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散文 人到中年
汪国真《人到中年》到了这个岁数，你终于可以与整个世界和平相处了。
因为你明白了任何事物，都有其明艳的正面，与粗糙的背面。
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
像被河水冲刷的船，你仓促地到了中年，体态、面容、眼神、心境都被盖上了中年的印戳。
回头望去，鸟飞蝉噤、红枯绿瘦，青春已溜得不见踪影；向前看去，鹤发鸡皮、枯萎蹒跚正在逼近。
中年和正午有些相似：凝重、深邃、空旷，是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极点。
站在这儿，来路一览无余，去路上能搅出的动静也大致不出其右了。
人生像魔术师抖开了他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
人们赋予这个年龄的关键词是“成熟”，可生活仍会硌疼你：家人生病你担心，孩子不听话你生气，工作出错你沮丧，没钱了你发愁……只是你学会了警惕这些灰色霉菌，不再给它们发酵生长的机会了。
在你这个年龄，左手要拽着孩子，右手要搀着父母，你成了他们两边的家长，女儿刚踏进青春期，像一只迷乱的羔羊，背上还驮着10斤重的书包。
她还那么脆弱，说话稍不对劲就会戳伤她。
父母呢，个头缩得那么矮，走路一摇三晃的，你还忍心对他们发牢骚吗?爱人跟你一样，也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
所以，你得有自我疏通和修补的能力。
你得维护你一贯的形象：大大咧咧，乐乐呵呵。
这些年来，你受到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内心也在不停地改变。
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
从前你是树叶，环境是风，它一吹你就动。
你跟着别人赶东赶西去上补习班，今天英语，明天文秘，后天管理，像猴子掰包谷。
宴会上硬着头皮喝酒，却让胃痉挛不止。
你在外边温文尔雅，在家里龇牙咧嘴，长着一身倒刺。
你只想让社会接纳你，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时，你生活的姿势是引颈远眺。
上学的时候盼毕业；女儿小的时候巴不得她长大；工作的时候想退休；在乡野时憧憬都市，追到了都市又怀念乡野。
总之真正的生活在山的那一边，而下巴颏儿下的生活不过是一段歌剧的序曲，一座港口的栈桥。
现在你却后悔自己错过了好些生活。
因为生命里的每一片草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丘都是只此一次的相遇。
在日历被撕了一大半后你才学会了调整焦距，对准眼前。
于是，你能听进父母的唠叨了，愿意陪他们散步了，也知道了拉他们去吃这吃那。
发了奖金不再直奔化妆品柜台，而是会给爱人买一双柔软的鞋子。
你会带女儿奔到海边看一回大海，冲到上海去看一场F1比赛，在她最想圆某个梦而你又有能力的时候帮她圆了，因为梦也会凋谢。
你学着把菜炒香，把汤熬得很鲜，你通过这些小事去传递爱。
你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今天还围着餐桌的父母将无踪可觅。
女儿很快也会张开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天空。
她将不会再每天一回家就拽着你的衣襟给你“播报”班上的新闻，也不会再往沙发上一躺，就把臭脚丫往你怀里塞了。
幸福在流逝。
相应的，有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被抽离了。
不再想通过变换外形修改自己了，自己接纳了自己不就等于让世界接纳了自己吗
现在，你会把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把一部手机用到无法再用，你想在这套旧房子里一直住到老。
越来越多的同事已经开着自己的车上下班了，你却干脆连班车也不坐，改成了跑步上下班。
由此你获得了一种自由和力量，你依赖的东西原来很少，生存其实并不困难。
生活就是这样，当你退到了潮流的边缘，潮流反而成了不相干的背景。
你也能和自己的工作和平相处了，不像以前那样蚂蚱似的在各个行当里乱跳了。
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什么工作，都像一块布，各有其细致明艳的正面，也有粗糙暗淡的背面。
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
花儿谢了不必欷，还有果实呢。
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越剧陈三两全部唱词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
字可道，自号“长乐老”。
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
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
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
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
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
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
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
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
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
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
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
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
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
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
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
《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
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代表少先大队部退队的老干部发言稿
如果你要竞选学习部部长：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XX中队的XXX，这次我竞选的职务是学习部部长。
首先，我很荣幸能进入学校大队部，有机会能为全校的同学服务，我很喜欢、也很热爱这个工作。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里的班长，从四年级就当大队委，进入学习部，对学习部的工作已经非常熟悉，也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所以，我有信心担任好学习部部长这个职务。
在五年的刻苦学习中，我坚持全面发展，每年都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还多次获得“小小书法家”、“小小作家”和“金星少年”等荣誉称号。
做为一名学生，我和身边每个同学都能友好相处；担任班干部和大队委工作期间，我能做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四年的班长工作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我的兴趣爱好广泛，比较擅长舞蹈、绘画、唱歌和电子琴等。
所以我有能力做好学习部部长这份工作。
请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以实际行动做一个老师的小助手，做一名合格的学习部部长。
谢谢大家
ok了
熊十力是绝食而死吗 国学大师熊十力是什么人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历正月，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长兄仲甫送熊十力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
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
熊十力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
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仍密谋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
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
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民国七年（1918年），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
”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
是年，将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间的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民国九年（1920年），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民国十年（2021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
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为北京大学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
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民国十二年（1923年），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初，随梁漱溟赴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
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
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
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
后移往杭川养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
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熊十力。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
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
《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
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民国十三年秋至民国十八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马一浮作序并题答。
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
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十一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
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熊十力。
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
十二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
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
八月十七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
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民国二十三（1934年）四月八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
六月十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
九月二十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
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
六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
十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
二十八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
八月三十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
十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熊十力在民国二十一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二十一日发表《论不朽书》。
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
八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
十二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
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
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由鄂入川。
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
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
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应邀担任讲席。
九月十七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
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
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
是年，梁漱溟创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
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
十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
六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
《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
二月，始撰写《读经示要》。
三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十一月《读经示要》完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
十二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回北京大学执教。
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熊十力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
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
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由重庆返回北大。
六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
《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七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
《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
八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
《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
《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
《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
十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
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
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
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1949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
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1950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
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
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
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1951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1952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
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
1955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
1957年冬，《体用论》脱稿。
1958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
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夏，开始撰写《乾坤衍》。
《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1960年，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1961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1963年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
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5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
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
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
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
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