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三月三宣传标语
篇一：壮族三月三传统节日文艺演出主持词 壮族三月三传统节日文艺演出主持词居民群众：大家早上好
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的传统节日，富安社区在此举行“壮族三月三同唱团结歌”文艺演出，欢度节日，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精神，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
1、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是多么的神圣。
今天逐步强大的中国，让全世界中国人感到自豪、扬眉吐气。
让我们高举鲜红的五星红旗，沿着改个的道路前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振兴中华，首先请欣赏由富安社区璀璨文艺宣传队给大家表演党歌伴舞《五星红旗》。
掌声有请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轮有奖问答，请大家踊跃参与） 2、广西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她孕育着千万个优秀壮家儿女，我们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幸福生活，下面请继续欣赏文艺队为我们带来的舞蹈《美丽神奇的地方》。
掌声有请
（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有奖问答，请大家继续踊跃参加） 3、三月三快到了，广西各族人民准备载歌载舞来欢庆壮族传统节日，我们也请来了一群西藏姑娘共庆节日，她们把多彩哈达献给广西人民，献给祖国。
下面请欣赏舞蹈《多彩哈达》。
掌声有请
（第三轮有奖问答现在开始，请大家踊跃参与）
美国历届总统绰号
村委会工作职责1、宣传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执行计划生育等基本国策，传达、落实上级政府的有关指示和决定。
2、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拟定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3、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兴办和管理本村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及其公共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5、组织实施本村建设规划，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
6、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本村的社会治安，向镇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7、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执行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
村委会主任工作职责1、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主持村委会日常工作。
2、组织实施村党支部提出的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任务。
3、组织并带领村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积极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4、根据有关规定和村民建议，报请村党支部批准，主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讨论决定村级重大事务和与村民利益有关的事项。
会后将议定事项向村党支部汇报。
5、定期向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报告村委会工作，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自觉接受村党支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初中历史重点难点有哪些
市是内蒙古区东部地区的重镇，但是通辽二字作为地名，用的历史却并不久远，至今才九十余年。
它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的出放“巴林爱新荒”。
现在依据主持这次放荒的巴林爱新荒务局所形成的四件档案史料，简单介绍一下通辽地名的产生过程。
民国以前，现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这片土地，是属于科尔沁左翼中旗和硕卓里克图亲王的领地，它是一块广阔的牧场。
由于清朝末年以来，统治阶级推行蒙荒放垦政策，这里逐渐出现了汉民开垦种植的农业经济，也渐渐有了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
在民国元年（1912），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因为挥霍无度，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打算将祖传的领地正式出放招垦，以放荒收入来还债。
此事经呈报奉天都督后，又转报给民国大总统批准同意，确定出放。
这就是出放巴林爱新荒。
于是，在当年由奉天都督遴派官员，成立了名为巴林爱新荒务局的官方放荒机构，主持这次放荒事务。
正是在这次放荒的过程中，产生了通辽这个地名。
出放蒙荒，必须先制定总体规划。
让我们来看看依据的第一件档案史料——形成于民国元年五月的《丈放科尔沁和硕卓里克图亲王所属巴林他拉至爱新庙牧场荒地章程》中，对通辽地名产生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记载吧。
在这件档案史料中记载着，这次放荒的地段“东至巴林他拉，西至爱新庙，南至小细河，北至辽河岸。
长约五十里，宽三十里，约有荒地六万七千余垧”。
由于此荒“东至巴林他拉，西至爱新庙”，所以这块荒地称为巴林爱新荒。
巴林他拉，又称为白音太来，此处写法不一，是蒙语译为汉语时音译的不同，它位于今天通辽市科尔沁区街区的南部。
爱新庙，又译为安心庙，位于今天科尔沁区西六方乡幸福村东，该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小细河，现称为洪河，位于今天科尔沁区与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交界处。
辽河即指今天流经通辽市中部的西辽河。
它们构成了巴林爱新荒的四界。
现在的科尔沁区街区正处于当年放荒之地的东北部。
在这一《章程》中的第四项还记载着，“四、镇基屯基。
查向来放荒不先勘留，听凭各户按照领地，段内盖房凿井，殊嫌散漫。
此荒拟先勘镇基、屯基。
此段荒内于适中之地应留镇基一处，占地约五方”。
在这段记载中明确提出了在这次放荒中，为了避免今后混乱，准备先勘留出一块面积为五方之地，作为建镇之地基。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在这预先勘留的镇基之上，形成了人口聚集的小镇通辽。
因此，这一记载可以认为是通辽这个地名产生的前源吧。
随着巴林爱新荒的行绳丈放，出放镇基土地的准备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在这种准备的过程中出现了通辽这个地名。
让我们来看看依据的第二件档案史料——形成于民国元年十一月的《巴林爱新荒务局总办黄仕福为请领汉蒙大照并拟送照稿给奉天都督的呈文》之附件《谨似镇基汉文、蒙文大照稿》中，是如何第一次出现了通辽这个地名的记载吧。
这件档案史料中包括了当时为出放镇基土地而拟定的镇基执照和存根样式，其中都有“兹据领户×××，遵章缴价报领通辽镇地基一段，坐落×××，编作第×××号，……，计开：领户×××，遵章报领通辽镇第×××号地基……”的记载。
在现存的巴林爱新荒务局档案中，此件最早出现了通辽这个地名。
这件档案记载的撰拟成文日期是“民国元年十一月 日即壬子十月 日”，我们查一下民国元年十一月各日同时处在农历壬子年十月的日期是1912年11月9日至30日。
所以依据上述记载内容和成文时间可以推断出，至迟在1912年11月底之前，就已经对尚未勘留的镇基定名为通辽，否则不会在当时撰拟的镇基执照样式中应用此名。
因此可以说，通辽这一地名至此已经产生，但是由于当时镇基土地还未最后选定，已经确定之名尚不能在实际上发挥地名的作用。
通辽这个地名是如何与这块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
让我们看看依据的第三件档案史料——形成于民国二年（1913）1月25日的《黄仕福为开放镇基掣签招领请备案给奉天都督的呈文》中，是怎样记载这一过程的吧。
这件档案史料中记载着，“……去年十二月，会同卓里克图亲王暨在事汉蒙各员履勘。
查得巴林他拉西北地方平甸一区，南临大道，西枕辽河，东倚平冈，北凭广野，地势高爽，永无水患，而水陆交通之便利，尤为他处所不及。
拟即设立镇基，定名通辽。
卓王及蒙众佥以为可，当即率领绳弓丈出四至，计东西长七百零六丈，南北宽四百零五丈，面积八方里三十七垧一亩三分五厘。
中分井字正街四条，小街二条。
每长六十丈，宽十丈为一号，共分三百九十六号。
……”在这件档案史料中，以浅显而生动的语言，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1912年12月时，实地勘丈和命名通辽镇基土地的参加人员、时间、经过、镇基位置与面积、镇基街路划分情况和镇基号数量。
通过这件档案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次勘丈镇基，使通辽这一地名，与这块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此通辽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地名。
让我们看看依据的第四件档案史料——形成于民国二年2月1日的《卓亲王色旺端鲁布为自留镇基之事致黄仕福的信》吧，其中的记载也提到了这次勘丈镇基、规定镇名的过程。
“……巴林爱新荒段照章应设镇基一处，前经本亲王会同贵总办择定地点，派员丈量完竣，命名曰通辽镇，并呈报省署出示招领在案……”。
这件档案史料的记载可以作为此事的参考与补充。
以上是通辽地名从起源到定名，直至勘地命名正式产生的大致过程。
从此以后，1914年在这里正式建立了通辽镇，1918年又建立了通辽县，解放以后又建立了县级通辽市，到1999年哲里木盟撤消建立了地级通辽市，历经九十载，通辽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此文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通辽这个地名有什么含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命名通辽时，是因为当时商旅往来，设镇之后，开辟道路通到东边的辽源州，即今天吉林省的郑家屯，于是人们称这里为通往辽源的地方，由此就叫通辽。
也有的人提出，命名通辽时，是因为选定的镇基，象我们前面依据的第三件档案史料所记载的那样，属于“平甸一区，南临大道，西枕辽河，东倚平冈，北凭广野”，是一片通畅、辽阔的土地，故取其意，就称这片广袤的地区为通辽。
还有的人说道，命名通辽时，西辽河还不象今日这般干涸，那时是激流澎湃，滋润着两岸的千里沃野，选定的镇基通向西辽河岸，所以将这块镇基就取名为通辽。
还有一些说法，不再一一列举。
那么究竟那种是正确的呢
我们在现存的档案史料中百般搜寻，查找根据，但至今还没有查到确切的记载，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好在此存疑了。
考证通辽这个地名的确切含义，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大家的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