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的资料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是如何探索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如下】： 公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盛典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
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
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
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
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
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1992年南巡讲话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和澳门已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
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担任的职务及担任时间。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
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
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
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编辑本段改革开放时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为这80岁生日在北戴河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
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
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
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
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盛典上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
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92年南巡讲话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
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
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文选》（
宋庆龄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讲跪求啊，人民可以扭转局势
宋庆龄满怀着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信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以及为增进各国间的了解和友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进行过艰苦卓越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与爱因斯坦等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 1927年2月，宋庆龄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美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赛（法国）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发起和指导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活动；同年1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翌年8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大会上，两次被选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又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
在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的1933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对内进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对外争夺世界霸权，新的世界战争阴云密布；中国蒋介石集团疯狂镇压革命、“围剿”苏区，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侵占中国东北。
宋庆龄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在1932年底，就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致力于保障人权、营救抗日爱国志士，和学术、教育界等人士合作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奋斗。
1933年5月13日，在她奋笔疾书的《谴责对德国民主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中，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表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同日，她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和蔡元培、杨铨、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特地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33年6月，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成立后，宋庆龄作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立即在中国积极筹划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远东会议，以求联合远东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商讨远东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国际争取解放与和平斗争的关系诸问题。
但是，会议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
由于筹备会的中共核心小组被破坏，筹备工作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直接担任。
宋庆龄则不畏险阻，冲破国民党警察的恐吓、阻挠和诽谤等重重迫害，几经周折，终于巧妙地把这一会议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秘密举行。
9月30日，宋庆龄在向导带领下，转了几个圈，甩掉特务的跟踪，来到会场所在地的一幢红砖洋房内，亲自主持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委员会远东会议。
会议通过了有关提案、决议和宣言，正式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相继成立该分会的所属机构，努力开展反帝斗争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一定能创造和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一如既往，以很大的精力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最为严峻的时期，战争乌云笼罩着整个世界，同时也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奋斗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年代。
当时，由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
为了扑灭这场革命风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疯狂叫嚣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扶植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朝鲜、越南等地发动了侵略战争……宋庆龄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这些汹汹气势所吓倒。
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49年4月20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选出了世界和平统一机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
7月29日，该会决定每年10月2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号召组织世界规模的和平大示威，以显示人民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
这一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
当天和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领导这次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成立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决定动员中国4.75亿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这表明，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立即投身到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行列，和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战争挑动者发起了和平大进军。
当1952年美国不甘心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一再破坏停战谈判，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同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时，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亚太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热烈的响应和支持。
宋庆龄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这一盛会，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宋庆龄在这次盛会的开幕词中，将此次会议同1933年9月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开的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比较，说明保卫国际和平已有了很大进展，人民对于争取国际合作的要求大为增强，和平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够创造和平的。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她强调：“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11个决议案，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提高了新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响和作用。
会后，根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又被推选为主席。
同年12月12—19日，宋庆龄率领代表团59人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
她向大会建议：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实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帝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于人民福利的需要；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不侵略他国的领土。
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针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核试验，宋庆龄于1950年和1955年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广泛地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宋庆龄在和平呼吁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宋庆龄等维护世界和平先驱们多年的不懈奋斗，他们参与缔造的世界和平的钢铁长城终于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国际局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1954年4月，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7月，中、柬、越（北、南）、美、法、老（挝）、英、苏等国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
所有这些说明，国际和平力量空前壮大，“谋求国际谅解、互相信任和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已成为世界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的一致呼声”。
尤其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祥地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
他们在保卫已取得的自由、摆脱贫困与无知的斗争中，结成新的联合。
这“是东方世界一个新力量，并且将影响整个世界”。
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也做了大量工作。
她还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任，代表国家出访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苏联、美国等国，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
这是我们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
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
”她的这些访问，对于扩大中国的外交交往、打开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加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宋庆龄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用诗的语言盛赞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大无畏气概说：她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什么是三个有利于?
原句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爷爷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大事
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理论。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
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