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微讲堂的主持词
同志们:为了推进公司“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加强组织系统自身建设,按照在公司全员开展读书学习活动的统一安排,今天我们特邀党校高级讲师、教务科长、县管拔尖人才高峰老师为大家作职业道德专题报告。
父母为什么要学习教育 讲座 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 大家好
近年来,人们对诚信的呼吁越强烈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诚信记录比现在好得多,而是现在的诚信意识在缓慢地苏醒。
这恰如分蛋糕一样,早些时候,我们的面前其实没有蛋糕,所以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东西。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概是有了一个蛋糕可供众人分配,但蛋糕不够大,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可分得心满意足的一块,况且又没有特别清晰可信的分蛋糕的规则,结果众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无非是想让自己的那一块做得大一些,自然,别人的蛋糕就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对诚信的呼唤最为迫切。
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规则也明确了,社会诚信就会好得多。
因此,中国人现在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并非倒退,而是我们正在爬坡。
古时候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他作为寒士之一是有切肤之痛的;而白居易吟唱“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时,我相信他尽管位高爵厚,但也是出自真诚的。
因为我们曾经太贫苦,所以诚信可能总是一种在梦中浮现的奢侈品。
......
求帮忙写电影院检票员培训心得
检年终总结感想(3篇)2014年马要过去了,在这一年之中车站的工作环境了,周围的同事也更换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工作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少。
展望2014年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的去发现自己的不足积极改正,同时在新的一年中要更加努力的去工作,严格要求自己。
今年车站的最大事件要数顺和公司的成立,以前抢客喊客的场景不会再发生了,工作岗位也都发生了改变,我还是分配在检票口,对于检票工作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这份工作看似简单,但是要把它做好做规范其实很难,这也要求我们要具有更好的业务能力,虚心的向别人学习,在服务二科这个大家庭中我学到了很多。
每天我们学习弟子规,练习手语操,以及背诵线路知识,使自己学会了工作之外的很多知识。
车站也围绕我们工作的环境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6s”的实施,以及检票口栏杆的安置,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顺利的进行,也对业主进行了规范,使得车站的违纪行为大大减少,使车站的面貌焕然一新。
工作之余还提倡我们“多回头看看”,既要我们监督业户的行为规范,也要我们多多总结以前的工作,好的要继续坚持,不好的要加以改正提高。
总之为了车站更好的运行,大家伙一起出主意,一起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学会了很多,也让我成长了很多,每位同事对我帮助都非常大,对此我要对它们说声谢谢。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努力提高自己改掉自己的不足,得到大家的认可,为车站的发展出一份力。
总结会议感想:2014年11月28日我们服务二科在道德讲堂召开了年终总结会议,由我们科长刘XX和副科长赵XX主持。
首先我们科室员工逐个对自己2014年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每个同事都对自己这一年的工作进行了自我评价,找到自己的不足,以及对新年的打算,刘科也对我们这一年来的工作做了点评,在2014年这一年我们还存在很多不足所以以后我们要更加的落实好我们的工作要求。
同时刘科对我们2015年的工作做了展望,要求我们转变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提高我们的工作积极性,工作要分工到人。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新的一年中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工作,为了顺和的顺利成长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孙xx年终总结感想转眼间2014年已经接近尾声,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在这一年中,我从事的依旧是检票员的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我严格执行张站提出的6S管理方针,对待业户多以教育为主,与同事能够及时沟通,与领导能够及时汇报,与徒弟能够及时指导,积极发挥着老员工经验的优势为大家提供工作便利。
在工作中也能够做到对旅客耐心、细心、用心、诚心,把旅客的需求始终放在首位,“先旅客之忧而忧,后旅客之乐而乐”的服务态度。
在检票工作中,我始终践行“十字”方针的精神,不断提高业务技巧,不断的向新员工学习她们的优点,通过她们澎湃的激情带动着我们一起往前走。
在“整、学、变、升”的学习过程中,我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计划,继续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把学习站点线路图、客运知识作为首选课程。
通过不断地默写背诵,、《弟子规》和每周一考的业务小培训在班组内掀起“学业务,争提升”的热潮。
工作上岗前提前整理好各种用具,下班时把一天的记录单整理好已成为习惯。
在执行力和业户沟通方面我们把车站的规章制度与车主的利益辩证的放在一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去教导他们。
针对不同的业户也要自己也要掌握不同的方式方法,灵活变通。
这一年来我自己在工作中也有许多的不足之处,讲博山普通话、对待业户有时心太软,现在工作中电脑用的也是越来越多,自己明显感觉到对电脑的掌握还不是很熟练,工作也是活力不足,缺少年轻人的激情和创新意识。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继续发扬老员工的带头模范作用,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多与年轻员工交流,与她们一起同进步共学习,不断探索。
2015年对自己新的要求是工作中要戒骄戒躁,学习每个员工的优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完善自己。
继续践行“十字方针”,努力做好基层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更新现有的知识结构,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管理模式,提高业务水平,在标准化、规范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为班组建设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发挥余热,给新员工做好表率,在业务知识方面发挥自己经验优势帮助她们,提升她们。
感想:看到年轻的员工工作上的干劲以及我们这些老员工的不足,科长要提到老员工传帮带的工作没有做好,自己在明年工作中发挥自升的经验优势多和他们交流,以身作则。
对于科长提出的明年工作计划,积极主动去落实,六个小组长与我们也进行了沟通,大家互相学习互相监督,共同做好。
——吴XX年终总结感想时光飞逝,转眼间马年就快过去了,还记得刚来总站时被刘科长从张站办公室领到客运室的情景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在工作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感受颇多,收获也颇多。
从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手,到现在基本能独立地完成一项工作。
新环境、新领导、新同事、新岗位,对我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升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
我在这里开始成长,我在这里学会感恩,我也这里慢慢走向成熟与自信。
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值得我继续学习,继续努力与完善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去执行。
在这里没有了学校里松散的制度,更没有了所谓的为所欲为,这里有的是铁一般的制度,军队般的纪律,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要严格要求。
正如张站提出的“十字方针”这短短的五个词不是单纯的简单排列,其中的含义一环扣一环。
当领导下达任务时首先要服从于然后执行乎。
执行力就像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一样,每一个音符都要准确无误地演奏出来,一首歌之所以美妙是因为音乐家们精准的执行。
工作也是于此,一件工作的完成也是靠大家一步一步执行到位才完美的。
在工作方面,从刚开始的什么不懂到现在自己也可以独当一面,除了自己踏实的学习还有师傅和大家对我的帮助。
虽然在工作中自己也犯过大错误比如发错联,丢失记录单,甚至是人单不符出站。
刚开始自己也有过抱怨和不甘,为什么每次犯错都是大的错误呢
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浮躁,业务不够扎实,心态调节不够迅速,导致错误一环接一环。
但是我很感谢我犯的每一次错误,因为它让我知道我哪里还有不足,哪里还有改进,工作环节哪里还需要细化,不断地给我警示,在犯错与改正中完善工作流程,让我走的更稳走的更远。
再举一反三的学习上自己也向周围的同事学习,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有的车辆因为处理问题无法按时到位,旅客询问车为什么还不来时,自己就特别实在的说:“车正在处理问题呢,稍等一下。
”旅客又会问:“处理什么问题,这车不安全吗
”绕着绕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反而越解释越乱。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同样的问题同事们解释的都很通俗,自己也总结出经验来。
当有旅客再问时,我会说:“车正在报班呢,人比较多一会就来,别急”再或者说:“车去刷车去了”等,这样的解释旅客听着也明白,自己也减少解释工作。
在学习了张站提出的“整、学、变、升”后我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做出了改善。
(1)“整”整理整顿。
每月整理出我们宣传报道组新的计划以及对博客的内容的整理,配合礼仪小组的需要对科室展报以及科室活动进行新的调整。
“整”顿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
记得有一次一位乘务员在车后面吸烟被我看见,本着“首违免责”我拿着违规表让他签字给予警告,他却说自己不会写字态度特别横。
当时我就被他堵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恰好科长在现场检查,听到后说:“不会写字没关系,摁手印总会吧。
”不卑不亢很是果敢。
自己也是默默的在学习,在出站口时有的车安全带不系,自己处理时也临危不惧,按照规章制度来。
(2)“学”增加自己的业务知识。
以前自己也在出站口待过但是像开货运单,开暂扣单都是老员工帮着开,尤其是货运单自己几乎没有开过。
当真的轮到自己开单子就抓瞎了。
回来后不停地问老员工怎么开货单,怎么写,自己现在开各种单据都不成问题,学到了很多自己以前忽略的东西。
(3)“变“心态的改变,方式的改变。
以前工作上遇到问题好着急,一着急就容易出错。
现在自己更多的是能够淡定的处理问题,不再浮躁。
在工作中也有计划的做出安排,不要把事情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完成,保质保量。
(4)“升”提升自己综合素质。
《弟子规》的学习与理解让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工作觉悟上,思想行动上都再按照《弟子规》中所讲要求自己。
除了学习《弟子规》也要多学习其他的书籍例如说《正能量》,让自己时刻充满阳光的能量。
“把椅子背锯掉”这个小故事我学到两点启示:(1)“锯掉”科长和师傅对我们的庇护。
每次工作上出现问题自己第一反应都是找科长,找师傅帮忙处理,一来二去在处理问题的能力上没有一点提升。
要学着走出“温室”自己成长,试着去解决问题当解决不了时再找科长,这样自己也能得到锻炼。
靠人不如靠己,别人的帮助总是一时的,自己的力量才是永久的。
(2)椅子之所以舒服是因为有椅子背的支撑,一坐下就习惯性的倚着它。
就像出站口一样,在出站口有三把椅子有椅背,两把椅子没有椅背。
当你坐在没有椅背的椅子上看到来车时,你会迅速的站去来去查车,而你坐在有椅背的椅子上时,即便也起身查车,但是需要起身的时间和身体的适应都需要一段时间,会减轻效率“输在起跑线上”,安逸只会是人堕落,懒散。
在十月份自己很荣幸能够被领导安排去一科帮忙学习,谢谢领导们对我的信任。
这一科的整整一个月自己学到了多了,也收获了很多。
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在一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当自己在二科时每天都面对着自己的同事,大家太过于熟悉,很多问题发现不了。
当我从一科的角度再去看我们自己科室时,会发现一科在细节方面做得更加到位,比如说对讲机的摆放等。
娜姐的辩证法思想也让我印象深刻,每件事都有它辩证的一面,当问题发生时不要以偏概全要辩证的去看待,辩证的去处理。
除了在工作上收获,还收获了大家对我的关心。
没去一科之前大家见面只是单纯的笑一笑,没有过的交流。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大家热心的帮助我,真诚的对待我,当我离开一科时娜姐也是带着大家来给我“送行”为我鼓掌。
也恰恰是因为自己在一科呆了一个月,让我更加发现我们二科的可爱和可亲,每次见面大家都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样等,科长更是每次见到我都说“好好在一科帮忙,一定会回来的。
”让我觉得我是有“家”的人,我是有“亲友团”的人,谢谢大家的爱。
在工作中自己也有许多不足,业务知识的掌握相比较老员工们还有所差距。
在平常的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例如对讲机没有摆放在指定位置,6S落实不到位等,工作计划性和主动性不强,对于以上不足以后会加倍努力改正,对待工作一定要一丝不苟,给旅客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给总站带来荣誉。
在沟通方面还有所欠缺,尤其是作为我们服务行业更应该学会怎么样与旅客交流,怎样与领导同事沟通,增加自己的处理方式的能力。
尤其是和我们组员沟通更少,针对此项缺点,在新的一年里,工作上和领导组员做好承上启下的作用,自己工作更加主动,不拖拉。
时间一颗甜蜜的糖果,越吃越觉得有味道。
时间是一种药,有点苦,有点涩。
随着总站的发展我也在成长,我慢慢由最初的稚嫩走向成熟。
2014年又即将成为历史,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希望。
在平时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质保量的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
以后我会本着“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心态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名让领导放心的员工。
让自己在淄博汽车站站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发挥着无限的光芒。
总结感想:第一次参加这种规模的总结大会,刚开始大家一起背诵《弟子规》然后每个人上台演讲自己的总结,最后是小组之间的讨论和科长总结点评。
每个人的总结都有自己不足和优点,在听的同时自己也在思考,大家所说的这些自己是否也存在,听听她们的改进措施和处理方式,取长补短弥补欠缺。
印象最深的是六个小组之间的互相讨论,缺点优点当面指出,有时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而别人能帮自己看到,尤其是大家提出缺点后要改正。
这种方式既可以拉近距离又可以了解不足,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种形式的会议。
最后科长点评了我们科室这一年来的工作,发扬好的传统,摈弃些许制度,同时提出了明年的工作计划。
在科长和我们二科全体同事的努力下我们明年会更加优秀,2015爱在一起。
如何变得有趣
我想,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包括“捧着睾丸过河的领导人”(李敖厦大演讲语),谁都不想一天绷着个脸,这样连自己看久了都会变得哀愁。
但我们现在的社会显然有趣的东西实在太少,影视作品都被有计划地修正为讴歌的马屁,看得人起三层鸡皮,综艺节目一贯的浅薄(因为不能深刻)。
浅薄还算对你客气的了,那几个相亲节目简直能把你恶心死。
不过幸好我从小就不爱看电视,除了《动物世界》。
赵忠祥的解说在国内算是绝顶的一流,声音也好听。
此外还有解说《国宝档案》那位叫什么宏的主持,声线也是迷死人。
以前倒也爱看纪连海讲的《百家讲堂》。
前期的百家讲坛作的还不错,刘心武易中天等请上去,这些人都有真才实料,所以讲得精彩。
纪连海则以幽默取胜,讲得像相声一样搞笑。
后来换了拔人,没啥看头了,冗长乏味,还不如我自己啃死书。
至于相声小品,本来是幽默的东西,但非得加入点宏扬真善美的内涵,搞得不伦不类。
\ 再说到书本杂志,号称当代中国文坛第一人的余秋雨,除了早期的诸如《文化苦旅》等比较值得一读,其他都是臭狗屎。
还弄了个假捐书的闹剧出来,被网友恶搞,和周正龙一起,弄出来两个网络新成词,“秋雨捐书”、“正龙拍虎”,写十本《文化苦旅》都洗不清这污名。
在中国还活着的作家里,除了李敖、王朔,其他人我只不全面地看过点李锐、余华、莫言、贾平凹的小说了,还有些杂七杂八写书的,提都懒得提,还不如看我自己写的过瘾。
\ 贾平凹的小说也有个别出彩的地方,但总体上风格还是中国文人一贯的沉闷,看起来很无趣。
散文就更难看了。
我有点想不明白,中国的文人总喜欢强调自己淡薄的一面,在作品中无处不在地强加入这一点,看得人一点都不振奋。
我喜欢有趣的东西和文字,充满想像力的,喜欢看我想不到的见解和创意。
如果我都能想到,那我必然对别人的没有兴趣。
就如我有一根鸡巴,我必然对别人的鸡巴没有兴趣。
除非我是个基佬。
\ 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文字,《酉阳杂俎》《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等等,里面记的有些小故事就很有趣味,还有些志怪小说,高僧传列仙传封神榜等等,也有精妙得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
《诗经》里也有很多生动之处,比如《国风·郑风·褰裳》里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意思是说:你要是想我,就提起裤子跨过溱河来找我。
你要是不想我,你以为就没有别人想我了吗。
你小子别那么嚣张。
李敖解释得更精彩一点,他认为“且”在古代是表示男性生殖器的,所以“狂童之狂也且”他的解释是“小子你狂什么狂啊,你个傻屌。
”这样的文字就相当有趣和痛快。
《楚辞》也是有趣的,屈原的想象力绝非一般文人可比。
只是这些文字我们现在都难以理解,多数要看注释才明白,真他妈的可悲。
“独尊儒术”后的中国文学明显乏味很多,因为自董仲舒把孔孟摆上神台后文学就是只属于少部分人消遣的玩意了。
\ 做为消遣,题材又有限,被玩了这么年,都玩成精了。
所以中国的诗词,放眼世界都是一绝。
那精炼的遣词,严整的对仗,优美的韵律,丰富的内涵,非绞尽脑汁地推敲不能达此境界。
特别是青词,我靠,再给我两个脑子我也想不出来半句那鬼玩意。
\ 但诗词固然优美,作为文学,固然赏心悦目,但问题是不能总来这些啊,龙肉吃多了都得恶心。
你们文人爱如此消遣,但我可不这样想,我喜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罗素说参差多态的人生才是美的。
老是看一样东西,会审美疲劳。
这道理就像你对着一个女人,哪怕她再漂亮性感,对几十年你也会勃不起来。
更别说中国文学几千年如一的风格。
但中国文人为什么却都玩得不亦乐乎呢
因为在那个思想独尊的家天下时代,学而优是为了仕,仕之后除了忠君再无所事事,于是作诗填词以博清名。
辛弃疾就有这样的诗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邻种树书。
说到底,都是不得志后无聊催的。
\ 写字的人无聊,看字的人自然更无聊。
如果又不幸碰上个心理畸形的皇帝,加上一帮善于捕风捉影的爪牙,整个文字狱啥的,更不敢写了,连故作清高写写田园诗都危险,否则就真的是别人养子盼识字,我被识字误一生了。
可惜中国从来不缺少这种整人的手法,文字狱自嬴政焚书坑儒开始,每朝每代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包括现在。
据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后40回手稿并没有遗失,只是前80回都已经够让当局不爽的了,倘若还把后40回放出来,恐怕得要了老曹那条老命。
在政治面前,文学艺术真的是不值一提的小玩意。
张艺谋在广州宣传《金陵十三钗》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过:“中国的艺术家,在创作上是没有绝对自由的。
”个中原因,你们都懂,我也怕跨省,所以我也不说。
\ 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出不了有趣的东西。
戴着枷锁跳舞,你能说这是有趣的吗。
除非你是个受虐狂,要别人鞭打和凌辱你你才能感到快乐。
不过,好象我们从来也不缺少这样的受虐狂。
真是全民族的虚弱。
奴性根深蒂固了。
胡适说过:争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
哈哈,他自己却跑到台湾去了。
其实跑了还好,否则就得像毛主席对罗稷南说鲁迅那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或者像巴金郭沫若等,把文人的气节统统扔进粪坑里,当个政府的枪手。
因为如果你不把气节扔进粪坑,别人就会把粪灌进你嘴里。
要不就把自己的生命扔入水里,比如老舍。
\ 好象说了很多题外话,现在回到主题。
。
其实,我也不是太懂,但我希望有趣,我希望自己有趣,也希望看到全世界有趣。
这样我就不必一天到晚都愁眉苦脸,不用对着镜子扮鬼脸逗自己一笑。
我走在街上看着来往的人群,心里总是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些人普遍无精打彩,除非有个性感的大美女,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作为一个男人,显然我希望满街都是大美女,而且最好是都不穿衣服。
但显然女人们希望的是满街都是大帅哥,而且最好鸡巴都又大又长。
\ 人生有四重境界,我想是这样的:一是正常的,二是适合的,三是有趣的,四是痛快的。
痛快的人生是随心所欲的人生,这明显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所以有趣的基本上已经算人生的最高追求。
可悲的是,我目前还在为“正常的”人生苦苦挣扎。
所以,我也很无趣。
为什么一个礼拜要有七天?
你说剧本是《雷雨》吧,这个作者是曹禺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
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
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
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
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
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
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
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
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 。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
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青年曹禺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作者生平 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
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
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
《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
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
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
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
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
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雕像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
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
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
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
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
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
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
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
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
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
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
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
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
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
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
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
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夫人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
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
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
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
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
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
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
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
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
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
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
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
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曹禺女儿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
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
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
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
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
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
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
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
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
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
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
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
暑假期间,创作《蜕变》。
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
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
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
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
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
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
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
1948年底,到香港。
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曹禺纪念馆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
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
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
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
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
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
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
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享年86岁。
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汉语拼音:chéng mén lì xuě) 旧指学生恭教。
现师长。
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尊敬。
成语出自《宋史·杨时传》:“至是,杨时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
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音zuò)侍立不去。
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字词解释】程:说程颐。
【成语性质】褒义词 【成语用法】偏正式;作谓语。
比喻尊师重教,诚恳求学。
【近义词】 尊师重教、程门度(音读duó)雪、立学求道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
幼颖异,能属(2)文,稍长,潜 杨时心(9)经史。
熙宁九年,中进士第。
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
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3)颢于颍昌,相得甚欢。
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
至是,又见(3)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
一日见颐,颐偶瞑坐(4),时与游酢侍立(5)不去(6),颐既觉(7),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注释 1.选自《宋史·杨时传》。
2.属(zhǔ):撰写。
3.见:拜见。
4.瞑坐:打瞌睡。
5.侍立:恭敬地站在一旁。
6。
去:离开。
7.颐既觉:程颐已经睡醒。
盖:大概。
8.看见 9.用心专而深译文 杨时,字中立,是剑南将乐人。
小的时候就异常聪颖,善写文章。
年纪稍大一点后,专心研究经史书籍。
宋熙宁九年进士及第,当时,河南人程颢和弟弟程颐在熙宁、元丰年间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河南洛阳这些地方的学者都去拜他们为师,杨时被调去做官他都没有去,在颍昌以拜师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
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我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
”又过了四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说以后,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同学的人。
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大概四十岁了。
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音zuò)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睡醒的时候,那时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杨时的德行和威望一日比一日高,四方之人士不远千里与之相交游,其号为龟山先生。
编辑本段故事来源 “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家喻户晓。
它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将乐县人杨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从小就聪明伶俐,四岁入村学,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
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
他一生立志著书立说,曾在许多地方讲学,倍受欢迎。
居家时,长期在含云寺和龟山书院,潜心攻读,写作教学。
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师程颐,以求学问上进一步深造。
有一天,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因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了求得一个正确答案,他俩一起去老师家请教。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浓云密布。
他们行至半途,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冷飕飕的寒风肆无忌惮地灌进他们的领口。
他们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匆匆赶路。
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
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
这时,远山如玉簇,树林如银妆,房屋也被上了洁白的素装。
杨时的一只脚冻僵了,冷得发抖,但依然恭敬侍立。
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他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后来,杨时学得程门立雪的真谛,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学正宗”,世称“龟山先生”。
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编辑本段意义 礼仪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
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
”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编辑本段相关人物 这则成语里的“程”就是指孝感著名理学家、“凤凰二程”中的弟弟程颐。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均为北宋时期著 名理学家和教育家。
颢、颐二人孩童时代读书求学于姥姥家———孝感董湖西北隅(今孝南闵集乡一带)。
《孝感县志》云:“程子读书台,在县东五里,宋庆历年间,二程读书于此。
”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
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有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也名程台。
“其楼曰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
程颐十八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就学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其学说受到许多名彦硕儒的推崇。
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毁。
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
可惜该楼毁于1968年,今仅存遗址。
程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
立雪是指学徒站在雪中虔诚求道。
“程门立雪”的原意是说:冒着大雪在程颐门前站着。
用来形容尊敬老师,虔诚求教。
这则成语出自《宋史·杨时传》。
杨时和游酢去拜会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程颐。
程颐正在闭目养神,杨时、游酢二人恭敬地站在一旁,等了很长时间。
程颐醒来,门外已雪深一尺。
后人就以“程门立雪”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
“程门立雪”也可说成“立雪程门”。
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
他与兄长程颢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被世人称为二程。
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
兄长程颢字伯淳,长期居住洛阳聚徒讲学;程颐前后从事讲学和著书达30余年。
二程思想各有侧重,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则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传世。
因二人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后人对他们的思想言论不加细分,便将两人的语录和著作合编成《二程全书》。
现在,河南嵩县的程村,就是二程故里。
村东还遗存有石碑一座,上书“圣旨”,下书“两程故里”。
村中遗存有二程祠一座,祠中有道学堂大殿和两座讲堂,“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程颢、程颐在前人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思想。
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以顺道”,以德为主,与法制兼顾。
这些思想自成一家,独成体系。
因二程一生主要活动在洛阳,所以,后人就把他们创立的这套思想体系称为伊洛学派。
后来,经过朱熹的提倡、研究和深化,最终使二程的理学思想发展为“程朱理学”。
杨时(1044—1130),字中立,南剑市将乐县(属今福建将乐)人。
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卒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年八十七岁。
【疑年录作生于皇祐四年,卒于绍兴五年,年八十三岁;宋史本传不著卒于何年,亦作八十三年。
此从直齐书录解题】幼颖悟异常,能属文。
稍长,心经史。
熙宁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中进士第,调官不赴。
学于程颢,颢死,又学于程颐。
杜门不仕将十年。
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职,历知刘阳、余杭、萧山三县,多有惠政。
高宗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优游林泉,以读书讲学为事。
东南学者,推为“程学正宗。
”朱熹、张栻的学部,皆出于时。
学者称为龟山先生。
卒谥文靖。
时著有《龟山集》二十八卷,《文献通考》及二程粹言《四库总目》等,并行于世。
杨时(1053-1135年),宋代将乐县人,我国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家。
原字行可,后因犯友人父讳,改为中立,学号龟山先生。
杨时少年时,聪颖好学,善诗文,人称“神童”。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杨时中徐铎榜进士,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
他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著《列子解》。
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
29岁那年他前往河南颍昌,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四大弟子)。
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颐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
”。
元丰六年,杨时赴徐州上任;同年八月,他完成《庄子解》的著述。
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
元祐三年(1088年),杨时被授予虔州司法。
杨时执法公平严明,秉公办案,刚正不阿,“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
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
”(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元祐五年,杨时又因父亲杨殖去世,回乡守制。
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元祐八年五月,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
那时,杨时已40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
他不仅学习勤勉,而且非常尊敬老师。
有一次与游酢去拜见程颐,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瞌睡,不忍惊动,便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
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这种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成为今古佳话。
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
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
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
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
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
杨时还用《华严宗》、《易经》的内容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并用孔孟的《大学》、《中庸》、《孟子》中“格物致知”、“诚”、“形色”、“天性”等概念来丰富、扩充自己的思想。
对“理一分殊”、“明镜”等学说有新的创见,还在自然观上,吸收了张载“气”的唯物主义学说。
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他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
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宋使压到高丽(今朝鲜),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 杨时 绍圣元年(1094年),杨时赴浏阳上任。
翌年夏末初秋,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出逃荒。
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
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浏阳成了“水泽之国”,大片农田被淹。
杨时《上州牧书》禀报浏阳爱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
崇宁五年(1106年),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
奸相蔡京借口“便民”,实际上是为其母筑坟圈地。
杨时不畏权贵,坚决抵制其害民之举;并且揭露和批评蔡京专权、暴政虐民的罪行。
奸臣蔡京、童贯、朱勐、王鞴等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
仅朱勐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用来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就多达2400多艘。
朱勐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
百姓怨声载道。
杨时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
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
”“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
……其如法何
”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
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
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
”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
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
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
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
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修筑“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
后人建祠堂、描画像祭祀他。
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
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
祀宦祠。
” 杨时在朝廷任职时,不畏权势,据理直言,所言多卓有见识,所行不乏爱国之举。
他以“弃军而归”、“帅臣失败”为由,对贪生怕死的童贯“明正典刑”,他还上疏斥责奸相蔡京等人聚敛“花石纲”,以为此举有“误国之罪”,“其害尤甚”,要求朝廷废除之,并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挽留抗金名将李纲,但杨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甚至认为奸相蔡京所作所为是“继神宗为名,实扶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安石启之”,要求“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享之像”,这表现了杨时复古、保守的一面。
宣和六年(1124年)经张舜民推举,宋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
翌年三月,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10件大事。
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
”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
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
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
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
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
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杨时 同年七月,杨时被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八月授国子监祭酒,赐祭器、谱牒、金盆花。
十二月,杨时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
杨时不惧强权,公然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拏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
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弃而遁。
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
”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
” 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
时值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
杨时抗金态度是坚决的。
他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
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
可是,负责京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却被罢官,激起开封军民的愤慨。
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
朝廷准备镇压民众。
杨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
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虏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
”宋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
杨时上书,认为“朝廷割三镇三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
”“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要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
”之后,他又上疏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
李纲有诗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杨时又上疏请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对金国割地求和不可为。
建炎二年,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
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
同年十一月,杨时回到镛州。
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
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
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
高宗准奏,“永为优免”。
主要人物 杨时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
吕聪在《问书册》中说:“(杨时)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
”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
”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
”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
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
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
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
”(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晚年在故里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写成《三经义辨》、《日录辨》、《字说辨》等书。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杨时辞世,终年83岁,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麓。
他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
秘书少监朱震上疏朝廷说:“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进,晚始见知。
其撰述皆有益学者。
” (《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经义辨》,赠文:“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网罗百家,驰骋千古。
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
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特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诰赠左大中大夫,太师、大中大夫等封号,谥“文靖”,并在将乐龟山麓建有“龟山书院”、“道南祠”,宋度宗赵构为书院题名,清圣祖玄烨题匾:“程氏正宗”。
至今每年拜谒杨时陵墓的游人仍络绎不绝。
编辑本段成语启示 1.学习要坚持不懈 2.要尊师重教 3.求学师门,诚心专志 4.信念坚定,不畏艰辛编辑本段相关评论 “程门立雪”的故事是说,在一个大雪之日,杨时等人去拜见老师程颐。
程颐正在“假睡”,他们就在门外站了半天。
门外已经雪深一尺,他们“成了雪人也不离开”。
这样,人们一方面对杨时等人“尊师求教的精神”觉得“实在可贵”;另一方面,则对程颐老先生有些意见。
天那么冷,雪那么大,学生在门外侍立那么久,就是不让进门,程颐未免“架子太大”,做得过分了。
据史料记载,事实并非这样。
对“程门立雪”的误解,主要是由对中国古代典籍望文生义造成的,因而影响了后人对这个故事的正确理解。
换一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学风问题。
有关“程门立雪”的最早史料,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
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一个是《宋史》中的《杨时传》:杨时和游酢“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侯子雅言》的作者侯仲良,是程颐的内弟,应该是更清楚、更明确。
但是,不论从哪一段史料看,说的都是杨时和游酢去拜见他们的老师程颐时,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他们就在老师身旁等候。
等程颐瞑坐后睁开眼睛,天色已晚,程颐就让他们明天再来。
这时,门外下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
为什么要瞑坐
理学家提倡要静坐,甚至要求他们的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把瞑目静坐当成一种克己自省、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闭门思过”。
就是学生来访,也不肯中断自己的功夫。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做可能难以理解。
但是,说程颐一直让来访的学生站在冰天雪地的门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何况,当时的杨时已经40多岁,不但学术上有一定成就,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地位,程颐的家人是不会让他站在门外等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