政府、检察院、公安局工作。
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下，先后担任担任过机电设备科副科长，镇长助理，丁山湖旅游管理所所长，监所科副科长、控申科副科长、民行科副科长，机关第四党支部副书记，院工会组织委员.在检察院担任副职已经7年了。
在担任副职期间，全力协助科长工作，当好参谋，充分发挥助手的作用，全面完成了院党组下达的各项任务。
2009年，控申工作取得全市目标考核第一名的佳绩。
在这些不同岗位工作，我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走向明天。
第四、热爱学习，有比较全面的综合知识和从事检察工作法律专业知识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
我从重庆市轻工校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中专毕业以来，先后完成了经济管理大专学业、政法专业本科学业、法学专业本科学业2008年，还参加了重庆市首届政法干警现代经济知识的短期培训。
特别感到心慰的是,2007年，在我42岁的时候，通过了被称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使我基本掌握了从事检察工作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开展民事检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法律理论基础。
此外，在检察工作，积极钻研、勤于思考，不断总结提高，有较强写作和调研能力。
如2010年，本人负责，民行科全体干警参加，高质量的完成了院党组的安排支持起诉问题调研科题。
《关于基层检察院支持起诉的困惑和分析》调研文章，在检察机关服务城乡统筹研讨会征文中获得三等奖。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虽然我上面谈到一些优势，但也还存许多缺点，在今后的工作一定努力改正。
假如今天我将竞争上民行科科长职务，本人的工作思路是：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开展 “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推进民行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全面完成院党组安排的各项任务。
当前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坚定不移、不折不扣、不移余力，坚决完成院党组确定的2011年民行工作目标考核进入全市前十五名的任务。
主要的工作措施是： 首先，重点抓、抓重点 尽管民行管理工作任务繁重，但工作重点是市院的目标考核任务。
因此，要针对市院目标考核调整的实际情况，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办理再审检察建议和抗诉案件主要业务中，因为建抗案件占整个目标考核的70%。
在工作方法上，要集中力量办理重点案件，积极主动争取院党组的支持，按照去年“骑腾公司系列案件”的模式，加强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力争“东贸公司系列案”成功办理，就一定能够完成院党组下达的任务。
其次，整体推进，不遗漏其他考核目标。
在集中力量办理重点案件的同时，要树立整体推进不遗漏的工作思路，确保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要在监督法院执行案件的难点上有所突破，积极开展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公益诉讼和社会管理创新上创造亮点，积极编写案例，争取零的突破，同时加强与职侦部门的联系，积极移送职侦线索。
第三、加强联系，争取支持，广辟案源 要加强与行政执法和社会管理部门的联系，特别是本院的检察联络室、律师事务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与沟通，广辟案源，寻找民事检察工作新的亮点。
尤其要加强与法院立案庭、审监庭、执行庭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率和改判率。
第四、整合人力资源，创新管理方法。
要向职侦局学习，要彻底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办案模式，实行集中办案的模式，让有经验的老同志把脉，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年轻的同志办理法律文书的撰写，网上办案的操作等工作，这样集中力量办理建抗案件，争取在建抗案件数量上有重大突破。
最后，要坚持一岗双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好队伍，严格队伍的管理和教育，从严治警，常抓不懈，保证队伍不出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古人说：“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
”竞争上岗，有上有下，无论上、下，我都将以这句话自勉，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最后，我想以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名言结束本人的这次演讲：“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假如今天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明天，我将为你们创造一个奇迹。
当代有没有包青天这样位高、正直、不畏权贵的官员啊
【摘要】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继续完善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民法院始终以一个裁判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同时，其还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做出公正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法院在司法中向来都是公正、透明盒不偏不倚而著称的。
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一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上，法院的功能到底发挥的如何，其功能到底该如何定位，法院是一个只能依法律条文进行案件裁决的“法律匠”，还是一个可以依据法律精神和法学理论进行案件判断的司法者。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司法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司法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心，同时也受到司法界的关注。
因此，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字】司法自由裁量权，必要性，存在的问题，监控措施一.前言近年来，我国的司法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司法自由裁量权。
在一些西方的法律学家看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是绝对的法官，因为其创造规则。
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其从另一面说明，每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完善到密不透风的地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漏洞，然而事实也是如此，尤其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成文法的弹性就造成了法律统治的欠缺。
这就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创造了可能。
对我国来说，受到成文法的局限性，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普遍的存在，我们不能对其忽视，同时也不能去消灭或者是遏制这种现象，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正确合理的行使，克服其存在的问题。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必然性1.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自由裁量权”一词是舶来品，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具有很多种意思，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权。
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渊源，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英国衡平法时期。
英国的衡平法，首先确立了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当然，对普通法系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可以说是审判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作为适用法的过程,是和司法审判活动与生俱来的[1]。
自由裁量在我国的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多被称为司法自由裁量权。
当然司法自由裁量是司法的范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有法院及其法官和检察院及其检察官。
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我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学者都有着很多的说法，例如有些法律学者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选择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司法实务中，法院或者是法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
[2]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该种定义，具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该种内涵抓住了司法自由裁量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自由的选择。
然而这种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即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用我们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说，当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两种以上可以进行选择的处理方式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解读做出自由的取舍。
当然，笔者认为，所谓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的司法案件过程中，享有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的去选择如何认定案件的事实、如何运用证据、如何运用法律去处理一个案件的权限。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等同于法官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检察院及检察官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但是本文主要是就法院及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的。
2.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样，司法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
“由于法律规则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3]。
这更加说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即使是法治社会也是如此。
(一)立法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司法自由裁量权国内有一些法律界的学者曾认为法官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未做规定或者是规定有缺失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法律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据公正的原则进行刑事案件的裁判的权力[1]。
由此可知，立法的不完善就要求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其实，司法活动就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存在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的不完善。
通常来说，立法越是详细、具体，自由裁量权就会越少，反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较多。
(二)在任何事物面前，人都不是被动的，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也是如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是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
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依赖人来操作，就算是再完备详细的法律，其实施也需要自由裁量。
古语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
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自主的去对号入座进而处理具体的案件，必须要有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裁量适用。
所以，不管立法者对法律的规定是多么的详细，只要司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3]。
司法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进而做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案件的裁决是否公正客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了。
(三)由于立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就使得法律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有一定的弹性幅度和空间，还有一些模糊的法律语言，这些弹性的条款和模糊语言体现了一种立法技术，这是立法的灵活性以及原则性的结合，这些弹性条款和模糊语言的存在就是立法者授予了司法者以司法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知，只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统治，司法自由裁量权就会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社会同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矛盾的，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有程度的大小问题，但是其是必然存在的。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危险性分析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的法律人都对西方的司法中心主义以及司法独立理论所折服，对于现实司法实务中的一丁点违背公平正义的裁决无法容忍，促使他们不断的从消极的一面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危险性。
这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司法活动就是多元的主体在多元化的话语结构中为了达成更为妥当性的结果从而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自由的、民主的重构，这也就是说，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还包括新闻媒体等的言论自由权以案件为平台就法律规范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释进行讨论，在保证程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民主意义的共识。
特别是在法律不是十分完备的背景下，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正当程序所提供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顺序中担当者沟通和加工机器的角色，即其在一方面将法律秩序同社会秩序以及职业道德、普通民众融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以国家的名义主持着纠纷并得出符合法理的法律结论。
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些危险性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根据笔者的总结，司法自由裁量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危险性：1.自由裁量权和分权理论是冲突的根据宪法以及法律的理论，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严格分离的，法官并没有创造法律或者法律性质的解释的权力，应当要求法官将作出法律解释的权力交给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作出更加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指导法官去处理案件。
通过这种分权，就杜绝了法官造法现象的发生，预防司法专横从而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和该理论存在冲突性。
[4]2.削弱对法律至上的信仰并置法院于危险之地司法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将法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法律的理解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判决中，有将自己的偏好置于法律之上的嫌疑，这将会损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正是由于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采取一些比较随心所欲的行为。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里一针见血:“霍姆斯法官曾经写到,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绊一下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
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狗主人为同一件事情时而奖赏时而惩罚,就是一条狗也会不知所措。
法律的各种仪式体现(造就)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所共同奉行的基本前提———相同的案件应当有相同的判决。
”[5]一旦法律不能够很好的对法官进行约束的时候，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很难得到证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不遵守规则从而对规则进行歪曲，法官的一些个人意见因为没有参照一定的客观标准，从而辉显得模棱两可，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官的中立。
[6]如果认为法官也是受规则所约束的，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收到外在范围的限制。
这就会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官的权力是有限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就比较容易证明，从而对政治决策者的威胁就减轻了。
[7]因此，模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会威胁到司法的独立，降低司法的权威性。
因为“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
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
因而司法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和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8]。
而宪政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确保法院是一个“危险性最小的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3.有损新法治理念的确立和生长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广发人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人们对于安全感以及秩序感的需求要求新的法治理念的确立。
林毓生在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深刻指出“经过(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
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了权威性的时候,个人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常常只是外界流行的风气的反映而已”[9]。
所以，为了能够统一行为模式，我们需要通过规则将选择出的新的法治理念进行明确，从而避免因为多元化的价值诉求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的凝聚力降低或者是分裂。
在社会的转型期和变革期，同传统的文化和理念相斥的新的法治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并没有内化到人民的内心思维结构中。
如果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法官就会因为各种因素从而导致其裁决背离了新的法治理念，这不仅会降低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同时还会由于法官的价值观以及个性的差异导致法制的不统一。
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事情，因为法律追求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
如果一个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就会随之出现对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牢固的确立新的法治理念，防止继续发生的危险。
[10]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造成不间断危险的因素，因为纵然法官不能够在短期内接受新的法治理念，自由裁量权的缺乏也不会从根本上对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性造成破坏。
四.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1.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
我国法院的很多法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他们很少了解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度等。
这主要是我国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不高，在司法实务中大多照本宣科，在案件的裁决书中没有法官自己对于该案件的观点。
当然也存在很多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完全的司法自由裁量，而缺少对于法律的把握，以至于很多的裁决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的。
这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常见的自由裁量问题，这对于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的权威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不透明，主要反映在裁判文书的制作商(一)司法裁判文书的结构简单，不能够完全的反映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从案件的起诉、立案审查、辩护、代理等这些过程，显得过于的简洁。
(二)司法裁判文书在很大的篇幅上就是罗列法院的观点，讲述法官的观点，而对于当事人以及辩护人、代理人的观点没有做过多的表述，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表述。
即使有的法官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表述，也只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根本无法体现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对案件的自由裁量。
(三)我国的法官在进行案件裁决的时候，特别是在制作判决书的时候，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太过简单，并且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就显得司法自由裁量权太过任意，无法体现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四)在法官制作裁决文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证据的叙述中，大多是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这些比较笼统的词语进行概括，缺少法官对于证据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剖析，使得当事人及律师在阅读裁判文书的时候，十分的不理解，这就是法官在运用证据的时候，说理不充分的表现。
(五)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的时候，对于判决的理由部分一直文字较少，这也是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理论性较弱使得判决书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合议庭对于案件的意见和审结报告都是保密的，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当事人无法真正了解到法官的思维以及自由裁量的过程。
3.我国司法界缺乏对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原则我国最为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看来，法律是已经明确的成文的法律规则，这就对法官在司法实务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司法实务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详细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性原则，从而指导法官正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4.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法官难以独立裁量在我国的宪法以及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
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和势力的干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依法独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五.完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控措施分析1.提升法官的素质，监控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但是运用法律条文的人是活的。
司法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的行使，关键要取决于人，主要是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现代的中国法治社会，要求每一个法官都具有这些素质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必须要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能小能”是一个问题，“应小应”是另外一个问题。
法官作为国家的司法执法者，必须要担当起维护一切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
对于有人担心，一旦是法官在法律之外适用法律会很难控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做好法官的自律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太高法官进入的门槛，对于想进入法官行列的人应该在程序上和条件上严格把关。
例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条件。
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是法官的人，应该建立定期的考核和淘汰机制，对他们形成一种威慑。
其次就是要不断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平。
要充分的发挥一些大专院校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有事，将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为法官能够科学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公平行使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方的意见，从而为正确的裁判创造条件。
听证会制度在我国还仅仅是在行政处罚、立法程序等领域推行，在司法审判领域还没有出现听证会制度。
在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其司法领域的听证会制度已经十分的成熟了。
其对于一些影响较大，案情重大的案件，通常会举行司法听证会。
司法听证会制度有利于法院更好的公开审判，使司法能够更好的接受社会的监督。
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阐明两点，一是司法听证会制度同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都强调公开性，但是后者只是允许一小部分人对案件进行旁听并发表一些意见，而前者则要求与会者说话，给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阐明观点的机会，换句话说，司法听证会制度就在于让司法者去倾听。
当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办案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于听证会制度，只能够适用于那些案情重大、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需要法官最大限度的运用自有裁量权方可做出裁决的案件。
来自公众的支持是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当机立断做出裁决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力量。
3.从司法环节上制约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如何掌握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程度?对此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适当,司法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或幅度内,酌情作出合理决定。
“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将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从而自动产生出某个具体决定的机械过程。
”[3]法官决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具体审理、法律的具体理解适用,缩小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2],作出适当的选择。
适当就是合理、准确,合理是对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合乎世情民意,体现司法正义;准确是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理解无误,自由裁量的结果公正。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出于正当目的,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本意。
司法自由裁量要满足人们追求“个体化正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越接近正义也就越接近其行使的合理程度。
司法人员应出于公正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排除出于个人非正当目的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杜绝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自由选择,它必须在权利的边界以内合理行使,超出法律的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失去了正义性。
大法官道格拉斯说:“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就到达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
它比其它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有破坏性。
”[11]六.结束语综上所述,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对于法律的完善，对于纠纷的正确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司法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并且司法自由裁量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有必要加强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和约束，这不仅仅是法治社会法治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康完备的反映。
司法自由裁量权同法治社会并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一对敌人，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限制以及加强司法的监督来平衡二者的关系，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适应法治社会，并进而促进法治社会的前进。
相信在我国法治社会的明天，司法自由裁量权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规范，推动司法权威的建立和不断深化。
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 伍发财律师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1]卢宇容,王明达.论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J].中外法学,2001,(3).[2]沈岿.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EB\\\/OL],引自中评网.[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1]卢宇容,王明达.论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J].中外法学,2001,(3).[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4][美]梅利曼.大陆法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39,86.[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49.[6]Milton Handler,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nti-trust Laws:A Critic’s Viewpoint, Georgia Law Review 1,1967.P350.[7][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0,79,131,68.[8][美]彼得?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44.[9]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6.8-12.[10][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18-19.[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2]沈岿.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EB\\\/OL],引自中评网.[11]焦南凡.略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J].行政与法,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