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是什么
公安局 检察院 法院 这三个部门都是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至于实际工作中是否依法,看人品.
2011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问题或者重要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
2011年5月时事政治(5月国内时事政治\\\/国际时事政治) 2011年5月1日起，一批新法律法规施行。
取消部分死刑罪名、醉酒驾车将受严厉处罚、禁止在面粉中添加“面粉增白剂”……一系列新的规定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
2011年5月1日深夜，奥巴马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将本•拉丹击毙。
2011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考察工作。
2011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20位来自首都各界的青年代表在中南海座谈，共话青年成才之路。
2011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考察工作。
2011年5月4日，据新华社报道，经国务院同意，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王晨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2011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
2011年5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办公室下发通知指出，根据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日赔偿额为142.33元。
2011年5月7日至8日，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成都举行。
2011年5月7日，我国目前最大的无人直升机——V750无人直升机在山东潍坊首飞成功，填补了我国中型无人直升机的空白。
2011年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11年中国航海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透露，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水产品的总产量已经近20年位居世界首位。
从2010年起，我国不仅是航运大国、海洋大国，更跃居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2011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011年5月9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出席。
2011年5月10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对学习宣传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宣传吴孟超院士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医德，宣传他的爱党爱国爱民情怀。
要把宣传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5月10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
2011年5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
2011年5月11日19时40分，专案组经过缜密侦查，并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在丰台区友联时代网吧将石柏魁抓获归案。
历时58小时破获了故宫博物院斋宫诚肃殿展品被盗案。
201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3%，PPI上涨6.8%。
\\\\ 2011年5月12日，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专项治理工作。
2011年5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5月18日起，再度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011年5月12日，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未实行“一套一标”，每套处5000元罚款。
构成价格欺诈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011年5月12日，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首度明确“十二五”期间力争实现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下降10%，其中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降低15%。
2011年5月13日，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2011年5月13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蜂蜜》等4项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详情 时政问答 当地时间2011年5月13日，巴基斯坦西北部恰尔萨达(Charsadda)地区一处边防军训练中心连接遭到两次自杀式爆炸袭击。
死亡人数至少达70人。
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随后声称对当天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负责，称这是对本.拉登被击毙后的首次报复行动，并威胁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2011年5月15至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率军方高级代表团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隔七年后再度访美。
2011年5月16日，全国创建“文明网站”活动视讯会议召开，会上全国百家网站向全国网站发出争创“文明网站”倡议书，倡议全国网站携手并进，传播网络先进文化，树立网络道德风尚，提高网络服务质量，为建设文明、健康、安全、和谐的网上精神家园而共同努力。
2011年5月17日，一直备受关注的“高晓松醉驾案”在北京一审开庭，法院给出“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的最高量刑，宣判后，高晓松未表示上诉意向。
这是继5月1日起“酒驾入刑”实施以来，国内首例“最高量刑”判决。
另悉，北京“醉驾入刑第一人”李俊杰醉酒驾车案，同日公开审理，法庭认定李俊杰危险驾驶罪成立，并当庭判决对其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2011年5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5月20至26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在北京、黑龙江、吉林、江苏参观考察。
2011年5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当地时间2011年5月21日，越南平阳省救援机构证实，一艘游船20日夜在该省境内的西贡河上沉没，至少造成船上15名乘客失踪。
失踪者中包括4名中国人。
2011年5月22日，第四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菅直人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
2011年5月22日深夜，位于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迈赫兰海军航空兵基地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一架P－3C“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在内的多架飞机被毁，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8名武装分子。
2011年5月23日上午，首都各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贾庆林出席。
2011年5月24日零时，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地下电站的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
此举标志着中国在利用长江汛期弃水发电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详情 时政问答 2011年5月24日，伊朗西南部阿巴丹炼油厂因天然气泄漏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22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正准备出席该炼油厂新一期工程的落成典礼，他在事故中安然无恙。
2011年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听取关于侨务工作的汇报。
2011年5月25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预防腐败局《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进一步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
2011年5月30日，据新华社报道，为缓解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抑制高耗能产业发展、保障民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起，15个省市工商业、农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上调1．67分钱，但居民用电价不变。
2011年5月30日上午，历时4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2011年5月30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鉴于韩国政府反朝活动日益加剧，朝鲜军队和人民同李明博政府“将不再接触”，并将切断朝韩东部地区的军事通信线路，关闭金刚山地区的通信联络所 2011年6月时事政治 2011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研究部署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2011年6月1日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施行。
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加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11年6月2日，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大意义，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2011年5月31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湖北考察工作。
从鄂西北山城十堰到省会江城武汉，胡锦涛深入基层干部群众，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进行调查研究。
2011年6月3日，也门首都萨那的总统府遭反对派领导人萨迪克•艾哈迈尔为首的部落武装炮击，造成总统萨利赫以及也门总理、一名副总理和议会议长等10名政府高官和高级军官受伤，萨利赫的数名保镖死亡。
2011年6月4日，在2011年法网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娜以2比0战胜意大利选手斯齐亚沃尼，夺得冠军。
这是亚洲选手第一次夺得大满贯赛单打冠军。
2011年6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2011年6月8日，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上海市卢湾、黄浦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浦区、卢湾区两区建制撤销，设立新的黄浦区。
“撤二并一”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2011年6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和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
2011年6月9日，据新华社报道，从国家国防科工局获悉，我国第二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二号于9日17时10分飞离月球，奔向距地球150万公里的深空。
2011年6月11日晚，第三届海峡论坛在福建厦门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论坛。
2011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第三届海峡论坛上，宣布了大陆各有关部门惠及两岸民众的新举措，涉及旅游、航空、入出境、海西和平潭规划、采购、农民创业园、交流基地、台湾民众在大陆就业、两岸各类协议、食品安全等方面。
2011年6月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阿斯塔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定于15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峰会。
2011年6月13日，2011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在京启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他指出：为进一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举办以“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有针对性地普及食品安全法律和知识，十分必要。
2011年6月13日，越南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了海上实弹演习，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12点。
2011年6月13日，在伊拉克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安全人员在自杀式袭击事件现场警戒。
伊拉克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当日上午发生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导致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6人死亡，另外25人受伤 2011年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经济指标数据，CPI上涨5.5%。
2011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011年6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研究部署进一步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201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成员国元首出席。
会议将回顾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发展经验，对未来10年组织发展方向作出战略规划。
2011年6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举行会谈。
会谈后，两国总理签署了关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1年6月17日，第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
2011年6月1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后，两国总理签署关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日上午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出席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典礼并作重要讲话。
2012年6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乌克兰开始进行国事访问。
2012年6月20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20日深夜发生的图-134客机迫降事故中，共造成44人遇难。
201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党建研究会在京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
2011年6月21日零时1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0号”卫星送入太空。
“中星10号”将接替“中星5B”为我国及亚太地区用户提供通信和广播电视等业务。
2011年6月21日，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任命潘基文先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2011年6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审议并原则通过《戒毒条例（草案）》。
2011年6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表决，批准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2011年6月24日，应匈牙利共和国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上述三国进行正式访问。
2011年6月24日，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1年6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北京会见了越南领导人特使、越南副外长胡春山。
胡春山转达了越南领导人关于两国关系和近期南海形势的意见。
戴秉国阐述了中方在发展双边关系及海上问题的立场和主张。
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同胡春山举行了会谈。
2011年6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25日傍晚乘专机抵达英国伯明翰，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2011年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
6月26日，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6月26日15时48分，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北纬32.4度，东经95.9度）发生5.2 2011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维持一审稿中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即起征点每月3000元不变。
2011年6月27日，据外电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北京时间当晚7时30分)，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
2011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1年6月28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现任法国女财长拉加德将出任IMF总裁。
2011年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苏丹总统巴希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列车穿越1318公里，京沪间时空距离缩短到不足5小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南站出席京沪高速铁路通车运营仪式，并乘坐首发列车G1次考察运营情况。
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根据决定，个税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
2011年6月30日，青岛胶州湾大桥和胶州湾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和中国最长海底隧道，这“一桥一隧”在青岛同时建成通车。
2011年6月30日，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埃及媒体称，有数千人参与其中，示威人群与警察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千余人受伤。
据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消息，截止北京时间6月30日凌晨1:00，埃及卫生部已经确认有1114人在冲突中受伤。
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
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
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
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
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
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
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
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
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
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
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
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
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
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
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
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
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
《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
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
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
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
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
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
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
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
《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
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
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
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
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
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
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
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
《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
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
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
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
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
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
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
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
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
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
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
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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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理人情 传说中，戈涅是一个小，她有一个哥哥，在反对国王争中死亡了。
国王克里奥颁布法令：将叛军阵亡者暴尸城下，谁也不准哀悼、不准殓，任凭乌鸦野兽啄食他们。
但安提戈涅却不听这一套，她勇敢地推开一众卫兵的阻挡，来到兄长的尸体面前，按照古老的习惯，拜祭和安葬了她的哥哥。
看守的士兵大概对国王的不人道的“恶法”也心怀不满，没有阻拦她，只是职责所在，还是把她带到国王的面前。
当国王咆哮着问：“你知道你犯了法吗
”安提戈涅却反驳说；“你的说话也能算是法律吗
宇斯并未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从未定下过这样的法律要人们遵守，因此我也不认为你的说话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 法律是什么
对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全人类已寻找了几千年，而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却是如此的简单——法律即是天理与人情
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喜怒和随意的咆哮。
在安提戈涅看来，尊敬和爱护兄长，是做弟妹的首要任务；而人死了就要埋葬，这也是人之常情。
即使是叛国者，死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不准安葬就是显失公平；掩埋死尸，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和保护，是天理，是神制定的自然法则。
而国王制定的人的法律，如果不符合自然天理，违反人性公理，那就是不好的法律。
不好的法律就不是法律。
尽管安提戈涅最后仍是被处死了，但“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的自然法学思想，以及”恶法非法“的念头，却在希腊人、罗马人以及整个欧洲人的意识里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2、一个萝卜的法律故事 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 某一天，我们故事的主角--萝卜降临到了世界上，可是，世界上却有两个人甲和乙都看上了这个萝卜，于是故事开始了...... 第一种版本：甲和乙争执不下，都说这个萝卜是自己的，这时候，甲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这个萝卜是自己的，并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
这个时候，甲和乙之间发生的诉讼，就是民事诉讼，这种案件叫民事案件，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指这种案子。
这种案件发生在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甲和乙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无论甲是公司CEO还是政府部门的局长，他在这个案件中，同乙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一样的，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获得法律上的特殊照顾。
在这里，甲如果想胜诉，想让法院判决这个萝卜归他，就必须向法院提交证明萝卜是他自己的证据，如果他的证据不足，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第二种版本：甲向行政机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或“政府部门”，但又有所区别)申请了行政确权，行政机关经过调查，作出了行政确认，确认萝卜是甲的，乙不服。
这时候乙该怎么办呢
他应该以作出行政确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确权，然后再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萝卜是自己的。
这个过程中，乙起诉行政机关的诉讼就是行政诉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告官”案件。
第三种版本：假如，甲通过法律途径，确认了萝卜属于自己，乙不服气，这时候，乙采取了极端措施，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头戴丝袜、手持尖刀、脚踏风火轮，跑到甲的家里，在甲正在无限深情的观赏自己的萝卜时，突然从窗户里跳了进去，用一把生了锈的、缺了口的、卷了刃的、异常锋利的、吹毛断发的屠龙宝刀威逼着甲，抢走了那个伟大的萝卜。
甲对失去这个伟大的萝卜十分伤心，当即拨打110报警，警察以讯雷不及掩耳盗钤儿响叮当之势将乙抓获，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后报请检察院批捕，并检察院依法对甲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并依法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审理后，以抢劫罪判处乙有期徒刑三年。
以上发生的就是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是法院对刑事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的一种诉讼活动。
萝卜的上面三种经历，向我们解释了三种诉讼的基本形态，至于抽象的法律概念，这里就不说了，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大家通过这个故事，先有个形象的认识吧。
3、性别鉴定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但在基层农村，由于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不生儿子不罢休之风日盛，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最近更有上升趋势。
大学生村官李晓英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时，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怀孕女子做性别鉴定的案例—— 已生一女孩的周某于2008年3月再度怀孕，她通过关系找人做B超，发现所怀又是女胎，遂到镇计生办以计划外怀孕为由引产。
为此，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其做胎儿性别鉴定的非法行为罚款5000元。
周某不服，在行政复议维持原决定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后判决：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周某负担案件受理费50元。
结合这个案例，李晓英告诉广大农民朋友：在我国，由于之前一度放任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女胎流产率极大提高，造成社会人口结构非正常发展。
因此，我国明令禁止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擅自进行或介绍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均属违法行为。
4、承包期内，村里无权单方收回果园 近几年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和进城做生意，溧水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矛盾十分突出。
2005年，甲村王某与村委会签约承包本村果园，承包期为15年，每亩每年承包费为100元。
后来王某做木材生意，于2008年搬到城里居住，根本无暇顾及果园。
在这种情况下，王某于2008年12月以每亩每年260元的价格将果园转包给同村李某,转包期以果园剩余承包期为限。
后来，村委会以果园属集体所有、王某无权转包谋利为由，将果园强行收回并转包他人。
王某与村委会多次协商未果，遂向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庭裁决村委会有权收回王某的果园。
王某不服，又向县法院起诉，要求村委会返还果园并赔偿损失。
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王娅一边讲故事一边讲法律：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当事人可自行和解，也可请村委会、乡（镇）政府等调解。
调解不成或不愿和解、调解的，可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申请仲裁，或直接向法院起诉，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为二年。
不服仲裁裁决，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在这个案子中，法院认为：在约定的承包期内，王某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交纳承包金，村里无权单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也不能阻碍进城农民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
判决村委会败诉，返还强行收回的果园，并赔偿因此给王某造成的损失。
不少村民收听广播后，放弃了因土地流转而无理取闹的念头。
“大学生法制讲坛”给农村带来一份和谐。
5、身边的法律小故事 法律是最公正的，它没有丝毫弄虚作假，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去找法院，法院会根据法律帮你申张正义的。
如若不信，就看看下面这个小故事吧
在我外婆的村子里，有一位爷爷，他姓张，大家都叫他张老汉。
张老汉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娶妻，所以膝下无子无女，便去领养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
自从张老汉有了这个宝贝儿子之后，整天跑东跑西，忙里忙外去挣钱，只要能挣钱的活，再苦再累，他都干，张老汉这么苦为了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能让他的孩子上好学，过好日子，将来能养他的老。
小的时候，张老汉的养子经常欺负村里的其他小朋友，可张老汉不管，无论他的儿子是对或是错，他都惯着他，他养子有什么要求，张老汉也一一答应。
当养子高中毕业后，张老汉又托人帮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后来，张老汉又借债帮助他娶了一个蛮漂亮的老婆。
当张老汉的养子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的时候，养子竟把张老汉一脚踢出门外，说自己没有义务赡养他，因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这几句话，气得张老汉差点晕过去。
张老汉愤愤不平地回到村子里，到处诉苦，三番两次去找儿子要赡养费，可都被儿子轰出门外，有好心人劝张老汉上法院。
张老汉一狠心，把养子告上了法庭。
法院依照《婚姻法》第20条明确规定的“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所以张老汉的养子对张老汉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法庭判定张老汉的养子每年必须向张老汉支付赡养费1600元整。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张老汉不是把儿子告上法庭，而是一味的去找儿子，缠着儿子要赡养费，那么张老汉会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
6、审判者的地位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有这样一个的情节。
铁掌帮帮主裘千仞作恶多端，终于被几大高手围于华山绝顶，眼看就要恶贯满盈了。
情急生智，于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法学命题。
你们今天要打我杀我，说我罪该万死，可是作为审判者的你们，难道就没做过什么该死的事吗
如果做过，还好意思来审判我吗
于是那些正派高手一时都傻了眼。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被裁判者的故事，这里说的却是裁判者的事。
西方法理有云：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意思是裁判者应该保持中立。
与双方利益无涉。
说到底，是一个裁判者地位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裁判者可以是各种人，包括路过的路人、村里的神汉巫婆、庙里的观音菩萨……都可以被找来“主持公道”。
当然，最常用的裁判方法，是让村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评评理——大家都不愿惹上国家机关。
为什么，因为国家的裁判者，常常要站在国家的一边。
他们甚至可以因此不考虑小民的生计。
有这么一个案例，说得是两个少女，因受骗参与了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最后的审判结果——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后来的事，是那些法学家、法官、学者、警察在荧幕面前撒了很多眼泪，说这两个花季女孩“糊涂”，直为她们“感到可惜”。
但是，从他们那坚决的判决上来看，我们却很难看到任何他们感到“可惜”的迹象，据我国刑法规定。
运送毒品法定数量之上，可判处的刑罚有三种，一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无期徒刑，三是死刑。
死刑里还可以判做死缓和立即执行，而这几位悲天悯人的法官，却直接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可以说，他们利用法律直接剥夺了两个“花季少女”的生命……
三级法院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 说了什么事
论司法独立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制度重构。
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司法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这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司法工程当中，司法独立无疑是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
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有人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但日渐加快的社会民主化、国家法治化进程使这司法独立的种种不足暴露无遗。
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真正独立已经迫在眉睫。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
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
”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
”[1]正因为如此，司法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还包括公安机关。
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
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
[2]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3]宪法从审判权（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
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
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4]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
[5]如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拘束”。
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程序。
[6]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7]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
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
所谓本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
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内才能进行区别。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
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
这些不同的特点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
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
”[8]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9]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10]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
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
”[11]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
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
[12]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
[13]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14]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可想而知。
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
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15]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
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立的精神。
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
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
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
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
虽然制度的改良不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
法院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
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
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16]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
正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
”[17]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的危险局面。
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
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
司法人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
要消除这些弊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
章武生，吴泽勇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
2.高级法院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院。
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3.中级法院的改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派出机构。
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
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
[18]这种构想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
前述方案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19]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
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之忧。
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
二是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
现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为的直接指导，[20]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
其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约束。
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
尤为重要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实现纠错的功能。
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
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
审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
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
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意。
[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
更严重的是，由于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
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报就随意作出判决。
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
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
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这是不争事实。
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第二，经验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养的人少。
[22]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
也许正是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官之间无法平等。
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
出现这些情况确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
等级有别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
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
[23]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的经验和智慧。
“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
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
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腐败可想而知。
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
[25]新闻自由发挥推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
只要使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得。
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
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
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高，是件大好事。
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
而在法律报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
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响司法独立。
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四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我们追求司法独
怎样认识档案工作新常态
最后陈述权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
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还凸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对旁听民众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
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此外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理论基础 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
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
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
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
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
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
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
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
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另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必须以当庭口头陈述为唯一的形式，任何书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头陈述。
因此，最后陈述权又被认为是言词原则的当然体现。
所谓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即口语形式进行。
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发展。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
因此，书面辩护词等任何书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为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理由。
可见，作为现代审判原则之一的言词原则也是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最后陈述权-功能 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权 其一，作为法庭审理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
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陈述对案件的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
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又常常能够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被告人的主观个性特点。
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较之其以前的各种陈述，往往有新的内容。
因此，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其他新的情况，法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而不是径行休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 其二，最后陈述程序可以突显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
如果说前述一方面是出于能够准确地惩罚犯罪的考虑的话，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程序的关注也日渐强烈，过去那种程序法是实体法的附庸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甚或实务界的主流观点。
人们意识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又是多元的。
其中程序能够体现当事人做人之尊严的价值引起了充分注意。
“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 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
”不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无实质的影响，最后陈述程序还是可以让被告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
虽然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境地难免会对其心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因此，为被告人设置一个释放情感的平台并非毫无必要。
当然，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并非可以毫无边际、言无不尽，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个案的形式向旁听民众宣示法律以及劝诫民众切勿违法犯罪。
本来，教育功能应当说是整个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功能。
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往往会带有更为浓烈更为直接的教育色彩。
被告人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情感丰富地向人们展示其内心感受，具有一种“最后的临别赠言”的性质。
有一些陈述可能与认定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并无机会做出。
而各国立法对被告人最后陈述的限制一般都是“与本案有关”或者“不离题”，这类陈述虽说与认定事实无关，但应当说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是“不离题”的。
况且这类陈述还会关系到量刑时所考虑的认罪态度问题。
最后陈述较之于其他庭审的过程可能更会打动旁听民众，体现出劝诫教育的功能。
当然，法官也不能因于此而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向这方面引导，毕竟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它还承担着体现被告人做人尊严的功能。
最后陈述权-性质定位 审判 从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应当说被告人之最后陈述权是属于辩护权的范畴。
所谓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内容进行辩解、反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对控告进行辩护的权利。
一般认为，辩护权具有三个特性：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
最后陈述权也是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
最后陈述权的专属性意味着它是专属于刑事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即使有律师代为发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还是可以进行最后陈述。
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便规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三）即使有辩护人为他作了发言，对被告人仍然应当询问他是否有为自己辩解的陈述。
”在防御性方面，最后陈述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
它本来就是立法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而多为被告人附设的一道防线，在形式上又体现为被告人作为防御一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陈述权的绝对性应当体现为只要一个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诉和刑事审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如何，他都应享有最后陈述权。
我们不能以罪轻为理由认为没有最后陈述的必要，从而限制剥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在第523条规定“最后陈述的进行”时便提出：“……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要求最后发言，应当得到允许，否则导致行为无效。
”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权相比，最后陈述权有着独特之处：一是最后陈述的主体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辩护人代为行使，这显然有别于其他的辩护权；二是在最后陈述中，并不存在如其他辩护权中控辩双方直接意义上的对抗，在这一阶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进行陈述，不存在控方的辩驳，其意见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后陈述权又不完全是一种辩护权。
最后陈述权有一个功能是突显被告人的尊严感，释放被告人的内心情感。
而辩护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体现为一种对抗。
有些情况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不具有对抗性，仅仅是一些抒情性质的发挥，最后陈述权会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的这种性质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国家追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意味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
当然，被告人情感的释放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应当是与案件有关的。
最后陈述权-限制 模拟最后陈述权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应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也不例外。
本文认为，对最后陈述权的限制应当仅限于在内容上的限制，在陈述形式上不应有任何的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以陈述时间过长为由打断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应当说这是对最后陈述权的一种侵犯。
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时语气慷慨激昂，有时也会被法官以语气不对为由打断，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对最后陈述权在陈述内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损害国家、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底限。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情况，如有的被告人会在最后陈述中蔑视甚至辱骂法庭、公诉人、侦查人员，有的被告人会对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侵犯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
对此法官应予制止，进行批驳、训诫，如果被告人不听，视其情节轻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处罚或对其另外追究责任的处理。
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也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内容不得离题。
所谓“不得离题”，即必须与本案有关。
对“与本案有关”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被告人关于悔罪的倾诉、对犯罪心理的讲述以及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的评判等等都应当认作“与本案有关”。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被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情况已经构成了对最后陈述权的侵犯。
对于“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应当慎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是否与本案无关，往往要到陈述结束后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在一开始陈述就可以得到结论。
” 最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不得进行不当的重复。
有的被告人出于心态紧张等因素会一时思维停滞或者混乱，可能会在最后陈述中重复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陈述，或者会固执地咬定并多次重复自己某一方面的见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予以适当的制止。
但是，一些为了保持逻辑上的系统连贯或者陈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应当是允许的。
最后陈述权-保障 最后陈述权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规定，但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则显得太过简略。
并且，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的高度，不受重视的现象还较为严重。
如限制被告人陈述时间，以提问打断陈述，以问答代替陈述，对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新情况、新证据不予理睬等等。
于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应当将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的限制明确写入立法，并且规定除这些限制情况外任何情况下的最后陈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断和其他干扰。
最后陈述程序由法官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公诉人和被害人等绝对不能插话打断，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当的最后陈述，但是也必须明确具体地给出限制陈述的理由。
第二，审判法官应当给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以高度重视，不能让这一程序成为“走过场”。
首先应当规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义务，不履行此义务被告人又没有进行最后陈述时可视为对最后陈述权的剥夺。
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事实、新证据，法官应视具体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恢复法庭调查或者是法庭辩论。
《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如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受到了剥夺或不当限制，而其中又会有对新事实、新证据的陈述，在二审中提出可以成为发回重审的理由。
当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导致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审程序中提出则不属于此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而导致恢复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之后终结时被告人还是当然地享有最后陈述权，因此最后陈述权中的“最后”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第三，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后陈述权，其辩护人可以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过于紧张或者语言口头表达能力欠佳，可能很难准确充分地陈述出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时应当允许辩护人进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导。
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也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给以必要的协助。
但应当注意的是，绝不能让这种引导或协助成为限定式的问答，变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