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如何建立拜上帝会的? 他的宗教思想有什么特点
自秦以后的二千年中，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因素有所增加，但它远远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传统的经济政治运动仍在延用着旧的法则，随着清王朝繁荣期的消逝，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停涉和萎缩，人口的迅速膨胀，吏治的败坏，自耕农民的破产，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困境，表明中国社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西主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罪恶的鸦片贸易以及随之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详参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一编第一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但是，导致拜上帝会产生并发展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不是西洋经济和文化在中国的扩张，而是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积累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的魁首洪秀全，他创立拜上帝教的主要原因不是他真正相信基督教，而是他仕途的挫败和政治的雄心。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1814）十二月初十日生于广东花县，九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教育。
他聪颖过人，熟读四书五经。
1829年，16岁的洪秀全赴广州应试，开始了科举功名之路。
1836年、1837、1843、年又先后考试三次，结局都是名落孙山。
早在第一次应试失败后，他在广州遇到了两个基督教传教士，得到了一套《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以基督教的圣经为蓝本，用中国文化的内容予以阐释，是基督教布道书。
洪秀全此时并未理会该书的内容，将之弃之书阁。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的表兄李某在他的书房中发现了《劝世良言》，问他此书告诉洪秀全，此书内容奇特，非同寻常。
于是，“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共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44页）。
《劝世良言》的主要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邪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相信独一的神灵爷火华（耶和华）。
屡经挫折精神失衡的洪秀全此时终于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便奋然拿起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报复使他历经磨难的旧的神灵。
他称：“看见其书说有 一位造天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
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都该杀
”（《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二）641页）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洪秀全“悟”出了“杀”意。
在此后洪秀全作的一首咏剑诗中，更加露骨地透露出他气吞山河的一派杀机：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 收残奸
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 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 在平一统乐如何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50页） 拜上帝会（“会”即“教”）的创建利用了基督教的“壳”资源，其宗教理论和实践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两种体系。
基督教是彼岸的宗教，而拜上帝会是是此岸的宗教。
可以说，拜上帝会是利用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
而装入了新的酒。
首先，拜上帝会崇拜“惟一真神”耶和华。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全认为，上产这耶和华是宇宙间唯一的主宰，它创造了宇宙万物，因而万物（包括人类）都属于上帝。
在很多场合，拜上帝会把耶和健称之为“皇上帝”，这个皇上帝不但具有耶和华的属性，同时更多地具有中国上古宗教中上帝的属性。
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耶和华是无形的，是一种绝对意志，是信仰者的一种礼念。
但在拜上帝教中，皇上帝是有形的，「它在人世间有自己的儿子（洪秀全）和孙子（洪天贵福）详参王庆成：《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895年）洪秀全称他面见过皇上帝。
拜上帝会的上帝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否定世间还有其他的神灵，除上帝外的一切都是“邪神”，必须消除。
洪秀全在初期的活动中，他撤去塾中的孔丘木主，摧毁其王庙，以及其他神像，，其意义在于否定清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
妹之群”（《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2 页）。
可是，在洪秀全的人类学概念中，世间 的皇帝，官僚、有钱人并不是人，他们是“妖”，满族皇帝是“阎罗妖”，这个阎罗妖是“老蛇妖鬼，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道觉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3页）。
它又是“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名为龙，实即妖也”（《太平天国》（一），第52页）。
因此，我们说洪秀一接受的《劝世良言》的上帝，不过是用来对抗清王朝理教的“天”、“理”，否定清朝政治的合理性，为他自己造反张目。
其次，拜上帝会教义的神谱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和嫁接。
洪秀全参照《圣经》中 《创世纪》记载的上帝与耶稣的故事，炮制了他所谓的“异梦”，称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胞兄。
为了证明自己是神，他在《创世纪》上批注道：“此麦基洗德就是朕。
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迹，以作今日下凡作主之凭据也。
”“此麦基洗德就是朕前在天上老妈生太兄及朕辈，朕时知爷将差太兄后裔而生。
”（《太平天国史料》，第75页，第84页）后来杨秀清也作如此说：“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其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暨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
”（《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就像两汉时期造作符命一样，拜上帝会从洪秀全神化自己开始，此风愈吹愈烈，似有不可收拾之势，直至杨秀清逼洪秀全赐封“万岁”。
上帝的家族不断膨胀，“幼主”成了上帝的嫡孙： 朕立幼主继耶稣， 双承哥朕坐天都。
幼子一半耶稣子， 一半朕子迓天庥。
代代幼主上帝子， 双承哥朕一统书。
（《太平天国史料》第97－98页） 东王杨秀清同样是野心勃勃，他不能眼巴巴望着洪氏家族鸡犬升天，也要夺得一席之位。
于是洪秀全不得不为他立说：“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
”“一父上主皇上帝，普天大共圣父亲。
朕之胞兄是耶稣，朕之胞弟是秀清。
”（《太平天国史料》第85页，第93－94页） 复次，洪秀全把自己的活动描述为天神下败，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为此他改编《创世纪》的内容，创造了上帝四次发怒的教义。
《颁行诏书》说，皇上帝第一次大怒，连降四十日大雨，造成人间洪水横流；皇上帝第二次震怒，拯救了以色列人出麦西国；皇上帝第三次发怒，遣救世主耶稣降生犹太国，替人类受苦赎罪；第四次发怒，皇上帝遣天使接洪秀全上天，上天授命洪氏诛妖，拯救世人。
（参见《太平天国》（一）第154－160页）再后来，杨秀清的党羽仿效洪氏所为，撰《天情道理书》，编造了上帝第五次大怒，皇上帝派遣东王杨秀清下凡，赎救众人之病。
这一系列的造说，与两汉时期的符命说和君权神授论仿佛一端，是为拜上帝会夺天下统治天下服务的。
最后，拜上帝会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巫术活动。
拜上帝会的宗教活动中有一种所谓“降神”，他们认为上天的神灵可以依附在某人身上，通过这个人的口来表示神灵的旨意。
例如，1848年拜上帝会与团练发生冲突，冯云山被捕，形势危急。
拜上帝会的信徒就采用这种方法鼓舞人气。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采用“降神”巫术，亏待声称上帝下凡，依附在他身上发言。
后来的太平天国将这一天命名为“爷降节”。
同年10月5日，朝贵利用同样的手法，声称耶稣下凡附体，后来把这一天定为“哥降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巫术活动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民众理解宗教精神最流行的一种形式，远比宗教理论本身有感召力。
拜上帝会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拜神方式，因为不崇拜偶像，所以在纸上书写上帝的牌位，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
做礼拜时，男女分坐，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然后由主持人宣讲上帝之仁慈及耶稣之救赎大恩，劝戒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拜上帝。
其洗礼的仪式是：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并有一忏悔状，上书求洗礼者的姓名，行礼时由各人朗诵，并在火上焚化，使达上帝神鉴。
并且问：“愿不愿拜邪神否
愿不愿行恶事否
愿恪守天条否
”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持人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
同时口颂：“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
”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为牺牲献祭，然后与祭者同食。
瑞典人韩山文对此仪式等在注释中评论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
”实际上如果把拜上帝会的这些仪式同当时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的礼仪相对照，不难找出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清代的清茶门教，在教徒入教仪式上就在神前供清茶三杯，清水教在神前供清水三杯。
再如中国的秘密会党的仪式对新入会者也有类似问答：“汝自来或父母令汝来
”“心愿不心愿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拜上帝会乃是当时基督教同秘密会党、秘密教门的混合体。
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上帝教是典型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秘密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
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从上述四点看，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具有十分突出的功利性特点，不是教徒的活动 依循于教义，而是教义的内容服从于教徒的活动。
在这里，神是人的奴隶，上帝可以被天王、东王玩于掌股之间，让它说什么就说什么。
正因如此，拜上帝会的教义不断在变，不断补充，因为世界本身在变。
从它产生的那天起，拜上帝会就与基督教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洋教士们曾经幻想说服洪秀全，改造拜上帝会为基督教会，但他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上帝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当初洪秀全如果求得了功名利禄，他断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
最终，洋士们也看透了拜上帝会的属性，称它是“政治性的宗教”（参见《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的关系》，《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第518页）。
在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
洪秀全、冯云山 相信了《劝世良言》并开始传播拜上帝思想的时候，虽然他们本人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义，但他们在布道实践中传播的主要不是这些内容，而是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
李秀成的理解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
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1页）李进富说：“拜了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
”（《李进富供词》，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也就是说，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传播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弊端，是下层民众生路断绝。
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宗教传播的沃土。
稍作对比可知，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与拜上帝会兴起的大背景并无质的区别，传教的手段也类似，前者是为民治病，后者是使民避蛇虎之害。
在宗教世界中，摧垮一种政治经常以背叛这种政治的宗教精神为开端，而以建立或 恢复一种宗教精神结束。
当洪秀全圆了他的皇帝梦之后，就重新拾起封建帝王的陈辞滥调，开始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380页）。
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也罢，说生杀由天子也罢，各有此道理：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后期洪秀全对宗教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沉溺，他对宗教有真诚相信的一面，但这种真诚所显示的作用，只是企图巩固自己地位的神圣性。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宗教中原有极重要的地位。
杀杨秀清后的内乱中，宗教活动曾停顿了几个月。
称为“圣神风”、“劝慰师”的天父代言人杨秀清被杀，使太平天闻宗教受到致命的打击。
如果宣布杨秀清的过错，宣布“圣神风”的罪孽，那就会引起整个宗教体系的崩溃。
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事件作出解释，保持沉默。
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决定彻底地公开地恢复杨秀清在天上地下的全部地位以重建原来的天父天只体系。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冬颁刻的戊午八年新历献历奏中，杨秀清除了生前的全部名衔外，还加上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十三字。
萧朝贵也增加了“传救世主天兄耶舒太子圣旨”。
这表明强调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生前有利于维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圣性的言行，得以继续有效。
为此书昌辉必须消失。
韦昌辉不是天父天兄体系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在事变中滥杀无辜，也已使他在将士中陷于孤立。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和小家庭。
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入万物的创造者，由此而引申出人人是上帝的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现论。
洪秀全说：“天下总一家，凡间窗兄弟。
何也?白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人灵魂论，其备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裹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
人的灵魂既然都是上帝以生以出，自然都是上帝之子女，都是兄弟姐妹而上帝则是普天下人之父、之家长。
上帝大家庭之创造，是太平天国响往的大同世界的基础。
但洪秀全还构造了一个上帝的小家庭，即以上：帝、耶酥、洪秀全和洪秀全之子洪天灾福“父子公孙”为中心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家长仍为上帝，耶酥为长子，洪秀全为次子，洪天贵福为兼挑耶酥和洪秀全的上帝之孙。
他们与上帝不只是灵魂以生以出的关系，而切是亲子关系，所以又有天妈以及天嫂的存在。
上帝小家庭的提出肇姑于金田起义之前，定都天京以后出版的《三宇经》中有比较明确的简述，大备于后期洪秀全的许多论文识旨。
在神学理论上，上帝除了“天下一家”的大家庭外还有一个小家庭，足重叠而又矛盾的。
既然上帝是天下一切人的父亲，洪秀全当然也是上帝的儿子，此外，洪秀全还有凡间的家庭，即他的肉体来源——生身父母。
既然每一个人都只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在逻辑上，除了上帝大家庭和肉身小家庭以外，就没有其它家庭存在的余地。
洪秀全创造的上帝小家庭，不同于上帝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小家庭里洪秀全不是上帝生灵魂这种意义上的上帝之子，他是上帝的元配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上帝和元配所生的，似乎也不是洪秀全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是他的君王父、君王母所牛。
这是难以圆满解释的矛盾。
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加以解粹，说他在‘未有天地之光，既蒙天父上帝元配即是天奶肚肠生出”，后来上帝差他“作主见间”，命他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
这是说，洪秀全降生过两次，一次在上帝创世之前，上帝和元配生了他，一次在嘉庆癸西年十二月初十日他入“这位亚妈之胎”——这似乎指他的肉母，但又说她是天上的另一位亚妈。
洪秀全之所以创造和大大宣传上帝之小家庭，并且对神学上的矛盾作匪夷所思的解释，其作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同上帝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
这实在是一种太过于荒诞的“神学”理论了。
如果这种特殊亲子关系得到公认和深信，他的神圣性和事业自然也是无庸置疑的了。
因此在内乱以后国家遭遇危机之时，洪秀全致力于宣传这个小家庭。
1860年苏州归入太平天国版图，而上游安庆军事日趋失利。
军政外交百务丛集，但洪秀全表示对“凡情”即世俗政务不感兴趣，自己沉溺于“天情”即宗教的写作。
1862一1863年住在天京一年多的目击者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
”洪秀全这些诏旨绝大部分已不存，但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上半年一年问所写的作品，保存下来的稍多。
白庚申十年(1860)七月命其兄洪仁发、洪仁达记录和证明供秀全丁酉(1837)升天的故事，至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发布关于万国来朝及敬避天父天兄幼主名讳的沼旨，共存洪秀全诏旨十六件其中除一件有关民事外，均为“天话、梦话”，其主旨都是“父子公孙同作主”、“爹妈哥嫂同担当”之类，反复申明上帝小家庭的存在，同时借助于它来证明他的江山之久长。
此外，杨秀清死后不久太平天国即恢复出版圣经，洪秀全在。
钦定”本新旧约圣经上写了八十多条批语，有的长达四、五百宇。
这些批语除了提出太阳、太阴、天兵天将和他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等怪想以外，还大量发挥他是上帝亲子、和耶酥是同一老妈所生等理论。
太平天同以宗教立国，致力于宗教作品不算怪事。
问题在于洪秀全前期的宗教活动是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在构造上帝小家庭的同时，也宣布了使大家庭的所有了女“共享天父上主旦—上帝大福”的方案。
但在后期，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小家庭，并且愈益脱离人事，脱离实际。
天京重遏江南大营围困时，他自撰赞美诗，命令城军民在城头、任衔巷吟唱，向天父祈祷。
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大破江南大否，解除围困，他没有降识奖励和接见战匝，只叫他们“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
晚年天京危急时，洪秀全向臣工声称系奉天父天凡圣旨下凡作万国之独一真主，天兵多过于水。
对洪秀个执着于宗教之种种怪想，李秀成说：“(天王)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反肚人，天于之事，俱足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
（李秀成自述） 洪秀全最后自己沉迷于自己创造的宗教神话中不能自拔，天国的衰亡在他自称天王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
食品知识竞答赛主持稿开场白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晚上好。
女：欢迎来到生化系环境月之“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现场，我是主持人XXX。
男：我是主持人XXX。
女：对于食品你我并不陌生，可是对于食品的安全知识和常识你又知道多少呢
由XXX系举办的“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将带你走进食品知识的的海洋，让你更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创造健康生活
男：这次比赛既是知识的比试，更是信心和心态的大比拼，我们的比赛选手在食品安全知识和常识是否准备充足呢，同时又会演绎怎样的一场团队竞赛的头脑风暴呢
合：我们拭目以待。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韩城市长李志远是哪里人
李智远，男，汉族，1968年4月生，陕西扶风人。
1991年6月加入，1991年7月参加工作。
学历，。
1989年9月学生。
1991年7月金台区文教局干部。
1992年7月民政局干部。
1998年4月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1999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后勤所所长、副主任（1998年9月至2001年8月在专业学习）。
2002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2003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在深圳挂职）。
2005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
2006年9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2007年2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2007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2006年5月至2008年3月在学习）。
2009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宝鸡市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2010年8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1年8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
2012年12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太白山旅游区党委书记。
2014年12月陕西省韩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副厅级）。
东正教的教义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历史
东正教 [1]（英语：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又称正教、希腊正教、东方正教，是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是指依循由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它是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正教”的希腊语（Orthodxia）意思是正统。
如果以“东部正统派”的主要的和狭义的定义来分，“东部”教会里人数最多的教会是俄罗斯正教会和罗马正教会。
而欧洲正教会（不分东西边）最古老的则是希腊正教会。
若是以英语系国家的西方人惯用的用法来分，“东部正统派”有较广的定义，也包含了“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中文字面意思和东正教一样，但两者是不同的教会）。
编辑本段第十五个世纪 在15世纪期间俄国教会是举足轻重的在俄国状态的生存和生活中。
这样圣洁图 Radonezh Sergius 并且 大城市Alexis 帮助国家承受几年 Tatar 压迫和经济上和精神上扩展。
在 佛罗伦萨委员会 1439一个小组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领导同意基督教二个分支的统一的期限。
俄国人 basil王子II莫斯科然而，在俄国拒绝了让步对天主教教会并且禁止了委员会的行动的宣布 1452在短命的东西方团聚以后。
大城市Isidore 是在从他的位置逐出的同年象变节者。
在 1448当俄国主教选举了他们自己的族长，俄国教会变得独立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职位， 大城市Jonas没有依赖向君士坦丁堡和俄国教会从那时起autocephalous。
大城市Jonas 给了标题 莫斯科的城市居民 并且所有Rus'。
他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Antioch和耶路撒冷的族长以后在荣誉也接受了第五种等级。
五年后，君士坦丁堡 落 对无背长椅土耳其人。
从这点东正教教会向前看见了莫斯科作为 第三罗马合法的后继者向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的族长作为东正教教会的头。
编辑本段历史发展 325年尼西亚公会议以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间，因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矛盾逐渐尖锐。
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地位的问题上，争斗愈烈。
以后历经6～8世纪的“和子句纠纷”和9世纪的佛提乌分裂，以及11世纪东西教会对意大利南部教会控制权的争夺，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
东派教会 东派教会自9世纪起，已逐渐向保加利亚、基辅罗斯等国发展。
1054年后，拜占庭国势日益衰落，罗马教会继续谋求居整个基督教世界首席的地位。
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1206年，东正教普世牧首区被迫迁往尼西亚。
1261年，拜占庭皇帝弥迦勒八世帕利俄罗戈斯收复首都，牧首区迁回君士坦丁堡。
[6] 12世纪后，拜占庭帝国外忧内患频仍。
东派教会原有的四大主教区已有两个（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为穆斯林占领，另一主教区耶路撒冷则为十字军建立的拉丁王国所占。
15世纪30年代，对拜占庭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向西方求救，教皇尤金四世乘机于1438年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旨在使东方教会屈服，确立教皇在基督教内的首脑地位。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约瑟二世率领东正教会代表 700人参加。
会议就炼狱、和子句等教义问题展开争论。
由于东正教会让步，次年7月会议签署通过东西教会合一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
史称佛罗伦萨合一。
后因东派教会内反对派的抵制，迫使参加会议的东派代表声明签字无效，合一终于没有成功。
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成为的首都。
苏丹出于政治考虑，对东正教会采取宽容政策，承认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被征服的东正教徒总管，其监管范围包括东正教会四大牧首区。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君士坦丁堡牧首虽自称具有普世性，实际上处于被征服地位。
16世纪以后，一些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正教会先后成立自主教会。
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在督管区基础上成立。
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
以后，使用俄罗斯正教礼仪的教会，常通称俄罗斯正教。
编辑本段正教派和宗教改革 正教派并没有经历宗教改革，而且基督新教派教会对正教派的态度从开始就一直不明确。
两边开始时维持着一种热忱和友善的关系，但是基本的教条神学歧见仍是突显了出来，尤其是关于神圣传统，圣灵\\\/圣神由父子分出、自由意志、神圣预定、称义（释罪）、圣礼\\\/圣事的数目、洗礼（正教派的“全部浸在水里”相对于马丁·路德的“用撒或是淋水”）以及是否要如同 东正教教堂 正教派的“在洗礼后马上施行圣油礼和圣餐礼\\\/圣体圣事”，圣餐礼变动的意义以及使用未发酵的面包，教会和大公会议的无错误，崇敬，盛宴，对圣者、圣者塑像和遗物的祈祷，斋戒和其他教会的传统。
由于这些歧见，最终导致两者停止来往。
编辑本段东正教自主教会与牧首区 编辑本段七大圣礼 “仪式”在东正教中，占重要的位置。
透过“仪式”信徒能与教会保持关系。
“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宗教仪式是教会对教徒思想发生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 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也有七大圣礼：受洗、涂圣油、受圣职、告解、婚配、终傅、圣体血。
东正教受洗仪式 受洗 东正教的信徒受洗，都要浸到水中。
因为东正教认为，浸到水里可以洗除原罪和本罪，并且可以得到“神的恩惠”，因此再生，之后才有资格领受其它的圣礼。
[11] 涂圣油 “圣油”需要经过主教祝圣之后才能被使用。
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
这是在刚受洗后的施行的，为的是使新入教者坚定对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
受圣职 受圣职是当有人担任神职时，所举行的圣礼。
告解 又称为“忏悔”。
当信徒有犯错时，可以透过此行动能得赎罪的方式。
东正教会规定：七岁儿童以上，需要先忏悔告解后，才可以领圣餐。
婚配 透过一套仪式在教会内举行婚礼。
终傅 在信徒临终前所行的仪式。
在临终病人的眼、耳、口、鼻、脸颊、胸、手、脚涂抹圣油。
目的是让临终病人可以免受病痛之苦，赦免罪过，可以安心的进入天堂。
圣体血 又称“圣餐礼”。
是最重要的一项圣礼。
东正教会每周日都会举行一次圣体血。
编辑本段仪式特色 坚持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变体说”，相信在祭台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已发生质的变化，成为基督真正的、固有的、能给予生命的肉和血。
领圣体是真正领受救主的圣体血，因而也分享了主的生命（天主教通常只有司祭领圣血，平信徒只领圣体）。
正教在弥撒祭献中用发酵面饼（天主教用无酵面饼）。
洗礼被视为进入基督教神秘世界的庄严仪式，一般要经过数星期的准备，在复活节举行。
领洗礼是浸入水中 3次。
洗礼由主教主持或在其指导下由司祭进行,受洗者的身体要完全浸入水中，而一般不赞成采用天主教的注水礼（只对头部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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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受洗仪式基本和成人相同，由父母替婴儿答问，受礼后，也同成人一样，可立即领圣体。
接受新成员加入教会时，继洗礼之后，要进行敷圣油仪式，以示接受圣灵。
司祭用经过主教祝福的含有香液的橄榄油抹于受礼者之额、眼、鼻、嘴、耳、胸、手、足，每抹一处，司祭诵念：“圣灵恩赐的印记”。
已脱离正教的教徒重新入教时，也须施行此圣事。
其余圣事与天主教相同。
编辑本段教堂特点 在拜占庭教堂里,内部的陈设和布置,通常有一屏风将至圣所与教堂中殿隔开。
祭坛前方有一大门，两边各有一小门。
门和屏风上绘有精致的圣经故事、人物、天使长等圣画像。
圣像崇拜虽在圣像破坏运动中受到攻击，被定为异端，但几经反复,787年尼西亚公会议终于宣布废除圣像崇拜的法令为异端。
这一决定被以后的东正教奉为信条。
其教义基础是：由于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采取物质形象，他也能在画像中表现出来；圣像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现实性的艺术，是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教会的神学思想和表明上帝启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展示了基督教奥秘的形象化的历史。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拜占庭教堂的建筑艺术对俄罗斯正教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圣索菲亚大堂成了俄罗斯正教教堂建筑的楷模。
但在教堂内部的陈设方面，俄罗斯正教具有独特的风格。
其典型的布置是：在祭坛处布置有许多圣画像，上绘东正教崇仰的圣人、圣徒等。
东正教在复活节前的斋期内不允许食用肉蛋类，在斋期之外不允许饮用和食用血和血制品。
东正教反对天主教会倡导的“所有神职人员均需独身”，其神职人员分为出家、在家两个系统。
结婚的在家者可成为诵经士、副辅祭、辅祭、大辅祭、司祭、大司祭，出家修行者，可成为修士、修士辅祭、修士大辅祭、修士司祭、修士大司祭、主教、大主教、督主教（牧首派驻国外教区的代表）、都主教、牧首。
[12] 编辑本段组织制度 东正教否认天主教“只有‘使徒教区’即由使徒建立的教区有权成为牧首区”的观点，而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如根据国家或城市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设立牧首区。
牧首区（大主教区）下辖数个首府主教区。
主教区首脑为主教，主教的人选必须是高级修士（修士大司祭）或领圣职后保证效法修士生活的司祭。
司祭可以结婚，但不能作为主教人选。
主教以下的位次是：修士大司祭（或司祭）、修士司祭（或司祭）和修士辅祭（或辅祭）。
再以下的助祭、诵经士等教职人员无神品。
编辑本段节日和教历 节日繁多。
其中以复活节最为重要（又称耶稣复活瞻礼），称为节中之节。
据尼西亚会议规定，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正教沿用儒略历，故其复活节日期较天主教和新教所采用的格列历（即公历）推算至今约晚13天。
1924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和希腊正教系的大部分教会改用格列历；属俄罗斯正教系的多数教会包括中国东正教会仍沿用儒略历。
除复活节外，还有“十二大节日”。
其中3个大节，依复活节为推算标准，称为移动瞻礼,即棕树节，又称主进圣城瞻礼，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天；耶稣升天瞻礼，在复活节后40天；圣三一瞻礼，在复活节后50天。
其余9个为定期瞻礼，即圣母圣诞瞻礼（约9月20～21日,公历。
下同）、荣举圣架瞻礼（约9月26～27日）、圣母献堂瞻礼（约12月3～4日）、耶稣圣诞瞻礼（约1月6～7日）、圣母行洁净瞻礼（约2月14～15日）、圣母领报瞻礼（约4月6～7日）、耶稣显荣瞻礼（约8月18～19日）、圣母升天瞻礼（即圣母安息节，约8月27～28日）。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许多节日和斋期。
编辑本段在中国的传播 东正教和其它基督教派别一样，亦来华宣教。
据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
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拂菻是大秦的别名，大秦即拜占廷帝国。
大德僧指的应该是传教士。
如记载属实则说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华。
只是这还不能证明东方教会在唐朝时已进入中国，此问题还有待学者深入研究、探讨。
东正教传入中国 东正教入华时间始于17世纪，1665年，以切尔尼柯夫斯基为首的沙俄武装人员侵占中国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地区，竖木建堡。
俄军随军修士、基廉斯克修道院长叶尔莫根在该地建基督复活教堂。
1671年，他又在该地磨刀石山建立仁慈救世主修道院。
清军收复雅克萨后，一部分俄国战俘被押至北京，编在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
为照顾战俘的信仰，康熙帝准许随军修士大司祭马克西木为战俘们举行宗教仪式，清政府将该胡同内一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取名“索菲亚教堂”。
因堂内挂有圣·尼古拉圣像，故该堂又称为“尼古拉教堂”。
1695年，该堂会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承认。
1700年6月，沙皇彼得一世发出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手谕。
1715年得到康熙帝同意，俄国正教会正式派遣传教士团驻北京。
次年，司祭伊拉利翁诺夫带领传教团抵达北京，进驻尼古拉堂。
不久，建立北京东正教总会。
1732年，传教士团又在东交民巷兴建“奉献节教堂”。
[13] 1715年到1858年期间，共有十三届俄罗斯传教士团进驻北京。
其中1858年前的13届传教士团均由沙俄政府直接委派（从1807年起，沙俄外交部向每届传教士团委派监护官）。
由于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因而使福音事工受到很大拦阻，在近150年间，仅有200名教徒入教。
部分神职人员甚至沦为“恺撒的附庸”，负责收集情报资料，充当沙俄政府的参谋，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和。
1858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共派遣五届传教士团来华）。
其外交职能改由俄国派驻的外交公使办理。
华东正教会摆脱了皇权的束缚，开始大规模在中国内地宣教, 1900年前后，陆续在哈尔滨、沈阳、旅顺、上海、天津、青岛、新疆，以及河南省卫辉等地建立教堂。
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神学院1所，男、女学校20所，气象台1座，图书馆、工厂等企事业机构46家，拥有教产150万卢布。
受洗的中国籍居民逐年增加。
教会还出版。
1864年修士大司祭古里·卡尔波夫翻译了（即）此后，东正教传教士卡法罗夫又将诗篇译成中文，称“圣咏经”。
此为东正教唯一的汉译工作。
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
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苏俄控制下的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归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此会曾派两届传教士团来华）,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
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几乎都是白俄流亡者。
抗战爆发后，1938年在东北各地有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共67座，信徒急剧下降至2.5万人（其中哈尔滨市有1万人），神职人员为155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和哈尔滨主教区、新疆教区同设立在慕尼黑的俄罗斯正教临时主教公会断绝关系，归属莫斯科牧首区。
但遭上海教区主教伊凡和天津教区奥西波夫反对。
1949年后，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华东正教会并未受太大影响。
直到1955年10月，莫斯科牧首区牧首阿历克谢一世、伊拉列昂大主教和尼古拉修士大司祭到上海召开中国东正教各教区主教和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国东正教会自主问题。
中国教区主教被邀请到中央人民政府宗教局会谈，他被告知：外国组织不能继续掌管中国教会事务，这项职权将由宗教局掌任，所有教士的任命和调动都要经宗教局核准，督主教区必须终止运作。
遵牧首的命令，尼堪德尔于1956年2月离开哈尔滨。
1956年4月，国务院任命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姚福安）为北京主教，也是事实上的中国正教会临时监管，维克多总主教被要求将北京教区的所有教务教产交给瓦西里主教。
在宗教局对中国正教事务做出相关承诺后，同年3月，教会房产被无偿地转手给中国政府，而动产则被交给中华正教会中指定的华籍司祭，教会附属事业被苏联大使馆接收。
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所有的东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
文革后，才逐步恢复。
现在，全中国仅有一万三千多名东正教徒，绝大部分为俄罗斯族，他们主要生活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北京等地。
东正教至今仍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官方默许“中国正教会”进行活动，目前包括哈尔滨、额尔古纳、乌鲁木齐和伊宁4个堂区。
有13名来自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上海和天津等地的中国东正教信徒正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神学院、斯列坚斯卡亚神学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学习。
编辑本段东正教的十字架 －第一重横木（名牌）： 十字架上的第一根横木上写着“罪犯”的的名号——“纳匝瑞特的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这是庞提彼拉托为了嘲笑耶稣所制的名牌。
（这行字是以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通常情况下，希腊文缩写为INBI，而拉丁文缩写为INRI）在这些字的两侧各有一位天使，在他们的膝下写着“荣耀之君”的字样。
在这根横木上还写着ICXC四个字母，这是希腊文中耶稣基督的首尾字母。
接下来我们还能在基督的双臂上看到“NIKA”的字样，这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他）战胜”或者“（他）得胜”的意思。
这两行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凯旋得胜”（战胜了“死”和“罪”）。
－第二重横木（刑木横梁）： 主的双手钉在了第二根横木上，在横木的左右我们可以分别看到太阳和月亮，这是为印证《约伊尔书2：31》中所说的：“日隐其辉、月作血色”。
在主的双手旁边，写着“上帝之子”的字样，而在他的双臂下面，我们可以读到“我等伏于尔十架前，主，我等颂扬尔之复生。
” 在主的光环中，写着三个希腊字母，它们的意思是：“自有永有者”和“他是那是者”，这是让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在旧约中藉着这两个词向摩伊息斯显明的那位上帝。
－第三重横木（踵木）： 十字架最下面的斜置横木是放脚的地方。
虽然在主被钉的那具十字架上是否有这样一根横木有些历史学家表示怀疑，但信徒们都承认，它是十字架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应验了《圣咏集98：5》里的话：“（让我等）敬拜其脚凳。
” 在《九时课》中，教会将十字架（特指“踵木”--－－译者注）喻作“正义之秤”：“于二盗间，尔十架乃为‘正义之秤’——一盗因渎之‘重’而坠狱，一盗因悔之‘轻’而升天。
吁
上帝基督，荣耀归于尔。
” 教父们也试图让人们形象地看到，那不信的盗贼因为亵渎而遭受上帝的审判，坠于地狱（显于十字架的底端），而那虔诚的盗贼，因为悔改与对主的宣信而与主同升天堂（显于十字架的顶端） 东正教教徽 。
而这个形似十字架的标志多出来的两痕上面代表：善者可进天堂、下面像撇的则代表：做坏事的就会入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