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教学中进行问题情境创设 中期报告
一、课题的由来、研究目标和内容 课题由来：美国教育家杜威最早在教育学意义上运用“情境”一词，他提出“思维起于直接经验的情境”，并把情境列为教学法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种教学法，情境教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产生于英国的一种以口语能力的培养为基础、通过强调有意义的情境进行目的语言基本结构链的教学法。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情境来优化教学效果是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策略。
但在创设课堂情境的过程中，有些仅为了创设情境而创设情境，或者只是简单地把教师主观认为比较好的情境让学生去感受、会话，无视学生的体会；有些情境设计过于虚假，教师在情境设计时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发现、摄取适当的场景，而是人为地编制了虚假不实的情境等。
一味片面地认为只要创设了情境，就体现了新课标的理念，那是错误的观点。
在教学中所创设的情境应考虑是否适当、有效，是否真实、自然、贴近学生生活，只有有效的课堂情境，才能给学生提供接触英语和运用英语进行语言实践的机会，从而使课堂成效突显。
研究目标：通过有效情境的创设，使学生在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的基础上，正确灵活地运用英语开展交际性活动，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和兴趣，能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学会主动探索、主动思考和主动实践，以实现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研究内容：1．用实物或模型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2．利用图片或简笔画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3．用动作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4．用音乐歌曲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5．用多媒体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6．借助问题创设情境的实践研究 7．生活经历再现情境的实践研究二、开题以来的进展情况本课题组于2011年4月以《小学英语有效教学情境创设的研究》为题向市教育学会提出申请，2012年9月被市教育学会正式立项。
（1）2012年9月11日下午,课题组所有成员在校英语研讨室集中，集体剖析本课题的内涵，讨论课题实施的具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各成员研究方向以及在课题中承担的任务，为课题开题做充分的准备。
课题组主持人就课题理论学习、开题报告撰写、协同研究以及课题计划的具体落实做了详细指导。
进行课题成员分工，明确课题组成员职责，探讨课题研究思路，精心制定研究计划。
（2）2012年10月17日上午，全体课题组成员在校英语讨室集中，课题主持人卢彦杰带领大家认真研读了李吉林编写的《情境课程的操作与案例》，就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现状和特点、具体操作等多方面作了探讨,进一步明确了该课题研究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3）2012年10月24日下午，在校英语研讨室内，课题组成员集体评析了鲁国华老师的课题研讨课《Ben's birthday》，课题组成员黄海东、常雪霞、崔欣欣、丁静谈了听课感想，大家不仅肯定了鲁老师课堂的亮点纷呈，也提出了他们认为值得商榷的地方。
（4）2012年11月7日下午，在校五楼小会议室，全体课题组成员进行课题教研沙龙,研讨主题为《简笔画在小学英语创设有效情境中的运用》，本课题主持人卢彦杰老师作为沙龙主持人组织了活动，活动中常雪霞、孙贞兰、黄海东等老师就自己课堂教学实践中的体会做了主题发言，其他与会老师也积极展开了对话交流。
大家觉得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适时利用简笔画创设情境，生动、形象、并富有成效，同时也是小学英语教师的基本技能之一。
它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课堂效率的提高。
（5）2012年11月15日下午，在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陈婷婷、鲁国华、卢彦杰几位老师和大家交流了黄海东、丁静两位老师的课题研讨课《My bag》、《Clean the table, please》的感想。
通过此次研讨，大家对小学英语有效教学情境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对做有效教学情境的创设更加清晰了。
（6）2012年11月23日下午，所有课题组成员在学校五楼小会议室集中，主持人卢彦杰老师和课题组成员继续认真研读了《情境课程的操作与案例》，就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情境创设作了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对课题开题报告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对开题报告进行修改加工，课题组活动开展、研究时间投入、课题内成员研究互动等明确要求。
（7）2012年12月6日下午，校英语研究室内，课题组全体成员集体学习了王蔷主编的《小学英语教学法教程》，与会人员对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创造情境的细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些情境创设的细节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师的各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提高英语的有效教学的质量。
（8）2012年12月18日下午，所有课题组成员在学校英语研讨室集中，课题主持人组织大家观看了教学视频: 苏州吴丹老师《The king's new clothes》，然后课题组成员研讨学习心得，对有效教学情境的创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9）2012年12月25日下午，在校五楼小会议室内进行课题研讨沙龙，课题组成员常雪霞作《有效情况创设之我见》主题发言，其他成员也各抒己见，最终形成了小学英语教学有效情况创设的几个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简单易行的原则、真实性的原则、整体性的原则。
（10）2013年1月11日下午，课题组全体成员在学校英语研讨室集中，主持人卢彦杰推荐研读书目，要求课题组成员作为寒假期间完成相关读书笔记。
（11）2013年2月28日，在校英语研讨室，全体课题组成员交流寒假期间读书心得，并积极讨论。
大家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以有效教学为目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而努力。
（12）2013年3月7日，在校五楼小会议室，全体课题组成员评析了课题组成员崔欣欣《At the zoo》的课题研讨课，大家纷纷谈了听课感想，并对研讨课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探究。
（13）2013年3月23日，全体课题组成员集中校英语研讨室，课题主持人卢彦杰老师主持学习了陈清容主编的《小学英语新课程教学法》，大家一致认识到：要切实的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将课程改革真正的落到实处。
掌握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学习心理的变化，使学生不仅掌握知识，也要养成良好的品质，要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15）2013年4月11 日，校英语研讨室，全体课题组成员集中学习冯卫东，王亦晴所著《情境教学策略》，大家热烈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看法。
（16）2013年4月19日上午在校五楼小会议室，全体课题组成员评析了课题组成员陈婷婷《My nice ruler》的课题研讨课，大家纷纷谈了听课感想，并对研讨课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探究。
（17）2013年5月10日上午，在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常雪霞执教的课题研讨课《Doing housework》，课题组成员对这节课作了深入研讨，并重点探讨了有效情境在高年级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18）2013年5月29 日下午，在校五楼小会议室，课题组全体成员聆听市教研员有关小学英语情境创设的专题讲座。
（19）2013年6月4 日下午，校英语研讨室开展课题研讨沙龙，课题组成员陈婷婷作主题《让我们的课堂情境教学更有效》的报告，课题组成员纷纷进行交流，讨论研究这一课题。
（20）2013年6月7日上午，在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孙贞兰执教的课题研讨课《At Christmas》，课题组成员对这节课作了深入研讨，对孙老师在生活化情境创设的环节给予的高度肯定，并对其提出了进一步的探究。
（21）2013年7月3日下午校英语研讨室内，课题组全体成员利用暑期时间进行一次课题研究的交流，主持人卢彦杰老师对暑期读书要求作了进一步的明确。
（22）2013年 8月 29 日下午，校五楼小会议室，课题组全体成员交流暑期读书心得，介绍各自读书的体会。
（23）2013年9 月11日上午，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任佳执教课题研讨课《A new term》，课后课题组全体成员对任老师的进行点评分析，对其多媒体的情境创设进行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提高意见。
（24）2013年9月26日下午，校英语研讨室，主持人卢彦杰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张玉民著《有效教学情境创设方法》一书，并结合小学英语课堂实际，课题组全体成员进行讨论。
（25）2013年10月17日上午，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邹月华执教课题研讨课《It was there》，课后课题组全体成员对该课进行了点评分析，对其中一些有效情境创设做法进行了肯定。
（26）2013年10月30日下午，校五楼小会议室，课题组全体成员进行课题研讨沙龙，课题组成员任佳作了主题为《谈小学英语有效情境创设》的报告，课题组成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7）2013年11月8日上午，校英语研讨室，课题组成员任悦执教课题研讨课《After school》，课后课题组全体成员对任老师的进行点评分析，对其课堂中借助问题创设情境给予了肯定，并作了进一步探讨。
（28）2013年11月27 日下午，全体课题组成员集中校英语研讨室，进行课题研讨沙龙活动，课题主持人卢彦杰作主题为《对当前小学英语课堂有效情境创设的思考》讲座，会后大家进行了研讨探究。
（29）2013年12月10日，课题主持人卢彦杰执教课题研讨课《Unit 8 Happy New Year》一课，课后全体课题组成员进行点评分析。
（30）2013年12月27日全体课题组成员集中校英语研讨室，进行课题研讨沙龙活动，课题组成员邹月华作主题为《课外延伸，拓展情境》报告，课题组全体成员进行讨论探究。
（31）2014年2月20 日，在校英语研讨室，全体课题组成员总结课题开题以来的收获、成果。
三、成果：开题以来取得的研究成果对照课题开题论证会提出的研究目标，已经完成：①小学英语有效情境创设研讨课（11节）；②小学英语有效情境创设研活沙龙活动（15次）；③小学英语有效情境创设研讨课教案集（11篇）；④教学研讨活动讲座稿（6篇）；⑤课题教研交流论文（11篇）四、课题研究的成果本课题的研究自2012年9月立项以来，本课题组全体成员按原定计划操作，实实在在，不断地修改，完善课题研究方案，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研究和思考，获得一些初浅的感想，取得一些初浅的经验，并注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促进思考、认识，收到一定的研究效果。
我们正逐步建立起有效教学情境的教学模式，有力地推动着我校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通过创设有效的情境，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学习动力，减轻学生学习英语的焦虑，并通过真实语境，真实语用功能和真实语义的输入，让学生在学习中形成输出真实英语的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创设的情境贴近学生的生活、学习经历和社会实际，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并能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的欲望，在课堂上教师善于巧妙地设置情境丰富了教学活动，把英语教学和生活实际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为学生创造了运用语言的机会，营造出了浓郁温馨的英语语言气氛，激发了说的动机、交流的欲望，使学生能够灵活地掌握所学习的英语交际用语孩子们学有所用能够自然大方准确地与老师和同学交流，使学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经常性地英语运用与交际，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县级个人微型课题结题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一般要包括结项报告、中期成果、获奖成果等。
结项报告从课题提出的背景与意义、计划与实施、体悟与成果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总结研究工作。
成果要求（可以其一）：①有与课题关键词相关的论文、报告、总结、案例、笔记等在县级及以上刊物发表，并能提供相应原件；②有与课题关键词相关的论文、报告、总结、案例、笔记等在县级及以上会议交流，并能提供相关教育行政和主管部门的证明；③有与课题关键词相关的县级及以上公开课，或参与县级及以上教学比赛获奖，并能提供相关教育行政和主管部门的证明。
具体的情况参见管理规定或者结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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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张颂（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 要：本文将中国播音学发展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中国播音学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萌芽期（1923-1961），草创期（1962-1981），形成期（1982-1994），发展期：（1995-现在）。
本文认为，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主要包括：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语言传播发声学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
文章还列举了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著作。
关键词：中国播音学；分期；研究主要方向及内容一、中国播音学研究的基本历程谈到播音学发展，我们不妨以已故播音艺术家、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会长夏青先生在为张颂撰《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所作评述中的一段文字来开始，夏青说：“播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但是，实践不能没有理论，实践性再强，也需要理论的概括和理论的正确指导。
由于一开始认识播音，只限于工作性质，尚缺少学科性质的认识条件，于是就产生某种偏颇，即‘播音重要，但无独立理论’。
从苏联播音经验中，又认识到播音同表演的相同之处，以表演理论解决播音实践问题就行了。
因此，长期以来，播音队伍中形成播音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意识相当淡漠。
”而“直到播音和教学两方面实践都提出了研究理论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起步，脱离经验总结阶段，向建立体系阶段进展”。
1夏青的话简单而准确的概括了播音学研究发展的基本历程。
（一）萌芽期（1923-1961）萌芽期还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与建国后。
1．建国前建国前的播音研究，又可以分为国统区与解放区两个部分。
国统区关于播音或涉及播音的文献较少，多散存于一些知名学者或作家的文章之中。
叶圣陶于1932年12月2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明利器》一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当时广播的传播状况，提出应正确利用现代广播“团结大众”、“传授知识”、“报告消息”，以发展其正面价值，认为“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于社会的影响。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的利用着”，这些看法讲的是媒体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播音，却对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鲁迅曾于1934年发表了多篇杂文，如《偶感》、《知了世界》、《儒术》和《奇怪》等，评述了当年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评论揭示了旧中国广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批判了广播迎合低级趣味的现状，播音应也在其中。
茅盾在1937年8月28日的《救亡日报》上发表《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一文，对当时的时事播音进行了评述，曾经建议，时事播音不必都只是死板地讲读报纸，应该“变换作风”，并以自己将报纸报道转换成说书的方式为例，提出了抗战文艺深入民间和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已经涉及到播音再创作和播报样态的问题。
2在解放区，广播是有力的宣传武器，播音也被作为重要的一环，受到较多的重视，因此，有一些专门论述，所存文献也相对较多。
陕北新华广播时期，1948年5月至9月， 当时负责新华社语言广播工作的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尤其是温济泽，经常写信给播音组，提示宣传要点，指出播音时的注意事项、对播音工作进行鼓励或批评，这些指导或建议，对于形成播音传统极为重要（如语言规范、播读正确、立场鲜明），个别方面发展成了播音理论的重要命题（如工作性质、编播兼顾、工作态度等），但大多数还只是在纠正错讹、安排工作的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观照的层面，尤其是还没有更多地注意到播音的独立价值。
1948年下半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制定了《播音手续》、《编播发稿工作细则》、《口播清样送审办法》等，其中，《播音手续》规定了陕北台播音员每天工作的程序，要求播音员“播音时必须严格依照稿件，不得错漏或更改一字”，“如发现错播，应立即重播”，“若系重大错误，应请示编辑部负责人，正式发表更正”，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的编播工作更加具体化、责任化、规范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训练有素、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一丝不苟的广播工作者。
3播音员的个人工作总结。
孟启予1948年9月的一份《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其中详细地记录了播错、播漏的每个字，断得不得当的字句，以及播得好的稿件和改进的办法思路等。
齐越在他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总结了播音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办法。
涉及字音错误、语句错漏、语气把握等方面，认识到了责任承担、认真备稿、心态调控的重要性。
这些个人总结是最早涉及播音本体的研究，虽然以个人经验总结的形式出现，但鉴于其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以传授的方式对年轻播音员所产生的普遍影响，仍然具有理论研究的意涵。
42．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和促进广播更大范围、更加规范的形势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了业务交流，促进了播音研究的发展。
1949年3月，陕北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电台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详细指出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以及播音应注意的事项，如怎样准备稿件，如何掌握抑、扬、顿、挫、快、慢、轻、重，如何表达语气情感，规定了播音手续，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等。
5较早也较系统地勾画出了播音所应注意的诸多方面。
1952年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
指出播音工作常常影响工作的全部效果，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他要使自己广播第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
在学习内容方面，业务部分包括了练声。
61954年7月，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
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全体播音员讨论，共写出五篇文章：《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
这五篇文章是总结我国播音工作经验的最早的文章，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体裁的播音以及播音工作管理和培训播音员的办法。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地播处处长左荧到会讲话，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被邀请的一些专家、学者、著名演员作了专题报告。
其中，梅益的讲话涉及播音创作的方向、播音工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手段、情感、技巧和修养等多方面的问题。
左荧也作了重要发言，我们将在后面对他的讲话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
专题报告内容丰富，包括台词、朗诵、语音学知识、发声机理与方法、嗓音锻炼与保护、戏剧表演体系及演员修养等。
这次大会，明确了对播音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博采众长，对苏联播音经验和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了学习、讨论，丰富了播音表达方法，促进了各地播音组和播音员总结经验，这些讲话、讲座的内容及形成的认识，基本上形成了播音创作的基本架构，为构筑中国播音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左荧在1951年3月1日编印的《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该专业化》一文，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阐述，认为“作为培养播音员的办法提出来的‘编播合一’，显然不但没有提高播音水平，相反倒降低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否定了播音工作独立发展的前途”，指出“播音工作应该专业化”，并对播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说“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
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
”71955年3月左荧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发言，并以《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为题发表于《广播业务》试刊号二。
文章首先论述了播音在广播工作中的重要性，指出播音是广播工作程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播音员是语言广播的集中体现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应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员，走在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前列。
并对轻视播音工作和片面强调播音工作重要性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辨析。
文章指出，播音工作是一种语言表现艺术，分析了播音艺术的特点。
文章还认为，“播音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要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必须研究“播给谁听——播音的对象”、“播些什么——广播内容”、“为什么播讲——播音的最高目的性”、“怎样播讲——播音技术”的问题。
其中，“播音技术”其实就是播音的“艺术”，这一看法的提出正是他重视播音专业化和艺术性的体现，对于播音此后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怎样播讲”问题时，左荧还明确提出，“播音是一种艺术创作。
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因此，我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单纯自我表现，一种是机械模仿”，这些论述，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振聋发聩的力量。
8张颂认为，“这篇文献是左荧同志对播音理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对于播音的第四个要素的阐释，凸显了他的真知灼见，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成为中国播音学进入草创时期的前奏，为《中国播音学》专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9。
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节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所撰的《朗诵艺术》10，连载于《广播爱好者》，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内容，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其语言表达艺术的理论框架比较全面，为播音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播音经验，研究“大文章”的播法，播音理论初见端倪。
理论成果以《苏联播音经验汇编》《全国播音经验汇辑》《播音业务》等论文集为标志。
这一时期，理论成果以黄皮书《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播音业务》、蓝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总结了国外（苏联）、中央台和地方台（主要是省台）的播音经验，是对当时播音经验的一次总结和推广，也为播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但是，“虽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明显地带有零散的经验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印记”。
11（二）草创期（1962-1981）1962年，齐越在上海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
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
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中文播音专业。
教学需要进行教材建设，在借鉴姊妹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设了“发声教学”、“基本表达”（时称“语言逻辑”）等课程，印发了有关教材和资料。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播音理论的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一些基础理论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用气发声以及感情、停顿、重音、节奏等内外部技巧等都得到了阐述，播音理论体系开始建立一定的格局和基本观点间架，播音研究由此开始走向体系化。
12十年动乱期间，播音理论和业务建设遭到破坏，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播音理论和积累起来的播音经验，统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黑货”，由政治代替一切，所有播音理论学习、播音业务培训、播音基本语言训练都被迫停止，优良传统被抛弃，播音风格遭扭曲，“高、平、空”的大喊大叫充斥广播。
1979年召开了全国的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由张颂编写的《播音创作基础》（尚未正式出版）得到了大会的认可。
书中已经出现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新中国播音风格”、“播音表达规律”等内容。
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特点和当时新闻播音存在的主要问题。
会议提出了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
大会提出“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
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在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出版了《话筒前的工作》一书，（三）形成期（1982-1994）1982年1月，张颂发表了《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构筑了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并由此拉开了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
夏青对此文的评价是“……研究理论却显得无足轻重，鲜有问津者。
本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体系的构想，呼吁同行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便得到了认同。
现在（所评述书籍出版时间为1990年—作者注）播音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研究者的队伍正不断扩大。
”131983年，张颂出版了专著《朗读学》，主要内容包括朗读规律、具体感受、态度情感、目的对象、朗读状态以及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朗读技巧。
这些内容涉及有声语言再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流程、基本规律，虽然是针对朗读进行的，却也构筑了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
尤其是，此书立足于朗读的独特性所进行的建立学科体系的理论努力，实际上成为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的前奏。
“中国播音学丛书”为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其中主要有：张颂著《播音基础》 (1985年。
后改为《播音创作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1985年）、吴郁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1988年）、毕征主编《播音文体业务理论》（1989年）、张颂等著《论播音艺术》（1990年）、姚喜双著《播音风格探》（1992年）等。
1986年在银川召开了全国播音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后改为播音学研究委员会）。
学会的成立对于播音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4年2月，张颂出版《播音语言通论》，对播音学科的地位与作用、播音语言的性质与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论证。
针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和理论，着重从语言文化的视角，以播音主持艺术为重点，论述了播音语言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了“语言是精妙的”中心论点，阐述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继承传统、当下状况、未来走向。
同时，将播音创作主体置于中外语言传播的广泛观照之中，并从受众、队伍、竞争、前景等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证。
书中驳斥了有导向性错误的诸种偏颇见解，并针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存在的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这本书是继《中国播音学》之后，在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1994年10月，《中国播音学》出版，它是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宣告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
《中国播音学》由张颂主编，汇集了我国播音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该书规模宏大，包括“导论”、“发音”、“创作”、“表达”、“业务”四编共四十章66万字，不仅明确了本身的学科定位，而且在理论、方法、指导思想和实践性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起点，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播音学理论的严整体系。
（四）发展期：从1995至现在这一时期，播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对节目主持艺术理论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人们关注较多的方面。
一些研究者对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研究中的语言表达艺术，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初步形成了理论的框架。
1999年，吴郁出版《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对节目主持艺术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书中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语用规则、语言功力、语言风格和主持人节目的语体特征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不同类型主持人节目的语言表达艺术也进行了分类研究。
1998年，姚喜双出版《播音学概论》，从理论上对播音学科的独立性作了全面地阐述，并对播音学科给予了美学理想的观照，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体现了学科的前沿性。
李晓华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艺术概要》（1999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进行了拓展性、深入性研究，一方面对播音发声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阐释，一方面结合一线实践和教学实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内容设置和病例诊断。
祁芃的《播音主持心理学》（1999年）、陈京生的《电视播音与主持》（2000年）、鲁景超的《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等著作，都在不同角度对播音学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
从1999年开始，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播音主持艺术》，每年一部，截至2006年已出版7辑，文集的内容包括历年的获奖论文，涉及基础理论研究、教学研讨、人物访谈、一线实践等诸多内容。
文集的出版，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播音学研究。
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播音学》再版，将业务部分分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
2003年，张颂出版《朗读美学》，把对有声语言表达的要求提高到了审美的高度。
从1997年开始，张颂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被收入《语言传播文论》（1999年）、《语言传播文论》（续集）（2002年）、《语言传播文论》（第3集）（2006年）。
在这些论文中，张颂对中国播音学进行了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播音学的研究以播音为核心，涉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涵盖了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
二、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一）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是中国播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基础理论，着重研究从稿件（或话题内容）准备到实际播出这个过程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如播音主持语言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方法；传播主体的业务序列等。
播音主持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需要把稿件（或话题内容）变为有目的、有感情、有对象的有声语言作品，及于受众之耳，入于受众之心。
该方向把播音主持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探寻其表达特点和规律，主要解决创造道路、分析理解和具体感受稿件的方法、语言表达的内外部技巧以及话筒前状态诸问题。
其基点在于正确处理“稿件（或话题内容）—传播主体—受众”这三者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问题作出回答。
该方向在有稿播音（朗读学为主）、无稿播音（口语表达为主）的范围内，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研究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艺术规律，以及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的广播特点和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电视特点。
我国人民广播电视的播音主持艺术，几经曲折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气派。
该方向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其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发展史研究，各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重点作品、不同风格流派的研究，以及中外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的比较研究等。
上述研究的成果对于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对传播主体加深语言造诣，强化语言功力，完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感应系统，构建语言美感、语言鉴赏、创作风格体系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语言传播发声学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中国播音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
它以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发音和用声为主要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传播主体（如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电声系统运用有声语言进行的传播活动。
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从物理（声学）、生理（器官、机理）和心理（感受、感情）等方面，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阐释用气发声、吐字归音、声音弹性的规律与个体训练难点和方法的一门科学。
这个研究方向有两个领域，一个是语言传播主体在话筒前应用和日常训练体系，主要解决处理情、声、气的关系，以达到自如地因情用气、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的目的；另一个是对语言传播主体的声音运用进行科学的主客观评价的体系，特别是解决“口耳之学”长期以来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评价的问题，通过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语言传播主体给以静态恒量和动态变量的监测，以建立各项指标体系、形成客观标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主持人节目、现场报道、晚会直播等，给语言传播发声研究与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该方向将通过深入探讨对之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该方向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成果，对于提高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帮助专业人员掌握科学的用声方法，防治嗓音疾病等方面，显示出较高的实用价值。
对于“人机对话”中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
（三）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它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播音学、社会心理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
它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方法；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言语表达模式的影响。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该方向将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理论体系。
广播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传播的，它与声画结合的电视传播方式相比，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从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特征、功能、内容、结构、形式、创作心理、受众心理、语言表达特点、语体美学特征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同时，对广播播音主持语体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不同体裁（包括文字稿和腹稿）、不同节目类型（如新闻评论类、知识服务类、教育欣赏类、综艺娱乐类等）、不同言语模式（如播报式、宣读式、谈话式、朗诵式、文艺晚会主持、现场报道等），分别探究其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业务技能和表达规律。
电视播音与主持是电视传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和宣传形式，具有声画结合的特点。
随着电视业的蓬勃发展，电视播音与主持的语体特点愈益鲜明，样态也渐趋丰富。
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探讨与电视播音与主持相关的各种因素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电视节目语境对播音与主持语体的基本要求；分析各类不同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和艺术风格；探求提高电视播音主持艺术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电视新闻口播与配音、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电视纪录片解说、电视节目主持艺术、各类电视节目主持的特点、各种不同的电视播音主持风格、电视播音主持的形象造型及体态语的运用等。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性格特征的探究 研究性学习课题报告
曹公说她“气质美如兰，才比仙”，脂砚斋在傍批注说“当的此句”可见在曹雪芹及他的合作者脂砚斋心中的地位。
美丽和才华是妙玉夺目的光芒，更闪亮的是她和这浊世的非暴力的抗争，她不像晴雯那样一往无前，也不像宝玉般“嘴上的革命”，她有她的方式，即不合作。
红楼梦里要搞个民调,谁的人缘最差,恐怕非这位孤傲的妙玉不可。
在红楼十二曲《世难容》中曹雪芹用“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来形容妙玉，脂砚斋的批语称其为妙卿，可见此女在曹雪芹和脂砚斋心中的地位。
在10个脂批本中的靖藏本里面有这些一条批语：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劝惩不哀哉屈从红颜固能不枯骨。
这就和高鄂续的后四十回妙玉的表现和结局完全不同。
高鄂续书说妙玉喜欢宝玉，不安心佛法，虽在红尘外却动凡心，最后被强盗所掳不知所终。
这个续书明显有问题，妙玉是金陵十二钗排第六的唯一非贵族女性，她如果在故事中毫无作用，性格气质也无明显超越其他女性的地方，她进入正册的原因何在
妙玉实在是高鄂糟蹋红楼梦的一个例证，不足为信。
根据靖藏本的批语妙玉应该最后是冒险回家乡来到瓜州渡口解救某人（很有可能是宝玉和湘云），牺牲掉了自己。
妙玉给大部分人的印象是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和谁都不太亲近，又莫名的自负。
看似一个讨厌的无情人，可正是这种人，才是内心有无限能量的人，甚至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距人千里之外更多是对自己的保护，只因内心过于干净，容不下这肮脏的世道，这世道自然也容不的她。
此所谓“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一个因自己内心干净为被人嫉妒恶嫌的人，活在着肮脏人世不愿与其为伍，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免受伤害，妙玉之人既可敬也可怜。
但人都有求得认同的本能，这使得她强调自己品位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她对刘姥姥的厌恶就是最好的体现。
有人因为这个讨厌其人，我倒是因为这个感到一种哀伤。
这样一个气质独特的人,又文采出众的人,你还会在意她的孤傲吗?也无怪乎宝玉对她如此敬重，那怕她是有瑕疵的,她的美丽也是如此光彩夺目!进入12钗实至名归。
莫高窟导游词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古代宴请宾客一般用什么词
宴会在宾礼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因此宴会也不局限于宾礼活动中，《仪礼》中就有“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都是指不同宴会的场合中所应遵从的礼节。
其实，只要有宴会的场合都会有礼节的存在。
这里就介绍一些古代宴礼的知识。
说到宴会恐怕最重要的要数迎送和座次了，这方面的礼数相当繁琐，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特别讲尊卑之别造成的。
就迎宾之礼来说，如果主人与客人的地位尊卑相同的话，那么他要到大门外边去迎接；如果主人身份要尊于客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门内迎接。
如果是君臣之间，那么他们都只需要站在房屋门口的台阶上，君主要在这里，臣子还要向台阶下降一级。
古代的房屋都是建在台上的，出门就有台阶，像故宫内的房子都保留了这个习惯。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放大的标准庭院，午门就是大门，太和殿就是房屋。
跟我们平常说的大门不完全相同。
如果客人是不请自到，那么他到大门的时候要“请事”，然后主人才好迎接。
进门的时候也有礼节，宾客要从左边的门进，主人则从右边的门进，要让主人先进门。
如果是大臣见了帝王，则应从右门，意思是臣子不能以宾客的身份自居，因为凡宾客都是要受到尊敬的，而帝王的情况是最特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臣子尊敬主子的份儿。
进门后还有“三揖”的礼节，即曲揖、北面揖和当碑揖。
《仪礼•士昏礼》中说“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
”这里出现了一个庙门，需要解释一下，古代正式的会见是在宗庙中的，这是庭院最尊崇的地方，供奉着祖先的地方，凡家族最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也相当于一家之公共场所。
后来演变为正屋，祠堂则另辟地方。
所谓的三让是指到庙门之前的台阶时，要相互谦让三次。
之后，如果尊卑相同时，则要一起上，如果尊卑有别，则尊者先。
送客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么繁琐，主人送于门外，要拜两次，客人不需要答拜，离开就行了，注意，客人离开前行时，不应该回头。
高性能混凝土有哪些种类
高性能土是个很相对的说法,而是你所要求能较好的混凝土.要求较大的强度,有高墙混凝土.要求浇筑时流动性好,有自密实混凝土.要求混凝土很快达到强度值,由速凝混凝土要求较好的耐久性,有耐久性混凝土要求混凝土自重小,有轻质混凝土.这些都是相对于你的要求而言.具体可参照下文: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与发展现状 摘 要： 阐述了高性能混凝土产生的背景和国内外学者对高性能混凝土的认识与定义，并详细介绍了高性能混凝土的国内外的研究与发展现状，同时，还针对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高性能混凝土； 定义； 耐久性； 存在问题 高性能混凝土（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HPC）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基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提出的一种全新概念的混凝土，它以耐久性为首要设计指标，这种混凝土有可能为基础设施工程提供10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区别于传统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由于具有高耐久性、高工作性、高强度和高体积稳定性等许多优良特性，被认为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为全面的混凝土，至今已在不少重要工程中被采用，特别是在桥梁、高层建筑、海港建筑等工程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在工程安全使用期、经济合理性、环境条件的适应性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益，因此被各国学者所接受，被认为是今后混凝土技术的发展方向。
1、高性能混凝土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混凝土虽然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也经历了几次飞跃，但今天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各种超长、超高、超大型混凝土构筑物，以及在严酷环境下使用的重大混凝土结构，如高层建筑、跨海大桥、海底隧道、海上采油平台、核反应堆、有毒有害废物处置工程等的建造需要在不断增加。
这些混凝土工程施工难度大，使用环境恶劣、维修困难，因此要求混凝土不但施工性能要好，尽量在浇筑时不产生缺陷， 更要耐久性好，使用寿命长。
（2）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工业发达国家正面临一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特别是早年修建的桥梁等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维修或更新。
1987年美国国家材料咨询局的一份政府报告指出：在美国当时的57.5万座桥梁中，大约有25.3万座处于不同程度的破坏状态，有的使用期不到20年，而且受损的桥梁每年还增加3.5万座。
1991年在提交美国国会的报告“国家公路和桥梁现状”中指出，为修复或更换现存有缺陷桥梁的费用需投资910亿美元；如拖延修复进程，费用将增至1 310亿美元。
美国现存的全部混凝土工程的价值约6万亿美元，每年用于维修的费用高达300亿美元。
在加拿大，为修复劣化损坏的全部基础设施工程估计要耗费5 000亿美元。
在英国，调查统计了271个工程劣化破坏实例，其中碳化锈蚀占17％，环境氯盐锈蚀占33％，内部氯盐锈蚀占5％，混凝土冻蚀10％，混凝土磨蚀10％，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破坏9％，硫酸盐化学腐蚀4％，其他各种不常发生的腐蚀破坏7％。
我国结构工程中混凝土耐久性问题也非常严重。
建设部于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对国内混凝土结构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工业建筑及露天构筑物在使用25-30年后即需大修，处于有害介质中的建筑物使用寿命仅15～20年，民用建筑及公共建筑使用及维护条件较好，一般可维持50年。
相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处于露天环境下的桥梁耐久性与病害状况更为严重。
据2000年全国公路普查，到2000年底我国已有各式公路桥梁278 809座，公路危桥9 597座，每年实际需要维修费用38亿元，而实际到位仅8亿元。
港口、码头、闸门等工程因处于海洋环境，氯离子侵蚀引发钢筋锈蚀，导致构件开裂、腐蚀情况最为严重。
1980年交通部四航局等单位对华南地区18座码头调查的结果，有80％以上均发生严重或较严重的钢筋锈蚀破坏，出现破坏的时间有的距建成仅5—10年。
（3）混凝土作为用量最大的人造材料，不能不考虑它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传统混凝土的原材料都来自天然资源。
每用1t水泥，大概需要0.6t以上的洁净水，2t砂、3t以上的石子；每生产1 t硅酸盐水泥约需1.5 t石灰石和大量燃煤与电能，并排放1tCO2，而大气中CO2浓度增加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原因之一。
尽管与钢材、铝材、塑料等其它建筑材料相比，混凝土本身也是一种洁净材料，但由于它的用量庞大，过度开采矿石和砂、石骨料已在不少地方造成资源破坏并严重影响环境和天然景观。
有些大城市现已难以获得质量合格的砂石。
另一方面，由于混凝土过早劣化，如何处置费旧工程拆除后的混凝土垃圾也给环境带来威胁。
因此，未来的混凝土必须从根本上减少水泥用量，必须更多地利用各种工业废渣作为其原材料；必须充分考虑废弃混凝土的再生利用，未来的混凝土必须是高性能的，尤其是耐久的。
耐久和高强都意味着节约资源。
“高性能混凝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2、高性能混凝土的定义与性能 对高性能混凝土的定义或含义，国际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各个国家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说来，高性能混凝土是指高强、高耐久性、高工作性。
一些美国学者更强调高强度和尺寸稳定性（北美型），欧洲学者更注重耐久性（欧，洲型），而日本学者偏重于高工作性（日本型），这可能由于日本更重视混凝土振捣工艺对工人听力的不利作用，而推广不需振捣的自密实混凝土。
在我国，对高性能混凝土的含义也有争论，冯乃谦在其1996年出版的《高性能混凝土》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高性能混凝土必须是高强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高强对耐久性有利，同时他认为高性能混凝土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现在有了好的掺合料和减水剂，因此高性能混凝土必须掺掺合料。
冯乃谦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我国大多数混凝土学者对高性能混凝土的认识。
吴中伟针对当时科研界过度追求高强度的趋向，及 时提出“有人认为高强度必须高耐久性，这是不全面的，因为高强混凝土会带来不利于耐久性的因素……”。
高性能混凝土还应包括中等强度混凝土，如C30混凝土。
吴中伟高度重视耐久性，并早在1986年就提出高强未必一定高耐久，低强也不一定就不耐久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而且今天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定义高性能混凝土为具有所需，陛能要求的匀质混凝土，必须采用严格的施工工艺，采用优质材料配制的，便于浇捣，不离析，力学性能稳定，早期强度高，具有韧性和体积稳定性等性能的耐久的混凝土。
大多数承认单纯高强不一定耐久，而提出高性能则希望既高强又耐久。
可能是由于发现强调高强后的弊端，1998年美国ACI又发表了一个定义为：“高性能混凝土是符合特殊性能组合和匀质性要求的混凝土，如果采用传统的原材料组分和一般的拌和、浇筑与养护方法，未必总能大量地生产出这种混凝土。
”ACI对该定义所作的解释是：“当混凝土的某些特性是为某一特定的用途和环境而制定时，这就是高性能混凝土。
例如下面所举的这些特性对某一用途来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易于浇筑，振捣时不离析，早强，长期的力学性能，抗渗性，密实性，水化热，韧性，体积稳定性，恶劣环境下的较长寿命。
因为高性能混凝土的许多特性是相互联系的，改变其中之一常会使其它的特性发生变化，当混凝土为某一用途生产而必须考虑若干特性时，则每一个特性都必须清楚地规定在合同文件中”。
1998年ACI定义与1990年ACI、NIST定义的区别是：前者把早 强列入“特殊性能组合”可选性能之一，而不作为必要的规定而强调。
而欧洲混凝土学会和国际预应力混凝土协会则将高性能混凝土定义为水胶比低于0.40的混凝土小在日本，将高流态的自密实混凝土（即免振混凝土）称为高性能混凝土，‘强度一般为40—45 MPa，混凝土中除水泥外，还有矿渣粉、粉煤灰及膨胀剂。
也有一些部门根据其专业的特点对高性能混凝土提出具体的要求，如1995年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 将高性能混凝土分成4级，每级在与强度和耐久性有关的8个参数上都规定了定量的指标。
美国战略公路研究计划（SHRP）提出高性能混凝土用于公路工程应满足： （1）水胶比≤0.35； （2）300次冻融循环，相对动弹模≥侣0％； （3）抗压强度4 h≥17.2MPa，或24≥34.5 MPa，或28d≥68.9MPa.该定义偏重于早强，定义了一个特定的高性能混凝土，缺乏普遍适用性。
用于桥梁尤其是大跨度桥梁的高性能混凝土应满足： （1）水胶比≤0.40；（2）强度≥41.4 MPa；（3）徐变率低。
我国著名的混凝土科学家吴中伟教授定义高性能混凝土为一种新型高技术混凝土，是在大幅度提高普通混凝土性能的基础上采用现代混凝土技术制作的混凝土，它以耐久性作为设计的主要指标，针对不同用途要求，对下列性能有重点的予以保证；耐久性、工作性、适用性、强度、体积稳定性以及经济合理性。
为此，高性能混凝土在配制上的特点是低水胶比，选用优质原材料，并除水泥、集料外，必须掺加足够数量的矿物细掺料和高效外加剂。
1997年3月吴中伟教授在高强高性能混凝土会议上又指出，高性能混凝土应更多地掺加以工业废渣为主的掺合料，更多地节约水泥熟料，提出了绿色高性能混凝土（GHPC）的概念。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委员会将高性能混凝土定义为以耐久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并适合工业化生产与施工的混凝土。
与传统的混凝土相比，这种高性能混凝土在配比上的特点是低用水量（水与胶凝材料总量之比低于0.4，或至多不超过0.45），较低的水泥用量，并以化学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作为水泥、水、砂、石之外的必需组分。
这也是现代高强混凝土的配制途径。
实际上，正是现代高强混凝土技术的出现，为解决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指明了出路。
结合我国的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十几年的情况，2003年廉慧珍教授专门撰文反思了对高性能混凝土的理解存在的若干误区，造成对高性能混凝土使用的盲目和混乱，她对高性能混凝土的理解为，“高性能混凝土不是混凝土的一个品种，而是达到工程结构耐久性的质量要求和目标，是满足不同工程要求的性能和具有匀质性的混凝土。
高强不一定耐久，高流动性也不是任何工程都需要的，也不是只要有掺合料就能高性能；混凝土的质量不是实验室配出来的，而是优选配合比的混凝土由生产、设计、施工和管理人员在结构中实现的，开裂的就不是高性能混凝土，除了特殊结构（如临时性结构）外，没有什么混凝土结构不需要耐久。
针对不同工程的特点和需要，对混凝土结构进行满足具体要求的性能和耐久性设计，比笼统强调高性能混凝土的名词更要科学”。
在这里，高性能混凝土强调的是混凝土的‘性能’或者质量、状态、水平，或者说是一种质量目标，对不同的工程，高性能混凝土有不同的强调重点（即‘特殊性能组合’）。
3、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开发现状 针对混凝土的过早劣化，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个以改善混凝土材料耐久性为主要目标的“高性能混凝土”开发研究的高潮，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
1990年，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个协作网研究计划，专门用来资助对国家今后长远发展有影响的科研项目，最终从158个提议的项目中评选出15项，属于土木工程学科的仅占1项，这就是“高性能混凝土协作网”研究计划，获得了640万加元资助进行为期4年的研究。
到1994年在原有的15个协作网中有lo个继续取得资助以进行下一个4年的研究，其中高性能混凝土的资助份额为550万加元，可见其被重视的程度。
法国在1986年由政府组织包括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公司等23个单位开展了“混凝土的新途径”研究项目，进行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并造示范工程。
这一项目已于1993年完成，建成的示范工程有Joigny城的1座3跨后张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其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当于我国的C70，比原设计的C40减少混凝土量30％，减少自重24％；Civaux核电站2号反应堆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安全壳等，高85 m，直径44 m，混凝土强度等级C70，其水泥用量只有240kg／m‘，有很高的气密性；1996年法国政府公共部和教育与研究部又组织了为期4年的“高性能混凝土2000的国家研究计划，投入研究经费550万美元。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16个机构联合提出了一个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应用高性能混凝土的建议，计划在10年内投资2亿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以及一些州政府的运输部和美国工程兵等机构，都一直投入大量经费，资助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NSF以每年200万美元的经费，定期资助以西北大学为首的水泥基复合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对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
德国、瑞典、挪威等国家在发展高性能混凝土上也有很大投入，挪威是较早对高强高性能混凝土开展研究的国家之一，至今已建造了20多个混凝土海洋采油平台，挪威皇家科技学院的科学与工业研究基金（SINTEF）持续资助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
瑞典1991－1997年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出资5 200万克朗，实施高性能混凝土研究的国家计划。
日本则在发展自密实混凝土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其初衷也是为了消除混凝土振捣中的缺陷和增加混凝土的密实性，以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为目标。
1999年美国NIST的建筑与防火研究实验室（BFRI.）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布了一个“高性能混凝土技术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Technology，缩写为PHPCT）”，由工业界4个大企业和国家预拌混凝土协会、波特兰水泥协会协作，承担“商品高性能混凝土结构项目中计算机集成知识系统（CIKS）的开发”的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包括7个专题：专题。
为计算机集成知识系统的开发，HYPERCON；专题1为HPC的制备工艺过程；专题2为混凝土和混凝土材料的特征化；专题3为性能预测；专题4为高强度高性能混凝土在火中的结构性能；专题5为结构性能；专题6为HPC的经济性。
重点是性能检验和预测工具的开发和应用，这是优化可*的HPC产品和给出可由最有效的途径得到的知识所必需的。
专题1—6提供输入专题0的要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逐渐突出了耐久性设计的考虑，从只重视强度设计向强度于耐久性并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方法成为土木工程领域中的研究重点。
针对不同环境类别的侵蚀作用，提出材料性能劣化的理论或经验模式，并据此估算结构的使用寿命，成为发展和研究耐久性设计方法的主流。
日本于1986年提出“考虑耐久性的建筑物设计、施工维护大纲”，在1989年制定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准则（试行）》，把耐久性设计定义为：全面地考虑材料质量、施工工序和结构构造使结构在一定的环境中正常工作，在要求的期限内不需要维修。
它采用了与结构设计相同的思路，要求构造各部位的耐久性指数大于或等于环境指数。
欧洲混凝土委员会（CEB）1989年通报了“耐久性混凝土结构设计指南”，国际材料与结构试验研究室联合会（RILEM）的130—CSI.技术委员会1996年提出了《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的报告，对基于材料劣化模型分析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方法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1995年欧共体资助了一项名为DuraCrete的研究项目，2000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指南》的技术文件。
1998年欧共体又资助成立了为期3年的DuraNet工作网，全名为“支持、发展与应用以性能为基础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与评估的工作网”，有欧洲的19个单位参与，旨在改善欧洲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评估与维修水平。
美国ACl201委员会1992年提出了“耐久性混凝土指南”，2000年又对该指南进行了修改。
欧洲国际混凝土委员会编制的混凝土结构CEB—FIP模式规范（1990），欧洲规范2暂行本（1992）以及美国AASH—TO{公路桥梁设计规范（1994）》都列有“耐久性”的条款。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向国内介绍高性能混凝土以来，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与应用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建设部、铁道部和国家建材局联合资助了重点科研项目《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的结构力学性态研究》，随后许多省、市科委和建委也资助了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方面的研究课题。
1999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委员会（HSCC）编写了《高强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CECS 104：99）。
我国“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工程混凝土安全性研究》，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牵头，跨部门、跨行业地协作攻关，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四航局主持制定的《海港工程混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JTJ275—2000）中，规定用于海港工程的高性能混凝土，磨细矿渣的掺量可达到50％～80％，同时要求水胶比≤0.35，坍落度≥120 mm，强度等级≥C45，这也是我国首个对高性能
昆凝土技术要求进行具体规定的规范。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名为“工程结构安全性与耐久性研究”的咨询项目，并编写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与施工指南》（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准CCES 01—2004）。
4、高性能混凝土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4.1 能不能对高性能混凝土下一个完整的定义 自从美国提出高性能混凝土这一概念近10年来，如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标准的定义。
目前，不同的学者和技术人员，从混凝土性能的不同方面，给出了关于高性能混凝土的不同描述，因此，很难给高性能混凝土一个全面、准确、完整的定义。
4.2 高性能混凝土是否一定要高强 冯乃谦在其专著《高性能混凝土》中开宗明义的指出：“高性能混凝土必须是高强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高强对耐久性有利。
”吴中伟针对当时科研界过度追求高强度的趋向，及时提出“有人认为高强度必然高耐久性，这是不全面的，因为高强混凝土会带来不利于耐久性的因素……。
高性能混凝土还应包括中等强度混凝土，如C30混凝土。
”但黄士元认为把包括30 MPa的普通强度而耐久性好的混凝土也归人高性能混凝土范畴，则很难划分普通混凝土与高性能混凝土的差别，也难于与国际混凝土界沟通。
因此，如何界定高性能混凝土，是需要混凝土界人士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3 高性能混凝土是否一定要高工作性 高性能混凝土又被人们称为3高混凝土，其中一高就是高工作性。
但是不是只有高工作性才是高性能混凝土呢
诚然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从10年前普遍的70～90 mm发展到现在大量预拌混凝土的180—200 mm，甚至已经有自密实的混凝土的浇筑，这也是混凝土技术的一种进步：减轻了振捣的劳动量，推动了预拌混凝土的发展，并大大减少了“蜂窝”、“狗洞”等质量事故，提高了混凝土的匀质性。
但高的工作性一般是在提高混凝土浆体含量的情况下产生的，浆体含量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混凝土开裂的可能性增加，同时，高的流动性也将使混凝土浇筑时容易振捣离析。
因此，不能把流动性作为混凝土拌合物“高性能”的指标，而应当根据不同工程特点，注重拌合物的施工性能。
坍落度的大小应服从于混凝土的匀质性和体积稳定性。
4．4 高性能混凝土的开裂问题 高性能混凝土的出现，给土木工程界最直接的冲击是对混凝土耐久性的重视有所加强了，粉煤灰、矿渣等掺合料的使用增多了，预拌混凝土更普遍了。
目前上海、北京、沈阳已能供应C80以上商品预拌混凝土，实际上我国部分地区的混凝土企业目前已经具备了供应超高强商品混凝土的能力。
但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却发生较多“高性能混凝土”结构开裂，特别是早期开裂的问题。
由于高性能混凝土一般具有高胶凝材料用量、低水胶比与掺人大量活性掺合料等配制特点，致使高性能混凝土的硬化特点与内部结构，同传统的普通混凝土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随之带来了它的早期体积稳定性差、容易开裂等问题。
而混凝土的裂缝正是在使用阶段环境侵蚀性介质侵入的通道，进而削弱其耐久性。
高性能混凝土在国内外的应用实践表明，早期开裂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在工程中应用的重要因素。
因此，改善高性能混凝土的抗裂性是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