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蒙古男孩名字
希吉尔(珍贵)艾丽{村，户} 艾吉玛{旋律} 敖嘎{伟} 阿娜日{石榴} 安达{朋友} 安代{蒙族舞蹈} 安其尔{天使} 昂格罗玛{芳香} 昂格尔{黄色} 昂沁{猎人} 阿碧雅{音} 阿碧雅思{才} 阿嘎如{沉香} 阿嘎日{空气} 阿古{伟} 阿古拉{山} 阿古达木{广阔} 阿米{命} 阿敏{命} 阿木古楞{安详} 阿丽玛{梨子} 阿丽亚{淘气} 阿露思{远} 阿丽塔{金子} 阿斯尔{楼} 阿斯干{直} 阿迪斯{比喻珍贵的东西} 阿迪亚{周一} 阿都沁{放马的人} 阿亚{音调} 阿银{旅途} 阿雅斯{音乐的乐} 阿咏嘎{雷} 阿润{静} 阿如汗{英勇} 阿如拉{树名} 阿日昔{真} 阿斯亚{亚洲} 恩和{平安} 额乐素{沙子} 额日斯{直 猛} 额日和木{稀贵的} 额尔敦{宝} 额日古那{河名} 伊娜嘎{恋} 耶拉{胜利} 伊特格乐{信任} 伊德日{健壮} 伊日贵{花名} 傲恩查{非常} 傲木嘎{勇} 傲其{火苗} 傲云{智慧} 傲瑞{领头} 傲日格乐{峰} 傲日其郎{宇宙} 沃汗{智慧} 乌兰{红色} 沃斯{水} 乌洋嘎{音律} 乌雅汗{柔} 乌日汗{和煦} 乌日娜{巧} 乌日露格{强} 乌日乐{晨} 卫乐斯{业} 乌恩{真} 乌尼{永远} 乌尼日{繁盛} 文都苏{根} 乌日{晨} 奈日--喜 南定--珍贵 娜布其--叶子 娜荷雅--芽 娜米雅--枝 那木日--秋 娜日--太阳 娜仁--太阳 娜日苏--松 娜日格乐--椰子 宁金-善 硇干--绿色 诺民--绿色。
白嘎力--自然 巴特儿--英雄 巴图--坚固 巴银--富裕 巴雅尔--喜 毕力格--慧 宝乐日--水晶 宝力德--钢 宝银--福 海古拉-- 海力素--树名 海日--爱 航盖-- 哈布日--春天 哈达--岩石 哈琴--奇 贺楚--厉害 浩斯--双 红格尔--亲爱 浩布日--珍稀 浩力宝--连接 浩日花--世界 呼日--雨 湖日查--灵敏 呼和--青 呼和润--青 湖格金--繁 呼德--原野 胡斯乐--理想 呼春--力量 甘迪嘎--一种石头 刚刚--帅 嘎比亚--贡献 嘎毕日--树名 嘎乐--火 嘎吉尔--地 嘎日迪--凰 给古乐--照亮 格格--曙光 格根--亮堂 格日乐--光 格斯尔--英雄的名字 嘎力巴--闪光 高玉涵--美丽 高娃--美丽 古润--朝代
有一首印度歌曲很好听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阿kei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改sei改红灭欧呀啦 bia里给sei猴打黑 阿kei苦力猴亚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阿kei苦力猴亚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sei改红灭欧呀啦也 bia里给sei猴打黑 阿kei苦力猴亚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改sei改红灭欧呀啦也 bia里给sei猴打黑 啊............ 杰里亚鲁给sei飞 吗力给迪kin给亨 呀呀猴打黑耶给sei 那里给dei`king给亨 给sei给亚都没口里口碑 哈波狗狠内sei加里亚 给sei`ki伯红内叟一猴一 阿贝纳（欧sei伯)那里耶 哎呀鲁gia鲁买够一 哎呀鲁gia鲁买够一 那家嘀嗒那叟打黑 改sei改红灭欧呀啦也 bia里给sei猴打黑 呀黑一加鲁黑狗一 马sei酒劲家打黑 多里给（被黑）里海扎罗 贝利内根加打黑 努力哥一亚瑟马鲁奔 火迪黑一萨里飞sei里 共加内狗一红萨飞 嘎不给A`sei`fe哈美丽 就那木dei雷背猴里卡 就那木dei雷背猴里卡 一比啦鲁sei`sei猴打黑 改sei改红灭欧呀啦也 bia里给sei猴打黑 阿kei苦力猴亚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阿kei苦力猴亚猴奔 迪哒鲁工嘎猴打黑 改sei改红灭欧呀啦也 bia里给sei猴打黑
关于“金”“辽”“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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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女真族一名，最早出现在7世纪。
《金史》是这样记述女真族的起源的： 女真族的始祖函普，有兄阿古迪弟保活里。
在唐朝贞观年间，因氏族离散，年逾 60的函普，从高丽旧居出走。
他的哥哥信佛，留在了高丽，只有保活里随他出来。
走到完颜部时，正巧碰上人们互争财物，械斗不已，函普出面调停，平息了事态。
作为酬谢，完颜部送给了他一头青牛。
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又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和完颜部的一个60岁老妇人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他和他的子女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完颜部人。
完颜部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女真族是由这一带的朱里真人组成的，与采集珍珠的居民有关。
完颜一词，是从汉语“蜿蜒”音转的女真语。
依傍绥滨蜿蜒河而居的黑水靺鞨一支，如星散一般分布各地以后，就以蜿蜒河之名来作为姓氏。
“蜿蜒”、“完颜”乃是同音异写。
所以，完颜部作为黑水靺鞨一支，是从蜿蜒河畔辗转游徙，迁移至阿什河之滨的。
天长日久，女真语“完颜”演变为汉语的“王”。
完颜氏，是女真族中的王族。
女真族从长白山移居黑龙江中游，而完颜部就定居在完达山。
完达山，相传是完颜部人女真王到过的地方，主峰在黑龙江中游北岸的俄国境内。
“辽” 契丹族属东胡族系，是中国北方历史悠久，颇有建树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4世纪见于文献记载。
后来一些欧亚国家称这个国家为科塔耶、遣那、西尼、西诺或奇诺。
我国中原地区，在这个民族建国后往往用契丹、大辽、北朝、北边、北民、北界等泛指契丹族。
契丹族最初活跃于赤峰境内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从发生、发展、强盛、衰败直至消亡，前后经历了1200余年，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建立了契丹帝国，又称大辽帝国，定都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名上京，曰临潢府。
在219年的国运长河中，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多方面多有建树。
辽文化即以根植本土的土著文化为主体，以中原唐文化为依托，吸收西域、东北等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内容，构成了博大精深、恢弘壮观的契丹文化，开辟了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的第三次高峰。
契丹人：公元1125年，辽朝灭亡。
此前一年，辽朝宗室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契丹人北走。
公元1134年，辗转迁移到中亚的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契丹人重建辽政权，史称西辽，逐渐淡出中华各族，融合为中亚各族的一部分。
辽灭后，一部分契丹人融入蒙古、高丽等少数民族，其余则进入河北和山西，本民族的特点渐渐褪尽。
蒙古灭金时，他们和女真人一起被蒙古统治者视作汉人。
契丹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在元代已不复存在。
DNA测序证明达斡尔人、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 辽类似与蒙古，都是突厥种。
如果你非说他是中国人，也未尝不可。
而且脱脱还修了《辽史》、《金史》，并被后人列为24史。
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说的是突厥语系的话，中国人说汉藏语系的话，应该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人。
而且，辽与蒙古在海外的领土远远超过在中国领土，发迹前也一直长期在海外活动。
“西夏”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
这个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
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
自此在此定居。
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
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
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
”《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
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
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
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
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
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
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
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
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
大庆二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
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
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
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
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
西夏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
党项族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通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到西夏建国时，农业生产已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
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
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
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
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
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
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金的前身是黑水靺鞨，生活在今天黑龙江附近，是女真族，也是满族祖先，传统意义上不属于汉民族。
辽起源今蒙古和俄罗斯，是突厥种的契丹人。
西夏是今天新疆地区的党项人建立的，主要活动在甘肃、青海和新疆地区。
不难看出，除了辽，金和西夏都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的发展也基本上在今天中国领土上。
满族又是56个民族之一，现在只有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少数国家有这个族。
而西夏更值得讨论，无论这个民族是怎么建立，怎么发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所谓的党项人，在唐朝已经和汉人没什么区别了，而他们的首领也自称姓李。
辽类似与蒙古，都是突厥种。
所以，个人认为，这四个种族虽不是炎黄子孙，但女真和党项属中华民族，辽蒙古属于外民族
民族舞包括哪些舞蹈?
民族舞蹈是一种起源于人民生活中的肢体动作语言，以日常活动抽象化为表现形式。
亦可称为土风舞、民俗舞蹈或国际民俗舞蹈。
不同于着重表演的芭蕾舞或是制式化的运动舞蹈，土风舞源自于各国不同环境、生活及风俗，与各国的特色音乐服装也有相互的搭配，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那么民族舞蹈都包括哪些呢?如下： 汉族(代表作:七盘舞,铎舞) 藏族(代表作:牦牛舞), 傣族(分花傣和水傣), 孔雀舞(代表作:雀之灵). 苗族(代表作:芦笙舞), 回族(代表作:奔腾), 朝鲜族(代表作:农乐舞), 壮族(代表作:火猫舞), 彝族(代表作:) 鄂伦春族(代表作:黑熊搏斗舞) 高山族(代表作:高山族舞) 佤族(代表作:木鼓舞) 侗族(代表作:踩堂) 保安族(代表作:扇子舞,斗来舞) 瑶族(代表作:度戒舞,夫妻跳盘王) 水族(代表作:跳神) 普米族(代表作:裹草帘子舞) 独龙族(代表作:剽牛舞) 哈尼族(代表作:白鹇舞) 基诺族(代表作: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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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有什么风俗习惯
蒙古族自称“蒙古”蒙古”这一名称较早记《旧唐书》和《契丹国志》，其意为“永恒之火”。
别称：“马背民族”。
蒙古族发祥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史称“蒙兀室韦”、“萌古”等。
全世界蒙古族人约为1000万人。
、【风俗禁忌】 （1）礼仪往来 献哈达：哈达是蒙古族日常行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
献哈达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如意的祝词或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客。
宾客要站起身面向献哈达者，集中精力听祝词和接受敬酒。
接受哈达时，宾客应微向前躬身，献哈达者将哈达挂于宾客颈上。
宾客应双手合掌于胸前，向献哈达者表示谢意。
敬茶：到牧民家做客或在旅游点上，主人或服务小姐首先会给宾客敬上一碗奶茶。
宾客要微欠起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去接，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节。
主人或服务小姐斟茶时，宾客若不想要茶，请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主人便即刻会明白宾客的用意。
客来敬茶是一种高尚的蒙古族传统礼仪。
在蒙古历史上不论是富贵之家还是贫穷之家，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民百姓，也不论在交际上或在家里，在旅途，或在其他一切场合，莫不以茶为应酬品。
家中有客来，茶是必不可少的款待物。
因此，牧民们招待客人，照例是先向贵宾献上一碗奶茶，接着主人又端上来炒米和一大碗一大碗的奶油、奶豆腐和奶皮子等奶制品。
敬酒：斟酒敬客，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
他们认为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之结晶，拿出最珍贵的食品敬献，是表达草原牧人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
通常主人是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之上，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的敬酒歌，客人若是推让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瞧不起，不愿以诚相待。
宾客应随即接住酒，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
不会喝酒也不要勉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情谊。
接着穿戴民族盛装的家庭主妇端来清香扑鼻的奶酒款待客人，这也是蒙古族的传统礼节。
主人会用诗一般的语言劝酒：“远方的客人请你喝一杯草原佳酿，这是我们民族传统食品的菁华，也是我们草原人民的厚意深情”。
敬神：蒙古民族的礼宴上有敬神的习俗。
据《蒙古风俗鉴》描述，厨师把羊割成九个相等的肉块，“第一块祭天，第二块祭地、第三块供佛、第四块祭鬼，第五块给人，第六块祭山，第七块祭坟墓，第八块祭土地和水神，第九块献给皇帝”。
祭天则把肉抛向蒙古包上方；祭地则抛入炉火之中；祭佛置于佛龛前；祭鬼置于包外；祭山则挂之于供奉的神树枝上，祭坟墓即祭本民族祖先。
置于包外，祭水神扔于河泊，最后祭成吉思汗，置于神龛前。
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萨满教崇拜多种神祗，尔后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又吸收了其古老的民间信仰，把众多的神祗入了喇嘛教的轨迹。
待客：蒙古族自古以来以性情直爽、热情好客著称。
对家中来客，不管常客还是陌生人，都满腔热忱。
首先献上香气沁人的奶茶，端出一盘盘洁白的奶皮、奶酪。
饮过奶茶，主人会敬上醇美的奶酒，盛夏时节还会请客人喝马奶酒。
有些地区用手扒肉招待客人，还有一定的规矩。
例如用一条琵琶骨肉配四条长肋骨肉进餐；牛肉则以一根脊椎骨肉配半节肋骨及一段肥肠敬客。
姑娘出嫁前或是出嫁后回娘家都以羊胸脯肉相待，羊的小腿骨、下巴颏、脖子肉都是给晚辈和孩子吃的。
接待尊贵的客人或是喜庆之日则摆全羊席。
尊老爱幼：蒙古人长幼有序，敬老爱幼。
到蒙古包牧民家做客，见到老人要问安。
不在老人面前通过，不坐其上位，未经允许不要与老人并排而坐。
称呼老人要称“您”，不许以“你”相称或直呼其名。
见到牧民孩子不要大声斥责，更不能打孩子。
不要当着家人的面说孩子生理上的缺陷。
对孩子和善、亲切，被认为是对家长的尊重。
唱歌：蒙古民族的劝酒往往通过情真意切的歌唱表达出来，唱歌与劝酒是同时进行的，往往一人主唱之后，大家举杯合唱，然后大家一起干杯，如此数遍，酒意酣畅。
歌唱有礼仪性的，也有即兴尽兴的，有一人或数人的，也有合唱的，其歌唱往往痛快淋漓，通宵达旦。
热情好客：蒙古民族有重情好客的传统美德，这种习俗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选猎狗：蒙古族有猎狗打猎的习俗。
因此，他们非常重视选留一只好猎狗——“台格”，也就是经阉割的短毛细狗。
选留猎狗要注重好的品种，即从良种小狗崽中挑选腰身长，尾巴长而匀称，听觉灵敏，视力敏锐，动作敏捷，跑起来快的小狗作猎狗。
问候：蒙古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见面要互致问候，即便是陌生人也要问好；平辈、熟人相见，一般问：“赛拜努”，若是遇见长者或初次见面的人，则要问：“他赛拜努”。
款待行路人，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但到蒙古族人家里做客必须敬重主人。
进入蒙古包后，要盘腿围着炉灶坐在地毡上，但炉西面是主人的居处，主人不上坐时不得随便坐。
主人敬上的奶茶，客人通常是要喝的，不喝有失礼貌；主人请吃奶制品，客人不要拒绝，否则会伤主人的心。
如不便多吃，吃一点也行。
（2）蒙古人起名习俗 其男子起名的特点有： 一、按民族心理习惯起名，如：帖木儿、格斯儿、巴特尔等； 二、按长辈的期望起名，如：吉雅赛音(好运)、巴雅尔(喜悦)、 白音(富足) 、吉日格勒(幸福)等； 三、按婴儿出生时，长辈的年龄起名，如：宾塔(五十) 、吉仁泰(六十)、 达楞(七十) 等； 四、以勇猛的禽兽名称起名，如：少布(飞禽)、 巴拉(虎)、 赤那(狼)、 阿不尔斯郎(狮子) 、部日固德(鹰)等； 五、按自然万物名称起名，如：朝鲁(石头) 、阿古拉(山)、 牧仁(河) 、塔拉(原野)等； 女子起名的特点有： 一、以明亮的星辰为名，如：娜仁(太阳) 、萨仁(月亮)、 敖敦(星辰) 、娜仁高娃(太阳般美丽) 、萨仁高娃(月亮般美丽)等； 二、以美丽的花草树木为名，如：萨日朗花(山丹花) 、其其格(花儿) 、娜布其(叶子) 、海棠等； 三、以珠宝玉器为名，如：哈斯(玉)、 塔娜(珍珠)、 阿拉坦高娃(金子般美丽) 等； 四、以理想为名，如：斯琴(聪颖)、 乌云(智慧) 、高娃(美丽)、 斯琴高娃(美丽聪颖)等。
按此方法，蒙古女子的名字还可以分出很多种。
现代蒙古人的名字，最大特点是不带名字前缀，因而它只是名字，不应理解成姓名，有极个别带姓氏前缀的，那只是个别现象。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火忌：蒙古族崇拜火、火神和灶神,认为火、火神或灶神是驱妖避邪的圣洁物。
所以进入蒙古包后,禁忌在火炉上烤脚,更不许在火炉旁烤湿靴子和鞋子。
不得跨越炉灶,或脚蹬炉灶,不得在炉灶上磕烟袋、摔东西、扔脏物。
不能用刀子挑火、将刀子插入火中,或用刀子从锅中取肉 水忌：蒙古族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
忌讳在河流中洗手或沐浴,更不许洗女人的脏衣物,或者将不干净的东西投入河中。
草原干旱缺水,逐水草放牧,无水则无法生存。
所以牧民习惯节约用水,注意保持水的清洁,并视水为生命之源。
（3）婚礼习俗 献哈达 蒙古族青年男女结婚，要选择吉日，男方要给女方家送彩礼。
彩礼有现金、衣服、布匹、首饰、稻谷等。
女方家陪嫁的东西有柜子、被褥、衣服、首饰、电器、自行车、大米、瓜子等。
钥匙由女方家送亲人保管，等新娘到了男方家后，由新郎的母亲拿钱来赎钥匙，再交给新娘。
结婚前一天，男方要把贴有红纸的猪肉和酒送到女方家，既作为礼物又让女方家用于招待宾客。
结婚这一天，新郎在陪郎的伴随下来女方家迎亲，同时要挑点青菜送新娘家。
按习俗，迎亲过程中新郎不能说话，一切由陪郎应酬和周旋，直到把新娘娶回家。
到女方家后，新郎被安排独席吃饭，并不能动手，只能由陪郎夹菜喂新郎吃。
当男方来的人们把嫁妆挑、抬出门的时候，新郎就可以迎上新娘出门了。
新娘梳着少妇的发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穿着崭新的衣服。
服饰尚青、黑色，衣裙的花边图案与上衣的高领，都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相近。
新娘穿的一件小挂，由送亲队伍中一孩童保管。
新娘由舅舅抱进轿子，并由新娘的弟弟陪送到男方家。
新娘上轿后要哭泣，表示不忍离开家，且要一路啼哭，直至进洞房。
新娘进入男方家大门之前，要烧喜神纸，进入大门后要劝新娘停止哭泣，进入洞房后要揭去新娘的红头巾，并供到堂屋中。
吃饭时让新娘在洞房内吃独席，由新郎为新娘添饭。
当晚，姑娘和小伙子要来庆贺，家里一片欢笑声和歌声。
第二天，新婚夫妇要到女方家回门，同时在女方家拜天地和祖先，岳父母同时给新郎一个银镯子。
从女方家返回男方家的路上，不管碰到什么人，新婚夫妇都要作揖。
返回男方家后，他们还要拜天地和祖先。
第三天去上祖坟。
新婚夫妇在姑娘和小伙子的陪伴下，挑着猪头等供品和食品去上男女双方家的祖坟。
回来后，新娘烧火，新郎挑水，给长辈和同伴烧洗脚水。
婚礼至此即告结束。
婚后7天内，新娘不能回娘家，也不能到其他地方住宿。
历史上，蒙古族有男子可以另娶，而原配妻子却不能改嫁的习俗。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已成新风，但蒙古族的离婚率是很低的。
[编辑本段]4、【宗教信仰】 宗教：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
成吉思汗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
直到元朝，萨满教在蒙古社会占统治地位，在蒙古皇族、王公贵族和民间中仍有重要影响。
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
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等。
蒙哥汗时期，蒙哥汗和皇族除信奉萨满教外，也奉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道教弟子和佛教僧侣，并亲自参加各种宗教仪式。
元朝时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及各地，基督教也受到重视和保护。
国师八思巴曾向忽必烈及其王后、王子等多人灌顶。
佛教取代了萨满教在宫廷里的地位。
但佛教的影响仅限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蒙古人大多信奉的仍然是萨满教。
16世纪下半叶，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迎进了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1578年阿拉坦汗和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在法会上索南嘉措被阿拉坦汗封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称号由此产生。
此后，在明、清两朝的支持和提倡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兴盛起来。
但萨满教在东部地区以祭祀、占卜、治病活动形式不同程度地幸存了下来。
在清政府倡导下，整个蒙古地区大造寺院，雕刻佛像，绘制壁画，铸造神像以及各种金属工艺随之发展起来，宗教气氛，风靡一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成了麻痹人民，驯服人民的力量。
祭祀： 祭“腾格里”，蒙古语音译，意为“天”。
蒙古族萨满教观念之一。
指上层世界，即天上；又指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先主”；还包含“命运”的意思。
祭“腾格里”是蒙古族重要祭典之一。
祭天分以传统奶制品上供的“白祭”和以宰羊血祭的“红祭”两种祭法。
近代东部盟旗的民间祭天活动，多在七月初七或初八进行。
祭火，蒙古族的牧民、猎民十分崇拜火，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笃信具有自然属性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认为火是天地分开时产生的,于是对“渥德噶赖汗·额赫”更加崇敬。
祭火分年祭、月祭。
年祭在阴历腊月二十三举行，在长者的主持下将黄油、白酒、牛羊肉等祭品投入火堆里，感谢火神爷的庇佑，祈祷来年人畜两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
月祭常在每月初一、初二举行。
此外还有很多有关火的禁忌反映蒙古人对火的崇敬，如不能向火中泼水，不能用刀、棍在火中乱捣，不能向火中吐痰等。
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人自古流传下来的宗教习俗，在每年水草丰美时节举行。
敖包是石堆意思。
即在地面开阔、风景优美的山地高处，用石头堆一座圆形实心塔，顶端立系有经文布条或牲畜毛角的长杆。
届时，供祭熟牛羊肉，主持人致祷告词，男女老少膜拜祈祷，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祭祀仪式结束后，常举行赛马、射箭、摔交等竞技活动。
敖包祭是蒙古人为纪念发祥地额尔古纳山林地带而形成，表示对自己祖地的眷恋和对祖先的无限崇敬。
这一信奉萨满教时最重要的祭扫仪式，现已演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
宗教音乐，也叫萨满教歌舞，由蒙古族萨满巫师表演。
使用圆形单鼓伴奏，鼓柄环上套有 铜钱等金属物，摇之沙沙作响。
以鼓鞭敲击鼓面，按鼓点节奏而舞。
祭祀歌曲、巫术歌曲等，则以吟诵及祝辞为主，舞蹈成分较少。
表演形式多为独舞，亦有集体歌舞，可吸收围观群众参加表演。
[编辑本段]5、【优美服饰】 那达慕 蒙古族服饰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
但因地区不同在式样上有所差异。
以女子长袍为例，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多穿宽大直筒到脚跟的长袍，两侧开叉，领口和袖口多用各色套花贴边；锡林郭勒草原的蒙古人则穿肥大窄袖镶边不开叉的蒙古袍；布里亚特妇女穿束腰裙式起肩的长袍；鄂尔多斯的妇女袍子分三件，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为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钮扣；而青海地区的蒙古人穿的长袍与藏族的长袍较为相近。
除了青海以外，男子的服饰各地差别不大。
春秋穿夹袍，夏季着单袍，冬季着棉袍或皮袍。
蒙古族平时喜欢穿布料衣服，逢年过节或喜庆一般都穿织锦镶边的绸缎衣服。
男装多为蓝、棕色，女装喜欢用红、粉、绿、天蓝色。
腰带是蒙古族服饰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长三四米的绸缎或棉布制成。
男子腰带多挂刀子、火镰、鼻烟盒等饰物。
蒙古族靴子分皮靴和布靴两种，蒙古靴做工精细，靴帮等处都有精美的图案。
佩挂首饰、戴帽是蒙古族习惯。
各地区的帽子也有地方特色。
内蒙古及青海等地的蒙古族的帽子顶高边平，里子用白毡制成，外边饰皮子或将毡子染成紫绿色作装饰，冬厚夏薄。
帽顶缀缨子，帽带为丝质，男女都可以戴。
呼伦贝尔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男带披肩帽，女带翻檐尖顶帽。
玛瑙、翡翠、珊瑚、珍珠、白银等珍贵原料使蒙古族的首饰富丽华贵。
男子的颜色多为蓝、黑褐色，也有的用绸子缠头。
女子多用红、蓝色头帕缠头，冬季和男子一样戴圆锥形帽。
蒙古族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似与族相似。
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 蒙古族传统服装——蒙古袍 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纽扣，格外醒目。
蒙古族服饰具有浓厚的草原风格。
因为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塞北草原，蒙古族人不论男女都爱穿长袍。
牧区冬装多为光板皮衣，也有绸缎、棉布衣面者。
夏装多布类。
长袍身端肥大，袖长，多红、黄、深蓝色。
男女长袍下摆均不开衩。
红、绿绸缎做腰带。
男子腰带多挂刀子、火镰、鼻烟盒等饰物。
喜穿软筒牛皮靴，长到膝盖。
农民多穿布衣，有开衩长袍、棉衣等，冬季多毡靴乌拉，高筒靴少见，保留扎腰习俗。
男子多戴蓝、黑褐色帽，也有的用绸子缠头。
女子多用红、蓝色头帕缠头，冬季和男子一样戴圆锥形帽。
未婚女子把头发从前方中间分开，扎上两个发根，发根上面带两个大圆珠，发稍下垂，并用玛瑙、珊瑚、碧玉等装饰。
还有比较有特色的是蒙古族摔跤服。
蒙古族摔跤服是蒙古族服饰工艺。
摔跤比赛服装包括坎肩、长裤、套裤、彩绸腰带。
坎肩袒露胸部。
长裤宽大。
套裤上图案丰富，一般为云朵纹、植物纹、寿纹等。
图案粗犷有力，色彩对比强烈。
内裤肥大，用10米大布特制而成。
利于散热，避免汗湿贴于体表；也适应摔跤角力运动特点，使对手不易使用缠腿动作。
套裤用坚韧结实的布或绒布缝制。
膝盖处用各色布块拼接组合缝制图案，纹样大方庄重，表示吉祥如意。
服装各部分配搭恰当，浑然一体，具有勇武的民族特色。
[编辑本段]6、【节日庆典】 传统节日有“白节”、祭敖包、那达慕、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打鬃节等。
蒙古族民间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是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年节，亦称“白月”，传说与奶食的洁白有关，含有祝福吉祥如意的意思。
节日的时间与春节大致相符。
除夕那天，家家都吃手把肉，也要包饺子、烙饼，初一的早晨，晚辈要向长辈敬“辞岁酒”。
在锡林郭勒盟民间除过年节外，还在每年的夏天过“马奶节”。
节前家家要宰羊做手把羊肉或全羊宴，还要挤马奶酿酒。
节日的当天，每个牧民家都要拿出最好的奶干、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摆上盘子里，用以招待客人。
马奶酒被认为是圣洁的饮料，献给尊贵的客人。
鲁班节，是云南省通海县西城的一带蒙古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举行，为期一天。
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人民从其他兄弟民族那里学会了建筑技术。
他们修建的房屋，不仅造型别致、美观，而且经久耐用，颇受附近各族人民的称赞。
为了纪念和庆祝在土木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就把农历四月初二定为鲁班节。
节日这天，外出修建的泥、木、石匠，无论路途远近都要赶回家里来欢度节日。
各村寨都要杀猪宰羊，搭台唱戏。
人们还把檀香木雕刻的鲁班像拾着，敲锣打鼓，游直各村寨，然后，大家汇集场上，唱歌跳舞。
他们最喜欢的舞蹈叫“跳乐”。
跳时，先由男青年作为先导，他们怀抱龙头四弦琴，边弹边跳，后面的人群群分成两行，有时围成圆圈有时互相穿插，队形多变，且歌且舞，场面十分活跃。
燃灯节，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待夜幕降临，家家点燃酥油灯，以示欢庆。
现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额敏县多数蒙古族已不过燃灯节；乌苏县蒙古族在燃灯节的—天多不燃灯，代之以各种娱乐形式。
节日后，各村寨忙着收小麦、油菜籽，犁田插秧。
干完这些农活后，工匠们又成群结队外出承包建筑。
[编辑本段]7、【美食佳肴】 奶豆腐 蒙古族富有特色的食品很多，例如烤羊、炉烤带皮整羊、手抓羊肉、大炸羊、烤羊腿、奶豆腐、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
民间还有：稀奶油，蒙古族常备奶制品；奶皮子；煺毛整羊宴，是蒙古族传统宴客菜，祭祀活动时也常用；熟烤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风味菜肴；白菜羊肉卷；新苏饼，蒙古族民间传统糕点；烘干大米饭，蒙古族风味小吃。
蒙古族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
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
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得”，意为“红食”。
蒙古族除食用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鹿奶和骆驼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如：酸奶干、奶豆腐、奶皮子、奶油、稀奶油、奶油渣、酪酥、奶粉等十余种，可以在正餐上食用，也是老幼皆宜的零食。
奶制品一向被视为上乘珍品，如有来客，首先要献上，若是小孩来，还要将奶皮子或奶油涂抹其脑门，以示美好的祝福。
蒙古族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肉。
羊肉常见的传统食用方法就有全羊宴、嫩皮整羊宴、煺毛整羊宴、烤羊、烤羊心、炒羊肚、羊脑烩菜等70多种。
最具特色的是蒙古族烤全羊（剥皮烤）、炉烤带皮整羊或称阿拉善烤全羊，最常见的是手抓羊肉。
蒙古族吃羊肉讲究清煮，煮熟后即食用，以保持羊肉的鲜嫩，特别是在做手把羊肉时，忌煮得过老。
但内蒙东部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喜食煮时加佐料，并把肉煮成酥烂的手把羊肉。
有些地区的蒙古族还喜将羊腰窝的肉切成大片，挂糊油炸成炸肉片，民间称为“大炸羊”。
牛肉大都在冬季食用。
有做成全牛肉宴，更多的是清炖、红烧、做汤。
还食用骆驼肉和马肉，油炸驼峰片蘸白糖，视为上肴，有经验的厨师还善于把牛蹄筋、鹿筋、牛鞭牛尾烹制成各种食疗菜肴。
为便于保存，还常把牛、羊肉制成肉干和腊肉。
在日常饮食中与红食、白食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蒙古族特有食品──炒米。
西部地区的蒙古族还有用炒米做“崩”的习俗。
用炒米做“崩”时加羊油、红枣、红、白糖拌匀，捏成小块，就茶当饭。
未经蒸炒的糜子多用来与肉丁煮成粥，糜粉可以烙饼；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蒙古族日常饮食中也日渐增多，最常见的是面条和烙饼，并擅长用面粉加馅制成别具特色的蒙古包子、蒙古馅饼及蒙古糕点新苏饼等。
西部阿拉善、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也有用面粉做成馓子状的“章汝”的习惯。
东部的哲里木盟盛产荞麦，用荞麦粉烙制的煎饼是当地较有特色的一种食品。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
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或奶皮子，或炒米等，其味芳香、咸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
有人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
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大部分蒙古族都能饮酒，所饮用的酒多是白酒和啤酒，有的地区也饮用奶酒和马奶酒。
蒙古族酿制奶酒时，即先把鲜奶入桶，然后加少量嗜酸奶汁（比一般酸奶更酸）作为引子，每日搅动，3—4日待奶全部变酸后，即可入锅加温，锅上盖一个无底木桶，大口朝下的木桶内侧挂上数个小罐，再在无底木桶上坐上一个装满冷水的铁锅，酸奶经加热后蒸发遇冷铁锅凝成液体，滴入小罐内，即成为头锅奶酒，如度数不浓，还可再蒸二锅。
每逢节日或客人朋友相聚，都有豪饮的习惯。
马奶酒是鲜马奶经发酵制成，不需蒸馏。
『奶酒扒肉』 马奶酒 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
马奶酒、手扒肉、烤羊肉是他们日常生活最喜欢的饮料食品和待客佳肴。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
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
随着科学的发达，生活的繁荣，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
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
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曾为元朝宫廷和蒙古贵族府第的主要饮料。
忽必烈还常把它盛在珍贵的金碗里，犒赏有功之臣。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
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干大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
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名。
浩罕汗国 和 洪福汗国 有什么联系
在新疆回变之后, 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进入新疆,逐步占领南北疆,并成立洪福汗国 浩罕汗国（1710～1876） Kokand，Khanate of 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
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
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其次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
16～17世纪时，费尔干纳属布哈拉汗国，后逐渐脱离其控制。
1710年，乌兹别克明格氏族首领沙鲁赫建立以浩罕城为首都的独立国家。
1760年（中国清朝乾隆二十五年），浩罕 统治者额尔德尼曾归附中国 。
他的继承人纳尔布塔（1770～1800年在位） 加强浩罕对费 尔干纳的统治，并继续对中国称臣 ，阿利姆（1800～1809年在位） 开始采用汗的称号，他在同布哈拉争夺霍占特和乌拉·丘别的斗争中获胜，并征服塔什干和奇姆肯特。
在奥马尔汗（1809～1822年在位）和马达里汗（全名穆罕默德·阿里，1822～1842年在位）的统治下，汗国进入鼎盛时期。
它的疆域西北临咸海，包括锡尔河下游附近的哈萨克草原；东北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中国地区；南达喀拉提锦等山区领地。
马达里汗多次侵犯中国喀什噶尔地区，竭力支持该地和卓后裔进行叛乱活动。
在胡德亚尔汗时期（1845～1858），汗国的统治者趁新疆动乱之际，企图入侵中国领土。
1865年，汗国阿克曼吉特要塞司令阿古柏侵入中国南疆地区并自己称汗。
1876年（光绪二年）清朝政府派左宗棠进军新疆，粉碎企图分裂中国的阿古柏反动政权（见阿古柏事件）。
另一方面，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的对抗加剧，穆扎法尔曾两次（1863、1865）占领浩罕，从而削弱了浩罕汗国抵抗俄国侵略的力量。
1876年初俄国吞并浩罕。
19世纪上半期，经济生活和文化建设出现高潮。
浩罕人民进行空前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促进农业特别是植棉业的发展。
养蚕业和园艺也很发达。
布匹、书写纸张、陶器等享有盛誉。
浩罕、塔什干城为当时中亚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与附近牧区、中国、俄国等的贸易关系密切。
1865年秋，浩罕被俄国支持的布哈拉汗国再次战败，丢失塔什干，约7000名残部在玉努斯江率领下逃入新疆投奔同族阿古柏。
得到这支生力军的阿古柏实力大增，再次进攻叶尔羌。
正在战斗出现胶着时，不安于做傀儡的布苏鲁克在喀什噶尔发动兵变，意图摆脱阿古柏。
阿古柏立即与叶尔羌回军签订合约，撤出战斗，回师喀什噶尔。
布苏鲁克虽是“圣裔”，打仗却是不行，坚守41天后失败。
布苏鲁克被驱逐出新疆，阿古柏立其堂兄卡塔条勒为汗，继续做自己的傀儡。
1866年6月，阿古柏第三次进攻叶尔羌，热西丁和卓派伊斯哈克救援，加上原有的阿奇木伯克尼亚孜的部队以及回军，共计两万多人，足有抵抗能力。
而尼亚孜却暗通阿古柏，透漏了联军夜间偷袭的情报。
阿古柏用埋伏重创联军。
伊斯哈克、回军头领见取胜无望，相继投降，叶尔羌终于为阿古柏所有。
12月，阿古柏进军和田，为了避免损失，首先派人知会统治者哈比布拉“帕夏”，称自己只是想参拜圣人陵墓——乌鲁克麻扎，别无他意。
哈比布拉是个没头脑的宗教信徒，以为阿古柏于自己一样，便出城迎接。
阿古柏豪不客气，将他囚禁，迅速占领和田。
和田军民发现受骗纷纷拼死反抗，阿古柏下令屠城，一月之间，和田5万军民倒在血泊中。
1867年7月，兵精粮足的阿古柏向着南疆最后一个大势力——热西丁和卓政权发起总攻。
首先攻克阿克苏，长驱直入偷袭牙依德，招降哈木丁率领的库车援军，夺取拜城，然后又攻占赛里木黑孜尔要塞，兵临库车城下。
热西丁和卓虽然组织过宗教屠杀，但在危机面前倒不是一个软骨头，率领军民死守，最后在巷战中战死。
和卓一死，库车剩下的军队失去了领导，彻底溃散，喀拉沙尔的守军向阿古柏投降。
至此，南疆七城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全部成为“哲德沙尔汗国”的领土。
已经站稳了脚跟的阿古柏不再需要傀儡了，可怜的卡塔条勒被毒死，阿古柏改国名为“洪福汗国”，自称“毕杜勒特”（洪福无量的人），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有了自己国家的阿古柏，开始了外交活动。
早在1865年，俄国就已经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以此换取在南疆的贸易利益。
但是，自己的祖国浩罕被俄国吞并，阿古柏对于俄国有着天然的防卫心理，反而和英国走得更近，对俄国的其他要求丢予以拒绝。
67年，俄国要求修建一座横跨纳伦河的大桥和一条直通喀什噶尔的公路，阿古柏予以拒绝，俄国于是在纳伦河岸修建碉堡，以次惩罚“阿古柏伯克对他的轻蔑态度”。
阿古柏于是和英国走得更近，68年派亲信纳扎尔访问遮旁普，试探英国对自己的态度。
并在喀什噶尔热情接待英国特使罗伯特.萧，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噶尔设立军工厂。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
这时候，陕甘回民起义军余部在白彦虎的率领下来到新疆，阿古柏将其收编，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到1871年底为止，乌鲁木齐、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
而对于俄国的要求，阿古柏一律不予理睬，坚决要求俄国先要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否则不会有任何谈判，“想要进来只有踏着我自己和我忠实军队的尸体才有可能。
”俄国于是在1871年7月占领了伊犁，以震慑阿古柏。
阿古柏害怕了，不得不与俄国签订了《俄阿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关税按2.5%收取。
为了遏制俄国，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访问奥斯曼帝国。
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噶尔，此举使“洪福汗国”在伊斯兰教法上获得了合法地位。
同时，还于1874年2月2日与英国签订《英阿条约》，除了和《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民间故事中的英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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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疆历史，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欧亚大陆腹地,从古至今,新疆不仅是祖国陆上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横贯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中介要衢.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枢纽,特别是汉代以后,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益趋重要,其政局安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局势和社会稳定,诚如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序中所言：新疆“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尽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而每当新疆发生战乱,外敌入侵和中央政权重新统一新疆的时候,作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新疆各族人民都能自觉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抵御外来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和尊严,为捍卫西北边陲安全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英勇奋斗,并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汉朝统一西域的历史进程 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来以久.近代以来新疆各地考古发现显示,新疆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陶器色彩、花纹,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显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经济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至先秦时期,这种联系得到进一步增强,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距今年代为3000多年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经科学鉴定使用新疆玉石作为材质制作的玉器约300件.这一时期的我国典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也有不少关于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交往联系的丰富内容记载,进而也佐证了这些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加深了两地之间人们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奠定了汉代以后新疆成为祖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今天的新疆地域范围,在汉代我国史书中被称为“西域”,其涵意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对于天山南北诸地的认识,以及汉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联系.“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新疆地区自西汉以后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汉朝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的管辖 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多层次各级官署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有效地行政管辖,在出土文书中也有详细反映.例如,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加盖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西州都督府、伊吾军、高昌、柳中、轮台、天山、蒲昌等县朱泥印文的文件.除此,还发现不少属“告身”内容的文件,著名的有《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等,“告身”是由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机关颁发的官价证或委任状书,这些告身上不少都有刘仁轨、李林甫、杨国忠等唐朝官员的签署. 唐朝政府根据西域各地不同的社会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军政管辖和治理.如在北庭大都护府治下的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指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实行军政分离,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行政管理制度,其民编户,民众向官府缴纳租赋；非汉人生活聚居区,则实行 “羁縻府州制”.“分其部落,列置州县”,“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特点是继续保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体制,军政合一、首领世袭,假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名号,允诺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其民不编户籍,虽贡赋,则不入户部.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推行的这种二重化管理体制,即实行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对后来各朝历代治理西域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兴起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结束了唐末以后西域诸地纷争、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蒙古汗国以及元朝的统治对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统治西域初期,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实施对西域地区的的统治：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亦即所谓“城郭诸国”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由蒙古大汗派遣官员直接进行军政管辖,例如1221年在阿力麻里城设置的“达鲁花赤”应是蒙古大汗在西域设立的最早官吏.“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官”,其职责“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系蒙古所占地方和官衙中最高监治长官.蒙古人还在别失八里、独山城(今木垒县)诸地设置“达鲁花赤”.1251年,窝阔台汗时期,在西域建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任命麻速忽(一译马思忽惕)为省事,按《元史·百官志》记载：“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此行尚书省因袭金制,也是后来清朝行省制度的前身.至于西域地区的阿尔泰山、天山周围草原地带,成吉思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分封于其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所辖.两大汗国对域内政事有裁决权,但依旧是蒙古大汗的藩属地,各汗国首领的承嗣仍由大汗委派任命,亦即所谓“边藩诸王奉大汗为宗王,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 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管理进一步加强,各项政策日臻完善.为便于管理经济事宜,元朝政府在今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先后设立了主理农桑事宜的“提刑按察司”,（后迁往吐鲁番地区,一称霍州畏兀按察司,）、专理元中统、至元钞之发行和管理的“交钞提举司”,以及“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交钞库.军政管理机构方面则设立有“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按宣慰司“掌国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之建立与元朝在内地建立的政府管理的行政机构完全一致,这是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诸地统治趋于加强的具体反映.与此同时,鉴于平定“西北宗王”叛乱的战略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各地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如1279年设置的 “斡端宣慰使(司)元帅府”,1280年设置的别失八里 “万户府”,以及1295年建立的“北庭和曲先塔林(今库车、塔里木周围地区)都元帅府”等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 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大体上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此前实行的是“军府制”,之后则由实施多种军政管理体制转换为统一的“郡县制”.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先后平定天山北部的蒙古准噶尔之乱、以及天山南部的伊斯兰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完成了统一天山南北,安定西北边陲的大业.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基本上沿袭西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域地区的政策,后人称为“军府制”,实质上是一种“以军统政”的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视各地军事要冲以及战略地段之繁难,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地委以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则委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因为天山北部是清朝治理的中心地带,伊犁已经成为新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政治中心,故于此地驻扎设置将军,以1762年建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官府驻地在“惠远城”.鉴于新疆地域辽阔、区情复杂,为减少层次,提高管理效率,在伊犁将军的节制下,分别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理部分地区：前者具体总理南路的8城,后者主管北路乌苏以东及吐鲁番以北的地区. 在“军府制”的总体框架之下,对地方行政事务管理则从天山南北各地社会实际出发,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等不同政策：即对于天山北部和南疆东部的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统治,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理,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多为内地移居过来的汉人,其社会生产与生活习俗俱同中原地区；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持当地的“伯克制度”.伯克意为“首领”.但是对其进行了改革,如废除了伯克世袭制,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伯克的选任标准强调对于清政府的效忠态度等等；对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即扎萨克可以世袭,对本部事务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服从清朝管辖.显然,清朝的这些民政治理措施是与其军政管理制度相吻合的,也适合当时新疆社会实际,天山南北各地因此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局面. 清朝在新疆统一后实行的“军府制”与汉唐时期相比,一是从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政令的统一；二是民政比重在机构总体中增大.政令的统一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统筹治理,有利于维护这一地区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民政比重的增大反映了清朝政府开始将经营新疆的注意力,从历朝统治者过分偏重于军事,而更多地转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上.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军府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妨碍清代新疆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障碍.其弊病突出表现在：首先,政出多门,多元体制导致权力分散,不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其次,地方官吏以军事管理为主,将民政事务委于各级伯克和扎萨克管理,虽某一段特殊时期是可行的,可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因俗施治”特点,产生了强调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特征倾向,地方首领权力过大则可能为其在特定条件下分离自立提供一定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近代社会进程,新疆内外忧患日益严重,同治年间新疆境内爆发的民乱沉重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制度,1865年,入侵新疆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与新疆封建和卓势力相勾结,入境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乘机侵占了我伊犁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西北边疆危机.1875年,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大批清军入疆,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入侵者,1881年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维吾尔地区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残余的伯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要求,封建伯克制度也受到沉重打击.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因此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疆建省之举,清朝朝野酝酿已久.早在1820年,著名政治家龚自珍在其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就提出新疆建省设想.尔后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折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奏论述,遂使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对新疆各地的军政统治和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光绪十年（1884）十月,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按率领清军驱逐阿古拍入侵势力,并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的左宗棠奏议中言,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 意为原来是中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自此,西域名称逐渐为新疆一名替代. 新疆省建立后,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也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置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新疆作为中国一个政区单位名称开始出现于版图上.它结束了自清朝乾隆以来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一致,政令一致,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反动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对于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保证近代中国西部领域安全客观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军政管辖,新疆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建置立制,实施军政管辖,从未间断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虽然,由于历朝统治控制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弱时强.但是,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大趋势却始终没有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2]正由于如此,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来就与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祖国强大富强,新疆就发展繁荣,祖国衰弱落后,则新疆遭受外敌侵占屈辱. 维护国家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我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此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像中国这样能够长期保持统一,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被割断的国家,在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所决定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由许多局部性统一,再到全国的统一而逐步完成的.像秦始皇削平战国六雄进而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一样,匈奴对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同样是秦汉时期统一大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同理,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的时候,天山北部的乌孙等已经完成了游牧区的局部整合.之后,魏晋时期柔然、高车、突厥诸族在西域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融合交流又为隋唐时期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统一奠定了条件.吐蕃人对天山南部地区的控制,随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对西域各地的统一管辖,实际上又为蒙古元朝最终完成对包括西域诸地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元末明代,成吉思汗后代相继对于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也为后来清朝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新疆不仅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而且,历史上新疆各民族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治理顺应了国家统一的大势,有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得到各族民众的拥戴和积极配合.曾几何时,东汉时期的班超仅带领36人的小分队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就完成了对天山南麓各地的收复；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时,各族竞相归附；蒙古初兴漠北,高昌回鹘便遣使自愿归属；清朝初立,叶尔羌,哈密各地首领就自动派遣使臣前往朝贡以示归属,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往和密切的亲情关系. 国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固然不易,长久地保持和维护这种统一态势更需要付出代价.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曾有大量西域诸地的各族士卒参加,史书里所谓“安西及西域之众”指的就是他们.蒙古汗忽必烈鼎立中原后,西域曾有“西北宗王”起兵叛乱,当时归附元朝的高昌畏兀儿首领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护吐鲁番盆地一带地区,至元十二年（1275）,叛军拥兵十二万围困火州城（今交河古城）,逼迫畏兀儿投降,火赤哈儿的斤言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3]展示了畏兀儿人忠贞不二的坚定决心.清朝时期,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场坚定,屡建战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越[4]贡献,今天矗立在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新疆各族民众这种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浓烈的热爱,以及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内聚力,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备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侵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从而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率兵入侵新疆,并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此间,凡是侵略者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都与阿古柏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斗争.在喀什噶尔,当地数千名柯尔克孜族群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英吉沙,为了抵挡入侵者,当地各族军民英勇奋战,守城40天,许多人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1867年,为了报复和田各族人民的抵抗斗争,阿古柏竟残酷杀害了当地居民5万多人.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喀什、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汉等各族农民纷纷拿起简陋的武器,奋起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去. 阿古柏侵占天山南部期间,沙俄乘机出兵强占了我国的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屈服,坚持抵抗了50多天,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付出了很大牺牲.伊犁河之战共有3000多军民参加战斗,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1875年,清朝派遣大军收复新疆,这一军事行动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和积极支援.远在伊犁的锡伯族组织300多人将自己生产储备的粮食送到军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阿古柏军队时,城中的维吾尔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情报送到清军军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收复该城的战斗.在收复南疆诸城的战役中,很多维吾尔族群众或充任向导,或随军参战,“随同官军搜剿窜贼”,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南下.库车、阿克苏等地人民奋起驱逐侵略者,关闭城门迎候清军到来.阿图什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自动负担起阻击侵略者从该地区逃跑的任务.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则设计擒获阿古柏的帮凶送交清军,并在清军鼓舞下,团结起来将侵略者逐出境外.对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英勇表现,事后连刘锦棠都感慨地称道：“实属奋励可嘉”.正是由于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清政府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被入侵者占领了长达13年的大半个新疆终于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团结一心,浴血奋战,与外来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