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稿（100字）
一九二○年八月，在这块土地上了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并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图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及其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建团的历史经验。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背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并非偶然，它与上海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直接关联；它的创建，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一大成果。
第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口岸城市。
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顽强，资产阶级集中，无产阶级强大，是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漩涡，也是当时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海地处中国中部，是中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中枢之一，上海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时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上海却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力量，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的革命者从事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空隙。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政治团体林立，思想流派纷呈的局面。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比如，孙中山先生设中华革命党总部于上海，他本人也长期驻足上海。
一九一八年，当他在南北军阀威逼之下，被迫辞去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更是公开定居于上海的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
“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曾长期在上海活动。
一九一五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并取名《新青年》，一九二○年春，又迁回上海），是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
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这里，拥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中心很快移至上海的最重要的根据。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的中心之一。
全国各地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寻求革命的真理，会聚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李达所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
……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①。
上海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学生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必须及时地建立全国学联时，大家就把建立全国学联的地点选在了上海。
他们认为，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
”②中国早期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以上海为活动基地，中国早期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因此，上海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
第二、由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的实践，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前提。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运动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一九二○年五月，一年之中，各地出版的刊物骤增四百余种③，其中大多数皆由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所创办。
五四之后的青年运动，与五四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国青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社会的实验。
五四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
“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
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份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或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等等。
对这种现象，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④。
瞿秋白也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同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⑤正是在这样的庞杂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鼓荡下，中国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
从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年春，全国不少城市出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工读互助团及性质相近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读互助运动，那些团体的具体章程和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原则和指导思想却大体一致。
它们的原则是半工半读，收入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指导思想是首先由少数人本着互助的精神，组织半工半读的新生活，然后依靠这种新生活的扩张逐渐改造整个社会。
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试验，得到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一些社会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支持或赞助。
除了北京，上海也是中国青年进行工读互助试验的中心之一。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后，陈独秀、王光祈等人紧接着就筹备建立上海工读团。
也曾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一部分学生又幻想在“经济会枢”的上海或许能够成功，结果又在上海组织了有名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后来也失败了。
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它的出现，是中国青年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而它的失败，则促使大批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施存统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靠少数人组织工读互助团和诡诈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⑥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之时，千里迢迢从杭州赶到北京参加工读团的俞秀松，在工读团失败后，也很快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空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久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总之，跟着青年运动的实践与发展，尤其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青年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空想理论的界限，清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步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随着大批决心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队伍的壮大，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青年政治团体，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根本原因。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影响，迅速扩大。
当时出现了三家宣传社会主义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的社团及其刊物：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月刊（此刊于一九二○年初从北京迁回上海，李大钊在北京负责组稿）。
李大钊、陈独秀成了当时青年的崇敬的思想领袖。
二是戴季陶、沈玄庐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及其《星期评论》周刊。
五四运动后，《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而获盛名。
三是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当时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
这些社团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结合，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由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各地的学生们以“劳工神圣”为旗帜，去工厂宣传，或与工人们一起举行纪念大会。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也预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初步结合，使中国青年运动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各地优秀青年在上海的相对集中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在上海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创造了条件。
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初期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则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偕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也夫、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一行，肩负着“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⑦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于同年四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的积极活动下，六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八月正式形成。
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组织的同时，维经斯基还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介绍了苏俄共青团组织情况⑧。
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好地团结和教育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并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青年团。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⑩。
当时团组织成员有八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11），二十一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的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语教员。
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粱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
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三十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建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
”（12）青年团员们在党的引导下，深入劳动群众，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拓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团员李中（即李声?，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工会的具体组织者，他先后担任工会筹备会的临时主席、成立大会的主席，同年秋，团员李启汉（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沪西工人区举办工人半日学校（13）（后一度改名为工人游艺会）。
这个团体在工人中很有影响。
俞秀松也积极参加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他协助李汉俊等编辑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经常深入工厂作社会调查，写出了一批抨击社会黑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
》（陈为人撰）、《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卜士奇撰）、《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柯庆施撰）等等（14）。
文章涉及上海各行各业，也反映了工人的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语言通俗，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初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通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共产党》和《劳动界》等刊物，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工作报告、决议、文件大都刊登于《共产党》月刊。
在团结和教育青年方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更是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相当成绩。
仅外国语学社，就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去苏俄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一年夏季先后到达俄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粱柏台、华林等三、四十人。
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在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本身也得到迅速壮大。
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达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邀请上海团派代表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5）（三月二十九日，俞秀松应邀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留俄学生代表，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上海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希望要求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团的影响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纷纷建立。
各地团组织建立后，上海团经常与之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正是因为在各地建团的过程中，上海团客观上起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6）。
总之，尽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它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的初创活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五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三、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关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问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但为什么不称“共产主义青年团”，而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呢
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青年心目中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同义词。
对大部分青年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
由于“社会主义”一词对青年具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所以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愿意袭用“社会主义”一词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比如，陈独秀的文章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即为一例。
一九二一年，在俞秀松（也可能是张太雷）提交给少共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团的名称最初曾定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以后才确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7）二是尽管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的无政府思想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本身，也还残存着不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实践与学习，并对各种繁复的“社会主义”流派作理论上的分析、概括。
三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共产”两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浓重的群众来说，是一时难以理解的。
正如后来恽代英撰文解释的，采用“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名字，“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18）。
2、党团关系问题 毋庸置疑，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上海党组织所缔造和领导的。
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光是建团的倡导、支持者，也是积极的组织筹划人。
团建之后的活动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青年团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是学习性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19）。
许多当时留下的文件也明显地反映了党团关系：“团接受党给予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
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
”（20） 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半公开的。
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如曾以青年团的名义举行过“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21）。
当时，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组织联合举行的。
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原则与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关于是否“暂时解散”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称：由于初建时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不统一，“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内部思想冲突激烈，“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22）但许多当时人均回忆没有“暂时解散”一事。
李达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化不少的线，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
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23）。
施复亮回忆：“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
”（24）此外，罗章龙、柯庆施等人的回忆也都否定了“解散”的说法。
就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分析，“宣告暂时解散”一说似有所误，但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一度陷于低潮，却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呢
把现有材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施存统所回忆的那样，团的领导骨干离开了上海，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团的主要负责人俞秀松去了莫斯科，同一时期，上海团的骨干分批去苏俄学习，这就影响了上海团的活动。
第二，新渔阳里六号团机关的丧失，暂时打乱了团的活动节奏。
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海的党团组织为了举行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曾召集了一批学校、社团、报馆的进步人士在新渔阳里六号开过三次庆贺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
五一那天，举行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庆祝活动。
因此，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
五月二日中午，法国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六号。
尽管事先有了准备，法国巡捕一无所获，但由于此地已受注意，团的机关不能再继续在此活动下去了。
但当时经费困难，没有办法另找活动地点，对团的活动也造成影响。
第三、更深刻的原因是团的“一大”文件所指出的，即团内思想信仰的不统一。
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彼此互相冲突。
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
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
”（25）这种状况，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大批骨干离去之后，更显突出，开展活动更加困难。
总括上述种种，我们不难看到，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尚属幼年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主导地位，但又间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成份；组织形式亦不严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决定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
十一月，从苏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回来的张太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恢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制定了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使团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
同时，也比较严格确定了团员的标准和义务（26）。
这一临时团章的制定，正是对前一时期青年团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达到了初步的统一，上海团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上海为什么叫申城
申城 开放分类： 地名、直辖市、上海、沪、申 1.申城一词来源于:上海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属越后属楚。
楚孝王封楚相黄歇为春申君，上海就是他的封地。
他就是战国时期名满天下的四公子之――春申君黄歇
就是他，最早“治水入江，导流入海”，为纪念他治水的功绩，就将他率先治理拓浚的河道称作“黄歇浦”，后因吴淞江淤积严重，河道日小，而“黄歇浦”则逐渐演变成太湖入海的主要通道，明朝以后，黄歇浦也就易名为黄浦江。
这就是上海简称“申”的来历。
所以上海又名申城。
2007年，随着上海进入世博会建设期，申城开始高调宣传世博会，“春申君”的名字频繁进入国人视野。
2002年9月，在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演员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
那么，春申君和上海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2300年前，一个名叫黄歇、被封为春申君的楚国人站在东海之滨，凝望着脚下自己刚刚带人开凿疏浚的黄浦江，满意地笑了。
这个出生在历史上曾经叫做黄国、现在被称为河南省潢川县的人，当时身居楚国相位，名列“”之一。
按现在的户籍概念，他算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老乡了。
“在我看来，他请封江东、开拓上海周边封地的原始动机，不过是广积粮、多挣钱，好维持他养活3000门客的日用。
”信阳市文联副主席陈峻峰说。
为创作，陈峻峰对楚国晚期历史曾潜心研究。
这个河南人的举手之劳，奠定了今日上海的基础。
如果他能看到2006年出版的，一定很惊讶：沧海桑田。
原来我呕心沥血开垦的地方，在2300年之后，已经成为上海市的远郊城区。
当年的黄浦江入海口，被滚滚长江水挟裹来的泥沙冲积，向东偏移了几十公里。
在他疏通的黄浦江的两岸，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
对中外文明兼容并蓄的上海，铭记着自己的发家史。
等记载：上海简称“申”，这一简称，源自战国时期受封于这里的楚国贵族黄歇。
黄歇，号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名，人称“”。
黄歇受封之时，黄浦江还是一条无名之河，河中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高，常常泛滥。
黄歇带领百姓进行开浚，疏通了河道，筑起了堤坝，使这条河造福于百姓。
人们为了怀念他，不仅为他建了庙宇，还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
后来，人们便以“申”代称上海。
在上海，黄浦江、申江、春申江、黄浦区、春申路、春申村等，均为纪念这位开“申”之祖。
的上海，只是战火纷飞的“国际”社会里被楚国征服的江东地区一个无名入海口。
公元前473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一举灭掉吴国，并吞吴地。
公元前333年，楚又灭越，吴越之地尽数归楚。
85年后的公元前248年，身为楚令尹（相国）、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的黄歇来到这里，成为当地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名人。
不仅仅是上海，当时整个楚国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春申君手里。
黄歇执相25年，在信阳楚王城（今信阳市）里韬光养晦，积累资本，蓄势待发；在淮阳陈城（今周口市淮阳县）执掌相位，走入楚国权力中心；在黄国故里信阳潢川中兴黄氏家族，后迁都安徽寿春，最终被门客、赵人李园买凶斩首。
他在楚国政坛的30年间，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河南人，叱咤风云，“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其足迹遍布沪鲁苏杭及鄂豫皖等，遗风流布，楚文化进一步和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碰撞交流。
连日来，记者辗转奔波，一路追寻春申君2300年前的踪迹，试图还原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的心路历程。
开“申”之作从治理黄浦江起 2300年后的2007年3月4日，记者从曾为楚国腹地的河南省信阳市（信阳市古为申国，现在也简称申，世人称上海为“大申城”、信阳为“小申城”）出发，前往上海一路追寻这个河南老乡的踪迹。
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方滨中路上的，人海如潮。
这个与毗邻的豫园同样名扬天下的道观，是上海市重要的民俗文化街，也是大型小商品、土特产、特色商品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和当地的市民纷至沓来，休闲观光，祭神礼佛。
这里曾是金山神庙，明朝永乐年间被改为城隍庙，供奉着土地神和春申君。
以后，这里开始主祀道教。
现在，关公和观音菩萨也跻身其间，众神和平共处，分享俗世顶礼膜拜的飨饷。
主殿里，道士们宽服高帽，在道教音乐声中焚香唱颂。
记者转遍整个庙宇，找不到春申君的神位。
一位年长的道士告诉记者：日军占领上海时，春申君的神像被毁了。
上海人没有重塑春申君的神像，他们改用另一种方式来纪念这位先贤。
在松江区新桥镇春申村，村委会负责人领着记者，找到了松江区于2003年重新扩建的春申君祠堂。
一组巨大的铜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黄歇领着当地居民治理、疏通黄浦江的情景。
浮雕两端的纪念碑上，雕刻着松江区在纪念松江置县1250年时献给黄歇的颂诗：春申治水，黄浦滔滔。
陆逊封侯，华亭昭昭…… 重建的祠堂占地500平方米，为仿古民居建筑。
室内陈列着春申君的相关史料及松江古迹、历史名人名作。
祠堂里的匾额，分别为著名松江籍学者和书法家施蛰存、程十发、郑为题写。
祠堂西面的大型铜雕照壁，主题叫做“上海之根”。
祠堂掩映在一片竹林中，南边一条小河环绕，河边三五个人正在垂钓。
和市中心的喧嚣相比，这里很安静。
春申村的老人说，这个祠堂的历史很悠久，这个村子，就是黄歇当年住过的村子；祠堂边的春申塘，就是当年春申君黄歇带人修建的。
，是一部与水斗争的历史。
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种种举措中，治水是各个朝代、众多贤达喜欢干的事情。
楚国的宰相们有这个光荣的传统，黄歇的前任们给他做出过榜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的现河南老乡、当时的潘国（今河南固始）人孙叔敖。
黄歇来到江东后，以苏州为基地，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豪宅的同时，为发展农业、使苏州等城邑免受水患，开始兴修水利，主持疏浚东江、娄江、吴淞江“三江”，开浚黄歇浦（黄浦江），惠泽当时尚无正式名称的上海。
黄浦江连通太湖和淀山湖，是太湖最重要的排水出海通道。
江水有一定的含沙量，涨潮时江水挟带泥沙进入沿河两岸其他河港，退潮时流速减慢，导致泥沙沉积，使河床不断淤高。
黄歇来到这里时，这条小江严重淤塞，两岸丰水期内涝成灾，淀山湖至东海之滨的广袤原野即今天的上海市域，一片沼泽。
当地人烟稀少，满目荒凉。
这条小江，被当地百姓咒为“断头河”。
巡视自己的领地后，黄歇一眼看出了这片土地的价值，他要把这块泽国变成千里沃野，变成他的粮仓。
尽管无数军国大事还在等着这位“令尹”决断，但刚刚获得江东的黄歇还是忙里偷闲，大规模组织人力，疏浚这条浅水，将其江面拓展到300米至700米，深挖至十数米，与东海、黄海之间的长江出海口连通。
两千多年过去了，后人继承春申君的传统，不断深挖疏浚，至今，黄浦江仍然江阔水深，可通行3000～10000吨级船只，属一级航道。
“嘟嘟嘟，嘟嘟嘟，爷娘去开黄浦江，回来又开春申塘，领头的爷爷叫春申君，住在伲村头黄泥浜。
” 春申君祠堂北侧一座假山前，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太湖石垒成的假山前嬉戏玩耍，嘴里唱着这首古老的童谣。
看守祠堂的一个老人说：“这首儿歌在当地传唱不知多少代了。
老人们说我们这个春申村，就是春申君黄歇开挖黄浦江时的‘指挥所’，这首儿歌，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 黄浦江疏浚后，当地水系分明起来，泽国变成良田，经济长足发展，地位日彰。
隋代，当地开始设镇，名曰华亭镇。
唐时开始设县。
北宋淳化年间（990年～994年），这里开始称上海，为上海镇。
到了明代，，这里日益兴盛。
1553年，朝廷为抵抗倭寇，筑上海城，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
清代，上海属松江府。
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成为外国列强在华的租界，使上海逐渐由一个东南名邑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市。
同时，上海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之一。
民国时期，上海属江苏省。
1928年，政府设上海特别市。
后，上海成为直辖市。
黄浦江之于上海的意义，无异于黄河、长江对中国的意义。
这条江，由此成为上海市的母亲河。
至今，黄浦江仍是上海市主要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的水源，并承担着航运、排洪、灌溉、渔业、旅游、调节气候等重要作用。
另一个彰显春申君丰功伟绩的地方，叫做黄渡。
这是上海市嘉定区南部靠近上海中心、南临黄浦江重要支流吴淞江的一个小镇。
小镇以一个花园为中心。
尽管是冬末春初，这里的树木已经显露出一片生机。
花园尽头的绿苑路上，一块石碑赫然标示“黄渡”。
关于黄渡，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楚国黄歇受命伐秦，在此率军渡江而得名。
另一种说法是：黄歇驻上海时，有一次率领部下出巡吴淞江，随后从陆皎浦摆渡过江，其摆渡处，被后人称“黄歇渡”或“横渡”，后渐渐变为现在的黄渡。
春申君渡过吴淞江的地方，叫做“黄渡”；人们为了迎候他的到来，特地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凉亭，古上海地区因此叫做“华亭”，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
经对史料的考证，黄歇伐秦是在其受封江东之前十几年，时光上相差甚远；第二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也许正因如此，上海虽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贵为亚洲金融中心，却一直对春申君念念不忘。
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演员们引吭高歌的第一首歌，就是。
“海派文化”春申君是其“始祖” 上海一向以“海派文化”著称，“海派”一词肇始于晚清时期中国画中的“海上画派”。
鸦片战争后，上海出现了“华洋杂处”的租界，当时一大批画家来到上海，受新风气的影响，他们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之上，借鉴西洋画的技法，逐渐形成了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的画派，“海派”只是这种“海上画派”的简称。
这种兼容并蓄、多元互补、不拘一格、灵活而创新的文化风格，逐渐由画坛扩展到戏曲、电影、小说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等方面，“海派文化”的概念由此产生。
上海学者张汝皋认为，“海上画派”只是“海派文化”的起端，而非源，黄歇应为“海派文化”的“开山鼻祖”，因为“海派文化”的地域由他而起。
他的提法，被上海部分学者认可。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质是多元文化熔于一炉，在包容一切中创造一切。
而这一切，并不是上海在晚清以来所独有的，之前的上海就有这种特征的文化。
从历史学上追溯“海派文化”，也大多追溯至春申君时期，因为这时上海的文化身份开始形成。
春申君开发上海，带来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融合，这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文献的局限，通过考古的发现，也得到一些补充。
上海金山戚家墩、青浦重固、嘉定外冈，都发现有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青浦重固、嘉定外冈是楚人之墓，属于楚文化传统，随葬品以泥质灰陶为主，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鼎、壶、盒等。
但在这典型的楚墓中，却出土了一部分具有本地文化色彩、吴越风格的器物。
而在具有浓郁的本地文化色彩、属于吴越文化传统的金山戚家墩之中，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传统遗物。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童心、吕建昌先生说：“战国时期的上海，传统的吴越文化和外来的楚文化是并存的，这两种文化的混合情形与我们现在一般概念中的‘海派文化’是极其相似的。
” 兼容并蓄能使文化多元化，能使文化丰富多彩。
战国与清代不同的仅是，清朝末年是帝国主义入侵、西方文化渗透，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而形成“海派文化”，而二千多年前，则是楚国的征服、楚文化的进入。
战国时期应该是为“海派文化”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的重要时期，张童心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研究‘海派文化’是没有理由忽视它的”。
“海派文化”之于上海，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影响，上海才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市之一。
在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上，上海人对春申君的纪念，将是世世代代持续的事情。
2300年前，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人春申君请封江东。
在这里，他带领百姓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黄浦江造福于百姓。
为了怀念他，人们不仅为他建了庙宇，还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
后来，人们又以“申”代称上海。
图为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春申村的春申君祠堂。
2.信阳市是河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大别山、桐柏山结合部，豫鄂两省交界处，南襟全楚，北屏中原，扼楚豫之咽，被称为河南省的南大门。
信阳市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800多年。
公元前872年，西周晚期，周宣王封姜方伯为申伯侯于此地，故信阳市又称“申城”。
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地隶南阳郡，为义阳乡，曹魏时设置义阳郡。
晋、南北朝改设司州、义州、申州。
隋唐又复义阳郡。
北宋始称信阳。
元初改为府，后改称信阳州，明清仍沿例设州，后改信阳县，1949年4月1日信阳解放，即置市。
市境内古文化遗址众多，如市郊“南山嘴”裴李岗文化、三里店鲍家山商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长台关的楚王城遗址等。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即为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编钟所奏。
历史典故“亡羊补牢”即出于长台关楚王城。
上海的历史和演变作文300字
锡剧 锡 剧 (Xī Jù) 锡剧 戏曲剧种。
流行于江苏南部和上海一带。
发源于太湖之滨的无锡，常州农村，初为乡民用当地的民歌小曲说唱故事以自娱，称为“东乡调”，后逐渐发展成曲艺形式的“滩簧”。
由于语音唱腔略异，分“无锡滩簧”和“常州滩簧”。
之后，滩簧吸收了江南民间舞蹈“采茶灯”的身段动作，开始演唱生活中的小故事。
多为二人一档，在农村中活动，所演节目只有一旦、一生（或一丑）两个脚色，如《双落发》、《磨豆腐》、《拔兰花》、《庵堂相会》，称为“对子戏”。
进入城市后，又发展为多至几十人同场演出的“大同场戏”，剧目也增加了《珍珠塔》、《玉蜻蜓》、《孟姜女》、《孟丽君》、《玉连环》等大戏。
辛亥革命前后，无锡、常州的滩簧戏，正式搬上舞台，并先后进入上海，不久逐渐合班演出，改称“常锡文戏”，1952年定名为锡剧。
现江、浙、沪、皖共有锡剧团32个。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情趣和特色的戏曲剧种，它的唱腔曲调基本上是上下句的版式变化体结构，常在上下句之间插入一段或长或短的清板。
主要曲调为簧调。
20世纪30年代，又吸收了杭州武林班的大陆板，苏州文书调（由苏滩和评弹衍变出来的一种说唱曲调）的“玲玲调”，苏滩和申曲的“迷魂调”与“三角板”，京剧的“高拔子”以及[春调]、[紫竹调]、[九连环]、[绣荷包]等江南民歌小调，使唱腔更加丰富多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与演员密切合作，对锡剧音乐风格进行统一加工，并分清主次，先后改编和创作了多种板式唱腔。
改革后的锡剧音乐，面貌一新，曲调柔和、流畅、轻快，具有“江南丝竹”特色。
伴奏乐器以正、副二胡为主，琵琶、三弦、扬琴为辅，箫、笛等管乐器也开始伴奏唱腔。
锡 剧 锡剧是江苏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
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它是在太平天 国前后由无锡滩簧和常州滩簧合并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解放前叫“常锡文剧” ，解放后才改成“常锡剧”，简称为“锡剧”。
锡剧的音乐，抒情优美、悦耳动听，具有秀丽的江南水乡风格。
锡剧音乐 是属于曲牌板腔综合体，它并有男、女分腔的显著特点。
锡剧的乐队原来只有 一把二胡，现在除二胡外，还有琵琶、三弦、提琴、笛、箫、中胡和小提琴、 大提琴参加伴奏。
打击乐以四大件为主。
著名剧目有传统戏《双推磨》、《庵堂认母》、《庵堂相会》、《孟丽 君》、《珍珠塔》、《双珠凤》和现代戏《红花曲》《海岛女民兵》等。
当代锡剧有很多著名演员如姚澄、王影影、梅兰珍、王兰英、汪韵芝、王 汉清、杨企雯、吴雅童、薛静珍等。
无锡是锡剧的诞生地。
清道光年间锡剧就流行于无锡农村，民国初年进入城市。
锡剧初名滩簧，发源于无锡羊尖、严家桥一带农村，由山歌小调演变而成。
早期曾用采茶灯、花鼓戏的方式演出，故又被称作“花鼓滩簧”。
解放后，经锡剧艺人的共同努力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帮助，锡剧在表演艺术、音乐唱腔、舞台美术设计等方面有很大改进和提高，成为江苏省的主要剧种和华东地区的三大剧种之一。
锡剧，俗称“无锡滩簧”，( 据文学记载：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无锡、江阴、武进等地城乡已盛行滩簧。
)在苏南地区极为流行。
解放后，从原有的太湖地区逐渐流传至长江三角洲。
五、六十年代，是锡剧“黄金时代”，上海的嘉定、金山、青浦、奉贤等县及浙江的嘉兴、安徽的郎溪等地，有锡剧团四十余个。
跃为华东三大剧种之一，列为江苏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目前，江苏省内有锡剧团十多个。
锡剧在民国时期称“新戏”，抗战时期称“文戏”，建国前后称“常锡剧”，至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后，始统称“锡剧”。
无锡滩簧原称“无锡东乡调”或“东乡小曲”。
无锡县东北乡羊尖镇严家桥一带，擅唱山歌，“东乡调”本来是农民自唱自乐的山歌、小调，从太湖沿岸传播开来，受到说唱文学形式的影响，尤其是无锡县农村中特有的民间舞蹈“调采茶”的影响，初具了“滩簧戏”的雏形。
它与吴歌有着血缘关系。
当年，叶圣陶先生在北京看了锡剧演出，赞美锡剧是“太湖红梅”。
锡剧的特点是生长植根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有朴实的感情、生动的语言、浓厚的乡土色彩，既是地方戏曲之花，也是通俗化的农民戏曲、农民文艺。
无锡滩簧是从山歌小调发展而来，其特点：一是锡剧保留着唱山歌的本色，至今锡剧的演唱办法，都是用本嗓演唱的，不同于有些地方戏用真假嗓结合的。
二是锡剧乐曲的结构，是起调、清板、落调，只在起调和落调时用音乐伴奏，中间全是清唱，不用胡琴托腔，唱句字多腔少，仅在开端和结尾时腔稍多，基本上是叙事山歌的曲体。
三是唱词都是口语化、通俗化的群众语言，有的则是山歌和民谣的汇合。
它起源于山歌，在流传中又受到“弹词”、“宣卷”、“说因果”等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锡剧。
锡剧历史 锡剧的形式和发展，在滩簧阶段，一般都有以它经历的三个重大演变过程来划分，即为：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时期。
“对子戏”：演出形式比较简单，凡由二人一对，一男一女同场演唱的称“单对子戏”；由二男一组、二女一组同场演唱的称“双对子戏”，进而又有一出戏独立演出的“散对子戏”和合数出为一本连贯性演出的“本头对子戏”。
初时，不设台，不化妆，在田头或是打谷场上演唱，后来才用四张方桌拼合，或用椿凳、门板、寿材板之类拼搭成戏台，搭后台化妆，略施脂粉，那时，女角都是男扮的，穿临时借来的新郎新娘衣服。
初时不用道具，男旦用手帕，小生用折扇比划各种动作。
演唱时，旦角先出场，唱四句头“开篇”，唱时用小步子扭斜角方向，换位走向另一台角，这种变换位置的唱法叫“走四方”，是照顾到多方面的观众，至今还保存在传统表演程式中。
“对子戏”都以“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为主，故亦叫“三小戏”。
演出剧目，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中故事为主，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居多，也有一部分是对地主阶级进行嘲讽的。
表演朴实真挚，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风趣，是无锡滩簧的原始形式。
“同场戏”：到了清代末叶，由于“对子戏”发展，内容增多，事件复杂，没有三、四、五个演员同时出场，就无法处理和突破，于是，“同场戏”就开始产生。
在发展过程中，又可分为“小同场”和“大同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叫“小同场”。
随着出场的演员增多，戏的场次也增多了，剧中的环境、地点、时间转换上的限制也消除了。
到了清末民初，进入了后一阶段叫“大同场”，即多数演员同时登台，甚至增加到十多个演员演出。
“小同场”是在农村演出时的产物，“大同场”则是进入城市以后的产物。
进入城市后，演的戏大多采用宣卷（宝卷）上的故事，对弹词故事的吸收也很明显，一方面，城市里的剧种交流方便，易于接受其他文艺、电影、话剧、曲艺的影响，使滩簧小戏的形式获得壮大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演出内容上，“对子戏”时期的剧目逐渐消失，农民开始退出舞台，最后完全让位给公子、小姐、太太了。
城市反过来影响农村，这是锡剧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京、簧合班”，即是滩簧班子和京剧演员的合作。
出于锡剧艺人的需求，一些从衰落的京剧班子出来的演员，自然地转向锡剧班里当起了业务指导，1927前后，已形成风气，如《秦香莲》中，陈世美唱京腔，秦香莲唱簧调；《玉堂春》中，王金龙“嫖院”时唱“簧调”，苏三“起解”时唱京腔，这称做“雨夹雪”。
三十年代初，宜兴人何志尚，曾在京剧草台班中点燃汽油灯，做了二十年，天天看京戏，记住了大量的京剧，后来参加到李庭秀的李家班里当“大衣箱”（管理服装的），把《换刀杀妻》、《狸猫换太子》、《胡奎卖人头》等京戏带进了锡剧，还首排了《樊梨花》、《封神榜》、《孟丽君》等大型连台本戏。
京剧老生黄翠芳，改唱锡剧后，一直从事锡剧工作，解放后成为无锡市锡剧团的锡剧老生。
“无锡滩簧”何时形成，据道光五年（1825）刊印的《履园丛话》中记载，这时的滩簧已以“新奇”替代“老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南文联举办艺人集训班，锡剧老艺人周友良说他的父亲在十来岁时（指道光十年左右），在无锡农村已看到过滩簧戏。
早前，唱滩簧的大都是农村里的竹匠、木匠、瓦匠、缝衣匠等，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演唱，他们都是唱山歌的能手，“调采茶”的能手，村中每逢春节和“待秋斋”（庆丰收的活动），都会邀请他们演唱。
嗣后，就有了季节性的班子，旺季聚班，淡季散班以及长年不散的四季班，出现了半职业化和职业化的班社。
“滩簧”名称的说法，《清稗类抄》称：“滩簧者，以弹唱为营业之一种也。
”由此可见，“滩”就是“说”的意思，“簧”应是“唱”的意思，“滩簧”实为指“说唱”而言。
“无锡文戏”的诞生，跨进了锡剧的文戏时期，是又一个重要转折。
1935年，江苏严禁滩簧。
伪江苏省第一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下令无锡县党部严加取缔“淫剧”。
9月27日，无锡第一台、中东、中央、耀记等戏院在报上联合刊登宣言，责难当局对滩簧“既不改良，又阻止改良，是对不起无锡社会的”，同时，各戏院联名向伪省党部、伪省教育厅具呈宣称：“誓反抗任何不公道的待遇”，要求“派员来无锡调查处理”。
10月5日，伪省党部派委员潘国俊前来调查观看，无锡第一台在《人报》、《锡报》上刊登广告，使用“无锡文戏”名称“公演《克宝桥》”。
潘委员观后表示“甚为满意”，并称“无锡文戏在艺术上、社教上评价都是极高的”“（滩簧）假使都能这样，是绝无疑异的”，对递送的一份《无锡文戏改进意见书》表示同意。
当即成立了“无锡文戏改进委员会”，聘请当时在无锡社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担任戏剧教授的谷剑尘为委员（谷教授为浙江上虞人，二十年代初，即和应云卫等在上海组织成立“戏剧协社”，还和沈雁冰、郑振铎等成立了“民众戏剧社”，影响很大）。
“无锡文戏改进委员会”在谷剑尘的主持下，讨论了“无锡文戏实行彻底改革的方案”，发出了“征集各界对无锡文戏批评改进之意见”，作出了“训练滩簧演员的办法”，规划了“定期出版研究专刊”`等等措施，使“无锡滩簧”进入了“文戏时期”，也为锡剧开创了新局面。
随后，苏州成立了“苏锡文戏改进会”，上海成立了“常锡文戏改进会”，江阴成立了办事机构。
后来，文戏渐衰，锡剧又归纳为“锡帮”（含江阴、苏州、常熟），“常帮”（含宜兴），乃有“常锡剧”之名称。
锡剧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剧目。
据1961年10月江苏省地方戏剧院编印的《锡剧老艺人座谈会》、《锡剧传统剧目工作座谈会》等有关资料统计，锡剧传统剧目约计有277个。
一、对子戏时期约有60出，是锡剧在滩簧小戏时期的剧目，其中，有一些“卖”字戏，如：《卖馄饨》、《卖桃子》、《卖汤团》、《卖花带》、《卖草囤》等，有的自苏滩中吸收改编的。
有一些“摘”字戏，如《摘毛桃》、《摘菜心》、《摘石榴》等，有一些“借”字戏，如《借汗巾》、《借披风》、《借黄糠》等，这些剧目，大都以农村民间日常生活中男女相爱悦的故事为题材，属农村小戏。
这类戏里涉及男女私情，往往占了很大比重。
据女花旦储素珍称：有的戏早就受到老一辈艺人的抵制，露演不久即告辍演，如“母女偷情《摘菜心》，父子同科《陆卖饼》”，只听到说法，内容已不详，有的则仅存剧名，剧情也难以查考了。
也有一些剧目看艺人功力的，如《盘陀山烧香》，烧香路上，一咱遇到三百六十行，便要唱出各行各业的特色，如算命、相面、卖拳头、剃头等，并要运用各地方言演唱。
二、大、小同场戏时期约有102出，是锡剧在滩簧戏后期的剧目。
其中，“记”字戏特多，如《牙痕记》、《烧骨记》、《咬舌记》、《灰阑记》、《蓝衫记》、《金环记》、《鲫鱼记》、《红鞋记》等，这类剧目的题材，已从农村现实生活开始转向古代生活，人物显著增加，情节更见复杂，大都系从宝卷中吸收而来，在内容上亦已出现了凶杀、淫秽、迷信等不健康成分，后来在滩簧班子里已很少演出。
三、京、簧合班时期的剧目约计34个。
京剧艺人的介入，带来了一批京剧剧目，锡剧以吸收文戏为主，多从才子佳人及公案戏入手。
这类剧目，有《吕布与貂蝉》、《宝莲灯》、《红鬃烈马》、《武松杀嫂》、《薛刚闹花灯》、《金玉奴》、《斩经堂》等，大都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产物。
全剧演出时依然充满锡剧的语言特色和乡土气息。
例如：《昭君出塞》、《陈杏元和番》（即《二度梅》）、《隋炀帝看琼花》等，更以穿插苏南民间舞蹈“调采茶”、花灯、花鼓、小曲为主。
另有一些剧目，如《梁祝》、《碧玉簪》等，受越剧影响而移植。
四、连台本戏，约计29个，每个10-20本不等。
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包公案》、《七侠五义》、《血滴子》等，演出侧重点已转移到机关布景及灯彩上，故通常又称“彩头戏”。
这类戏中常会出现“空中飞人”、“池女出浴”、“骷髅跳舞”等场面，以新奇取胜。
甚至猪八戒与蜘蛛精在盘丝洞中、纣王与妲妃在鹿台之上，边饮酒取乐，边观赏“西洋舞”。
其内容均以神怪、荒诞故事居多。
但是，其中有一些“征番戏”，它与沦陷时期群众的心态有关，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抗战呼声。
五、弹词戏，约计39个剧目，这些弹词故事都是民间最熟悉的佚事、传说和传奇，演出效果较好。
如《珍珠塔》、《双珠凤》、《玉晴蜓》、《白蛇传》、《孟丽君》、《孟姜女》、《何文秀》、《杨乃武与小白菜》、《描金凤》等，由于弹词的章体与说表、道白、唱词和戏曲较为靠近，不必大动故事结构便能搬上舞台，为同场戏吸收。
六、时装戏，有7个剧目。
如《啼笑因缘》、《秋海棠》、《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苦命的女单帮》等，都是根据电影、小说改编而成，有的来自沪剧，俗称“西装旗袍戏”，有的来自滑稽戏和通俗话剧。
七、乡土戏，有6个剧目。
如《卜灵望》、《陈阿尖》、《一条黄瓜三扁担》、《显应桥》等，根据地方实事和民间传说编写，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锡剧唱腔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情趣和特色的戏曲剧种，它的唱腔曲调基本上是上下句的板式变化体结构，常在上下句之间插入一段或长或短的清板。
主要曲调为簧调。
20世纪30年代，又吸收了杭州武林班的大陆板，苏州文书调（由苏滩和评弹衍变出来的一种说唱曲调）的“玲玲调”，苏滩和申曲的“迷魂调”与“三角板”，京剧的“高拔子”以及[春调]、[紫竹调]、[九连环]、[绣荷包]等江南民歌小调，使唱腔更加丰富多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与演员密切合作，对锡剧音乐风格进行统一加工，并分清主次，先后改编和创作了多种板式唱腔。
改革后的锡剧音乐，面貌一新，曲调柔和、流畅、轻快，具有“江南丝竹”特色。
伴奏乐器以正、副二胡为主，琵琶、三弦、扬琴为辅，箫、笛等管乐器也开始伴奏唱腔
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古诗
七步诗【三国·魏】曹植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鸟鸣涧【唐】 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芙蓉楼送辛渐 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江畔独步寻花【唐】王维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石灰吟 明·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竹石 【清】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 杜甫剑外忽传收蓟(ji)北，初闻涕泪满衣裳（sháng）。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juǎn)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己亥杂诗 （清）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
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宋】苏轼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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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宋】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欲问行人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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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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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古迹 除去闻名两岸三地的蒋介石，宁波也拥有众多文化古迹。
位于余姚的发掘于1973年，为中国南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发现的稻米残物和上百件骨耜将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提前到7000年前，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
保国寺位于灵山山腹中，至今已有970多年历史，以其精湛绝伦的建筑工艺闻名。
现存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一0一三），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善的北宋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整个大殿的全部结构皆用斗拱之间的巧妙衔接和精确的榫卯技术，不用一枚铁钉将建筑物的各个构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承托起整个殿堂屋顶50余吨的重量。
在大殿前槽天花板上，还巧妙地安排了三个与整体结构有机衔接的镂空藻井，用天花板和藻井遮住了大殿的梁架，下面不容 易看到，故被称为“无梁殿”，除建筑风格独特外，还有虫不蛀，鸟不入，蜘蛛不结网，灰尘不上梁之奇。
天一阁藏书楼名出汉郑玄中“天一生水”一说，寓意以水制火，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乾隆三十七年，下诏修撰。
由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献藏书众多，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房屋、书橱款式，兴造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天一阁自此名闻全国。
以后，随着战乱，楼中藏书逐渐散佚。
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众多本地藏书家的响应下，天一阁的珍本、善本数量得到了恢复，目前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此外，阿育王寺、天童寺、它山堰、镇海口海防遗址、、梁弄抗日根据地、慈城、前童古镇、等也是宁波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
自然风光 宁波的自然风光也别具特色。
西靠四明山，东临东海，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宁波独特的自然风光。
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
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
这首诗就是史浩写的游东钱湖。
东钱湖位于宁波市东侧，距市中心十五公里，是浙江省最大的内陆天然淡水湖。
群山环抱，秀峰峥嵘，千姿百态；四周有七十二条溪汇流于湖 ，纵横贯注，素有“西子风光，太湖气魄”之称。
拥有陶公钓矶、余相书楼、霞屿锁岚、二灵夕照、芦汀宿雁、白石仙枰、百步耸翠、上林晓钟、双虹落彩等“钱湖十景”。
月湖，位于宁波西南，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是宁波市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该湖呈狭长形，面积约0.2平 方公里。
宋元年间建成月湖十洲。
南宋绍兴年间，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十洲胜景。
宋元以来，月湖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憩息荟萃之地。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这些风流人物，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现为宁波市区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杭州湾湿地是中国八大咸水湿地之一，位于附近，地理位置显要。
湿地既包括广阔的滩涂，也包括大片的芦苇荡与荒草地，以良好的环境、丰富的食物，每年吸引了大量候鸟的光临，成为鸟类迁徙必经的中转站；同时，还有不少珍稀鸟类来这里繁殖、越冬。
此外，松兰山、九峰山、九龙湖、五龙潭、南溪温泉、野鹤湫旅游风景区、等也是宁波有名的生态旅游景点。
随着宁波经济的崛起，诸如天一广场、老外滩、城隍庙步行街、开明服饰特色街、凤凰山主题乐园等现代商业旅游项目和、宁波城市展览馆、宁波美术馆、宁波服装博物馆等现代文化旅游项目也日益受到欢迎。
编辑本段文化与风俗 宁波地处浙东，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宁波不但拥有深刻的思想家，同时兼有百姓喜闻乐见的本土戏剧形式。
东面东海，丰富的渔业资源造就了宁波菜别样的风味。
此外，宁波的方言和民俗也别有特色。
哲学和文化流派 四明学派：也称“四明陆学”。
南宋淳熙年间，有“淳熙四先生”之称的明州学者杨简、袁燮、沈焕等人以研究、师承陆九渊的以心为构成宇宙万物来源的心理合一的心学为主，兼综朱子理学诸学学说而形成的学派。
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
其创始人为明代哲学家、余姚人王守仁(别号阳明)，因余姚有姚江流经，故名。
王守仁继承和发扬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外无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思想，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史称“王学”。
其主要继承人有徐爱、钱德洪、沈国模、史孝咸等。
浙东学派：也称浙江史学派，其创始人为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想家、余姚人黄宗羲。
黄宗羲在政治上公开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指斥其为“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罪恶之源，主张民权。
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学术提倡“经世致用”。
除哲学、史学外，对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研究，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
地方戏曲曲艺 甬剧：始于清乾隆后期，初称“串客”。
系由田头山歌、马灯调、唱新闻等滩簧类民间戏、曲调演变而来。
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一带。
最初的演唱者为乡村的农民、工匠等手工业者，在庙会祭神、喜庆堂会时演唱，演唱的内容主要为新闻和民间生活故事，无表演动作，无乐器伴奏。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受“苏滩”影响，开始有简单的表演和胡琴伴奏。
道光十年(1830)后，出现营业性演出的“串客班”。
光绪十六年(1890)数名艺人到宁波演出走红，串客改称为宁波滩簧。
曾一度改称为四明文戏、甬江古典等，1950年5月始正式定名为甬剧。
甬剧擅演清装戏、近代戏、现代戏，表演细腻，语言、唱腔富有地方特色，内容适应市民的思想情趣，乡土气息浓郁。
姚剧：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
主要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
由当地的农民、手工业者闲季组班演出，有“灯班”、“灯戏”、“串客”、“花鼓”、“鹦哥班”等称呼。
光绪年间(1875～1908)，部分艺人赴沪演出，受苏南等地剧种的影响，定名为“余姚滩簧”，其主要特点是表演朴实、粗犷、自然，动作来自生活，节奏轻快有力，对白用生活语言，杂以插科打诨。
1953年，部分艺人组成“余姚滩簧小组”，1956年发展为剧团，正式定名为“姚剧”。
宁海平调：宁海县地方剧种。
始于明末清初。
主要流传于宁海、象山、三门、天台、奉化一带。
其唱腔特点、表演、伴奏手法近似新昌高腔，声调高亢而婉约，一唱众帮，对白以宁海书面官话为主，吐词文雅。
原均为男演员，50年代后始有男女合演。
剧目有近百之多，内容以反对封建礼教、除暴安良为主。
四明南词：也称四明文书，属弹词类。
主要流行于浙东地区，是由民间小调发展而来，清道光年间进入鼎盛时期。
一般以堂会形式进行演唱，弹唱时，多为三人一档，常用乐器以三弦、扬琴为主，伴以琵琶、二胡等。
曲词有词调、赋调、正赋、平湖、紧平湖等五种，俗称“五柱头”。
宁波走书：又称犁铧文书、莲花文书。
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台州一带。
最早产生于佃工在农作时的一唱一和中，曲调和乐器十分简单。
至清光绪年间，常用曲调发展到四平调、马头调、赋调等三种，俗称老三门。
后来又伴以四弦胡琴、二胡、月琴、琵琶、三弦等乐器。
其中四弦胡琴是走书音乐独具特色之处。
同时，演唱形式也是由坐唱发展到表演，动作幅度较大，“宁波走书”也由此得名。
方言 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北吴）甬江小片，宁波话中保留了不少中古音，借助于《玉篇》这些古典的工具书，可以查到它们的最原始的写法。
当然，这些字往往十分冷僻难认，非专业人员一般不可能读出和读准。
但是，如果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宁波方言，会发现它的三音节、四音节的俚语、俗语、比喻语、方言成语以及更多音节的短语和谚语（话头），不但可以书写，而且十分精彩生动，这些正是宁波话的最活最有生命力的因素。
此外，宁波话中的象声叠韵词、固定搭配、倒置、拟声等语言特点和众多极具乡土特色的民谚也给宁波话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意趣。
自“五口通商”开埠，西方文化东渐，舶来品也日益进入市民生活视野。
旧时称西方为西洋，故有许多名词冠以“洋”前缀，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
民俗 地处浙东的宁波在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
八月十六中秋节：全国各地以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惟宁波以十六为中秋。
追其来由，有两种说法：一说元末江浙左丞、太尉方国珍以自己的生日改之；一说南宋时宰相、鄞县（现鄞州）人史浩因母生日为十六日故易之。
清袁钧的有诗“峰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
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十六看龙舟”。
每逢中秋节，家人团圆，赶神会，观龙舟，吃月饼，亦互赠月饼。
宁波月饼以苔菜、水昌月饼见强，别具风味。
大头和尚舞：在宁波市郊、鄞州广为流传，昔日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舞蹈“大头和尚”便以“太平会”名义，走村串户，恭贺新禧，消灾祈福。
其表演是将纸制大头和尚变形面具套在头上，由两个分帖子的人领路挨家户分帖，口讲吉利话，待户主出钱后，便将贺年帖贴在门上，然后再表演舞蹈，动作机械、诙谐、滑稽，锣鼓节奏别具一格，充满欢乐气氛。
龙舞：宁波流传最广的民间舞蹈之一。
宁波乡村许多地方辟有龙潭，农民历来有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风俗，常见于迎神赛会及各种庙会。
宁波龙色彩丰富，形式多样，有布龙、绣花龙、双龙盘柱、打结龙、断尾巴龙、小人龙、草龙等，一般为9节、12节，多至18节、24节，现作为群众性文娱活动，常于春节、元宵节和庆祝集会组队表演，奉化条宅村龙舞曾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舞蹈会演并获奖。
狮舞：在宁波市宁海县一带较为流行，一般在夏历正月或佛教有关节日，数十名农民组班，去各村轮流舞狮，以示敬祖迎神、辟邪祛妖。
狮舞有独舞、对舞、群舞，以三狮共舞为多，一雄一雌一仔，边舞边敲锣打鼓，以表演抢五灯为最精彩，即在场地中间、四角各置一盏灯，狮子在中间狂舞、嬉打、咬打、抢灯，四周皆围观群众。
赛龙舟：为水乡的民间习俗。
宁波的赛龙舟一般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和八月十六举行。
前者相传是楚国爱国诗人、三闾大夫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划龙舟，表示人们竞相营救。
后者则为宁波的中秋节。
除举行庙会外，赛龙舟可增加节日娱乐气氛。
旧时宁波城区赛龙舟主要在塘河中举行，鄞县的东钱湖的龙舟最负盛名。
龙舟分青龙、黄龙、白龙等，龙(船)首高昂，划船人服装与舟同色，一人立于舟前敲锣指挥，一声炮响，龙舟齐发，锣鼓声与岸上观看的人群呼喊声不绝于耳，场面甚为热烈，先到终点者为胜。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梁祝的民间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梁元帝时(552～555)的《金缕子》一书。
晚唐的《宣室志》有更详细的描述：东晋时上虞祝氏女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会稽的梁山伯同学三年。
后祝英台先归家，次年梁山伯去祝家拜访，才知其为女性，央人求聘，而祝已许马氏子。
后山伯为县令，勤政爱民，死于任上，葬在城西乡。
后祝英台过山伯墓，痛哭呼号，墓自裂，祝跳入梁墓中同葬。
宋《乾道四明图经》中有“义妇冢”及梁祝故事的记载。
现宁波西乡有梁祝合葬墓及梁山伯庙。
宁波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谚语。
现梁祝故事以电影、戏剧、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流传，范围非常之广，涉及浙江、江苏、河北、山西等十几个省，并流传到欧美各国，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全国有梁祝的坟墓9处，“读书处”5处，但梁山伯庙仅宁波一处。
饮食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海鲜名闻内外，向以蒸、烤、炖制海鲜见长，别具特色，轻形式，重实味，鲜咸相兼，美味可口，宁波人昵称“下饭”。
烹饪制作大都采取蒸、烩，特别讲究火候、刀功，极注重色、香、味。
宁波十大名菜为冰糖甲鱼、剔骨锅烧河鳗、苔菜小方烤、雪菜大黄鱼、腐皮包黄鱼、网油包鹅肝、荷叶粉蒸肉、黄鱼海参羹、彩熘全黄鱼、炒鳝背。
尤以冰糖甲鱼、锅烧河鳗为宁波传统名菜之最。
此外，各种饭后点心也别具风味。
较有名的是宁波十大名点：猪油汤团、龙凤金团、水晶油包、豆沙八宝饭、猪油洋酥块、三丝宴面、鲜肉小笼包子、烧卖、鲜肉馄饨、酒酿圆子。
其中，尤以宁波猪油汤团为全国闻名。
此外，象山海鲜、奉化芋艿头、余姚年糕、尚田草莓、余姚杨梅、三北豆酥糖、宁波草席、河姆渡茭白也小有名气。
冰糖甲鱼：宁波十大名菜之首，吃来软糯润口、香甜酸咸，风味独特。
此菜是一种滋补品，甲鱼与冰糖同炖，具有滋阴、调中、补虚、益气、祛热等功能。
邱隘咸菜：宁波特产。
盛产于鄞州东乡邱隘镇，用雪里蕻菜腌制。
雪里蕻菜冬种春收，腌制依据放盐多少来错开上市季节。
邱隘咸菜色泽黄亮，有香、嫩、鲜、微酸特点，能生津开胃，可炒、煮、烤、炖、蒸、生拌、配菜肴、做汤料、做馅子。
做配料可解鱼腥，除油腻，咸菜黄鱼为宁波名菜，俗话三天不吃咸菜（齑）汤，两腿感到酸汪汪。
邱隘咸菜已有近百年历史，近年，邱隘真空包装食品厂改进咸菜生产卫生设备与保鲜贮存，使其畅销国内外。
宁波汤团 猪油汤团：宁波人过春节，有吃猪油汤团习俗，正月初一，家家户户吃汤团，汤团圆圆，象征团圆。
宁波汤团皮薄而柔滑，色白光亮，糯而不黏，入口流馅，油烫香甜，自成特色。
宁波市区开设有“缸鸭狗”汤团店，近年来还出口冰冻宁波猪油汤团到港澳台及欧美各地。
溪口千层饼：宁波特产。
制作配料严格，选白净芝麻、冬季苔菜、本地麦面粉、糖、油按配比拌和，烘烤温度要适中，酥而不焦，每饼27层。
松脆异常，咸中带甜，满齿清香。
余姚杨梅：宁波特产。
肉质细软，甜蜜醇厚，形如珠而色如玛瑙。
有白种、粉红种、红种、乌种四大类，以乌种的荸荠种为最佳，因其成熟时呈紫黑色，似荸荠而名之。
杨梅时节较短，初夏红种的早大种先熟，白种水晶杨梅最迟上市，俗称“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
杨梅形状可爱，汁液鲜洁可口，味甜如蜜，作为时鲜水果，品种繁多。
加工后有蜜饯杨梅干、杨梅饮料、 杨梅酱、糖水杨梅等，杨梅汁有生津、止渴、祛暑作用，杨梅烧酒是消暑佳品。
余姚杨梅为国家农业部“七五”期间投资建设的名、特、优、稀商品基地之一，慈溪也是杨梅重要产地。
浙贝母：宁波特产。
是贝母的一种，因产于浙江，故名“浙贝”，又称大贝。
原产象山，是宁波市鄞州区著名经济特产和贵重中药材，亦称象贝，为“浙八味”之一。
贝母性微寒，味甘苦，主治伤寒烦热、咳嗽上气，安五脏，利骨髓，消炎、润心肺，兼有消炎退肿，治痔痈节肿毒等功效。
鄞州樟村一带盛产，下半年种下，次年5月收获，鄞州鄞江镇产量占全浙江省的70%，被称为“浙贝之乡”。
传统工艺 骨木嵌镶：传统工艺。
其历史可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明代骨木嵌镶主要用于家具的雕饰。
清乾隆年间，宁波的骨木嵌镶工艺以其特有的地方风格和精致的技艺名闻遐迩，被列为“贡品”。
在制作方法上分为高嵌、平嵌和混合嵌。
高嵌采用象牙、黄杨木、竹黄、腊石等作为图面纹饰的原料，锯成形后，嵌在木坯上。
平嵌采用象牙、骨片、螺甸、木片等，依图面纹饰平嵌入木坯后用刻刀勾线而成。
嵌镶的构图有“丹青图”和“古体”之分，前者近似明清间的风俗画，后者形同汉画，其内容以表示吉祥、长寿、富贵为主题，以人物、山水、花鸟为题材，产品有床、几、椅、厨等。
朱金木雕：传统工艺。
又称漆金木雕。
在明清时期，工艺制作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它是在木雕制品的基础上以朱砂色为底，贴金饰彩而成，显得金碧辉煌。
木雕以樟木、椴木、银杏等优质木材为原料，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根据不同对象雕刻而成，题材多取于戏剧故事，造型古朴生动，刀法深厚。
有的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有的比较粗犷。
朱金木雕主要用于寺、庙、祠堂等建筑及木床、花轿等大型家具和神像等。
泥金彩漆：传统工艺。
宁波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泥金”名称始于商周。
其做法是将金箔研成粉状，与大漆调合后或涂或填。
漆器以木胎为主，也有以竹片、竹编为胎。
以朱红和黑色为漆器的基本色调。
传统的制作方法有纹饰在透明的漆膜里面的沉花，纹饰在漆膜表面的平花，用堆塑、镶嵌等手法使纹饰出于漆膜表面的浮花等三大类，而浮花工艺为宁波漆器传统工艺中较有代表性的手法。
漆器的装饰以金为主，有描金、贴金、堆金、追金、开金、平金等手法，题材有花鸟、山水人物及寓吉祥如意的图案等。
金银彩绣：又称仿古彩，为传统宁绣中的精品。
宁绣与湘绣、苏绣、京绣、粤绣、蜀绣被誉为中国六大名绣。
金银彩绣采用各色真丝织品为原料，在彩绣、平绣图案周围盘绣以金线和银线而成。
古色古香，富丽堂皇。
底色以深色为主，主要有深红、深蓝、墨绿、黛色、铁锈红、咖啡色等，制作工艺可分为网绣、包金绣、垫金绣三大类。
题材有龙凤、花卉、佳禽等。
主要用于绣衣、靠垫、台布、床罩、软包等生活用品。
宁波草席：古称明席(宁波古为明州)，也称甬席(宁波简称甬)，俗称滑子、席子。
以盛产于宁波西乡黄古林一带的席草，用白麻筋或绿麻作经线编织而成。
宁波草席质地精密，厚实挺括，刚劲有弹性，柔软光滑，能散热降温，收藏方便，经久耐用，铺垫、打包、挂门窗均可使用。
宁波草帽：宁波市西郊和慈溪、鄞州、余姚农村不少妇女善编草帽，常作为家庭副业。
以草编之乡慈溪长河乡编织的金丝草帽最优，轻若云，亮似雪，美观实用，经漂白染色、绣画、装饰，可与时装配套，既是遮阳实用品，又是装饰性工艺品。
草帽按原料分，有金丝、麦秆、维特克、咸草、席草、龙须草、黄草、鸡冠草、纸草、黄花菜叶、勒菲草等10余种，年总产2000余万顶，除席草帽500余万顶内销外，多以半成品出口，由国外根据流行服装设计帽型，配装饰后投入市场。
宁波竹编：宁波是竹编之乡，四明山盛产毛竹，历史上就用竹编制各种简朴实用的篮、箩、簟、筐、笼等。
明、清江南举人赴京应试的考篮、食篮皆竹编，现鄞州、奉化、余姚有数十家乡村办竹编厂，工人善用篾丝、篾片，巧妙地编制成神形酷肖、情趣盎然的各种动物，并和传统的罐、篮、盒、盘结合起来，制成鸡罐、鸭盘、猫头鹰盒、花盆套、花瓶、废纸篓等，既实用，又可观赏，畅销海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宁波市的“宁波金银彩绣”，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美术项目类别，序号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