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一百年前，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哪些因素催生了辛亥革命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尤其是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
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提供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竟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
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
在日、俄相斗之时，英国也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
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十几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次被追加，巧立名目，新税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中饱私囊，以致民怨沸腾。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
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
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1905年明令废除科举制度。
迫于内外压力，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君主立宪的方案，并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但是，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
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借立宪之名不断加强皇权。
1911年5月，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责任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出来的。
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试图采取和平手段推进中国进步。
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被拒绝。
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但经过现实的教训，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同年，他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
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
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20世纪初，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纷纷成立。
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
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封建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
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分牺牲。
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
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反对最强烈。
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
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四川的武装起义。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
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包括上海)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
“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制度。
三、 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和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
在革命高潮中附和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
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
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加紧“逼宫”。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
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随后，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
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
他们制定《暂时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
1914年3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
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
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将其传子传孙。
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
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
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
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
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
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
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破产了。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
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
有的人埋头经营实业，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
有的人热心于搞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甚至主张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
还有的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
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
1912年8月，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在北京正式组建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
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基”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
次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
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遂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
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
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
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四、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如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
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称呼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
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说辛亥革命失败，主要在于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辛亥革命的失败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季玲整理） “开启历史新纪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知识竞赛”启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是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亡，成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历史新起点。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受过辛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洗礼和启蒙的先进分子随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了最初基础。
应该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对于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与北京日报社于2011年8月上旬至9月下旬举办“开启历史新纪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知识竞赛”。
竞赛利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与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两大平台，实现报网互动，优势互补，旨在通过生动活泼、群众参与性、互动性强的知识竞赛活动，把辛亥革命知识的学习宣传引向深入。
竞赛办公室设在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和《北京日报》理论部，竞赛热线电话：68006063、68008808、85202852。
此次竞赛设一等奖10名，奖金1000元（税前，下同）；二等奖20名，奖金700元；三等奖30名，奖金500元；纪念奖100名，价值50元的精美纪念品一份；组织奖10名，颁发获奖证书和价值1000元的精美奖品一份。
为便于读者答题，理论周刊和宣讲家网站（）今日刊出竞赛辅导内容。
8月15日，理论周刊和宣讲家网站将刊登竞赛试题。
9月中旬，举办知识竞赛抽奖仪式。
获奖名单将在宣讲家网站和本刊公布。
试题答案在宣讲家网站上公布。
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 北京日报理论部 2011年8月8日 宣传辛亥革命的一个窗口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作为对在职干部进行基本理论和形势政策教育培训常设机构的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各类宣讲活动中，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尤其是近代史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大众了解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活动的成败得失，认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反思辛亥革命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在具体生动的史实中展示出历史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市委讲师团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经市委批准于1985年5月恢复建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市委讲师团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为宗旨，先后打造了辅导报告精品超市、宣讲家网站、大讲堂、百姓宣讲、部委基层主题联学、市民理论学校、理论宣讲示范基地、“宣讲家杯”优秀报告党课评选、辅导报告专家库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九大宣讲品牌。
宣讲家网站开播于2006年10月，是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扩大理论宣讲影响力和覆盖面的创新尝试，是市委讲师团九大宣讲品牌的集中展示。
网站日浏览率最高达3300多万次，每天有10多万独立IP同时在线学习收看报告和讲稿，页面点击量累计达25亿次。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网站上传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等10多部报告视频，并将在10月改版后的首页设立“辛亥百年”专栏。
辛亥革命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了吗
没有。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
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
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
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广泛的、真正的实施，辛亥革命实际上是“既成功，又失败了”。
增强法制教育 共建平安校园 的演讲稿
增强法制教育 共建平安校园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增强法制教育，共建平安校园”。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全国每年有近1.6万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溺水等原因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的中小学生平均每天达40多人，而其中位居首位的，就是交通死亡人数。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走在马路上，会时不时地发现有人闯红灯，有人逆行车，有人边骑车边听音乐，有人骑车带人等违反交通规则，而这些随意的忽视交通安全的行为，往往是酿成事故的隐患。
青少年学生除了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以外，因防范意识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缺乏，也还存在着违法犯罪的现象。
有一些青少年法律纪律观念淡薄，屡教不改。
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杀人放火就行了，犯点小错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小时偷油，大时偷牛。
”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意识，会渐渐腐蚀自己的心灵，就会使自己经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
仅仅依靠社会、学校、家长的保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同学都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时时刻刻把“安全”二字放在心中，随时随地为着我们的安全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机智勇敢地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
总而言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无法则不能立足于世界，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信。
爷爷更是在1986年指出：加强法制重要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法制教育。
因此，我们每位中学生都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同学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知法守法，与法同行，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
生命无疑是可贵的，它带给我们激情与活力。
同样，它给了我们展示一切才能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绚丽多彩。
同学们，让我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优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共同创建一个平安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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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
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
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
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
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
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
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
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
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
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
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
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
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
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张度（约1830~1904），字吉人，号叔宪，又号辟非，晚号抱属老人、松隐先生，自署无意识界老衲，雉城人。
官清兵部主事、湖南候补知府、刑部郎中等职。
张度自幼勤学不倦，少年即精于鉴别古今书画，精小学，工书画。
初学汉魏等碑帖，继获汉、，临习不已，书艺益精，尤工八分，笔势恣横，所书，淳朴而华茂，拙朴而变化，自成一家。
当时京畿仕宦之家，竞相求取张度书画。
张度不仅精于书法，且善绘画，所画山水，笔意深沉，设色古厚；所作人物，有汉画意象，名满京城。
张度的书法，虽然名重一时，得之不易，但书赠亲戚友好者甚多，约有百余幅，大多毁于兵焚，仅存精品16页及长卷收藏县档案馆。
== 严诵三 == 严诵三（1885~1926），名（麝），又名玉麟，诵三其字，雉城镇人。
少时从学于本县徐紫敖先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乙已科秀才。
自康梁维新之后，提倡西学，乃负笈赴沪，专攻英语和化工。
熟谙制造肥皂技术，被上海东方肥皂厂聘为工程师，其所配制腰圆形兰花肥皂，物美价廉，深受民众好评。
严诵三爱好绘画作诗，对书法亦颇有研究。
在沪时，适逢书画大师吴昌硕旅居于此。
因书画和乡谊关系，结为莫逆之交。
每逢假日，诵三常至昌硕寓所，探究绘事，故其艺益精。
民国初期，昌硕对诵三画作颇为推崇，亲自为诵三订定书画润格。
诵三丹青，取法青藤、男田，并参酌石涛、复堂诸大家，扬长弃短、广收博取，且能汲取西画中受光的特点。
尤擅长写意花卉，笔致劲健，设色清新，具有秀雅、潇洒的风格。
其书法，取法于汉隶、北魏，加以溶化，别具一格。
人称其画作，画、书、诗三者皆佳。
诵三自上海返乡省亲后，与故里书画界王砚农、朱景庐、冯润身、李菊人、许梦熊等过从甚密，相互探讨，不时挥毫作画。
著作有与。
几经动乱，作品大都损失，辛存者无几。
== 钱一飞 == 钱一飞（1900），又名瑞林，雉城镇人。
民国10年（1921）在长兴箬溪小学毕业后，就学南京，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民国14年冬，参加长兴人王季欢在上海组织的以研讨金石书画为宗旨的“巽社”。
民国15年春，王季欢在上海威海卫路343号创设王家印刷社，钱一飞以巽社同仁身份，应聘至王家印刷社主持业务。
与李仲苏同任主笔。
民国16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钱一飞在王家印刷社秘密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传单，被人告发，5月8日，宪警包围王家印刷所，抄去传单，逮捕钱一飞和李仲苏。
11日，蒋介石司令部的特务处，以为上海共产党发行印刷品总机关的“罪名”，枪杀钱一飞、李仲苏，钱一飞时年27岁。
== 王季欢 == 王季欢（1898~1936），名修，季欢其字，又号杨（合）、云蓝，雉城镇人。
少时师事通经术、工诗文的丁绍猷先生，后又师事清末词人陈文焯，传其词与金石，得窥乾嘉学派门径。
季欢喜金石，民国3年（1914），将历年所刻印章四百万辑成四册问世，其后所辑有关金石的书，有、、《泉园藏印》、《仁寿堂金石》、《杨（合）古陶留》、《伊阙石刻考》六种，未及刊行，稿本已佚，有《杨（合）圜钱留》，现存浙江图书馆。
《王给谏奏议》四卷和《长兴丛书》十七卷，虽已付印，但流传亦稀。
民国5年，季欢与吴兴温（陶）结婚。
民国9年，在北洋政府任财政部佥事，夫人温（陶）偕至北京居住，伉俪咸喜藏书，公余至琉璃厂隆福寺，搜求善本书籍，旁及钟鼎甲骨，盈屋充栋。
季欢祖居长兴仁寿堂藏书甚富，因购得七世祖王继贤知蒙城时所刻《古蒙庄子》一书，将藏书楼取名“诒庄楼”，以示不忘先祖之志。
民国13年，辑成《长兴先哲遗著徵》、《泉园随笔》、《箬溪艺人徵略》、《抱蜀老人山水画》及《诒庄楼书目解题》诸书，加上以前辑成的《长兴诗存》四十卷，和夫人温（陶）辑的《长兴词存》、魏星杓《长兴志剩辑存》、顾应详《崇雅堂集辑存》等书，保存了长兴历代文著。
民国14年，寓居上海，发起组织以研讨金石书画为宗旨的“巽社”，主编《鼎脔》美术周刊，于是年12月7日出版，销路甚广，远销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
15年春，又创设王家印刷所，由巽社同仁钱一飞主持，10月16日举行巽社同人书画展览会，展出书画名家齐璜、黄宾虹等数十人作品，获得社会人士的赞誉。
民国16年5月8日，王家印刷所因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传单，被人告发，而遭宪警包围，钱一飞被捕后牺牲，季欢易服出逃，王家印刷所被洗劫一空，在沪藏书、文物损失甚多。
季欢先避居日本，后移居杭州。
民国21年，长兴仁寿堂不慎失火，旧藏图书、文物大多付之一炬。
民国25年4月25日，季欢病逝于杭州。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代张慕骞撰送挽联云：“万卷杀青迟，刘略班书，望有佳儿续薪火；一旬抛泪别，国忧家难，永怀病榻话悲辛
” == 史之华 == 史之华（1914~1941），原名致华，笔名斯非，化名史满生，夹浦乡环沉村人。
毕业于湖州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后在环沉、鼎甲桥、李家巷等地小学教书两年。
民国20年（1931）下半年到吴兴县立民众教育馆任通俗演员，阅读新文学作品和有关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书刊，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学说。
民国21年“一·二八”凇沪抗战爆发后，撰写《国际调查团的阴谋》一文，揭露国联调查团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阴谋，并以此文作讲演稿向群众宣讲，从而招致吴兴县教育局的“警告”，被迫离开湖州。
民国26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史之华至嘉兴民教馆工作，与陈向平一起配合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不久民教馆奉令解散，史回长兴。
民国27年初，史之华在云和县参加政工队并任队长。
是年4月，由陈向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云和县委青年部长，兼任县政工队党支部书记。
民国29年3月，省合工队游击区直属分队改为省战时合作工作队浙西大队，史之华担任长兴组组长，并参加长兴县委工作。
是年冬天，史之华任中共长兴县委书记，在中共浙西特委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常来往于敌伪盘踞的湖州、长兴一带，处境危险，史之华曾对其爱人郑求是说：“在黎明之前，会更黑暗，垂死挣扎的敌人也必然更疯狂、凶残，所以一个革命同志，要随时随地准备经受一切最严峻的考验——受刑、坐牢、流血、直到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民国30年3月，留给爱人的照片背后的题词，也是他的遗言：“我们即将别了，但有再见的时候……我们要更坚定地工作。
”史从这年春节起，先后六次冒着生命危险，至湖州城内执行任务，最后一次由于流氓徐详宝的告密，被日伪军逮捕，虽遭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同年秋，壮烈牺牲于湖州。
== 王承吉 == 王承吉（1882~1944）字蔼人，雉城镇人。
清宣统元年（1909），中选拔贡，在国子监学习后，至户部工作。
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内务部土木司任主事、佥事、科长等职。
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时，负责编辑长江水利沿革史，收集有关资料，其中有不少属稀见的善本，后因机构撤消，工作半途而废，资料不知下落。
不久，在敌侨管理收容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工作，获得北洋政府的奖章。
民国16年，在北京博物馆工作。
王承吉自小受其父、书画家王毓辰的影响，爱好书画艺术，尤其对书法用力甚勤，擅长行楷，颇负时誉，晚年收藏不少碑帖和名人书札三百余件，皆亲手编写目录，装裱成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子女将所获名人书札全部捐献与国家，获得文化部社会事业局的奖状。
这批书札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其中林则徐一通长函，叙述焚毁鸦片经过，可补正史之不足。
== 金子长 == 金子长（1894~1958），名涛，子长其字，号广泳，又号榴徵，雉城镇人。
金家富有祖传藏书，子长幼年从读于杭州、绍兴三位塾师，好学不倦。
青年时师事上海名师顾佛影先生，学业大有长进。
民国3年（1914）就读于浙江法政学堂。
翠年任湖北夏口（今汉口）地方检察所见习书记官。
后弃法政，一意购藏书籍，悉心钻研图书目录学。
民国14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民国20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编纂股股员。
民国23年春至抗战前夕，任安徽省立图书馆编纂股股员。
先后编成《金氏花近楼书目解题》、《浙江省立图书馆书目提要》、《金氏面城楼善本书目》、《面城楼笔记》、安徽《馆藏善本书志》与《复堂日记补录续录校字记》等。
除精通目录校勘外，还擅长骈文、联话、随笔，尤工诗词，其诗“清拔绵丽，感慨苍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金子长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1958年4月20日，正为《千家诗》作注时，猝然逝世。
== 雷震 == 雷震（1897~1979），字儆寰，吴山乡人。
民国5年（1916）自湖州省立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次年经张继、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民国15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翌年归国，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国立中央大学宪法学教授等职。
民国21年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主持南京抗日会工作。
民国24年在国民党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与留日同学罗鸿诒、徐逸樵发起组织“中国新论社”，出版《中国新论》，以刷新政治、准备抗日为主旨。
民国23年在家乡长兴出资筹建长安小学。
民国25年主编《非常时期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36种，40册，为动员全民抗日制造舆论。
民国27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国民参政会，雷震任该会秘书兼议事组主任、副秘书长等职。
民国30年递补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32年3月随王世杰、张治中赴西安与中共代表林伯渠谈判。
抗战胜利后，筹款重修长安小学。
民国35年1月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
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雷震当选为国大代表，兼任大会副秘书长。
翌年4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在台与胡适、杭立武等人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自由”、“民主”，反复声明要使台湾成为“自由的中国”。
创刊初期，其言论尚能为蒋氏政权所容忍。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揭露台北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就此开始。
1953年，雷震任《自由中国》发行人兼主编。
1954年该刊登出《抢救教育危机》。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
1956年蒋介石七秩寿诞时，《自由中国》出“祝寿专号”，批评蒋介石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设党部。
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官方刊物的围剿。
1957年1月，时任“国安会”秘书长的蒋经国，以周国光的笔名，针对雷震言论，撰写长达61页的册子《向毒素思想攻击》，在军中发行。
1959年11月，雷震写成题为《我的母亲》的长篇回忆录，其中多处指桑骂槐，指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独夫行为。
1960年初，雷震与李万居、高玉树等人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雷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发言人。
9月1日，《我的母亲》第一部分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五期上刊出，更触及蒋介石的痛处，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罪将雷震逮捕；10月8日军法审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
1970年9月4日，刑满出狱。
1978年12月，《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在香港印行出版。
1979年3月7日，病逝台北，骨灰葬于其生前自营的南港“自由墓园”，有自题墓碑：“《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委员会雷震之墓。
” == 粟裕 ==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侗族。
军事家，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历任红军第一军团营、团、师长，第七、第十军团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参与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后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选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指挥黄桥战役。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
1945年1月，粟裕奉命率新四军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在长兴仰峰?与十六旅会合，打通与浙东的联系。
1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在长兴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并任苏浙区党委书记，下辖四个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设在仰峰?，时粟裕夫妇也住在仰峰?沈家大院。
在槐坎台基村建立苏浙公学，粟裕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以长兴为“大本营”，指挥所部南进，对上海、杭州沦陷区形成包围态势，至6月，解放浙西、浙北10多个县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并指挥天目山地区三次自卫反顽战役取得了胜利。
9月中旬奉中央军委命令“北撤”，粟裕在长兴先后待了近九个月，在江南播下了革命种子，也为国共和谈争得了“筹码”，为解放战争积累了山地作战的经验。
随后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曾指挥苏中、豫东、济南等战役，参与指挥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建国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
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有《战时参谋工作》、《豫东之战》等。
他的骨灰撒在长兴温塘等地。
温塘新四军纪念馆立有粟裕半身塑像。
== 严北溟 == 严北溟(1907～1990)字渤候，湖南湘潭人，生前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农工民主党人上海市委委员；1939～1941年任长兴县县长。
严北溟3岁丧父，6岁即以对句、草书而有“神童”之称。
17岁考取省邮务管理局邮务员，此后接触马列主义、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7年5月，由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周后因长沙“马日事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讲授哲学、时事和中国近代史等课，宣传抗日和革命理论，在严北溟的影响和资助下，有30多名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等地参加抗日。
同时还担任《东南日报》评论和主笔，发表文章百余篇。
1938年春，受浙江省主席黄绍?之邀，草拟《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十条，创办《浙江潮》周刊，任主编，并兼任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政治指导室主任，时得到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
1939年春，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视察浙江时，召见了严北溟，并作了指示。
是年底，经黄绍?的同意，带了10多名骨干(中共秘密党员)到抗日游击区的长兴任县长。
县政府设在八都?，从浙南带来的骨干分任政府各科长、政工队长、自卫队长和区长，整顿抗日武装，建立妇救会，举办青训班，创办长兴历史上第一所中学——长兴战时补习中学和《天北日报》。
长兴煤矿被国民党最高当局下令炸毁后，严北溟筹集一万元法币，派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和县委书记建立善后救济委员会，组织生产自救和发放救济款等措施，同时在他的掩护下，中共长兴县委得以秘密建立，使长兴的抗日工作有声有色。
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的注目，在长兴建立“中统浙室”，严查“异党”活动，暗杀严北溟的秘书，盗窃严的手枪、密码本，逼走严北溟。
1941年3月，担任《浙江日报》发行人兼社长。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先后担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
解放前夕参加黄绍?国共谈代表团，和谈破裂，随团起义。
此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
主要著作：《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孔子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儒道佛思想散论》、《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列子注释》等。
参与《辞海》的修订工作，担任《中国哲学史》卷主编。
== 葛利普 == 葛利普(AmadeusWilliamGrabau,1870～1964)，美国著名地质学家，长兴“全球二叠世至三叠世连续地层剖面”(长兴灰岩)的命名者。
1870年1月9日出生在美国波士顿布佛楼的一个贫寒之家，经过刻苦学习，成为誉满欧美的著名地质学家。
1920年11月，受北京大学邀请来到中国任教和地质研究。
葛利普教授知识渊博，在古生物、地质、沉积岩、古地理、矿床、地貌、大地构造、人类学等方面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来中国不久就研究发表了中国的《震旦系》、《古生代》、《中生代》、《中国地质史》等著作。
1922年，他在中国命名了比古生代还早的“震旦世”地层，列进了《国际地层年代表》。
1931年，正式将长兴大煤山的“二叠世至三叠世国际地层标准剖面”命名为“长兴灰岩”，这是唯一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通用地层，从此拉开了长兴“金钉子”研究的序幕。
葛利普为旧中国培养了270多名地质工程师，其中22人先后成为中科院的院士。
葛利普在主持研究“长兴灰岩”期间，在世界首例发现了50多种生物化石，并以长兴首发地命名，如煤山纹鹦鹉螺、长兴中华旋齿鲨、新槐阳公鱼、粗纹长兴鱼、煤山中华扁体鱼等。
葛利普的学生赵金科、黄汲清等人继承老师遗志，在研究“长兴灰岩”和生物大绝灭方面取得卓著成果，“金钉子”落户长兴，煤山成了地球生物大绝灭考察的圣地。
搜索湖州的政界名人，竟让笔者惊诧不已：没想到湖州人中居然有龙，五代时的“南唐后主”李煜祖籍湖州安吉，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是湖州长兴人；没想到让关羽败走麦城的竟是湖州安吉人朱然；没想到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革命圣人”、力荐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张静江也是湖州人。
李煜当皇帝不行，但诗词哀婉柔丽，“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等名句就出自他的笔下，史家称李白、李煜、李清照为词家“三李”，对后世影响很大。
陈霸先则相反，当皇帝可以，但名气却远不及李煜。
据史料记载，陈霸先倜傥大度，长于谋略，处事明达果断。
南征交州，北战广陵，屡建奇功。
尤其在平定梁末侯景之乱的过程中。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史学家范文澜评价他“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
陈霸先虽然在历史上影响不大，但湖州人一直没有忘记他，2003年10月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女士受湖州长兴县之聘，担任“陈霸先研究中心”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