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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攻势主持词

时间:2017-08-09 16:10

大将粟裕简介

冷战的结束及两极对立格局的瓦解深深影响了近十年来全球已有矛盾的内在变动与迁徙,二十世纪最后一轮民族主义逆流也趁机抬头,冲击着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安全。

在南亚大陆上,克什米尔争端屡次在问题与危机中徘徊,成为制约该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隐患。

一、 大国与印巴的构想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战略非敏感的南亚地区都寻找了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以谋求在全球利益的战略平衡。

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则是苏联的南亚盟国。

大国介入南亚事务加深了历史矛盾的复杂性,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始终呈现了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多重性矛盾。

冷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迅速调整了南亚政策,开始走重印轻巴的道路,意图使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美国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强调按照双方1972年签订的《西姆拉协议》和平解决争端,并暗示美国不再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

同时,美国以巴基斯坦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为由,完全停止了对其军事援助,置巴基斯坦于困难境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对南亚地区事务影响的战略考虑。

但是“9·11”以后,由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如美军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候不得不依赖巴的合作,所以美国也适度的改变了对巴政策,南亚政策上又开始倾向巴方,这也是最近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日益强硬的主要原因。

冷战后俄罗斯处于一种全球的战略收缩,其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

近几年来,衰而不败的俄罗斯卷土重来。

面对美国在南亚的积极进取,俄罗斯努力保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逐步恢复了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向印提供军事装备,转让军事技术和低温火箭发动机技术,并承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完全支持印度。

作为亚洲的地区大国中国则主张和平解决南亚遗留的历史问题。

中国反对大国干涉次大陆的安全,并在南亚的政治进程中积极斡旋,努力确保南亚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

事实上1998年印巴核试验后,各大国关注克什米尔的重点已转向防止印巴爆发核冲突上。

面对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印巴两国都调整了各自的克什米尔政策。

冷战后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战略是维持现状,以巩固既得利益和西北边防。

因此,印度采取比较强硬的方针,增兵边界。

同时还加强对穆斯林极端武装组织的镇压,坚决反对克什米尔的独立或按联合国决议解决,坚持根据《西姆拉协议》举行印巴双边谈判,以巴停止对极端组织的支持作为印巴和解条件并拒绝任何第三方调解。

印度政府之所以采取强硬方针是由于:①迎合印度教派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的支持。

②担心对克邦极端组织妥协会引起旁遮普邦、东北地区和南印泰米尔等地区分离主义的连锁反应,危及国家统一。

③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

④国际社会不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态度对印度较为有利。

印度目前在处理克什米尔问题时采取两手做法。

首先,印度指责印控区的武装冲突是巴基斯坦发动的“代理人战争”,提出印巴恢复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巴撤消对印控区穆斯林武装的支持。

其次,印度也承认克什米尔问题不是印度内部问题,但不打算让克人拥有自主权。

在具体操作上,印国内鹰派坚持迫使巴做出让步,拒绝与巴讨论克问题。

主流派承认印巴间存在克什米尔争端,需要两国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但其政策底限是使临时分界线成为两国边界。

目前的临时分界线是1971年战争造成的结果,具有军事的解决性质,因此印在加强对巴各方面的斗争的同时,力求争取克邦民心,巩固对克邦的统治。

一方面印继续备战,强调克争端是印巴双边的问题,可按《西姆拉协议》求得解决,无须第三国调解以挫败巴欲使问题国际化的企图。

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宣传上强调巴对印控区得渗入和支持穆斯林极端组织得活动,力图将巴基斯坦与国际恐怖主义挂钩,以争取国际社会对巴的压力。

1999年5月印巴格尔吉尔冲突是印执行上述政策得直接反应,核试验使得印巴改善关系的势头嘠然而止。

两国总理1999年2月达成的《拉合尔宣言》共识也未能缓解敌对的发展趋向。

印度报道称,印军春季在实控线附近巡逻时发现大约400多人的穆斯林武装“渗透者”占领了印境内靠近实际控制线的格尔吉尔至德拉斯一带的高地。

这些高地对印度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旦易手,从克首府斯利那加到锡亚琴冰川的公路就会被“渗透者”所掌握,从而切断锡亚琴冰川的供给线,改变以前划定的实际控制线。

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政府,特别是军方参与和导演了此次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没有巴的参与与后勤补给是很难想象的,而且“渗透者”混有巴正规军。

巴对此断然否认,声明此举完全是穆斯林“自由战士”所为。

冷战后巴基斯坦的战略是要求打破现状、扩大领土,坚持克问题的实质是民族自决权问题。

目前巴已经在实际控制线附近采取大胆措施,力图为政治解决克问题创造“诱因”。

巴认为无论是克人选择巴或是独立,其对巴的情感纽带明显较强,因为该地区穆斯林占据75%的人口。

为推动这种政治解决方案,巴认为必须发动大规模的外交攻势,借助国际力量推动印度进行谈判。

同时巴方主动提出使克民族自决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张,在国际上巴攻击印侵犯人权,以此赢得西方支持。

在国内,巴方各派力量统一口径,只承认各党自由议会为克人民的代表。

在政治和道义上,巴认为有义务支持克摆脱印控制,坚持军事援助克穆斯林武装对印保持足够的压力。

巴基斯坦准备战与和两手解决克问题。

从军事斗争上讲,核威慑使印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有限战争可能会成为军事解决办法。

为防范印最终用军事手段解决克问题,巴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必须向克穆斯林武装提供积极军事支持,以增加“筹码”让军事斗争决定克未来,从而迫使印最终走向谈判桌。

军方方案对巴有利,因为穆斯林武装不需要从军事上击败印,只要印不能消灭穆斯林武装印就不能稳固统治控制区,就将成为失败者。

从和谈上讲,巴准备了如下几个方案:①巴印双边会谈方案,两国已就克问题进行了多次双边外长级会谈,巴认为这可能是印的拖延时间战略,因为谈判时印度加紧了对印控区游击队的军事围剿。

除非谈判期间印停止对游击队的围剿,否则印巴间再高级的会谈也无济于事。

近期印巴就克问题举行会谈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不大。

②第三方介入或调停。

由于印度反对大国介入并致力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因此无论第三方提出的方案对印多么有利,印也绝对不会接受。

从巴角度上讲,邀美国介入是个错误。

美国在该地区有自己的利益,并打算与印度发展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决不会完全赞同克自决原则。

美主要的目的是消除该地区爆发潜在大规模冲突的危险。

反恐年后,虽然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逐步上升,美国也有偏向巴的一面,但是涉于印度的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基本对此问题采取模糊的态度。

③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三方谈判。

这将使联合国在解决克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谈判因印巴和克什米尔的参与,可避免印巴直接对话,且三方均有很大的灵活性,克代表可直接参与讨论。

2000年8月,印单方面与克什米尔一武装派别谈判未果后,三方谈判已经提上巴的议事日程。

二、旧问题的新症结与分析1999年科索沃危机后,民族和地区问题的理论困境由于国际化的参与成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巴也一直致力推进克问题的国际化,且由于最近双方军事冲突使克问题升温,巴从中看到了国际化的希望。

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指控印度侵犯人权,加强对印度的压力,但印度毫不让步,导致这一问题上斗争加剧,双方关系持续紧张,双方曾经一度互逐外交官,在停火线两侧炮火不断。

巴基斯坦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了西方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往往更加偏向多数居民的信仰和利益,这点上无疑对巴非常有利,这也是巴致力地区问题国际化的小算盘。

但是印度决不会答应这种与己无利方案,印度试图在克问题上展现其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影响力,所以国际力量的介入也是比较谨慎的。

科索沃方案本来就还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能否在这个民族、地区和宗教多重冲突的复杂地带发挥作用尚不可证明,这也是目前在克什米尔争端上存在理论困境的难题,还无法找到一个有利于南亚和平稳定折中方案。

2002年5月—7月双方关系又一次持续紧张,主要是由于印度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教的冲突。

印度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明显偏向前者,此举激起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武装力量的活动加剧。

印度军方并频频在边界线上挑衅,双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交火。

巴基斯坦也积极备战,调动国内部分陆军并开展了针对印军的军事演习。

在这次危机中,穆斯林非法武装的活动是借着全球范围内泛伊斯兰运动加剧而兴起的。

穆斯林武装分子的活动比以前更加大胆而且主动,已经成为了今后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中单独存在的一方力量,这也给目前印巴正在改善关系并试图增加会谈增加了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印巴间的互相不信任。

这个遗留的历史难题由于解决方案的理论困境以及目前国际形势下民族地区问题凸现的复杂性,造成了这一难题的解决仍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案。

特别是“9·11”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一种结构和力量的重新调整,大国关系走向平缓,但是涉及到伊斯兰民族问题,如南亚和中东地区则变的更加困难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

这应该归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模糊了民族冲突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主导国际关系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观望大于调停。

南亚克什米尔问题也就变成了印巴两国关系的死结,由于这两个地区大国目前都拒绝加入全球反核试验条约,两国都拥有外界不可预测的核力量,他们常常采取一些核讹诈来威胁地区的和平。

而且两国的政府操作机制上又存在着非民主和非公开判断。

所以国际社会对南亚问题都比较头疼,大国调停往往在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克制作用,但是都无法为南亚和平的政治解决提供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

这点上也凸现了冷战后国际地区关系中的普遍困境——控制力量的失范。

印度在新世纪的外交策略是为走政治大国之路服务,而巴基斯坦要求比较简单,只是想在一个强大的领国中求得自身的政治和安全空间。

所以这一问题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印度手中,只有两国互相放弃偏见与不信任才能显现解决问题的微弱前景。

青岛资料

【镇守襄汉】 克复襄汉后,岳飞面临的是新恢复的中原地区的后勤防务问题,这是以后直到金哀宗时金国被灭中原被克复后都一直困扰宋军的问题。

这些地方因为“久罹兵火”,原来的居民“或被驱虏,或遭杀戮,甚为荒残”,以至于“百里绝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迹”,“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运漕”。

凡是这样克复失地的宋军,都有一个两难的防务问题:“若少留将兵,恐复为贼有”;“若多留将兵,唯俟朝廷千里馈粮,徒成自困,终莫能守”。

因为后勤的问题,岳飞只能将主力撤回,留少量兵力戍守。

伪齐刘豫李成的军队虽然不时骚扰,却始终不能夺回襄汉六郡的控制权。

襄汉六郡原来分属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这次收复之后,宋廷为统一管理,单设襄阳府路。

除在襄阳府设安抚使司外,不按制度设置“差监司”、即转运使司等文人监军系统,“止委制置使岳飞措置”。

这是战时对宋朝历来的文人控制武将军队的反动,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的影响。

此时岳飞作为武将不敢居功,上奏说自己“人微望轻,难任斯职”,要辞去制置使并请求宋廷另“委任重臣,经画荆、襄”。

宰相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鄂、岳州屯驻。

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宋高宗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岳飞改驻荆湖北路的首府鄂州(今湖北武昌),自此岳家军的大本营就定在了鄂州。

绍兴五年的南宋军队整编 绍兴五年(1135年),岳家军的规模从三万多人的规模增加到十万人左右的规模、,岳家军也从原先十将的编制扩充至三十将的编制,每将的平均兵力是三千多人。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增至八十四将,每将的平均兵力减至一千二百余人。

据绍兴九年(1139年)统计,这十二军共有22名统制、5名统领和252名将官分别率领,其中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名。

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副手,岳飞不在时可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此五人是岳家军的中坚人物。

【二次北伐】 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第二次北伐前,有两件事影响了他的布置。

一是目疾。

自1130年着手建立岳家军后,岳飞连续六年在夏天剿匪、在冬天抗金和伪齐。

尤其是夏天在南方湿热的气候中用兵,是岳飞这个河北人所不适应的。

绍兴五年(1135年)夏六月,平定杨幺后,岳飞病势加重,‘两目赤昏,饭食不进’,‘四肢堕废’,以至于不得不上奏恳请解除军务养病。

宋高宗当时倾向主战,回绝了岳飞的申请,反而说岳飞‘措置上流事务,责任繁重’,‘卿当厉忠愤之素心,雪国家之积耻,勉副朕志,助成大勋’。

经过治疗,到了秋冬季,岳飞的目疾有所好转。

二是岳母姚氏于绍兴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去世。

岳飞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和老母在一起时总是全天侍侯,亲自调药换衣,无微不至。

姚氏死后,岳飞和岳云等人扶着其灵柩,光着脚徒步走到江州的庐山。

丧葬完毕,岳飞就留在东林寺中为母守孝。

按古代礼法,岳飞必须‘丁忧’三年,如有特殊情况方可‘起复’,即居官守丧。

岳飞要坚持礼法,但满朝上下均一致反对。

宋高宗命宦官邓琮到东林寺请岳飞起复,岳飞‘欲以衰服谢恩’,邓琮坚持不允,但岳飞‘三诏不起’。

最后,宋高宗对岳飞及其部下下达了严厉的警告,说岳飞‘至今尚未祗受起复恩命,显是属官等并不体国敦请’,‘如依前迁延,致再有辞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

主战派李纲也单独给岳飞写信说,‘宣抚少保以天性过人,孝思罔极,衔哀抱恤’,恳切希望他不要‘以私恩而废公义’,‘幡然而起,总戎就道,建不世之勋,助成中兴之业’。

岳飞终于下了决心放弃礼法,重返鄂州后带兵镇守襄汉,同时将姚氏‘刻木为像,行温凊定省之礼如生时’。

主战派宰相张浚从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起到前线视师。

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都被召到镇江府的都督行府商议军事。

张浚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忠勇、岳飞沉鸷,可以倚办大事。

三月,宋廷任命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且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

此次都督行府军事会议决定由韩世忠自承州、楚州出兵攻京东东路的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市西南),由岳飞自鄂州出发到襄阳府然后北伐,由张俊自建康府出发到泗州,由刘光世由太平州出发到庐州,由杨沂中的殿前司军作为其旧上司张俊一军的后援。

韩世忠和岳飞主攻,张俊和刘光世主守。

二月中旬,韩世忠发动了攻势,但岳飞还在临安府觐见宋高宗,无法配合。

韩世忠在淮阳军宿迁县(今江苏宿迁市)击败伪齐守军,围困了淮阳军城池。

但六天后,伪齐援兵赶到,韩世忠被迫撤退。

当时都统制王彦患重病,其“八字军”(行营前护副军)驻荆南府,和岳家军的防区相邻。

二月,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决定将“八字军”移屯襄阳府,由王彦出任襄阳府知府兼京西南路安抚使,归岳飞节制;以便一旦王彦病故,就把“八字军”并入岳家军。

但王彦因旧事不接受这项任命,并且健康又有好转,宋廷遂将“八字军”调驻临安府。

这样一来,岳家军没有增强军力,反而要接管“八字军”的荆南府防区分散兵力。

七、八月间,岳飞再次出兵,以春季刚刚投降的原伪齐虢州栾川县知县李通为向导进行第二次北伐。

先锋左军统制牛皋迅速攻下自己故乡汝州鲁山县附近的伪齐镇汝军,活捉守将薛亨。

薛亨在十一月时,由岳家军参议官李若虚押送至临安府,宋高宗命他在岳家军中戴罪立功,结果二十多年后,他仍在鄂州军中服役。

牛皋又继续攻下颍昌府大部和蔡州附近进行佯攻。

岳飞率主力则往西北方向进攻。

八月初,王贵、董先、郝晸等攻占虢州州治卢氏县,缴获粮食十五万石。

岳家军旋即攻占了虢略县(今河南灵宝市)、朱阳县(今河南灵宝市西南朱阳镇)和李通原来当官的栾川县。

王贵继续西向攻克了商州全境,包括上洛县(今陕西商州市)、商洛县(今陕西商州市东南商洛镇)、洛南县、丰阳县(今陕西山阳县)和上津县(今湖北郧西县西北)。

商州、虢州都属陕西路,是吴玠的战区。

吴玠部将邵隆(原名邵兴,为避宋高宗绍兴年号之讳而改名)早已上奏要收复这两地,并已被宋廷任命为商州知州。

岳飞攻克商州后,便催促邵隆尽快赴任,以便腾出岳家军的人马继续征战。

岳家军继续攻取伪齐顺州、州治伊阳县。

八月十三日,伪齐顺州安抚司都统制孙某与后军统制满在,在长水县的业阳迎战岳家军悍将杨再兴,被击溃。

孙某等五百余人被阵斩,满在等一百多人被生擒。

十四日,杨再兴又击溃伪齐顺州安抚使张某的二千多人。

十五日夜间,岳家军夺取长水县城,缴获粮食二万石,并夺取了一个伪齐马监,得马万匹。

接着顺州另外两县永宁县和福昌县也被攻克。

李纲在接到岳飞的捷报后写信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 但此时在陜西附近的山区作战,后勤供应线过长造成粮草不足。

岳飞只得班师,留王贵等戍守。

但商州的全境和虢州的部分地区从此为南宋所控制,邵隆在年底赴商州就任知州,“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心”,逐渐将商州建设为要塞和下一次进攻的后勤基地。

九月下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目疾再次剧烈发作,白天的时候,连卧室的窗户都必须全挡住才行。

宋廷闻讯后,特派眼科医官皇甫知常与和尚中印两人急驰鄂州为岳飞治疗,方得好转。

岳飞在这次北伐中壮志未酬,于武昌写下《满江红》。

二次北伐后,秦桧派刺客杀岳飞,未果,之后向皇帝进谗言,害死岳飞

【第三次北伐】 岳飞率岳家军的第三次北伐发生于绍兴六年(1136年)十一月期间。

岳飞率岳家军反击伪齐刘豫的进攻,是一次小规模的北伐,进军至蔡州一带收兵,俘获伪齐战马三千至五千匹。

岳飞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伪齐刘豫就立刻反攻。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刘豫以号称七十万大军进攻刘光世驻守的淮南西路。

尽管宋廷右相张浚反对,但左相赵鼎调动岳家军去江州、池州支援。

岳飞走到江州,刘豫已被刘光世击退,岳飞又得退回鄂州。

但刘豫马上转攻长江中游的岳家军,岳家军留在商州、虢州、邓州、唐州(后来这些地方均被宋高宗和秦桧签订的《绍兴和议》割让给金国)的部队均和伪齐军和少量金军交战。

十一月十日,王贵以少击众,以一万人马在离唐州何家寨不远的大标木大败伪齐刘豫的弟弟刘复率领的十万伪齐主力,刘复仅以身免。

十一月十五日,岳飞刚从江州返回鄂州不久,就亲自出兵北伐伪齐。

在虢州,岳家军统制寇成在击败伪齐军后将五百名俘虏全部杀掉,违抗了岳飞的不杀伪军俘虏的军令。

寇成非但没有授功,反而被岳导弹劾。

在邓州,张宪以一万兵力击败了伪齐西京留守司统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人,俘虏郭德、施富等一千人,俘获战马五百余匹,魏汝弼等逃回西京洛阳。

在唐州,牛皋、王刚等人以步兵八千于方城县击败伪齐军,斩马汝翼,并俘虏一千人,俘获战马三百多匹。

岳飞到达唐州前线时,大败刘复的王贵一军已经追击伪齐进入蔡州,岳飞决定带上十天的粮草跟进。

到了蔡州城下,却发现城防坚固,而且伪齐李成、李序、商元、孔彦舟、王彦先、贾潭等部在附近埋伏,准备合击岳家军。

岳飞于是决定退军。

老对手李成一军再次穷追不舍,但被王贵、董先先后大败。

岳家军俘虏了伪齐几十员将领,几千名兵士,并俘获战马三千匹。

班师后,因为“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王贵晋升为正任的棣州防御使,牛皋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建州观察使。

【第四次北伐】 岳飞率岳家军的第四次北伐发生于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闰六月和七月期间。

岳飞率十万岳家军大败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女真军主力于郾城、颖昌和其它河南各地,完颜宗弼逃出开封退回北方。

但因为宋高宗赵构和权相秦桧要签订《绍兴和议》等政治原因,岳飞的第四次北伐因此失败。

郾城之战 七月初,完颜宗弼在顺昌之败一个半月后,得到了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的援军,在探知岳飞本人在郾城指挥岳家军后,全军出动试图突袭郾城这个岳家军总部,导致一场主力之间的大决战。

八日,探马报告岳飞:完颜宗弼领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昭武大将军韩常等将,精锐马军共一万五千多骑神速出现在距郾城只有二十多宋里的路上,不仅如此,还有源源不断的金国十万步军向郾城推进。

岳飞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八千马军和游奕军的马军出城迎击,并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金军后续部队不断到达郾城投入战斗。

岳云的马军不断打退金军的冲锋。

岳家军悍将杨再兴声称要活捉完颜宗弼,单骑冲入金军队伍中,杀金军将士数十。

完颜宗弼久攻不下,下令将重铠“铁浮图”(三个骑兵以铁索连为一组,马和骑兵皆重铠不怕箭射和小型兵器砍杀,专门在关键时刻通过集团冲锋击溃宋军)投入战斗。

岳家军精锐步兵早有准备,兵分四组,每组一千兵力,分别以斧斫马足,枪挑护盔,刀斩敌首,铁浮图损失惨重。

宗弼又投入拐子马(最精锐骑兵,使弓箭,善于配合铁浮屠在两翼做包抄使用),亦被击退。

战局胶着时,岳飞亲率四十精锐亲兵铁骑突出阵前。

都训练霍坚怕有闪失,上前劝阻:“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

”岳飞回答“非尔所知

”跃马冲出以箭射金军阵地(岳飞挽弓三百宋斤,是南宋军人里最高记录)。

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全力死战。

杀到天黑,完颜宗弼全军溃败,将士十损七八。

岳家军获得了“郾城之战”的完胜。

郾城之战之后、颍昌之战之前 十日下午,完颜宗弼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骑兵,进攻郾城县北的五里店。

岳飞率领军马出城,令背嵬军将官王刚带五十多骑前往侦察。

王刚砍死带头的金将,在其尸体和马鬃上,分别摘到两个红漆牌,上面写有“阿李朵孛堇”字样。

十三日,张宪率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主力进入完颜宗弼残军所在的临颍县,再次寻求和其决战。

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骑前哨在抵达临颍县南的小商河时,与完颜宗弼的主力猝然相遇。

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高级军官很多,最后被杀的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其他金兵射箭如飞蝗,杨再兴身上每中一箭,就随手折断箭杆,铁箭头留在肉中继续冲杀,最后马陷泥中,终于被射死,三百将士也全部阵亡,而金军则付出更大的代价,死上千人。

小商河一战之后,完颜宗弼或因为惧怕背嵬军的这种惊人的战力、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没有和张宪的岳家军主力决战,留下八千金兵守临颍县,自己带领残余主力转攻颍昌府。

十四日天明,张宪军攻占临颍县,八千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走。

张宪军找到杨再兴的遗体,火化以后竟烧出铁箭头二升有余。

颍昌之战 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得到增援,投入剩余全部主力攻颍昌府城,其中有六个万夫长,号称骑兵三万多骑、步兵十万名,绵延十多宋里,锣鼓喧天。

在颍昌府的岳家军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是全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主力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只是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主帅岳飞也不在此地。

颍昌府岳家军统帅王贵自己和姚政、岳云等率八百名背嵬军和一部分中军、游奕军出城决战,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

二十二岁的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军,和金军主力左、右拐子马苦战几十回合,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

大多出城决战的岳家军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王贵甚至有些气馁怯战,想要逃走,被岳云劝回。

到了正午,守城的董先和胡清分别亲率踏白军和选锋军差不多5000人出城增援,完颜宗弼全军溃败逃走。

颍昌之战中和岳云的八百名背嵬军交手的金国骑兵中高级军官很多:完颜宗弼的女婿万夫长夏金吾阵亡;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到开封府后死去;金军千夫长被格毙五人。

岳家军活捉汉人千夫长王松寿、张来孙,千夫长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等七十八名敌将,金兵横尸五百余(估计共被杀五千多人),被俘二千多人,马三千多匹。

朱仙镇之战 岳家军然后全线进击,包围开封。

七月十八日,张宪同徐庆、李山、傅选、寇成等诸统制从临颍县率主力往东北方向进发,将路上遭遇的金骑数千击溃, “横尸满野”,缴获战马一百多匹。

同时,王贵自颍昌府发兵,牛皋也率领左军进军。

至此,在刘豫的伪齐垮台后,南宋主力岳飞的岳家军和金国主力完颜宗弼的女真军第一次抛开这个垫在中间的缓冲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较量。

郾城之战中完颜宗弼的女真“铁浮图”军覆没、女真左右“拐子马”军受重创,小商河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完颜宗弼的残余“拐子马”军很反常地损失了很多百夫长以上的女真高级军官(此前吴玠的和尚原之战和刘锜的顺昌之战虽然大胜,却没有格毙金军万夫长的报告和证据,或者俘虏金军千夫长),当时因出使金国被拘留在燕京的洪皓在家书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

”岳飞也为捷报频传而高兴,很乐观地向部下说自己要破酒戒:“今次杀金人,直捣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千古奇冤】 十二道金牌 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从临颍杀向开封之时,第一道班师诏送达。

岳飞鉴于当时完胜的战局,写了一封奏章反对班师:“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

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

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 隔了两三日,朱仙镇已克,完颜宗弼已逃出开封之时,岳飞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

其中全是措辞严峻、不容反驳的急令,命令岳家军必须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则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

宋高宗发十二道金牌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即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不久。

岳飞收到如此荒唐的命令,愤惋泣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然而友军已经撤退,岳家军孤军难支,不得不下令班师,百姓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哭诉说担心金兵反攻倒算:“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

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

”岳飞无奈,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吾不得擅留。

”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便当地百姓南迁,“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 岳飞前往“行在”临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期间不断接到宋高宗的手诏,以及秦桧以三省、枢密院名义递发的省札。

尽管内容自相矛盾颠来倒去,(特别注意,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经过秦桧一党销毁篡改的,这次北伐中断的关键细节的直接证据怕是不可能保存下来了。

)最后仍是令岳飞“疾驰入觐”,“赴行在奏事”。

当岳飞听到中原传来的宋军败讯,只能长叹:“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社稷江山,难以中兴

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结果岳飞的第四次北伐因为政治原因而失败。

“莫须有” 之后,岳飞父子被秦桧以谋反罪名予以逮捕审讯,虽然找不到证据而无审讯结果,赵、秦最终决定杀害岳飞父子和张宪,而秦桧创造发明了“莫须有”的罪名。

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其词“其事体莫须有(难道没有这样的事吗)”。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一代名将岳飞及其儿子岳云、部将张宪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内被杀害。

岳飞被害前,在风波亭中写下8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了生命危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

隗顺死前,又将此事告诉其儿,并说:岳元帅尽忠报国,今后必有给他昭雪冤案的一天

岳飞沉冤21年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准备北伐,便下诏平反岳飞,追封鄂王,谥武穆,忠武,改葬在西湖栖霞岭,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并立庙祀于湖北武昌,额名忠烈,修宋史列志传记。

波黑战争始末,起因,结果,过程

1992年4月~1995年1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而进行的战争。

1991年6月起,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

波黑(前南6个共和国之一)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就波黑前途发生严重分歧:穆族主张脱离前南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克族也主张独立,但希望建立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塞族则坚决反对独立。

1992年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正式宣布波黑独立。

4月6、7日,欧共体和美国相继予以承认。

塞族随即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脱离波黑独立。

波黑3个主要民族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导致战争爆发。

其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波黑三族展开大规模领土争夺战(1992.4~1994.1)战争最初在以穆、克族为一方和塞族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不久穆、克族关系破裂,彼此间也发生激战。

各方先是抢占本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继而塞、穆族之间在东部的塞尔维亚与波黑边界一线、西北地区及首府萨拉热窝,塞、克族之间在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界地区争夺地盘。

各派武装不断开辟新战场,战火迅速在波黑3/4的土地上蔓延。

三族共有20多万人参战,其中穆族11万、塞族8万、克族5万。

塞族由于得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1992年4月由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组成)的支持,加之其参战部队中有4万是前南人民军1992年5月撤离时留下的波黑籍塞族官兵,装备有坦克、大炮、飞机等重武器(穆、克两族在战争初期基本无重武器),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

到1993年底,占波黑人口31.4%的塞族控制全国约70%的领土,占波黑人口17.3%的克族控制约20%的领土,而占波黑人口43.7%的穆族只控制约10%的领土。

为制止波黑战争,联合国安理会自1992年5月起先后通过对波黑塞族和南联盟实施全面制裁、向波黑派驻维和部队、在波黑建立“禁飞区”、为穆族设立“安全区”等一系列决议。

北约对波黑实施全面封锁并对“安全区”提供空中保护。

联合国和欧共体还曾多次进行调解,但均无结果。

第二阶段,西方加强对波黑干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94.2~1995.)北约对波黑的干预从对塞族进行军事威胁升级到实施有限空中打击,于1994年2月上旬向塞族发出限期从萨拉热窝周围撤走所有重武器的最后通牒,下旬以“违禁”为由击落塞族飞机4架。

3月在美国敦促下,穆、克两族签署建立联邦和联邦军队的协议,使波黑战场再度形成穆、克族联合对付塞族的新态势。

4月,穆族发动春季攻势,从“安全区”主动出击,试图收复失地,打通各控制区的联系。

塞族予以反击,并围困“安全区”之一的戈拉日代。

北约迅即作出反应,对戈拉日代的塞族阵地进行首次空袭,遏制了塞族的攻势。

同年8月,南联盟为摆脱国际社会制裁,在塞族拒绝接受美、俄、英、法、德五国联络小组提出的波黑和平方案后与之断绝一切联系,使塞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军事优势受到削弱,但仍掌握战场主动权。

10月,穆族发动秋季攻势,攻占“安全区”比哈奇周围塞族大片土地。

塞族实行全民军事总动员,并得到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军队的支援,于11月中旬夺回全部失地并包围比哈奇。

11月下旬,北约对克拉伊纳塞族控制的乌德比纳机场和波黑塞族的奥托卡导弹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但并未改变战场态势。

年底,穆、塞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1995年3月,战事又起。

7月,塞族相继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和热帕两个“安全区”,并继续围困比哈奇。

第三阶段,塞族丧失军事优势,被迫妥协(1995.8~12)8月上旬,克罗地亚出动10万军队攻占克拉伊纳地区后,美国提出和平解决波黑冲突的新建议。

8月30日~9月14日,北约以萨拉热窝遭炮击为由,出动3400余架次飞机对波黑塞族阵地实施空中突击,并发射13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使波黑塞族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完全陷入瘫痪。

穆、克族军队在克罗地亚军队配合下,乘机在波黑西部向塞族发动进攻。

到9月下旬,穆克联邦和塞族实际控制的领土已接近五国联络小组为双方确定的比例。

塞族丧失军事优势,被迫同意由南联盟代表其参加由美国主持的波黑和谈。

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三国总统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达成《波黑和平框架协议》,并于12月14日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

协议规定,波黑继续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存在,由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穆克联邦控制波黑领土51%,其余由塞族控制。

波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

战争中,三族共动用近2000门大炮、600辆坦克、600辆装甲车以及一些战斗机等。

波黑430多万人口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450多亿美元。

波黑战争自始至终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和武装干预,特别是美国以北约为工具所进行的军事干预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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