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哪个单位牵头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我们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指明了方向。
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惠及民生的工程，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加强领导，构建全面覆盖、布局合理的结构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县级法律服务功能，健全各镇区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在各村建立法律服务站，延伸法律服务触角。
目前，如东县率先在213个村建起了法律服务站,由村（居、社区）政法专干任站长，村（居、社区）常年法律顾问任副站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村（居、社区）专职调解员、专职社工、普法志愿者、村级联防队员和大学生村官共同参加，服务村（居、社区）群众。
为适应广大群众法律需求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法律服务网络要从以“建”为重点向“建、管、用”并重转变，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
推行点对点的服务，目前，该县相继为村配备法官并出示服务的范围及联系电话，提升服务的质效。
在服务形式上，要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科技型”转变。
利用互联网覆盖广泛的特点，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法律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化解矛盾纠纷等信息平台建设,使群众享受到及时便利、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
2.整合资源，建立快捷高效、功能完善的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向群众，坚持资源整合、协调并举、运作有序。
笔者认为要做好系统内纵向资源整合和系统外横向部门联动两方面。
比如，政法系统对内要建立健全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工作网络，把法官、律师、公证员和普法志愿者等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发挥法律服务的独特功能。
其次，要对外善于横向借力，政法系统要探索与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对接模式，共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
3.注重培养，打造结构合理、专兼互补的人才队伍注重挖掘和培养法律服务人才资源。
一方面，提高专职法律服务人员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培育一批高端复合型法律人才和品牌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医疗、教育、资产重组等领域的业务，确保适应目前沿海开发、经济转型升级等复杂形势的需要。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矛盾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
如东县有近百家的民间文艺团体活跃在全县各镇村，为此，该县着手对每编排演出一个法制文艺节目发放补贴200元，调动广大文艺演出者的积极性，确保有演出就有法制节目，扩大法律宣传的辐射效应。
积极动员和组织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等积极参加公共法律服务活动，发挥他们就近、人员情况熟悉的特点，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用身边人解决身边事。
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主导、保障有力的供给模式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
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以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为主的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要为城乡统筹服务，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制定倾斜政策，全面推行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建立在村（社区）专职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的法律服务社工队伍，实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常态化、专业化。
林志颖简历
林志颖 Jimmy Lin 昵称：Jimmy、小志 绰号：小旋风、旋风小子、林董、顽皮豹（小时候） Fans喜欢叫他的昵称：小志、林小志、林小颖、林先生、林董、林sir、Mr.林、林同学（林童鞋、林tx）、老大、小颖、小林、林小帅、阿颖、志颖等…… 生于：1974年10月15日晚上，家中客厅羊毛地毯上 身高：172 cm 体重：58kg 生肖：虎 星座：天秤座 血型：O型 祖籍：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出生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民族： 汉族 最尊敬的人：父亲 与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外婆 毕业学校：忠孝国小——怀生国中——华冈艺校（主修表演 副修摄影） 出道时间：1992年2月28日 饮食习惯：不吃酸辣、不吸烟、不喝酒 宗教信仰：佛教 休闲嗜好：摄影、上网、玩游戏、健身、漫画、KTV、音乐动画 家庭成员：父亲（林德雄）、母亲（名不详）、一兄（林志杰）、二弟（林志鑫、林志龙）、一妹（林志忆）.妻子(陈若仪),儿子 口 头 禅：“不知道耶”、“还好啦”、“不要这么说” 、“没有啦”、“没那么夸张”、“蛮……” 座 右 铭：“人因梦想而伟大
”“人生可以有后悔，但不可以有遗憾
” 出版书籍：《大兵日记》 经纪人:葛静琪 个人品牌：JR(Jimmy Racing) 入伍日期：1994年11月15日 退伍日期：1996年11月16日 林志颖日：10月17日 擅长的运动：赛车、滑板、棒球、野战、游泳、高尔夫球、保龄球、潜水、滑雪、骑自行车、滑浪板、水上摩托艇、网球 喜爱的表情：笑 最喜欢的收藏：模型车、车杂志、邮票、相机、枪、名车、手表 最喜爱的影星：刘德华、张曼玉 最喜爱的歌星：王杰, 迈克尔·杰克逊 偶像赛车手：车神舒马赫 最喜欢的水果：香蕉、西瓜 最喜欢的饮料：牛奶、白开水 最喜欢的动物：狗 最喜欢的数字：7 喜欢的一本书：史达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最喜欢的电影：《直到永远》（《Always》）（1989年奥黛丽·赫本等主演） 最擅长做的菜：奶油蛤蛎意大利面 最喜欢的国家：泰国 最喜欢的城市：北京 收藏BB枪：SR47、AUG、M60、M249机枪、改装Marine款、左轮、点45等等十多支 现有车辆：兰博基尼Gallardo、速霸陆、M3 、悍马H3、法拉利F430、法拉利575、保时捷996、奔驰、BMW、全球限量百年纪念版哈雷重型机车（机车之王）等 现有手表：ORIS小舒马克限量计时码表；AP Montoya计时码表；TISSOT MotoGP、GRAHAM、ROLEX 、PANARAI 计时表；TechnoMarine 悍马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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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之后，我们又一次面临思想大解放。
先问个问题，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提高GDP
这是因为改革之初，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有另一种经济模式，也没机会出去看一看，大家都等着政府来负责自己的生老病死，这就只能靠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经济本身是一个有机体，一旦起步就能自行运转，需要的只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些先富起来的省市要认识到，本地的GDP很大一部分是由外来务工者贡献出来的，即所谓“打工经济”，他们拿着极低的工资，却创造了极大的财富。
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例如，政府是否可以补贴农民工的社保金，农民工存一块钱，政府补贴几毛钱；在信息化的今天，农民工的社保是否可以在地域之间自由流动；根据现有的政策，职工的社保主要是企业和个人负担，政府连年提高的财政收入是否也可以反哺
不可否认，这些事情比起政绩工程来说，是看不见摸不找的，但是老百姓的心里可都记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20多年。
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
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
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
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
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当前我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
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理论与实践是互动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给实践以深刻的影响。
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成果，必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西方有的人认为，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思维，善于对实践作出科学总结的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个一次完成的过程，而是要反复实践、反复探索、不断总结，寻找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作出科学总结的产物。
既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充分继承，也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最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既有对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充分预见，还包含了对人类，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和宣传，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使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更加自觉的实践。
国庆60周年的作文100字左右，详细
2009年10月1日，一个让我忘不了的一天——我们伟大祖60周岁的。
在这伟大的一天，我们国家举阅兵仪式。
这次的阅兵仪式不是我们所能描绘出来的，但我们的心会明白，只是无法言表。
相信看了这次阅兵仪式，大家爱国的心一定会深有感触，是啊，在开国之前，我们的国家曾被侵占过部分土地，不过，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一旦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我们斗争的勇气就会倍增，早已把生死置身事外，民族尊严不可打击，中国人的怒吼不可小觑，国土一定会完整。
开国之日来了，在一位又一位领导人的手下，我们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
虽然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繁荣富强，我们会加倍努力，中国人团结奋斗起来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祖国的辉煌历程让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自豪，更激励我们要为国家的兴旺前程而勇往直前。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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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类语言验收活动的总结报告怎么写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营造共有精神家园———— xxx县语言文字工作纪实（解说词）在甘肃省的东南部、天水市东北部、陇山西麓，有这样一块神奇而充满希望的田野，这里景色优美，民风淳朴，民族特色鲜明，她就是全国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陇东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1311.8平方公里，辖3镇12乡，总人口33万人。
其中回族22.7万人，占69.3%。
县内自然资源丰富，境内名胜古迹较多，既有风景优美的云凤山风景区、白石咀牧场、五星牧场等自然景观，又有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马家塬遗址及墓群、宣化岗拱北、南川道堂等人文景观。
各村镇新月高悬的清真寺星罗棋布，阿拉伯建筑艺术风格明显，更是增添了人们对这片神奇热土的向往。
如果说独特的人文景观，秀丽的关山美景，碧波荡漾的天然草原，辽阔肥沃的天然牧场凭添了张家川靓丽的风采，张家川回汉儿女以其纯朴的民风民俗，厚重清纯且近似于普通话的张家川方言，吸引了商贾游客到这里做客，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以来，张家川县语言文字工作，在省、市语委的关心、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以宣传、贯彻和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重点，以初步普及普通话、规范社会用字为基本目标，全面部署、扎实推进，使语言文字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政府强力推动 领导示范带头多年来，张家川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工作，把它作为“举特色旗、打民族牌、走民营路、建和谐县”的重要内容，积极筹划，精心组织。
坚持以县城为中心，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学校为基础，以新闻媒体为典范，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构建了“行政推动、部门协同、专家支持、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根据省、市安排，我县今年要达到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标准。
为此，今年3月中旬，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迎接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动员大会，会议下发了《张家川县迎接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实施方案》，县委书记刘长江、县长马中奇分别做重要讲话，全面部署和安排了迎评工作。
会议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主任，县政府办、教体局、人事局等26个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张家川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委主任分别与各成员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体局，由教体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另外从基层抽调了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五名同志为办公室成员，具体从事全县语言文字的指导、检查和协调工作。
与此同时，各成员单位都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初步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县语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系统之间统筹协调，互补互动、齐抓共管，保证了我县三类城市语言文字达标迎评工作的有序开展。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语言文字工作，县政府拨付县语委办专项资金20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宣传教育、档案建设、培训测试、会务接待等，为语委办先后配置摄像机、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等，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基础条件。
为了倡导全县重点领域形成“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做文明人”的良好氛围，县四大组织主要领导带头讲普通话，但凡全县重要会议、公务活动、集会演出等全部使用普通话。
同时要求公务员、新闻媒体、教师、服务行业必须率先说普通话，并作为年终精神文明考核的主要指标和内容。
为了实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整体提升全民使用普通话的水平，根据《甘肃省二、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评分细则》的要求，县语委办认真组织了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和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的普通话培训工作。
首先对全县各行各业人员普通话培训测试情况进行摸底，于7月底和8月底，对年龄在50岁以下没有取得普通话合格证的476名教师、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业人员进行了两期普通话培训和测试，达标率95%，提高了各类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有力地推动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拓展重点领域 提升应用水平首先县语委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在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中的龙头作用。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公务员要带头。
各党政机关部门积极成立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实行岗位责任制，优化机关语言文字环境。
县人事局专门下发了文件，对公务员的普通话提出明确的要求。
在县委办、政府办的推动下，机关干部积极参加普通话培训测试，争取100%达标。
各单位还组织干部进行公文处理的培训，进一步规范公文格式和规范汉字，机关干部下基层尽量用普通话。
进一步提高了公务员规范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推进了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建设，这些都构成了机关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是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学校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基础领域，因此县教体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抓好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中学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坚持为素质教育服务，将语言文字工作列入了学校的工作制度、学期计划及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作为各学校德育工作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使语言文字工作与爱国主义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优化教育环境、学生社会实践等相结合。
先后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创建示范校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创建步骤。
6月份，县语委组织对张家川县第一高级中学、张家川县新建小学、张家川县幼儿园等12所县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工作进行了评估验收，并选出9所学校申报市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11月份，市语委、市教育局组成专家团对9所申报的市级示范校进行了评估验收。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创建工作，有效提升了学校语言文字的应用水平。
三是充分发挥宣传媒体的示范作用县文广局对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的语言文字应用加强管理。
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在来稿的审发、审播、字幕、栏目文稿核校过程中督促、检查、严格把关，力求普通话语音纯正、标准，用字规范，播音员、主持人持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上岗。
对县语委组织的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大活动，都及时报道，扩大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力度。
县语委还建立和完善审听、审看制度，协助县宣传媒体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再上新台阶。
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社会公共服务行业是精神文明的窗口，也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载体。
在创建文明县区的大背景下，我们注意拓展深化文化、卫生、邮政、电信、移动等系统的语言文字工作，以点带面，发挥典型单位的先导作用和示范作用，指导和推动全县工作的进程。
在语委办组织的两期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中，我县第一人民医院、电信局、邮政局、移动公司、锦德瑞宾馆等单位积极参加培训测试，达标率87.5%以上。
创新工作载体 营造宣传氛围提升全社会语言文字的应用水平，不仅要拓展工作领域，而且要提高全社会的规范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创新载体，以迎接三类城市语言文字达标评估工作为契机，狠抓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工作。
——语委办统一在县城主要街道及各部门、各单位、各学校、各窗口企业制作了100个永久性宣传牌，600张小型宣传标语和张贴画，在公路沿线制作10个巨幅广告宣传牌，为各成员单位制发宣传折页1000张，宣传册800本。
——县语委办、县教体局在城区学校中开展了“啄木鸟纠错”活动，对城区单位名称、广告牌、店铺牌匾、指示牌、公共设施标志牌等公共场所用字中存在的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缺损字等进行了拍照与统计，在建设局、工商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的配合下进行了积极的整改，在广大市民中起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作用。
——语委办组织开展了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踊跃参与，共报送作品385幅，并精心评选，择优向市上报送作品42幅参加市级以上比赛。
——组织开展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以庆祝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并拍摄了影像资料，同时择优向市上推荐了诗词歌赋作品和经典诵读光盘。
——4月中旬，县语委办组织我县代表队参加了全市“中华诵〃经典诵读”大赛，我县有一个作品获三等奖，一个作品获优秀奖。
——第十四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县语委办按照市语委文件精神，认真安排部署，制定活动方案，各成员单位、各学校积极响应，制定推普周活动计划，举行了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普通话演讲比赛、上街宣传、社区讲座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使普通话的普及得到了真正落实。
——根据天水市教育局文件《关于参加第八届全国语文规范化知识大赛的通知》，我县37所学校积极参加，共有487名教师，780名学生参加。
——各迎评单位普遍制作了各种展板、永久性的宣传牌和宣传标语、专题片，并结合行业单位特点优化了文化环境，提出了相应的语言文字工作要求。
通过大力营造宣传氛围，全县“初步普及普通话，规范社会用字”的目标基本实现，使语言文字工作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城市的文明程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校园，正在初步形成。
今后，我们将继续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断加大公务用语用字、社会用语用字的整改力度。
进一步加强对全县特别是边远村镇人员的普通话培训工作，推广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启动边远村镇规范汉字运用培训工作。
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工作立体管理网络和长效机制，将语言文字工作融入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天道酬勤，有播种就有收获，有憧憬就有希望。
昨天我们播下了智慧和理想，今天我们收获了智慧和希望。
传承发掘祖国语言文字的精髓，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弘扬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使它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我们相信，语言文字工作必将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我们彼此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张家川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张家川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二○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