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Basic的一个小题目
中国共参加了4届
社会实践内容简介怎么写
2008年暑期社践会总结报2008年7月18日下午2：00，天市建设学院土木工程系于建工楼304室召开了座谈会。
“重温伟人志，共建新天津”暑期社会实践队全体队员分成两组展开讨论,座谈会由花少奎主持，指导教师王建老师列席参加。
首先由主持人带领全体队员重温二位伟人的生平，并说明此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
两组队员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便开始了交流共享。
座谈会的第一个主题是参观周邓纪念馆之感想。
提起纪录片《永恒的怀念》，大家感慨万千，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人敬佩，二位伟人朴实绵长的真挚感情更是感动了所有人。
队员们纷纷表示通过缅怀伟人来认识自己，学习周总理和邓奶奶的爱国精神，并且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适应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充分响应此次参观活动的口号：为中华复兴而读书
座谈会第二个主题是讨论当代大学生的使命与任务。
经过上午的一番精神的洗礼，两组队员分别提出准确定位、做好本职等观点，扎实学好知识，树立远大理想，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并将内容总结概括为“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成就了一番大事”。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当代大学生，要做到服务企业，建设天津，首先应着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精神上和实践上都要杜绝偷工减料，认真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职责，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质量。
大家深思过去，放眼未来，充分意识到了抓住企业文化，把握机遇的重要性。
您正浏览的文章由范文网()整理最后，王建老师联系大学生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凡作用，强调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鼓励大家遇到困难努力克服，经常回顾过去以弥补不足，不断挖掘自身的巨大潜力，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多做贡献。
同时提醒全体队员认真对待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牢记社会实践活动的口号“重温伟人志，共建新天津”，并从中谋求学习和发展，为将来投身社会建设打好基础。
通过这次座谈会的交流，促进了大家的感情，加强了团队精神，为之后奔赴企业做了完美的铺垫，相信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最终会有七月骄阳般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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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怎么写会议精神
一年来,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与上级要求和职工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现 根据民主生活会的要求,结合本次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主题,通过与班子成员交心谈心,对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自己思想生活工作情况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发现自己还存在知识水平工作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不足,现将本人存在的有关问题和今后的整改方向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作简要的汇报,讲得不够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1、学习上还不够，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学习还不够注重，在工作中，对社 会主义初级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特别是理论的 学习还不够系统，学习还浮在表面，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有时只顾忙 于一些具体工作，自觉主动在挤时间学习不够，闲时学一阵子，忙时学的 少，有时看报纸也是看看大标题，结果对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 新问题理解还不深，使理论水平不能尽快得到提高。
2、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看的少，市场经济理论，法律知识，科学文化知 识等钻研得少，结果使得知识面不够广，在思想上对本职工作应具备全面 的素质，掌握更多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的还不够。
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多，在其他情况 下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打不开情面，不够大胆，怕伤害同志间感情， 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认为目前整个大气候也就如此，认为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
4、工作方法有时不够恰当，不够策略，特别是对群众的批评和对公司的 同事指导及批评，有时不够讲究方法，结果使同志们有时候出现比较勉强 的现象，对工作方法，处事艺术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认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好的，方法问题欠缺一些，同志们都会相互谅解的。
5、在工作要求上，工作的标准要求不够高，满足于干完成，求数量与求 质量没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与统计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虽 然能按照完成工作任务，有只求一般标准，把标尺定的不能高，干些工作 就有满足感的倾向。
6、在工作创新上，对待困难有畏难情绪，满足于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积极主动性不够强，缺乏创新意识，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缺乏年轻人那种朝 气蓬勃，斗志昂扬的工作热情，缺乏灵活机动，过于死板，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理念没有贯彻始终。
7、协调能力不强，与部分群众沟通少，有时工作不细致。
这一点与我的 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也没有往这方面做过努力，在平时工作中，只管工作，而不管与人交流，不生动活泼，特别是与领导及 部分同志的沟通少，与社会的溶合度也不够，认为只要工作做好，就是万 事大吉了，这样造成有时工作不细致。
二、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源：经过分析以上的缺点，在深入解剖自我之后，我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进行剖析，这其实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的结果，若长期如此，对自己不加以严格约束，不采取取长补短的措施的话，将会给今后工作带来不便. 应该说，我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的，也一直对工作是负责的，但 我总感到自己有些放松，特别是没有能好好反思自己，及时调整好心态，对外界的因素也看得太重，从而造成了上进心、进取心比以前减弱，以前我对自己缺点的认识是不够到位，知道缺点，也总给自己找借口摆脱，甚 至拒绝承认，不加悔改，这对自己的进步是毫无好处的，也是严重损害自 己的发展与成长。
归到根本，这其是人生观、世界观模糊的问题，对许多事物存在模 糊认识，对社会的发展没有十分准确的认识，对客观存在没有正确的分析 的结果，这也是放松自己的学习的后果，不从自己的主观意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出发，来认识自我，来改造自我，而强调客观世界对自己的影响， 强调其不可改变性，存在一种畏惧心理，存在无力回天的意识，从而在生 活生产过程中产生一种消极的心态，由于对自己压力不够，从而产生动力不足，进取心不强，改造自己的力度不够。
同时，我也还存在一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急于求成的思想，毅力不够，具体行动不足。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要加强学习，特别关于贯彻中央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及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这一主题，以思想的大解放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思想理论学习。
也确定了我们的新思想，进一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远大目标，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提高自身素质,紧密联系群众,调整 心态,制订可行计划,努力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充分 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严厉约束自己，时刻警示自己。
在充分认识到 自己的缺点的基础上，努力改变工作中遇事处理不果断、不细致等问题， 工作中、生活中有不如意之处，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克服松懈心理，树 立生活、工作目标，化劣势、失败为前进的动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永 远保持自己积极肯干、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点。
三是要立足于工作进步和自身全面发展，广泛学习一切有益知识。
加强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法律、管理等基本知识的学习，加强对 履行当前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努力学习代科技和岗 位专业知识，良好地完成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生产任务，争创岗位专业 技术的最高水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好工作、多出成果。
进一步对 照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出改进方向措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高素质的完成本职工作。
没有察觉的缺点，需要在与同志们的进一步交流中发现和改进，需要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中肯的批评。
总之，在今后工作中，我愿和大家一起在开拓中前进，在前进中开拓，保持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恪尽职守，奋发有为，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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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之后，我们又一次面临思想大解放。
先问个问题，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提高GDP
这是因为改革之初，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有另一种经济模式，也没机会出去看一看，大家都等着政府来负责自己的生老病死，这就只能靠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经济本身是一个有机体，一旦起步就能自行运转，需要的只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些先富起来的省市要认识到，本地的GDP很大一部分是由外来务工者贡献出来的，即所谓“打工经济”，他们拿着极低的工资，却创造了极大的财富。
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例如，政府是否可以补贴农民工的社保金，农民工存一块钱，政府补贴几毛钱；在信息化的今天，农民工的社保是否可以在地域之间自由流动；根据现有的政策，职工的社保主要是企业和个人负担，政府连年提高的财政收入是否也可以反哺
不可否认，这些事情比起政绩工程来说，是看不见摸不找的，但是老百姓的心里可都记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20多年。
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
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
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
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
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当前我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
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理论与实践是互动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给实践以深刻的影响。
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成果，必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西方有的人认为，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思维，善于对实践作出科学总结的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个一次完成的过程，而是要反复实践、反复探索、不断总结，寻找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作出科学总结的产物。
既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充分继承，也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最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既有对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充分预见，还包含了对人类，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和宣传，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使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更加自觉的实践。
“我心目中的马克思”1000字演讲稿
年的追求：我和哲学（一） 我埋头己的沉思之中，不觉流逝，窗外已过去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今天我依然如二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
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
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
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
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
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
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
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
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
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
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
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
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
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
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
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
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
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
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
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
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
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
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
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
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
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
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
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
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
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
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
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
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
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
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
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
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
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
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
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
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
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
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
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
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
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
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
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
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
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
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
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
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
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
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
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
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
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
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
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
」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
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
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
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
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
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
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
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
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
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物自身」
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
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
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
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
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
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
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
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
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
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
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
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
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
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
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
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
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
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
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
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
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
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
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
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
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
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
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
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
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
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
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
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
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
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
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
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
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
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
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
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
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
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
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
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
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
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
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
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
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
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
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
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
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
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
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
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
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
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
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
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
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
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
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
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
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
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
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
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
(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
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
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
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
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
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
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
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
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
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
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
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
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
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
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
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
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
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
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
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