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动员大会主持词
各位裁判员、运动员、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
健儿凯旋、神七巡天、举国欢庆。
值此金秋时节，我们又迎来了xx中学2008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在此，我谨代表大会组委会对这次运动会的如期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筹备组织这次运动会各项工作付出艰辛努力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所有参赛运动员表示亲切的问候。
我们知道，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知识、技能水平。
素质教育是一种完善性、超越性的教育。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校各项工作包括体育艺术教育工作开展顺利，齐头并进，成绩显著。
尤其是体育运动又得到新的发展。
学校在努力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学生智力，抓好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始终把加强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纳入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中，学校体育教学特色鲜明，成绩斐然。
2008年体育高考专业课成绩突出。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体一中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我们共同的骄傲与自豪
老师们，同学们，本次运动会是我校历次秋运会比赛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盛会，也是对我校体育教学工作的一次大检测，更是对我校师生精神风貌和综合素质的大检阅。
本次运动会共设62个竞赛项目，1000人次的运动员将争夺120枚金牌。
50个班集体将争夺3个团体冠军奖、3个精神文明班集体荣誉称号。
参赛人数、金牌数量居我校历次运动会之冠。
因而组织工作纷繁复杂，安全工作责任重大。
为了本次运动会的成功，我希望大家能在运动场上充分展示我校团结奋进、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纪律；也希望全体运动员努力进取、奋勇拼搏，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希望所有裁判员严守规则、公正裁判，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热情服务、保障安全；希望师生观众团结友爱、文明守纪。
老师们、同学们、运动员们，让我们大力弘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
最后，预祝本次运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2017年农村春节文艺活动主持人开场词
21世纪的科技展望——智能机器人 这是一个可以保持稳定平衡，又能行走的机器人；宠物机器狗会叫，也会笑，还可以表达感情；会踢足球会跳舞的机器人更惹人喜爱。
机器人学的进步和应用是20世纪自动控制最有说服力的成就是当今最高意义上的自动化。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1.1万台各种类型的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服务、军事、娱乐、农业、教育等领域扩展。
什么样的机器人才能称得上是智能化机器人
智能化机器人是有感觉、会思考、能行动并能与人沟通的机器人等。
尽管现在完全具有这种能力的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是随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计算机自动控制，机械工程等技术发展。
这种机器人将走向人们的生活。
21世纪智能机器人将同计算机和网络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厂有机器人，家庭、医院、商店、学校都将有机器人，机器人无处不在，这不仅会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而且许多传统的行业会因它而从新定位。
下个世纪的机器人将成为人们的好帮手，代替人去从事劳动强度大及危险的工作。
如：焊接、铸造、冲压、喷涂。
科学家将开发出能够认识环境，执行复杂命令的太空机器人，登陆其他星球，水下机器人则能潜入万米海底进行勘探、救险。
核电站出现核泄露将由机器人去排险。
城市地下管线出现问题，不会象现在挖开地面，工程机器人将自动钻入地下去维修。
总之，最危险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将由机器人去完成。
智能机器人在获取，处理和识别多种信息，完成较为复杂的操作任务，比一般的工业机器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其作用将更加惊人。
未来战争中，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士兵伤亡，将出现大量仿人形机器人，出现微型侦察高智能机器人，蝴蝶机器人、昆虫机器人和水下飞鱼等各种军用机器人，它们在跟踪、导航、干扰、攻击等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想象，下一个世纪农民再也不会象现在这样，脸朝黄土背朝天了，因为机器人将替代他们从事育苗、耕作、除草、收获。
为了减轻手术带给病人的痛苦，人们普遍会接受由机器人主刀的外科手术。
微小型机器人也将进入人体的血管，肠道中对各种疾病进行分析和治疗。
从世界发展趋势看，服务机器人，更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个人机器人概念和产品，将为人们所接受，使生活更加舒适。
21世纪的服务机器人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服务机器人不仅可以解除人们繁锁的劳动，如清扫、洗涤等，而且可以承担人们生活中的许多工作。
将会出现秘书机器人、保姆机器人、警卫机器人，甚至会出现机器人伴侣，与人进行感情交流和沟通。
可以为您解除一切烦脑，下世纪的机器人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不一样，他是用柔软材料制作，机器人可以进行学习、适应环境、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机器人可以向专业公司订制，甚至可以在百货商店购买。
在未来世界里将出现一个帮助人的机器人世界，那时的机器人越来越人性化，它的外观更加柔软越来越贴近人本身，成为人类的伙伴，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生活。
机器人技术是21世纪具有创新活力的高技术之一，智能机器人在陆地、海上、空中的各个角落向着拟人化、微型化、群体化方向发展。
让我们迎接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吧。
——节选自《走向21世纪的机器人》 望采纳
身残志不残的名人事迹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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