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音乐有什么年度的大型的总结全年的音乐颁奖典礼，详细说说
MelOn大赏，又称“Melon音乐颁奖典礼”（MelOn Music Awards 简称：MMA）是韩国LOEN Entertainment的在线音乐网站“MelOn”自2009年开始每年举办的韩国主要音乐颁奖礼，只遵循该网站数位音乐销售量和网上投票来决定得奖者。
2009年，Melon首次举行实体的颁奖礼，并且获得了很高关注。
至今，每年都有许多知名的艺人均有参与或出席颁奖礼。
Mnet亚洲音乐大奖（Mnet Asian Music Awards，简称MAMA），前身是MKMF音乐节（Mnet KM Music Video Festival），由MnetMedia举办，是韩国最大规模的音乐颁奖盛典，'被誉为韩国最权威的音乐大奖之一。
韩国金唱片大赏(Golden Disk Awards)是韩国的一个年度音乐颁奖典礼，于1986年创办，由韩国唱片产业协会主办，主要颁发给韩国音乐界有卓越成就的音乐人。
其又被称为韩国的“格莱美奖”。
权威性非常高的韩国传统的颁奖典礼。
它是以销量和数据为主要评审对象的具有一定客观性的颁奖典礼，并且是由韩国唱片协会主办的，而评审员都是唱片协会的职务员。
评选时会一律公开身份证件，以表公正性。
金唱片大赏评选将综合音源、唱片销量、人气投票等数据作为重要依据。
首尔音乐奖（韩文：서울가요대상）是于1990年创办每年由首尔体育举办，赞助者为High 1 Resort。
颁发给在韩国音乐界有优秀成就的艺人。
“首尔歌谣大赏”前身是“汉城歌谣大赏”，随着2005年汉城改名为首尔而变成首尔歌谣大赏。
首尔歌谣大赏自1990年开始举办，是韩国历史较久的一项歌谣颁奖典礼。
1990年到2004年都是由体育首尔和SBS共同主办，SBS播放。
2005年停办，2006年开始SBS不再参与主办，由体育首尔单独主办，放送电视台没有固定。
4Gaon Chart K-POP大奖（朝鲜语：가온 차트 K-POP 어워드；英语：Gaon Chart K-POP Awards）是依据Gaon Chart统计数据授奖的年度大型颁奖礼，自2012年开始于每年二月颁发前一年的奖项。
其由韩国音乐内容产业协会管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赞助，于2012年正式开始，主要颁发给过去一年里在韩国音乐界有优秀成就的艺人。
还有KBS音乐银行，SBS人气歌谣，MBC音乐中心，Mnet《M! Countdown》，MBC Music《Show Champion》也都会有年末总结望采纳
挂牌仪式和揭牌仪式流程方案
挂牌仪式流程方一、挂间：二、挂牌地点： 三、参加人员：四、仪案 现场拴，安装牌匾 挂条幅五、具体分工：1、方案策划：负责全过程的组织协调工作。
2、前期准备：联系落实相关单位领导讲话、时间安排、揭牌场地位置安排等接 洽工作。
需要领导讲话提前知会。
3、物品准备：布置横幅、揭牌庆典用红绸、礼仪授带4、准备音响、相机、摄像机一部5、资料收集，包括发言人发言稿、音像资料等，并整理成电子版 揭牌仪式结束后，各组将本组负责的用品于活动结束后负责收回。
六、宣布仪式开始 ，介绍到会领导、来宾，表示欢迎
请领导讲话；请领导揭幕；宣布挂牌仪式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改变混乱的社会状况，推出了哪些经济政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为了改变晚晴至北洋军阀以来的税制混乱、货币紊杂、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不清等财税方面的混乱局面，为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稳固统治，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主要政策有：统一财政；改革盐税、关税，创立统税；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发行法币。
这些政策的实行改善了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固了其统治；也对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了积极作用。
但是某些政策则带来了加重人民负担，加强官僚资本对金融的垄断，引发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财税改革 统一财政 关税自主 盐税 统税 废两改元 法币政策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着从晚清至北洋政府等历届前政权所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面对着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加强其政权统治，就必须首先强化其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在国内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探 讨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前期（1927-1937年）对财政体制、税务制度和货币制度进行的重大调整。
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利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衡量当时中国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下面我主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几大财经政策方面来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说改革。
一、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巨额的内战军费支出、行政开支以及左支右绌、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各地方军阀肆意设卡征税，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源甚至于武力攫夺中央财税的严峻现实，于1927年6月和1928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于1927年7月19日制定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标准案》（因其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主持制订，故简称“古氏划分案”），于1935年7月24日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等。
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烟、酒、盐等专卖品税收，厘金、矿产等特赋收入，关税，惩罚及赔偿收入等19项课税（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11项课税项目），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田赋、土地税、工商税及其他杂税杂捐等10种税收。
⑴企图通过这些法规，厘清并确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制度，把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长期争夺、混乱不堪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进行了名曰“统税裁厘”的财政改革。
所谓“统税”，即对工业品实行一物一税的原则，在征收了统一的一次性捐税后，将原有之中央二五税、出厂税及沿途之厘金、各省之特税等一概废除⑵。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928年7月专门成立了“裁厘委员会”，宣布于1929年6月内裁厘完毕（实际上，裁厘与统税是于1931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
1932年又设立了“统税署”（后改名为“税务署”）⑶。
这样通过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对于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势。
提高中央的权威与打压地方势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这些努力，它既有利于缓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1）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为中央政府，但其当时所能实际控制之地区，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而其所提出的统一财政及“统税裁厘”等诸政策，又属于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一旦实行，必将损害到各地方势力的利益而受到强烈抵制或者明奉暗拒,j其结果必然是推行起来举步维艰，不尽人意（2）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税收入还是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
如1936年，三税即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近65%。
而各地方军阀则因为其财源主要靠田赋及土地税、营业税和执照税，因其税种减少而加重了对田赋附加税的征收力度。
如据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调查，1930年田赋附加税的种类，江苏省为26种，河北省21种，湖北省20种，云南省18种，浙江省10种。
至1930——1931年度，一般省份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0倍之多。
此外，各地方还实行田赋预征且预征时间越来越长，如四川一些地区的田赋预征超过了30年。
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导致农村经济更快地走向凋敝。
⑷（3）关于“统税裁厘”,从总体上看，虽然“统税”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厘”有利于改变以前那种“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但“统税”的税率高达50%，在客观上又加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负担。
二、税制改革税收由于其所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使其成为公认的财政收入分配的最佳 经济杠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整顿财政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的在中心环节亦必然是增加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一） 盐税改革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财政部盐务署稽核总所章程》，重新建立盐务稽核机构，并在上海成立盐务稽核总所，整合了征管机构，强化了征管能力，提高了征管效率，同时经过与英、法、日等国的协商，原北京政府所失去的盐税主权得以完全收回。
另外还颁布了新的盐法，与北京政府的旧盐税条例相比减轻了税负，比如规定每百公斤一律征收国币五元，不得重征或附加，渔业用盐每百公斤征 收三角，农业用盐一律免征，在减 轻税负同时用扩大税基与加强征管的实现了盐税收入的增长，据统计1936年盐税收入达17014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三。
（二） 关税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关税政策的最大变革便是关税自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该年5月、8月两次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宣言，制定了《国定进口关税条例》，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开始与英美等诸列强驻华公使展开了以“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谈判。
从1928—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者《友好通商条约》。
在新条约中，欧美列强在保留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把持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强在华关税特权，实行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所议定的七级附加税税率标准（其中，最高一级进口商品税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⑸。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至1934年先后公布了四个国定进出口税则，税率实行十四级，最低百分之五，最高达百分之八十，平均税率为百分之二五，改变了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关税体制。
⑹同时还统一了海陆关关税，由于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少纳三分之一，因此改订新约后将增加陆海关关税。
为了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国民政府还减免了出口关税。
通过实施“关税自主”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既取得了形式上的关税自主权，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关税税率，它还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关税制度上的均一税和海陆关税不统一这两种不合理规定。
“关税自主”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外交政策，其主观目的固然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内战所急需的军事费用和其他庞大开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实行“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进口税和减免出口税，这对于鼓励和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和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2）通过“关税自主”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关税税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
在这其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各类棉布进口数量的大大减少。
（3）关税自主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税收入。
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通过关税自主，中国关税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至1928年增长到17914万元和1929年的27554万元。
关税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21%，至1928年上升到41%和1929年的51%，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 创立统税 由于国民政府裁撤厘金，以及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
因此经财政部决定开办统税以弥补此项损失。
先后选择了生产比较集中、设厂并以机器大规模生产、人民消费量较大、税收富有弹性的卷烟、棉纱、水泥、火柴、麦粉、薰烟叶、洋酒、啤酒、火油作为征税对象。
由于将统税划为中央收入、课征对象是大宗消费品、规定了一物一税不对同一货物重复征收、全国统一税率、地方不得征收附加、中外产品同等纳税等原因，统税收入大幅度上升，到1936年收入达16157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二点二五。
三、币制改革币制改革：自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都极其混乱，货币种类极多。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流通的本位币即有银两、银元，其中银两又有规元、库平、关平等，银元有鹰洋、墨洋、龙洋、袁头等。
辅币则有铜毫、铜元、制钱和各种各样的纸币。
币制混乱，造成了国内商品流通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征收。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实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
(一)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确定银本位币的货币措施。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废两改元”的建议。
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议案，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实施。
直到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实行“废两改元”，并制定了“废两改元”的原则。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
在确立银本位政策，使银两的成色、形状和重量均规范化和统一化的基础上，使银元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废两改元”在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政府纸币的推行，为以后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实行法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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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事宜。
此次币制改革办法出台前夕，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领袖会谈两小时，旋即公布改革方案。
当日，上海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
上海钱业公会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金银缴存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⑺。
主要内容 1）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⑻ 2）实行白银国有。
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3）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
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
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
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得自晚清以来全国混乱不堪、花样繁多的货币得以统一和规范，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币制混乱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币制改革后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与外币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但是，1935年的“币制改革”又具有明显的掠夺性和垄断性，正是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了14亿法币，总共集中了5亿左右的白银在自己手中，形成对金融的强烈垄断，导致中国近代官僚资本最后形成；国民政府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客观的说，从货币形态的发展上看，国民党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已进入了现代型的行列，但因整个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制度腐败，没有充分发挥现代货币的作用，发展到后来，流弊丛生，逐渐变成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⑼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面对常年战乱破坏、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国民经济，混乱的财税体制和货币制度，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财政政策和税制、币制改革。
这些改革大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当时中国的实际，对国民政府财政的改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很大积极作用。
也正是通过统治前十年的财政经济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实了财政实力，南京国民政府才能在九一八至抗战爆发大规模整顿陆军、加强陆军武装建设；才能在抗战中组织较为有效的抵抗；才能为日后抗战的胜利创造可能。
关于满州国成立的前前后后
满洲国（1931年—1945年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古东部及河北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
国际上苏联、日本、法国、丹麦等国家或政府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满洲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
伪满洲国以长春（改名为新京）为首都，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满洲国的国家元首。
成立有关1894年至1931年之间日本、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参见满洲词条。
第一种解释：满洲国原指清朝入关以前由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女真（满族）国家，为明朝女真分裂时期女真各国（各部）对建州女真的称谓，在今天的《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中都有记载。
爱新觉罗·努尔哈齐统一女真后，也是当时整个东北的称呼。
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正式宣布：我国建号满洲，以后只准用我国旧称（满洲）。
清朝入关以后，满洲国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大约为二十世纪初）慈禧皇太后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的时候，就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国皇基永固……”。
第二种解释：1931年9月18日，满洲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沉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
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
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
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沉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
中国国民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伪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
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满洲国国旗的地色是黄色，代表满州和满州民族。
左上赤色代表热情的日本民族、青色代表青春的汉民族、白色代表纯真的蒙古民族、黑色代表的公平的朝鲜民族。
政治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
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伪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
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
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
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了厚生部等部门。
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
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
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
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
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
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
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
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
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
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
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
宫廷机构为宫内厅，长官为熙洽。
满洲国行政区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省、一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军事根据1933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关东军负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战场，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
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
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建设。
满洲国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
其首长称司令。
满洲国军事权力为关东军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
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
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
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
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
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
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府，仿照日本的元帅府，为荣誉军衔。
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
满洲国没有海军。
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设立‘江上军’，担任边防巡逻任务。
在南方的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外交满洲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当时世界上约有八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为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南京汪伪政权、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
财政经济[编辑]资源满洲国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根据1936年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
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
林业、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
[编辑]工业满洲国地区的工业基础十分发达。
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
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
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
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
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
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沉阳（改名为奉天），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满洲国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
满洲国成立后，其他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满洲国。
1937年后，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根据这个原则，满铁交出了自己的工业部门，经过重新组合，组成了庞大的康采恩——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满业），垄断了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和电力产业。
此外，还成立了满洲电电（电话电报）公司、满洲机械制造公司、满洲矿业公司、满洲航空公司、满洲人造石油公司、满洲纺织公司、满洲毛织公司、满洲化学工业公司、满洲林业公司、满洲采金公司、满洲畜产公司、满洲水产公司、满洲烟草公司、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公司。
这些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伪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
[编辑]农业根据1936年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国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2500万倾。
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
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
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
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日本开拓团移民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
[编辑]交通运输满洲国境内铁路线比较稠密。
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
1936年，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收购了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北满铁路。
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吉林至长春的吉长线、北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
满洲国的海港有大连港、营口港。
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
满洲航空公司为主要的空运部门。
[编辑]财政满洲国的岁入，1933年为6亿元，1944年为21.5亿元。
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亿3000万元，占第一位。
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
除了税收之外，还向境内中国居民征收村会费、区会费、兴农会费、协和义勇奉公费、爱路团费、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和强制储蓄等杂费。
[编辑]货币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
伪满洲国货币为元。
1元=10角=100分。
满洲国货币与日元等值。
流通货币为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
朝鲜银行券和日元货币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
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
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结局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
8月11日，溥仪随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1]満州国临时政府公式帖。
红岩特务中猩猩的性格特点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