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权臣都有谁
（一）曹操治世能臣世奸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位一代奸雄凭藉「宁人，毋人负我」的狠辣本色，挟天子以令诸候，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可望一统天下。
岂料赤壁之战一役，不敌孙权及刘备的联盟，粉碎了他的梦，这位领尽风骚的人物，就是汉末的权相──曹操。
（二）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後已三国时代，有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初会蜀汉刘备时，已提出三国争雄的构想。
他为刘备两父子运筹惟幄，鞠躬尽瘁，终於建立蜀汉政权，跟魏、吴两国鼎立，写下天下三分的传奇历史，他就是被後世誉为智慧化身的天才军事家兼治国奇才──诸葛亮。
· · · · · · (更多) 目录：（一）曹操──治世能臣 乱世奸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有一位一代奸雄凭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狠辣本色，挟天子以令诸候，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可望一统天下。
岂料赤壁之战一役，不敌孙权及刘备的联盟，粉碎了他的梦，这位领尽风骚的人物，就是汉末的权相──曹操。
（二）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後已三国时代，有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初会蜀汉刘备时，已提出三国争雄的构想。
他为刘备两父子运筹惟幄，鞠躬尽瘁，终於建立蜀汉政权，跟魏、吴两国鼎立，写下天下三分的传奇历史，他就是被後世誉为智慧化身的天才军事家兼治国奇才──诸葛亮。
（三）王导──融合族群 缔造东晋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後，北方外族意图南侵中原。
有一位出身政界名门的贵族，运用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令跋扈的北方士族跟南方势力和平共处。
他更拥立好友司马睿为新君，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世人称当时为「王与马，共天下」，他就是造王者──王导。
（四）王安石──变法革新 不恤人言北宋时代，有一位政治家当权後，眼见国家积弱，决定厉行变法，推行「熙宁变法」，掌管政权长达七年，为他带来位极人臣的权位，但因他的性格专横跋扈，为自己扶植新党势力，被迫跟天下人为敌。
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就是铁面宰相──王安石。
（五）秦桧──丧心病狂 逢权所欲北宋亡国後，宋室南渡，南宋偏安於临安，有一位大奸大恶的奸臣出现，他除了蒙蔽皇帝，作恶多端外，甘当金人间谍，卖国求荣，更陷害忠良，杀害民族英雄岳飞。
他就是摆布南宋长达十八年的一代权奸──秦桧。
（六）张居正──强政励治 独裁良相晚明时期，朝政腐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代。
有一位政治家为了巩固权力，不惜勾结太监，打击异己。
但他不择手段，不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是想改革腐政。
他对幼主严厉管教，目的是为培训天子成才。
这位千古争议的独裁良相，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帝师兼内阁首辅──张居正。
（七）魏忠贤──权阉之最 国之蟊贼明末，有一位权倾一时的宦官，乘皇帝玩物丧志，荒废国事，有机可乘夺取统治大权。
为了拉拢关系，不惜跟皇帝的奶妈相好，杀害忠臣，成为一个把持朝政的大权阉。
在他长达七年的高压统治下，政局黑暗，摧毁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基业。
这位被吹捧为「九千岁」的大权阉，就是明熹宗天启年间的太监头目，兼东厂管事人──魏忠贤。
（八 ) 鰲拜──一代权奸 揽政三朝清初，有一位开国功臣，在拥立清太宗时，功不可没，是不折不扣的忠臣，为了扶助幼主，不惜押上人头，冒险挑战抢夺帝位的人。
可惜权力令人腐化，由忠臣变为权奸，最终晚节不保。
他就是满清开国的三朝元老，对小皇帝康熙恃老卖老的辅政大臣──鰲拜。
（九）和珅──奴才贪官 敛财误国乾隆年间，清朝出了一位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贪官，他甚至连送给皇帝的礼物也贪，根据估计，他贪污得来的财富，足以应付当时政府十年的开支。
他能贪得如此彻底、如此猖狂，只因皇帝对他宠信有加，他就是乾隆年间最得皇帝信任的权臣──和珅。
（十）袁世凯──出卖共和 丧权辱国清末民初，满清积弱已久，中国已是强弩之末，有一位唯利是视的军事家出现，他不单成为民国第一任的大总统，在狼子野心的驱使下，当上总统後，他竟想披上龙袍。
为了实现当皇帝的梦想，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他就是中国最後一个王朝的军事强人──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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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民国四大高僧谁
弘一 虚云 太虚 【弘1880～1942）】 Hongyi 僧人。
俗姓李，幼名文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
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
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
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
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
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
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
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
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
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
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
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
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1873—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
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
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
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
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
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
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
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
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
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
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
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
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
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
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
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
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
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
”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
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
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
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
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
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
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
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
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
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
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
李问：“佛教何用
”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
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
”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
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
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
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
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
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
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
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
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
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
此时已破败不堪。
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
”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
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
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
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
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
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
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
”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
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
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
（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
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
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
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
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
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
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
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
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
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
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
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
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
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
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
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
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
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
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
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
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
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
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
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
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
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
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
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
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
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
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
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
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
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
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
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
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
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
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
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
《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
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
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
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
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
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
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
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
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
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
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
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
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
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
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
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
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
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
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
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
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
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
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
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
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
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
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
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
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
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
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
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
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
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
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
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
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
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
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
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
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
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
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
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
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
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
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
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
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
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
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
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
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
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
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
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
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
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
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
师则置若罔闻。
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
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
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
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
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
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
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
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
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
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
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
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
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
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西安碑林导游词
碑林--西安碑林博物馆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碑林。
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碑石丛立如林”，这座博物馆始建于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了。
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
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石质书库”。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代恩所称的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的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以及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的837年刻成的。
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
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
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
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所以对保存经石不利。
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碑林”一名始于清代。
它收藏了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分布在七个陈列室，八个碑厅和六座碑廊之中。
这些碑石主要可以分为“碑林”和“石刻艺术室”两大部分。
博物馆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
碑林博物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群。
它的前半部分是由原先拜谒孔子的孔庙改建而成，至今仍处处可见孔庙的痕迹。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者，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汉武帝就曾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按照中国历来的建筑制式，门都是朝南开的。
而碑林的门却是东西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碑林为孔庙旧址，按照中国古代的制度，孔庙的门都开在东西两侧，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西门称为“礼门”东门称为“义路”。
南面的门则封闭起来，叫做“塞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大的牌坊叫做“太和元气坊”。
它是明代的建筑，是由华山西岳庙移过来的，采用的是四柱三檐。
上面的这些彩画是和玺彩画。
中国古代制度森严，彩画也是有等级的。
最高的是和玺彩画，另外还有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半圆形的水池,它是孔庙特有的建筑。
按照古代制度，国家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圆形，叫“辟雍”；地方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半圆形，叫做“泮池”。
“泮”是三滴水加个一半的半。
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
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
在古代，只有考中秀才的人才可以走上泮池中间的小桥，当一回秀才。
在泮池北边的这个石牌坊也是孔庙特有的建筑，称为“棂星门”。
传说“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取土的神。
当年，进出棂星门有严格规定：祭孔大典时，只有主祭的最高官员才能由中门出入；一般官员由西门出入；其他人员由东门出入。
所以就有了成语“旁门左道”。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棂星门内。
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讲究中轴对称的。
那么，碑林也不例外。
碑林的各个陈列室以棂星门的中门为中轴线，自南向北对称排列。
两边的房间为临时陈列室。
大家请注意看，中央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石柱，它是我国古代民间石刻的瑰宝—渭北栓马桩。
这些栓马桩高2米左右，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造型丰富。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
在一望无垠的渭北高原上，出于交通与军事的需要，在驿站旁边设立了大批的栓马桩。
它除了可以栓系、震慑牲畜这个目的外，还具有震邪、吉祥和装饰的意义。
在解放前，渭北地区的官宦或富豪人家的院门外两侧大都栽有成排的栓马桩。
现在请大家看远出处的这个巨大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碑林”二字。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
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
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
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
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
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待会儿就会发现，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
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只是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
现在请大家看这通高大威严的石碑，这便是久负盛名的。
它是碑林中最大的石碑。
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的。
全书共分18章，主要讲述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之一的孝道。
并且把孝敬父母和忠于君王联系起来，提倡“事君如事父”，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
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以孝治天下”视为基本统治策略。
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为孝经作的序，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
后半部分是孝经的原文。
那些小字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释。
在当时，此碑立在国子监太学内，因此被称为“御碑”。
又因为此碑建在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叫做《石台孝经》。
这块碑石高近6米，碑座、碑身、碑首由35块巨石组成。
碑顶雕有卷云蜷龙，似乎就要凌空而去。
碑身由四块巨石组成，是整个碑林中碑身最大的一块石碑。
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形制特殊。
“风流天子”唐玄宗也擅长书法，这块碑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华美飘逸，在唐代隶书中堪称佼佼者。
这块碑林中的超级巨碑因为太大，只好向下延伸，在碑亭中形成一个方坑，向上则快到亭顶，显得顶天立地，气度不凡，因此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现在请各位随我进入碑林的第一陈列室。
这里展出由艾由晦、陈《》等楷书的。
“开成”是因为它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
“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
包括12部著作，除外，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是编成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和是先秦典章制度与社会礼俗的汇集；、、《谷梁传》分别从史料和儒家义理角度阐释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论语》是技记述孔子言行的专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文人学士的必读之书。
因为当时雕版印刷还不普遍，为避免传抄错误，唐文宗下令把它们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内，供人们校对。
《开成石经》由114块碑石双面组成，共计228面，650152字。
清代又补刻了《孟子》一书9石，合称十三经。
中国历史上曾经组织过7次经籍石刻，只有这一部保存得最完整。
加上时代又早，史料价值极高，人们赞叹它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碑林的第二展室。
这里主要陈列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碑石，历来都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
其中有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
有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还有晚唐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
和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被称为“千金贴”。
这里还有中外驰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书法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时代。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自唐太宗以来历任皇帝的酷爱和提倡，造就了全社会对书法的普遍重视。
一大批书法家涌现出来，如同百花齐放。
各位游客请看这块碑石。
在中国古代石碑上出现外国文字的碑石在碑林中有好几块。
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就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了。
它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81年，由波斯人景净述事，吕秀严书写。
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大秦寺内，后来埋没土中。
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被重新发现，清末移入碑林。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
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称聂斯脱利派，公元431年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派创立于费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克城以北。
据碑文记载：“由波斯人阿罗本率领的传教代表团欲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接待,并准许其传教。
从此，景教在中国大范围流传开来。
“景”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碑首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架。
这块碑石记载了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以及教规、教义，还有古叙利亚和汉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
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此碑拓片曾经传到了国外，并译成了拉丁文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一些外国人认为，欧洲多基督徒，那么像这样记载景教的碑石应该运到欧洲供人瞻仰。
1907年，丹麦人荷尔漠受英国政府指使，企图以3000两白银复制的假碑换取此碑，受到舆论反对，只得将复制的碑石运往伦敦。
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有这块碑石的复制品。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面，我们看到的这几通碑石是唐代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
分别是《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以及《争座位稿贴》。
颜真卿不仅书法潇洒，而且在历史上也以忠贞有节、刚正不屈著称。
在发生“安史之乱”时，他作为平原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太守，联络他的兄弟颜篙卿起兵抵抗，被推为盟主。
合兵20万，有力地牵制了叛军，成为平息叛乱的中坚人物，被封为鲁郡公。
后来，李希烈叛乱，他前往劝降，被杀害。
颜真卿的书法字如其人。
他初学褚遂良，后来跟随张旭学习草书，在正楷中参用篆书。
颜真卿的书法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圆、大、厚、方”。
他的行书气势开张，挥洒自如，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
《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写，是留存下来的颜书中的最早作品，代表了他的早期风格，常被人们作为学习颜体的入门范本。
《颜氏家庙碑》是他73岁时所写，笔力雄健，气韵醇厚，书法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争座位稿》是他55岁时所写，是写给当时另一位官员郭英义的书信手稿，指责郭在公众场合把宦官鱼吵恩的座位安排在许多大臣之上。
行笔苍劲有力，一气呵成，是颜体行草书中的精品。
现在我们来到了碑林的第三陈列室。
通过这里陈列的碑石，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所以人们称仓颉为“造字圣人”。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仓颉庙碑》。
其实文字的发明不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
篆书是流行至今最古老的字体，在碑林的这个陈列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
他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
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讲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
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
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
由篆到隶是我国书体的一大变革。
隶书到了汉代成为通用文字，逐渐趋于成熟美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为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
从这块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蚕头燕尾，外柔内刚。
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
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
楷书和行草书在这里都有代表的作品。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概述了。
石刻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较早、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汉唐盛世石刻以众多的数量和高超的技艺驰名海内外，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集中了散存在陕西各地的从汉到唐的圆雕、浮雕和线刻艺术品共70余件，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
陵墓石刻是用刀砸在石面上的图画，起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2000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特色显示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极盛，在贵族阶层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强。
他们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宠幸爱慕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以尽人间之乐。
汉代画像石便是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逐渐产生的。
石刻艺术室陈列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陕北。
内容除少数神话故事外，其余的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如牛耕、狩猎、乐舞，贵族生活等。
汉画像石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史实。
因此，它们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牛耕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人双手扶犁，前面有两头牛拉着,两头牛的牛颈上有一横杠,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汉朝时农业的耕作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在陕北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500件,西安卑林博物馆收藏有133件。
隋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在这里陈列的有献陵石犀和昭陵六骏。
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这尊石雕是献陵石犀，它原来位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刻于公元635年，重10吨，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
这种犀牛的品种非常奇特。
大家来看，它头上没有角，鼻子上方有一圆包，因此叫做“圆帽犀”。
这种犀牛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现已灭绝。
据史料记载，唐初，林邑国，也就是今天越南顺化一带，以这种犀牛向唐王朝进贡，李渊非常喜欢。
建造献陵时，唐太宗李世民就特意把石犀置于陵前。
这一石雕注重写实，结构匀称，比例准确，显然是以活犀牛为“模特儿”，使人感到它温顺驯服，憨态可掬。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组石雕为“昭陵六骏”。
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
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
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
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
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戒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
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由于六骏雕刻精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
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
这两骏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幅完整的浮雕作品，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的复制品。
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人们发现拦存了下来。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幅残损的浮雕。
它们虽然是残缺的，但却是真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的石像是老君像，是道教的石刻。
老子像是道教的教主李耳的雕像。
因为它是唯一反映道教的石刻，所以就非常珍贵。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子像的眉目不像我们中原人。
据说这是因为这个作品的雕塑者是西域的一个著名雕塑家，名叫元伽儿。
他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的圈子当中，作画、写生都是以本民族的人为摹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这种独特的风格。
老子的形象庄严肃穆，耐人寻味。
台座的变形牡丹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
它原先位于骊山的华清宫朝元阁内，当年接受过唐玄宗的膜拜。
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朝元阁倒塌了，使老子像的外面裹了一层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
于1963年移存到这里，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碑林博物馆之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
你要的东西还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