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八景是哪八景
江西赣州八大景点 唐代的赣州城，滨临章贡二水汇合处，位于宋代城区的最北端，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左右。
唐末五代卢光稠扩城时，采用的是黄土历筑城墙，由于扩城后的城区东北部地势低洼，因而江水岁岁冲坏土城。
至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孔宗瀚任赣州知州时，便开始使用砖石修筑城墙。
后经过南宋、元、明、甭、民国历时900多年的不断修缮和维护，遂使赣州城形成了一道长7公里、高大雄伟的砖城，而且护城河、墙垛、城楼、警铺、马面、炮城等设施齐全。
尤为珍贵的是，在赣州古城墙上留有数以万计的带有文字的城砖，据市博物馆调查统计，现石城墙上共保留各种不同内容的铭文城砖种，最早的铭文砖系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最晚的一种系民国四年（1915年）。
这一块块带有铭文的城砖，犹如一部历史的巨著，记载着古代赣州城的兴衰嬗变。
赣州古城墙，是我国唯一保存至今的宋代砖城，是我国宋代文史古这中的一件孤品，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和城墙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1996年，国务院将赣州古城墙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的赣州古城墙，从西津门起，沿章江至八境台，然后溯贡江经涌金门和建春门到东河大桥头（原百胜门），全长共3600多米。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赣州市人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古城墙进行了全面的修缮。
这座雄伟的古城墙，不仅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同时敢是游览赣州城风景名胜最佳的一条观光步道。
这条在全国独具特色的旅游观光步道，把赣州城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这些宋城明珠，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来到赣州城旅游观光，人们从西津门登上古城墙，沿途可以游鉴西津门、郁孤台、蒋经国旧居、八境台、涌金门、建春门浮桥、寿量寺，并可俯览二水环流，远眺玉虹塔和马祖岩。
最后，可通过灶儿巷与南市街历史街区、游览文庙与慈云塔。
西津门 赣州城的五大城门之一，城门滨临章江，城门外是渡江津口，故名西津门。
西津门建有瓮城，城门有两重。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城时，西津门是攻城的主战场，两重城门均被红军炸毁。
现保存的西津门，是位于瓮城的外重城门。
1933年重建时，改建为带有欧式建筑风格的三门洞碉堡式的城楼。
西津门旁还建有炮城，炮城平面为不规则的半圆形，始建于咸丰四年（1854年），是为了防止太平军攻打赣州城而建。
郁孤台 位于赣州市旧城区西北部的贺兰山上，此地是赣州城的制高点，取其地树木葱郁，山势孤独而名郁孤台。
郁孤台在唐朝代宗进就已见于记载，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时到今日，郁孤台的楹柱上仍挂有代宗时赣州刺史李勉登临郁孤台里留下的联句：“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
南宋淳熙初年（1174），著名词人辛弃疾在赣州任江西提典刑狱时，曾留有《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一词，郁孤台因此名扬海内，后人多有慕名来访乾。
登临过郁孤台的历史名人，在宋代有苏东坡、辛弃疾、岳飞、文天祥，明代有王阳明；解放后，郭沫若先生曾登临郁孤台，并作有《菩萨蛮》词一首。
1996年，****主席沿京九线视察来到赣州，也曾登临郁孤台。
郁孤台上有清代同治十年（1871）所建的全木结构楼台一座，1982年重建时改为钢筋凝土仿木结构，其形制外观均未改动。
仍为3层，高17米。
登上郁孤台，可俯瞰赣州城全景。
蒋经国先生旧居 位于赣州城北端的花园塘1号，此地原为赣州府府衙，1939年2月，蒋经国先生来到赣州任专员，在府衙旧址靠近章江的空地上建筑官邸一栋，并一直并一直居住于此，直到1945年2月离开赣州。
旧居为一凸字形的西式洋房，西邻章江古城墙，前有花园塘，遥对郁孤台，现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对游人开放。
蒋经国先生执政赣州时，曾提出“建设新赣州”的口号，并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他还按照中国传统启蒙读物的形式，编写了《新赣南家训》一文。
八境台 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位于赣州城东北隅的古城墙上,和古城墙同时修建.发源于南岭山脉的章江和发源于武夷山脉的贡江,就在八境台下汇合成赣江. 登上此台,赣州八景一览无余,犹如身临其境,故取名八境台.此台建成时,主持建造的知州孔宗瀚曾将登台所见绘成《虔州八境图》，并请苏东坡按图题诗八首。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岭南路经赣州时，曾亲临八境台，在遍览赣州的旖旎风光之后，深感原诗“未能道其万一”，遂补作后续一篇。
宋代孔宗瀚和苏东坡所见的赣州八景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和峰山。
到了清代，由于景观发生了变化，在八境台上所见的八景是：三台鼎峙、二水环流、玉岩夜月、宝盖朝云、储潭晓镜、天竺晴岚、马崖禅影、雁塔文峰。
八境台建成后曾屡遭火灾，1984年重建时，改为钢筋凝土仿木结构。
新台于1987年落成。
共3层，高28米，斗拱飞檐，画梁朱柱，并采用琉璃瓦盖面；内疗装修有天花、藻井、彩绘，整个建筑溢彩流金，巍然壮观。
登台凭江远眺，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城内的亭台楼阁之秀，皆可尽收眼底。
二 水环流 发源于崇义聂都山的章水，从赣州城西而来；发源于武夷山的贡水，从赣州城东而来；两水夹城而过，在赣州城北的八境台下汇合，而成为赣江。
这一恢宏的景观被誉为二水环流。
赣江在八境台下形成以后，迳直北去，流经吉安、南昌，然后在永修县的吴城城镇注入鄱阳湖，最后在湖口汇入长江。
赣江干流全长511公里，号称千里赣江。
赣州城便是千里赣江第一城，八境台就是千里赣江第一景。
赣州城因位于赣江的源头，因而得名为赣，又因赣江纵贯江西省全境，江西省亦简称为赣。
玉虹塔 位于水西乡三联村境内章、贡两江合流后的赣江西岸，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
同治《赣州城府舆地志》载：“玉虹塔，在城北西岸，明万历间，都御史谢杰从士民请建，取坡公‘水作玉虹流'句为名，塔下旧有玉虹桥。
”现有相当多的塔砖上都还保留有“万历宝塔”的铭文，与文字记载相符。
玉虹塔是一座楼阁式塔，底部设有1米多高的红石须弥座，平面为6边形，三面辟门，共9层，高30米。
塔的6面外墙均粉有白灰，故俗称白塔。
此塔的结构为壁内折上式，即在塔身的夹墙中设有盘旋而上的梯道，可直通塔顶。
此塔的结构设计合理，特别是外墙采光窗与梯道巧妙相对应，不失为明代砖塔的佳作。
1987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马祖岩 位于赣州城外贡水东。
据载，唐代禅宗教大师马祖道一曾驻锡于此，故称马祖岩。
至宋代，马祖岩已是赣州著名的游览胜地，除建有佛日寺外，还依山建有尘外、云端、驹岩、一憩、吸江5亭。
苏轼、文天祥都曾游于此并留有诗句。
马祖岩的寺庙建于巅顶，从唐代一直沿续到现今。
寺庙前的岩壁上原有宋以来的题刻6品，现仍保存元、明、清题刻4品。
马祖岩巅顶是观看赣州城的最佳之处。
苏东坡诗词描述道：“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蒙，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
马祖岩现已辟为森林公园。
建春门浮桥 全长约400米，桥面宽5米，构造方法系每三只木舟为一组（个别的为2只木舟一组），然后在木舟上架梁，梁上再铺板，整座浮桥用了33—35节（视水位高低而增减）约100只木舟组合而成。
每3只木舟为一节的长度是12米，木舟宽度2米，长9米。
浮桥这一古老的交通设施，在赣州一直沿用了九百多睥，构成了今日赣州城物特有的人文景观。
寿量寺 位于市区中山路建春门附近。
唐末五代后梁时，百胜军防御使卢光稠为感其恩，遂捐赠东宅花园建寺，名卢兴延寿寺，后改圣量寺，宋代祥符年间改名为寿量寺。
元朝末年该寺毁于兵火，明朝洪武年间僧人荣安重建，解缙为该寺题写了《寿量寺中兴碑词》。
寺内原有一尊高达6米的铁铸观音大士像，也是卢光稠出资所造，是江西省最大的铁造像，但在“文革”时期被毁。
现寿量寺保存的建筑物建于清朝，近年来已由佛教协会进行了修缮，并在大殿内重新雕塑了一尊高达6米的木质观音大士像。
寿量寺前殿有韦驮，后殿有地藏菩萨，东侧偏殿有伽蓝、药师菩萨，西侧偏殿有毗卢佛和千手观音，二楼存放有香港心明法师赠送的大藏经书一套。
科举考试是谁发明的
正式开始的是，不过也为科举制奠定的基础啦。
最早起源于。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曾下诏举“贤良”。
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
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
大业年间，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
[1]
关于江西文化作文
江西是文化大省,在古代,江西文化发达.从全国看,江西是文化大省.说江西是文化大省,这是因为江西历史悠久,人文昌盛,又是革命发源地的缘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雅片战争以后,遭受战乱和帝国主义侵略,江西文化受到破坏,损失惨重.在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下,还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现从总体上看,分如下十二个方面作简略的介绍： 读书成风 江西古代形成了读书成风的优秀传统.不读书,就不能传承历史文化.这种读书的传统起于何时呢?相传最早在江西传播中原文化的,是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他字子羽,春秋末年鲁国武城人.他的品德才学都好,但貌不扬,孔子不喜欢,于是离开孔子,“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知道后,作了自我批评,说：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后来,江西人建友教书院纪念他,他的坟墓在南昌二中校园内,文革时被毁（据说子羽墓在山东邹城县,待考）.至今,南昌二中仍然是全省最好的学校.江西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化名人是陶潜,即陶渊明,他的品德操行才学都非常好,鲁迅称誉他是“伟大的作家”.他在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读书马虎.他的意思是指汉代经学家们大搞训诂学,作繁琐的考证,浪费大量精力时间,没有必要,提出批评.他如果不“好读书”,不认真读书,怎么能够写出那么多好诗好文来呢!一篇没有人能超过,包括苏轼这样的大家,模仿的文章,都达不到他的意境.而全国仿制的世外桃源胜境,竟有14处之多,还有人在继续仿制.至于学习、模仿他的诗,那就更多了.陶潜读书,有优良的家庭传统.他的高祖母湛氏,新干人,陶侃的母亲,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母亲之一.陶侃父亲早逝,她教育陶侃成才,“停杼教子”、“削发留宾”、“土碗送子”、“归还干鱼”等,都是感人的故事.陶侃、陶潜都有珍惜寸阴的精神和传统.陶侃常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陶潜在一道中也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欧阳修的母亲,也是中国四大母亲之一,欧阳修父亲早逝,欧母“画荻教子”,成为千古佳话.清代诗人、剧作家蒋士铨的母亲,“鸣机夜课”,也是教子成龙的贤母.宋代时,饶州人读书,蔚然成风,洪迈在中的记载：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明代时,在吉州,“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母亲督促儿子勤奋读书的风气,一直世代相传.至今高考成绩,江西青少年仍居全国前茅,继承了二千多年读书成风的优良传统. 科举成名 中国从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安置官吏.科举制规定：读书数年的生员,在县一级考试及格者为秀才,在州（郡）、随后为在省一级考试及格者为举人,在京城由礼部主持考试及格者为进士,其中由皇帝亲试,确定为进士中的前三名者,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秀才、举人、进士考试,原则上三年一轮,所以民俗有“状元三年一个”的说法.考中进士者,一般可获得知县的职务,也即有七品官衔.通过文化考试,出任封建社会的官职,比由官员乡绅推荐出任官职,显然是一种进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下诏,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停止科举考试,改由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制度.由隋至清,历代全国进士计98689人,江西进士10506人,占10．7％.全国状元724人,江西状元41人,占5．6％.江西另有武状元6人.进士最多的县是吉安县,有500余名,拥有400名进士以上的县有南昌、吉水、丰城、安福、婺源等县.这些县在全国一直都是享有盛名的文化县. 作家成派 在历代读书成风的基础上,江西的诗人、词人、作家、戏剧家、文章家众多.如收入江西词家174人,占全书作者的12％,居全国第二位,略少于浙江.在众多的作家中,开基立派的有：以陶潜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和隐逸诗派,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江西词派,由欧阳修、王安石奠基的主张以理入诗的宋诗派；由黄庭坚开创的倡导言必的据的江西诗派,由杨万里首创的致力清新自然的诚斋诗体,由文天祥、刘辰翁等兴起的爱国诗体,由汤显祖开创的以情代道的临川剧派,由杨士奇等兴起的整洁端正的馆阁书体,由陈三立等兴起的不推崇盛唐诗而模仿江西诗派的同光体等.这些文学方面的派别,各有优劣长短,但在历史上影响很大,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 学者成林 首先是哲学家多,在中收入江西宋明时期哲学家50人,占全国同期哲学家的16％以上.理学是儒家哲学的新发展.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者,又是教育家,原为湖南道县人.他长期在江西从政为官,后隐居庐山北麓莲花峰下,创濂溪书院讲学,他自认为是江西九江人.理学两大派的开创者朱熹、陆九渊,都是江西人.宋、元、明三代,追随他们的学者很多,形成理学的强大阵营.其次是史学家多,在中,江西人欧阳修主修和,揭斯、欧阳玄主修《宋史》、《辽史》、《金史》,江西人共主修五史.大型史学著作《三通》,即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江西乐平人马端临的《文南通考》,《三通》的三位作者,江西占了一位.还有好几位作者有重要的史学著述.宋、元、明有三部大类书《册府元龟》、《经世大典》、《永乐大典》,主编王钦若、欧阳玄、解缙都是大学者,都是江西人.再次是文学家多,前面已有介绍,这里补充一句的是,唐宋八大散文家江西有三家,即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史、哲是古代的三大学科.在其他学科也都有许多杰出人才,如自然科学家奉新人宋应星,天文学家婺源人齐彦槐,地理学家崇仁人乐史、吉水人罗洪先,农学家泰和人曾安止,医学家乐安人董起潜、安福人王以斌、南昌人喻昌、新干人洪金鼎,建筑学家永修人雷发达,书画家进贤人董源、徐熙、南昌人朱耷,音乐家永新人许禾子,风水学家宁都人曾文口、廖、廖均卿,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永丰人何心隐（原名罗汝元）等等,在全国都是各学科的第一流人物,甚至是开创性的人物. 仕宦成群 在隋唐以前做官,要靠推荐.被推荐者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须要有相当的地位、身世和声誉.江西那时世家大族少,做高官显宦的也就少.如东晋陶侃出身贫民,做到大司马兼八州刺史,是靠个人奋斗,是乱世出英雄.隋唐以后,科举代替推荐,由科举选拔人才,江西士人奋发,在朝中和地方上做官的渐次增多.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的28位,任副宰相的62位.任尚书、巡抚、翰林、御史的数以百计,在《二十四史》上列传的有500余人.上述人物中,当然也有不足称道者,如严嵩等人,既贪污,又做了许多坏事,但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能奉公守法、清廉勤政,许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所贡献,不少人物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如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这些杰出人物.先贤、先哲、先烈们留下的文化遗存,虽经历次浩劫,仍然保存了大量著述、文物、建筑和遗迹,供后人学习和凭吊. 著述成山 江西是文献之邦.这里的文指典籍,献指宿贤,或称文章节义之邦.江西有古籍1万余部,有许多著名的文集、专集、全集传世.据《四库全书》记载,吉安、丰城、泰和、安福、临川等县,均有文集一二千部之多.有许多全国第一流的作品.至今中学、大学语文课本,所选江西人的优秀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 志士成山 江西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汉晋以来,即拥有众多的慷慨节义之士.宜春的陈重、鄱阳的雷义、南昌的徐稚,是其中的著名者.唐宋以后,节义之士更多.高尚的士风,必然影响民风、官风.各州县方志,普遍反映“民风强悍”,影响所及,历代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近现代参与太平天国起义和红军革命战争的人士也特别多,以致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有近25万人. 佛道成宗 江西是佛道两教的源流之地,形成宠大的宗教派别.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江西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派的发源地,创始人为汉代张道陵和他的曾孙张盛.张道陵被张盛尊为掌教、正一天师,因而又称天师道或正一道,为中国道教的鼻祖.金、元以后,正一派与全真派南北对峙,正一派在中国南方,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晋代的许逊,在道教中形成万寿宫系统,成为独树一帜的道门分支.许逊实际上是位治水专家,受到江西老百姓爱戴,各处建万寿宫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凡有江西人到的地方,就有万寿宫的存在,尤其明清时期,随着江西商人的脚迹,万寿宫遍布全国,它几乎成了江西的象征.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宗教.道教主张修今生,希望长生不老；佛教主张修来世,希望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庐山东林寺,是中国佛教十派之一净土宗的发源地,创始人是晋代慧远和尚,他放弃繁琐的念经礼佛,提出“口念弥陀,心注西方,坐禅修定,息心忘知”十六字真言,代替念经礼佛,用简单方法修行,从而使佛教普及化、大众化,使佛教由上层人士传入普通平民.至今,国内及日本、韩国仍有众多净土宗信徒.中国佛教最大的派别是禅宗,他们使佛教普及化、群众化的步子走得比净土宗更远,他们既放弃念经礼佛,也不要坐禅修行,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在江西获得很大发展.禅宗尊印僧达摩为第一代祖师,其驻锡地为河南嵩山少林寺,至唐代武则天时,第六代分为渐悟派的北方神秀和顿悟派的南方慧能.江西安福人行思和尚,到广东韶州曹溪南华寺,拜六祖慧能为师,成为他的大弟子,被称为七祖.行思回到吉安青原山静居寺传法,后分为三宗,他五传至宜丰洞山良价,六传至宜黄曹山本寂,称为曹洞宗；七传至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文偃,称云门宗；九传至金陵清凉院法眼大禅师文益,称法眼宗.另有禅宗第八代马祖道一,本为四川什邡人,师从六祖慧能另一位大弟子南岳衡山怀让,得法后,至江西传法,庐山马祖洞、靖安宝丰寺、鹰潭马祖岩、赣州马祖岩等,都是他传法修行的场所,他创立的门派称为洪州宗,其后分为沩仰、临济二宗.禅门五宗（曹洞、云门、法眼、仰、临济）广为传播,为中国佛教主流.云门、法眼二宗,至南宋时逐渐衰落,但却传入日本、朝鲜.时至今日,中国和东亚的佛教徒,仍多出自禅门五宗之下.因此,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庐山东林寺,吉安净居寺,云山真如寺,九江能仁寺一直是全国重点寺院,受到国家保护,多年前即对外开放.近年来,宜丰洞山,宜黄曹山,宜春仰山,靖安宝峰寺等,多有外地和日本、韩国佛教徒前来朝拜.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指南录后序翻译
德佑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
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
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当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
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还可以用言词打动的。
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
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
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
我自料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揭露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
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
不久，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
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
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
”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
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了。
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
不得已，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
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
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展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
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
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无可奈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
唉
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坏事层叠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
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
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
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
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
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
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
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
唉
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
以前，假使我丧身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怎么讲我呢
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
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