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府是什么官
两代，国家开始设立漕运和河道机构，着天下漕运事务和河的畅通。
在这两个朝代中，京杭大运河紧张有序地脉动了5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每年给中央政府和北方戍边的军队，以及整个社会，运送了大量的给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府两总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陆续开府于大运河最古老的中心点淮安，给淮安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
本文即拟对漕运总督与淮安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漕运总督、漕运武臣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与淮安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勾稽和叙述。
漕运总督的设置 漕运自古有之，管理漕运的官府、官员亦自古有之。
漕务开始是不单独设官的，因为它是相关官府的本职业务范围内的正常工作，由他们按照规定去完成。
即便是有特殊需要，临时设官提调，亦是即设即撤，不为常设机构。
自唐以后，始设专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领之，专职官员很少。
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则完全相反，不但设专职的漕运官员，并且以漕务官兼他官。
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漕运任务而兼领的。
明初不是一开始即设漕运总督的，而是沿袭元代的办法，最初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
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仅正四品官。
因为天下财富粮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务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罢废了。
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1404），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
当时还设有副总兵、漕运参将，与总兵官一起统领官军海运。
后来海运罢废了，便专门督理内河漕运。
因为漕运离不开河道，天顺元年（1457）又令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管理。
漕河运粮是有一整套人马的，各省设把总，天顺元年设把总12：南京2，江南直隶2，江北直隶2，中都1，浙江2，山东1，湖广1，江西1。
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统领12把总都指挥，分统各卫所漕运。
这12总统领127600人，运船11700只。
另有遮洋一总，有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海道运输。
这13总统称为运军。
这些把总由各卫指挥使(清代称守备)和千户担任，他们是具体押解漕船运粮的官儿。
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1365—1433)，他负责整个漕运的全部职责，包括海运、河运和陆运。
海运由海路进行，河运则循元人初道，由南运河向西北，过黄河水陆并用达北京。
自永乐九年会通河成，京杭大运河修复，废止海运、陆运，单用河运。
此后陈瑄在沿运各处，特别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如循宋代乔维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坝盘驳和淮河沉溺的风险。
在这其间，陈瑄到处奔波，基本上无固定官所。
淮安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键。
后来，运河治理就绪，陈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
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所以又称镇守淮安总兵官。
陈瑄总管漕运30年，为明清漕运奠定了基础，于宣德八年（1433）卒于淮安任所。
接任漕运总兵官者，多为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世袭侯爵或者伯爵。
陈瑄一家就有4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是陈瑄自己和他的曾孙陈锐、玄孙陈熊、六代孙陈王谟。
他的孙子陈豫虽未任过漕运总兵官，但曾于景泰五年（1454）与江渊抚循江北及鲁豫水灾，曾请求朝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
他也是为漕运出了力的。
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陈瑄，在清江浦为他立了一座陈公祠。
宣德年间，漕运事务逐渐繁忙，而漕运又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所能办得了的，所以朝廷经常临时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
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必须常态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
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共同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文督催，武督运”。
漕运总督的头衔和职责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第一个头衔是“都察院都御史”。
他们多数是带“右”字都御史，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务，所以“左”字是不能给他们作加衔的。
有时是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则级别低一些，大约是新任者资历浅的缘故。
都御史这个职衔虽有点虚，不能参与都察院正常事务，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样，弹劾惩治他所辖范围内的文武百官。
因为漕运总督是个跨省跨行的官，这个职衔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头衔是“总督漕运”，这是他的核心本职。
漕运总督驻节山阳，总督天下漕运事务。
凡湖广、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由漕运总督节制，负责征集应征调的漕粮。
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
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
第三个头衔“提督军务”，他和其他各省总督一样，拥有一定的兵权。
明代漕运总督统领颍州兵备道、徐州兵备道、淮扬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凤阳等7个卫，洪塘守御所，南直隶之庐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征卫、滁州卫、徐州卫、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沂州卫、泗州卫、寿州卫、宿州卫，海州中守御所。
所以漕运总督人称为帅、大帅、漕帅，他设有军门，有中军，左营、右营、城守营。
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卫，不须地方政府如山阳县、淮安府的来管，而是由漕运总督署城守营负责，地方官府只是协助而已。
有战事还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如扬州营、徐州营等。
有时，朝廷还因需要而扩大其军权，《明世实录》卷21记载，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为山东农民起义，皇帝命令总督漕运都御史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纲听征。
” 第四个头衔是“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
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
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
“等处”是指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
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
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
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
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
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
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
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
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
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
《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
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
”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
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
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
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
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还一些曾经有过的或者时不时兼任的头衔： 兼管河道。
明初刚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等河道的治理。
后来有了专管河道的总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争执，还是经常由漕督兼管河道。
清代也是这样，凡河道总督缺裁时，常由漕运总督兼任。
兼理海防。
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
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
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
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
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
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
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
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
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
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
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
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
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
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
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
”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
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
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
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
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
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漕运总督署下设机构 常盈仓。
为了适应兑运的需求，永乐年间开始，在运河沿线建立若干仓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水次仓。
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驻上述4仓。
在淮者名常盈仓，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清江浦。
莅是官者多为文人，常聚结一班墨客骚人吟咏唱和。
其中有个叫林洙的，就与吴承恩有过诗文交往。
仓内还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过一篇《寄寄亭记》，抒发他人生如寄的感慨。
吴汝奇等还编过一本《常盈仓志》。
万历《淮安府志》卷3载，当年有官厅3间，仓房6间，经历厅3间，天字等厫百余间，周遭墙围，岁储70万余石。
后以漕粮停止兑运，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常盈仓遂岁久倾圮。
《明穆宗实录》卷64载，隆庆五年（1571）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因命官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
然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
万历八年（1580），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于是管仓开始兼管抽税。
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抽分厂。
明初于清江浦设清江、卫河二厂，督造运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
当时用于运河漕运的船只，船厂大都设在淮安府的山阳县，船厂鳞次栉比，每年造船560多只，花费白银5万两。
当时船厂附近有很多经营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的商店，以淮安河下为最多。
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绳巷、打铜巷、钉铁巷等也因此而得名。
造船厂的隶属关系是经常变化的。
开始时，永乐皇帝命令陈瑄直接管理。
后来，分设南京、山东、凤阳、直隶四个总厂。
各总厂分厂由各卫所官吏负责，上面统管于工部的都水郎中。
嘉靖年间，撤销卫河提举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举司负责。
清江提举司就设在板闸与移凤闸之间。
嗣后，又将此权交给漕运总督，由他选择有能力的卫所指挥二人公理船政，并以千户、百户、镇抚等卫所官为各厂头目。
万历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西河两船政厅，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
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负责，西河厅则由扬州府的一名同知负责。
(《国榷》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 东河厅管理南京、山东二总厂，西河厅管理凤阳、直隶二总厂。
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
到了清朝，情况又有变化。
顺治二年（1645）南京厂改为江宁厂，直隶厂改为江南厂。
江宁厂的造船业务转给龙江造船厂，剩下的船厂时设时停。
康熙七年（1668），又将西河厅并入东河厅。
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彻底关闭了这里的所有船厂，终止了这里近300年的官办造船业。
但它的船坞码头存在了很长时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过淮时，他的龙舟就多驻泊在直隶厂。
当年这个工部厂还兼收税，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应于船料者，三十税一。
视货物之多寡为盈缩，初无定额，每岁约12000两为准。
后来抽及货物，其有涉漕造者，为抽分，为余羡，为船钞。
有兼济河工者，为由闸，为石价，为梁头，为扣利，为折夫诸名色，共抽分银51225.1两。
康熙九年（1670），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
管河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
济宁是个分界点，后来设置河道总督，开始时即驻节于此。
管洪。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徐州洪，一驻吕梁洪。
徐、吕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陈瑄凿石疏渠而成。
虽正统间曾有令“总督漕运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闸坝”，漕运总兵、参将每年押粮北上，也还是经常关注此二淮洪的维修的管理。
漕运参将汤节以二洪流速过快，极易损坏漕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
并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以资牵挽。
管闸。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沛县，一驻济宁。
管泉。
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驻宁阳。
后来有了河道总督，以上这些管厂、管洪、管闸、管泉的河务官员，就逐步划归河道总督管辖了。
理刑主事。
由刑部派出一人，驻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记载，“在府治西南隅。
正堂3间，后堂3间，厢房东西共6间，茶房3间，书房3间，卷库3间，碑亭一座，在大门内东。
神祠3间，在大门内西。
仪门3间，大门3间，照壁一座。
”淮安城内过去有一条刑部街，大约就是其所在。
淮安今无此街名，其地大约在今大鱼市西街西端，当年此地接近运河边，出入方便。
漕运方面的案件，别的部门是无权过问的，都得由此衙门来处理。
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
清江提举司设于正统元年9月，其地在移风闸以后，督造运船。
以上由户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也有三年一轮换的。
他们仍属于原来的部门，并由原来的部门任命和罢免，但同时归漕运总督管理节制，协助漕运总督处理各有关事务，就类似今之临时综合治理工作组、办公室一样。
淮徐道，正德六年设，有时在淮安，有时驻徐州。
淮扬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为明漕运总兵府，见后漕运总兵府一节。
漕储道参政，隆庆末实行海运，将热衷海运的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运总督，隆庆六年（1572）正月，复从王宗沐言，运务烦重，宜添设一官专理。
于是将山东参政潘允端移驻淮安，专理漕务，负责协理漕储、催趱重运。
此为第一任漕储道参政。
此缺于康熙初裁，前后共有49人任过此职。
此次变革的同时，奏准裁革了漕运协同参将。
此举为文官单独督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撤销淮安漕运总兵官打下了基础。
（《明穆宗实录》卷65）漕储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阳县学以北，隆庆六年建。
（万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备道，天启二年（1622）设。
分管山阳、清河、桃源、海州、赣榆、盐城8州县营卫钱粮，驻扎淮安府城。
（光绪《淮安府志》卷10）兵备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阳县学西百步许。
（万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运总督独立管漕 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级别特高，多是由明代开国勋爵大臣的后裔担任的，他们承袭了父祖的勋爵，为伯为侯。
《清史稿》称之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级之上，远远高于同理漕政的文臣。
他们的工作与漕运总督虽互不隶属，只是相互协调配合，但在会议与互相拜见时，武臣一直处于文臣之上。
这与他们的职级、政治地位有关，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先进山门为大嘛
明清时代的督抚品级问题，两朝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相同之处是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司法，或者某一专项事务的省部官员；不同之处，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虽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员。
《明史·职官志》说，“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这明显是承认督抚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为加衔，但督抚一职的性质、职责范围，仍是与都察院其他属官一样，放在“都察院”一节里叙述的。
《清史稿·职官志》则不一样，督抚是以“外官”来叙述的。
《明史》没有单独讲督抚的品级，只讲了都御史及副、佥都御史的品级，是正二品到从三品。
大约是督抚可以参照的意思。
《清史稿》则讲“总督从一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级；巡抚则未明言。
其实这些品级都只是一个相似的规定。
实际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当上总督或巡抚就是这个级别了。
还要看资历深浅，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职级，原来是几品就是几品，以后逐渐再提升级别。
因此，明清时代漕运总督，高的可到从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从三品。
大体上来说，一般与六部侍郎相当，有的漕运总督则带有工部或兵部侍郎头衔。
但他们与六部尚书文移及会见，则处于同一地位。
文臣虽然比武臣品级低，但他们的政治管理和协调能力的优先，而且后来漕运事务基本都是漕运总督负责的，武臣作用逐渐减弱。
特别是设立漕储道以后，押运事务也由文臣与把总直接负责，使得武臣显得可有可无，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万历年间有一位漕运总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运总督中是任职最长的人，自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
他办事治尚威严，雷厉风行，打击了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
他是当时思想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因而成为地方官吏中声名最响，是入阁为相呼声最高的人。
当时的漕运总兵官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虽是万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运总兵官镇守淮安，但资历浅，才力懦，李三才“以气凌驾之”，王不敢与之抗礼，只好“移坐其下”，改变了文卑武尊的传统。
(乾隆《淮安府志·历代漕运》)。
不久，因为海运已停，河运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运实属多余。
万历四十年（1612），王承勋请告回家，朝廷便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不再派官。
（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兵卫志”）崇祯末，曾派抚宁侯朱国弼来淮安镇守，那主要是出于对付农民起义军而设的，与漕运无关。
从那以后，便结束了文武两院的局面，漕运总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漕运总督。
漕运总兵官与漕运总督的官衙 淮安总兵府署在淮安南门大街西侧，是当时淮安知府彭远，利用宋元时期的三皇庙旧址改建的。
大约周围还有不少驻军，故明代称之为永安营。
当时陈瑄的府第就在这里，西边为私第，东边为官宅，即总兵官府。
此地今已改建为楚州宾馆。
当年总兵府有正堂5间，中间有一扁额，题曰“总制漕运之堂”。
后堂亦5间，匾曰“不欺”。
另有厢房、库房数十间，还有仪门、大门、照壁之类。
（正德《淮安府志》卷6）因为此府的主人不是侯爷，便是伯爵，自然就应当有侯门深似海的派头嘛。
但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总兵府，地点在淮安府署的东边。
当时人称原有的府为南府，新建的府为北府。
明万历《淮安府志》卷3云，“漕运总兵府二，一在旧城南门内迤西，与督抚都察院并，乃陈恭襄镇守时，知府彭远因三皇庙废基创，成化五年，知府杨昶修，今称南府。
一在淮安府治东，称北府，多居之。
万历元年灵璧侯汤公世隆重修。
” 后来漕运总兵裁撤，总兵府便成为各种道署。
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云：“漕运镇守总兵府公署二：一在郡城南门内，一在郡治东。
今在东者改为淮海道。
”同治《山阳县志》卷2记载：“淮扬道署在城东，本明总兵府，后为海运、淮海、淮扬各道署。
”又《跰*余话》卷5记载：“淮扬道旧驻府城，乾隆五十八年始移至清江浦。
嘉庆九年，废署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殿。
局势宏敞。
初自北至道署，例由小坝换乘城河船，入北水关，至吕祖社上岸。
两岸皆旗亭酒馆，生意极盛。
由北门东转为豆腐巷，向东城隍一带，为蜡烛街、台山寺。
左右称‘道后’，向东则称‘道东’。
自道署废后，瓜畦菜圃，弥望皆是矣。
为什么又有新的总兵府署呢
可能是有了漕运总督以后，漕运总督的官衙就建在总兵府西侧。
大约因为总督府扩张需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兵府就被挤出去了，此地逐渐成为漕运总督府的一统天下。
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东门大街东端，后改为淮扬道署，清代又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社，解放后又被改为工厂，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扬道署，先为总兵府，后驻海运道，改驻淮海道，今为淮扬道公署。
乾隆十二年重修。
鼓亭2座，仪门大门3间，大堂3间，穿堂3间，后厅7间，寝堂7间，宝敕堂5间，厅堂厢房各6间，七星楼7间，宾馆3间。
” 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时，他住在原总兵府西侧。
正德五年漕运总兵陈熊得罪了刘瑾，这座宅院被籍没充公，以14400两的价格拍卖掉了。
陈瑄以后的总兵官的住宅就不在这里了。
因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没，也是陈氏私第，当然得另找地方住了。
正德《淮安府志》卷6称：“总兵宅，在府东四望亭”。
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说新总兵府就是明漕运总兵官的官宅。
则今之淮扬道署遗址当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运参将的官署在何处，只有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有一条记载：“漕运参将府在郡城中察院西。
隆庆六年革止。
”隆庆六年以前淮安城内察院只有一处，即漕运总督府。
在此之西，当在今察院街的西端。
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条，说“参将宅，旧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馆为之。
”参将宅与参将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街，现已无法查考了。
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内，先后有三处遗址。
第一个总督府便设在总兵府的西侧，与总兵府并排面南。
据说漕运总督署与漕运总兵署“两署中通，一堂治事，统称帅府”。
其地原是陈瑄的旧居。
因为漕运总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漕运总督府一称都察院，所以称这条街为察院街。
后来漕运总督府迁走了，这里仍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学御史、学政来淮时驻节的地方。
因为北面有新建的漕运总督府亦称察院，这儿便称为南察院。
清代在这里增设考棚，考童生、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
嘉靖十六年，漕运总督周金，将总督府迁到城隍庙东（今楚州广电局），此为漕运总督府的第二个遗址。
万历初，漕运总督凌云翼又将总督府迁到淮安城的正中央，即今天所保存的漕运总督署遗址。
其地原为元代淮安路总管府，本是唐宋时代楚州的官衙，万历《淮安府志》称，乾道六年，录事陈敏兴修过。
明初建为淮安府署，随即为淮安卫指挥使华云龙夺为淮安卫署，万历中复为漕运总督所夺，成为漕运总督府的衙署，一直使用到清末。
乾隆《淮安府志》卷11记载，当年有“大照壁1座，鼓亭2座，大门5间，角门3间，仪门3间，大堂5间，中厅5间，东西耳房4间，大楼5间，后厅5间……寅宾馆3间，司道府县厅9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20间。
”此外还有笔帖式番译处，牌坊3座。
光绪末，曾于此创办江北陆军学堂，培养过一批军事人才。
民国起为体育运动场，今经发掘，作为重要文化遗址保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 中央特科
大革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
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中央在上海建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
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
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
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
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设办事处。
1910 年起中国都经历了那些事件
1910年 《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2 月6 日，《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45条奏准颁行。
议员由各选举区选举，选举区以本认厅州县所属城镇乡之区域为准，其选额数以各选举区人中多寡为准，由府厅州县行政长官申请督抚核准，选举日期及有关选举事宜，由地方长官定夺，选举具体事项，城镇由总董、乡由乡董管理，若两以上合为一选区，由府厅州县长官派人管理，选举采取互选法，规定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名单，设投票所与开票所，宣示公众，投票采取无名单记法投票。
《法院编制法》2 月7 日，《法院编制法》奏准颁行。
《法院编制法》16章163 条：审判衙门通则；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司法年度及分配事务；法院之开闭及秩序；审判衙门之用语；判断之评议及决议；庭丁检察厅；推陈出新事及检察官之任用；书记官及翻译官；承发吏；法律上之辅助；司法行政之职务及监督权；附则。
广州起义2 月12日，广州新军由赵声、倪映典担任正、副指挥首次举义，率领3000士兵进攻省城。
义军在广州大东门与清军激战，倪映典负伤后被捕杀。
起义队伍牺牲了百余人，弹尽溃散。
湖北鄂路公司3 月24日，邮传部批准设立鄂路公司。
从190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德法及美在华银行借款筹办粤汉路与川汉路始议而后，两湖不断起议反对，湖南820 名咨议员联名“决不承认”，“铁路借款”，又组织“湘路集股会”，抵制借款；湖北绅商军学各界召开大会，公举张伯烈、刘心源为代表入京请愿，要求鄂路商办。
3 月19日，邮传部大臣徐世昌在京召见湖北代表，方息民声。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被捕4 月2 日，汪精卫、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等同盟会党在北京什刹海预备炸弹谋刺摄政王载沣，被发觉而入囚。
汪精卫供认不讳，“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4 月29日，汪精卫等判永远监禁。
长沙抢米4 月13日，长沙市民因米价骤增，强抢米肆数十家，焚劫教堂数处，巡抚出兵弹压，伤众数十，引起民潮。
4 月14日，万人围集巡抚衙门，衙门告示限米价每升40文，被毙者恤银200 两，伤者40两安民。
4月17日，宁乡县啸众300 有余，将警察局捣毁，焚教堂2 处，学堂3 处；益阳县运米被抢，官钱被劫；平江县教堂被焚毁；安乡县衙被众围困。
湖南全省动荡。
《大清现行刑律》5 月15日，《大清现行刑律》颁行。
《大清现行刑律》分30门389 条，附例文1327条，以及《禁烟条例》12条、《秋审条例》165 条。
刑律30门计：名例39条；职制9 条；公式11条；户役12条；田宅10条；婚姻15条；仓库23条；课税4 条；钱债3 条；市廛5 条；祭祀6条；礼制19条；宫卫15条；军政18条；关津2 条；厩牧10条；邮驿15条；贼盗27条；人命20条；斗殴21条；骂詈8 条；诉讼10条；受赃10条；诈伪11条；犯奸9 条；杂犯10条；捕亡7 条；断狱28条；营造8 条；河防4 条。
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笞、杖、徒、流、死五等刑；增加毁坏铁路、电讯、私铸银元罪新罪名 《币制则例》5 月24日，度支部奏定《币制则例》。
《币制由例》规定铜币与银币，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圆角分厘各以10进，记为定价，暂就银为币本位，1 圆为主币，重库平7 钱2 分，辅币5 角、2 角5 分、1 角3 种。
铜币有2 分、1 分、5 厘、1 厘4 种。
长江水患8 月，华东安徽、浙江、江苏3 省暴雨成山洪，溃决堤防，冲毁庐舍，淹没田庄，溺死乡民，安徽宁国、池州、凤阳、颖州各府，一片汪洋泽国，交通道路断绝，青阳县城水深1 米有余；浙江洪水波及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新昌、嵊县、金华、东阳、富阳、海宁、桐乡、石门、海盐、武康、德清、平湖大部府县，受灾者十有六七；江苏受灾严重的有镇江、扬州、淮安、徐州等州县。
中国报界俱进会9 月4 日，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等联合全国43家报馆发起，在南京劝业会召开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
江苏报界代表郭宝书主持会议，民政部部郎朱师晦、江苏提学使李梅庵、南京劝业会代表陶宝南等赴会致贺。
会议决定：使用俱进会为名称，不改用协会；以各报馆为会员，不以总理、主笔为会员，但承认其为代表；每年开大会一次；入会报馆资格必须为中国人自办之报馆；推举雷继兴起草区域设会法。
会议通过《中国报界俱进会章程》16条：俱进会由中国人自办的报馆组织而成；俱进会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凡是愿意加入本会者，必须由所在报馆介绍，经全体干事认可；每年8 月召开常会，商榷、议决关系全国报界共通利害问题、需用本会名义执行的对外事件、对于政治外交上言论的范围、修改章程；设上海或南京、北京或天津、汉口、广东、东三省5 处为轮流召开常会地点；如遇有紧急重大问题，经两埠以上报馆发议，得在上海开临时会；常会、临时会开会时，加入该会的各报馆，一定要派代表到会，各报馆有权提出议案；议决事件的时候少数服从多数；议记事件由俱进会执行；会设事务所于上海，办理会中一切事务，负责在各地设通信处；事务所设干事9 人，4 人驻事务所，5 人分驻各通信处；会常年经费由在会各报馆量力分担；会外之人，有志同道合能尽力于本仁的，可以公推为名誉赞成助员。
大会议决6 项议案：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议招殷实商家包销报纸案；设立各地通信社案；议联合设立造纸公司并议用中国纸印报案；维持劝业会案；欢迎美国游历团案。
《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10月3 日，中央资政院按《资政院院章》正式成立。
资政院议员亦由奏定《宗室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9 条；《满汉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9 条；《外藩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8 条；《宗室觉罗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26条；《硕学通儒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8 条；《纳税多额者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26条；《各省咨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章程》19条各章程选定。
民众请愿促立宪10月，资政院开议前后，请愿运动进入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各省先后举行数千人集会游行，要求督抚代奏请愿呈稿。
湖北数百人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税”。
奉天各城镇曾酝酿每城派万人入省城请愿。
北京方面，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摄政王上书，资政院除代奏外并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专折。
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18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第二年开设国会，使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11月4 日，朝廷上谕：准原定宣统八年立宪“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
告谕，宣统五年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改”，“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
首届运动会10月18日，中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行。
运动会由青年会西籍教士倡办。
运动会按华北、武汉、吴宁、上海、华南5 区组织运动委员会，每区由青年会派1 职员任运动委员长，委员长负责组织各区运动委员会，各区运动委员会主持区内运动员选拔及筹资旅费等事项。
各区运动委员会组成全国运动委员会，美国基督教爱克司那博士任全国运动会会长。
运动项目按高等、中等和学校联合级，设田径、足球、篮球、网球4 项竞赛。
求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98翻译
裴垍，字弘中，河东闻喜人。
是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第七代孙。
裴垍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科。
贞元年间，制举贤良极谏，对策得第一，因此任为美原县尉。
任职期满后，藩镇幕府交相徵召他，他全都未去就任。
正式任命为监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
当时吏部侍郎郑殉瑜请裴垍主持考核词判，裴垍坚守正道不受请托，考核时都力求取有真才实学者。
元和初年，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又改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升任中书舍人。
李吉甫从翰林承旨正式任命为干章事，韶命将要下发的那天晚上，他感动得流下眼泪，对裴垍说：“李吉甫从尚书郎流放到远方，十多年才得以回来，立刻就被召入到禁署任职，现在刚满一年，后来选进的人物，很少接触认识。
宰相的职责，就应选任贤良优秀者，现在我却茫然不知可否。
卿长於鉴别，现在的杰出人才，为我说说。
”裴垍取笔列出姓名，共列三十多人；几个月之内，大都被选用，当时人们纷纷称赞李吉甫知人善任。
元和三年，皇帝诏命考试贤良科，当时有个叫皇甫湜的应对策问，言词激烈率直，牛僧孺、李宗闵也极力指斥时政。
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三人的对策都升为上等，裴垍在中间覆审，没有提出异议。
但被贵幸之人在皇上面前哭诉以后，又请皇上处罚，宪宗不得已，命杨於陵、韦贯之出京外任，罢免裴垍翰林学士，改任户部侍郎。
但宪宗知道裴垍秉性正直，更加信任他。
这年秋天，李吉甫出外镇守淮南，於是皇上任命裴垍接替他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第二年，加任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
裴垍上奏道：“集贤御书院，请按《六典》规定，任用五品以上登朝官为学士，六品以下者为直学士；不是登朝官，不论品级，一律充任校理；其他名目都全部勒令取消。
史馆请入的登朝官，一律任修撰；不是登朝官，一律任直史馆。
一并定为永久制度。
”皇上都批准了。
元和五年，患中风病。
宪宗深为感慨，宦官使者纷纷前去探望。
至於药物、饭食的进用，皇上都命写明奏上。
但病情日益严重，罢相后任兵部尚书，并进宫阶银青。
第二年，改任太子宾客，去世，朝廷为他停止朝会，赠给助丧葬的物品及礼仪加等，追赠太子少傅。
起初，裴垍任翰林承旨，当时宪宗刚刚平定吴、蜀，励精图治，机要事务，全部交付裴垍处置，裴垍小心恭敬谨慎从事，非常符合皇上旨意。
等到任宰相以后，恳请甄别善恶，杜绝侥幸，统一法纪，考核吏治。
都被皇上欣然采纳。
吐突承璀在宪宗为太子时就随侍左右，受到的恩遇无人可比。
吐突承璀打算藉此关系有所进言。
宪宗畏惧裴垍，告诫他不要再说，在宫中常称裴垍的官名而不直呼姓名。
杨於陵任岭南节度使，舆监军许遂振不和，许遂振诬告杨於陵，宪宗下诏将他改授闲散官职，裴垍说：“因许遂振的缘故惩罚一方藩臣，是不可以的。
”请任他为吏部侍郎。
严绶在太原，政事完全由监军李辅光处理，严绶终日无所事事而已，裴垍详细奏明此事，请求任用李鄘替代他。
王士真死，他儿子王承宗按河北旧例请求接替父亲任节帅。
宪宗一心想尽快达到安宁，况且多次扫荡敌寇，以为那裏也可以谋取。
吐突承璀仰仗皇帝恩宠，图谋削弱裴垍的权力。
遂探明皇上的意图，请求前去征讨。
卢从史暗藏叛逆之心，暗中与王承宗相互结盟，表面上又请求用兵，用以求取厚利。
裴垍一一陈述了不可用兵的道理，并说：“王武俊对朝廷立有大功，在此前曾授官於李师道而后又削夺王承宗的官职，这是赏罚不一致，无法向天下藩镇显示阻止与勉励的标准。
”拖延半年，宪宗犹豫不决，吐突承璀的建议最终得以施行。
等到官军临近叛贼边境，卢从史果然离心，吐突承璀多次督促他出战，卢从史反而更加傲慢反反覆覆，官军受困。
此时官军长期暴露野外而没有战功，皇上也倦怠了。
后来卢从史派他手下衙门将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垍请他来与之交谈，逐渐感动了他，并且用做臣下的节操来规劝他，王翊元才吐露真言说出卢从史的罪恶及可以谋取的情况。
裴垍派他再次回去，等到再返回时，就已得到他手下大将乌重胤等重要人物。
裴垍於是委婉陈奏道：“卢从史暴虐强横，有无视君主的心志。
现在听说他将吐突承璀视为婴儿，往来於神策军营垒之间，更加自恃兵威而不严加防备，是天意消灭他的时候，如果不藉机抓住他，以后即使用兵，不知何年何月可以破敌。
”宪宗起初很惊愕，仔细考虑他的计策，才批准他。
裴垍於是请求皇上严守机密，宪宗说：“此计只有李绛、梁守谦知道。
”当时李绛任翰林承旨，梁守谦掌管机密。
后来吐突承璀终於生擒卢从史，平定上党，这年秋天撤军。
裴垍称“吐突承璀最先提议用兵，现在无功而回，陛下纵然念及他过去的功劳，不能处以重罚，也请求加以贬谪来向天下人交待”。
於是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兵权。
先前，天下百姓将赋税交到州府：一叫上供，二叫送使，三叫留州。
建中年间初次制定两税法时，物贵而钱轻；这之后物贱而钱重，百姓的支出，就已经比刚开始徵收时增加了一倍。
而其中留州、送使的部分，各地的官长吏员又压低官定的物价而改用实际物价徵收，以此来中饱私囊而对百姓加重赋税。
等到裴垍任宰相时，上奏请求皇上说：“天下留州、送使的财物，所有一切都命令依照官定物价徵收。
各地观察使，还是使用他所在之州的租赋来供给自己，如果不够，然后再向所管辖的下属其他州徵收。
”各州送使的份额，全部改成上供，所以江淮负担略有减轻。
裴垍虽然年少，迅速跃居相位，而器度却严峻庄重，有法度，即使大官前辈，前来见他都不敢用私事求他。
谏官谈论时政得失，旧例，掌权的多不喜欢提升他们的官职。
裴垍在中书省时，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从拾遣改任补阙，他们朝见谢恩的时候，裴垍在廷上对他们说：“独孤郁与李二补阙，进言不倦，今天的升转，可以称得上是无愧於朝廷的酬劳。
严补阙的业绩，与他们有所不同，前日拟定进级时，不能说没有迟疑。
”严休复惶恐惭愧退下。
裴垍在翰林院，推荐李绛、崔群一同掌管机密决策，等到位居宰相，又任用韦贯之、裴度主管制诰，升任李夷简为御史中丞，以后几人相继入朝为相，都很有声望建树。
其余的量材授予官职，都很得人心，选拔任用官员恰如其分，这一点在他前后无人可比。
评论的人认为裴珀任宰相，才干机遇相辅相成。
知无不为，当时朝廷没有宠幸之人，百业治理，可他才任二年就患病了，以至於辞职休养，公论都觉得很惋惜。
李吉甫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
父亲李栖筠，代宗朝任御史大夫，在当时名气很大，国史中有传。
李吉甫小时候很好学，能写文章。
二十七岁，任太常博士，博学多谶，尤其精熟本朝旧事，叙述沿革合乎史实，当时人多称赞他。
升任屯田员外郎，依旧任太常博士，后改任驾部员外。
宰相李泌、宝参推崇并看重他的才干，对他礼遇很厚。
陆贽任宰相以后，他出任明州员外长史`过了一段时间遇到大赦，又起任忠州刺史。
当时陆贽已经被贬在忠州，议论的人都认为李吉甫定会报复陆赘，罗织并加重他的罪状；等到李吉甫到任，舆陆賛相处非常融洽，从不把宿怨放在心上。
六年没有升官，因病罢免。
不久又任郴州刺史，升任饶州刺史。
此前，州府因连续死掉四位刺史，废弃无人居住，怪物作祟，郡中人深信那儿很灵验；李吉甫来到以后，打开府门的锁，清除杂草灌木住进府中，以后人心才安定。
宪宗继位，将李吉甫召入朝正式任命为考功郎中、知制诰，进京以后，不久召入翰林院任学士，改任中书舍人，赐紫。
宪宗初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宦官使者刘光琦关系亲密，窃取朝政大权，李吉甫请求罢除他们。
刘辟造反，皇上下令讨伐，计议未决，李吉甫暗中赞成此计，同时请求大举徵调江淮的军队，由三峡路进军，来分散蜀中敌寇的兵力。
他的建议都被采纳，因此很受皇帝信赖。
二年春，杜黄裳外出到方镇任职，升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秉性聪明机敏，处事练达。
从员外郎出朝为官，滞留在江淮十五年多，详知民间疾苦。
等到这时担任宰相，深知方镇贪纵的祸害，於是上疏皇帝请求允许各方镇下属州郡刺史可以各自为政。
进用众多人才，获得很高的赞誉。
三年秋，裴均任仆射、判度支，结交权贵，想谋求宰相职位。
此前，朝廷科举以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人讽刺朝政，触犯了权贵，因此裴均同党扬言这些都是出於执政者的教唆，企图藉此动摇李吉甫的权位，多亏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秘密上疏陈奏，皇上方才回心转意。
李吉甫早年曾提拔羊士谔，升任为监察御史；另外司封员外郎吕温擅长词赋，李吉甫也垂爱礼遇他。
窦群也和羊士谔、吕温友好，当初窦群正式任命为御史中丞时，曾奏请任命羊士谔为侍御史，吕温任郎中、知杂事。
李吉甫恼怒他们未先禀告自己，而提出的请求又属破格提拔，扣压多日未能通过，因此产生嫌隙。
於是宝群伺察得知术士陈克明出入李吉甫家中，暗中拘捕了他上奏，宪宗审问他，没有发现邪恶不正的罪状。
李吉甫觉得裴垍在翰林院很久了，宪宗亲近信任他，定受重用，於是暗中推荐裴垍取代自己，自己想藉机外出到方镇任职。
这年九月，朝廷正式任命他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皇上亲自到通化门城楼为他饯行。
在扬州，每遇朝廷得失，军国利害，他都秘密上疏指出。
又在高邮县修筑堤坝围成水塘，灌溉良田数千顷，百姓得到很大好处。
五年冬，裴垍因病免官。
第二年正月，任命李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等到他再次入朝为相，请求减少职官以及各种出身的胥吏，并重新核定内外官员的薪俸，当时人认为正确。
京城的僧徒中有人占有田庄碾皑而享受免税，李吉甫上奏说：“徵收钱米，历来都有固定数额，宽免富余僧侣的租税，加到贫苦而求告无门的百姓身上，一定不能批准。
”宪宗方才作罢。
他又请求将普润军划归泾原。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上奏：“按礼令准备为永昌公主修建祠堂。
请示所建祠堂的规模标准。
”当初贞元年间，在义阳、义章两公主墓地修造祠堂一百二十间，耗费数万钱；到遣时确定永昌公主祠堂的建造标准，皇上命元义方比照过去的规模减一半。
李吉甫上奏说：“臣认为永昌公主。
年幼天亡，举国同悲，况且在皇上心中，当然深受怀念。
但陛下还是减去往者修造规模的一半。
以示折衷之法，向众人表示节俭，确实超越古人。
臣以为设置祠堂，礼仪之典中并无明文记载。
德宗皇帝出於一时恩宠，因袭旧有习俗，当时民间不无私下议论。
过去汉章帝的时候，打算为光武帝的原陵、明帝的颅节陵分别修筑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认为不可。
东平王是光武帝的爱子，明帝的爱弟。
贤王的心中。
难道会对父兄怜惜钱财!实在是认为不符合礼制的举措，是国君所应慎重施行的。
今天，比照义阳公主为永昌公主修建祠堂，臣认为不如酌情安置守墓民户，充实守护侍奉的需要。
”第二天，皇上对李吉甫说：“卿昨天所奏请的停罢修筑祠堂之事，很合朕心。
朕起初疑虑此事花费过大，由於不知先例，因此酌量减省。
看到卿的陈述，才知没有依据。
但朕不想支派二十户百姓，应挑选官户派给此差。
”李吉甫拜贺。
皇上说：“卿，这怎能算作难事。
它关系到朕本人，不便在当时施行的事，朕如果听说了就要改正，逭难道还值得赞美吗!卿尽管勤勉匡正，不要认为朕不能实行。
”七年七月，皇上亲临延英殿，对李吉甫说：。
朕近来打猎游玩全都舍弃，只爱读书。
昨日在《代宗实录》中，看到当时纲纪不振，朝廷多生事端．也有所鉴戒。
后来看到卿先人的事迹，实在值得赞叹．”李吉甫迟下台阶跪奏说：“臣先父事奉代宗，尽心尽节，迫於时运，没等到圣世，以臣的赤诚，时常有所追恨．、陛下爱好文史，每日听一些看一些新的东西，看到臣先父忠於前朝，记载在实录之中，今天特意赐言赞扬。
先父虽在九泉之下，如同见到天日。
”因此俯伏流泪，皇上安慰劝谕了他。
八年十月，皇上到延英殿，询问时政记记载何事。
当时李吉甫监修国史，首先回答说：“是宰相记录天于之事用以授给史官的实录。
古代左史记言，就是今天的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就是今天的起居郎。
永徽年间，宰相姚王寿监修国史，考虑到皇帝与臣下促膝密谈，有些得不到记录，就请求让起居郎随奏对在仗下记录，授给史官，今天的时政记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
”皇上说：“偶尔有时不记，为什麽?”李吉甫说：“当面听奉圣明教诲，没来得及施行，总称作机密，因此不能写下送给史官；其中有出自臣下的谋议，又不能自己写下交付史官；至於已施行的，制令已写得很明白，天下人都能得知，也就是史官的记载。
不必等到起居郎写下以后授给史官了。
况且臣看时政记，姚踌在长寿年间修撰，等到姚璹罢相以后此事便废置了；贾耽、齐抗在贞元年间修撰，等到贾耽、齐抗罢相此事就又停废了。
如此则事关时政教化，能不虚美，不隐恶，就可称作好的史臣了。
”这月，回纥部落南下越过沙漠，取道西城柳谷一路征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疏送到，朝廷大为恐慌，认为回纥声称讨伐吐蕃，实际意在入侵。
李吉甫上奏说：“如果回纥入侵，按理应当逐渐断绝交好，不应马上就来侵犯边境，只需设防，不必担忧。
”就请求从夏州到天德，将废弃的驿馆十一所重新建起来，用来传报紧急情况。
又请求调发夏州骑兵五百人，驻扎在经略故城，接应驿站使者，同时保护党项。
九年，他又请求在经略故城设置宥州。
六胡州因在霞、盐两州界内，因此开元年间废除六州。
他说：“国家过去设置宥州，是取宽宥之意作为名称，统辖那些归降依附者。
天宝末午，宥州寄於经略军竹理，是因经略军地处中间，可以总领番部，北可接应天德，南可援助夏州。
现在经略遥属灵武，又不设置军镇，不合旧制。
”宪宗同意了他的奏请，重新设置宥州，下诏道：“天宝年间宥州寄托於经略军管理，宝应以来，因循渐废。
因此昆夷屡有侵扰，党项无所依靠，蕃部之民，得不到安抚。
朕正欲弘扬远略，打算恢复旧州，应在经略军设置宥州，并为上州。
在城下设置延恩县，为上县，隶属於夏绥银观察使。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儿子吴元济请求继承父位。
李吉甫认为淮西地处内地，不同於河朔，况且四邻没有同党相援，国家常驻数十万军队用作守卫，应乘机夺取。
很符合皇上意旨，开始做经略淮西的打算。
元和九年冬，李吉甫突然得病死亡，时年五十七岁。
宪宗悲痛了很长时间，派宦官使者前去吊祭，按常规赠予之外，又从内库取出绢五百匹来抚恤家人，两次追赠为司空。
李吉甫最初任宰相，处理政务很合时情，等到从淮南再次被召回，中外延颈望其风采。
执政以后，时常蒙蔽皇上视听，人们心裹都疑忌畏惧他。
当时享有众望的人怕被李吉甫所忌恨，多畏惧远避。
宪宗私下得知了这一情况，不到一年，就升任李绛，他与李绛非常不和；而李绛性格刚直，两人在皇上面前互有争论，人们多认为李绛有理。
然而李吉甫生性小心谨慎，即使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也无所伤害。
平时衣服器物饮食，定要极尽珍美，但不添置财产，除京城中一所住宅之外，没有其他宅第别墅，公论以此而推重他。
主管部门为他定谧号叫“敬宪”，等到众人讨论时，度支郎中张仲方反驳，认为定得太好。
宪宗发怒，贬降张仲方，赐李吉甫谧号为忠懿。
李吉甫曾经讨论《易象》的异义，附在一行的集注之下；还编录东汉、魏、晋、周、隋旧事，以及成败损益的大要，名为《六代略》，共三十卷；划分天下诸藩镇，记录山川险要旧事，分别绘制地图置於篇首，共五十四卷，称为《元和郡国圃》；又与史官等人记录当时的户口兵籍，称作《国计簿》，共十卷；编纂《六典》巾各职官作《百司举要》一卷。
都进奏献上，在当时很流行。
儿子李德修、李德裕。
李藩李藩，字叔翰，赵郡人。
曾祖李至远，天后时李昭德举荐他任天官侍郎，他未到李昭德处谢恩，当时李昭德很生气，上奏眨他为壁州刺史C＼祖父李畲，开元年间任考功郎中。
事奉母亲孝顺恭敬，母亲死后，悲痛过度而死。
李至远、李畲都因志向与操守而名重一时。
父亲李承，任湖南观察使，也很有名。
李藩年轻时恬淡修身，举止文雅，好学。
父亲死后，家中财产富足，家族中亲属前来吊祭，有人随手拿走东西而他却从不加禁止，反而更爱散施，没过几年家境就贫穷了。
四十多岁没有出仕做官，在扬州读书，用度困难，妻子儿女怨恨他，他却泰然自若。
杜亚任东都留守，因他是故人之子而任用他为从事。
洛中发生盗窃事件，有人诬告是牙将令狐运，杜亚相信，拷打之后定了罪；李藩知道此事冤枉了令狐运，争辩而杜亚不听，於是辞职而去。
后来抓获了真正的盗贼宋瞿昙，李藩更加有名。
张建封在徐州，徵用他为从事，居於幕府之中，待人谦逊从不考虑细节。
杜兼任濠州刺史，带有节度使职衔，张建封病重，杜兼急忙赶到府中，暗中有所企图。
李藩与同僚探视张建封，出来之后哭着对杜兼说：“仆射公病重如此，公应在州中镇守，现在放弃本州之事来到这裏，想要做什麼?应立即离开!否则我一定会上奏皇上。
”杜兼仓促惊惧没有料到，於是径直回去。
张建封死，杜兼后悔自己的企图没有得逞，非常怨恨李藩。
返回扬州以后，杜兼就诬告李藩在张建封死时煽动军心。
德宗大怒，暗中下诏书命杜佑杀掉他。
杜佑一向器重李藩，接到诏书十多天不忍执行，就叫来李藩谈论佛教，说：“因果报应的事，确实有吗?”李藩说：“确实有。
”说：“果真如此，君遇到祸事应无所恐惧。
”就拿出诏书。
李藩看后，不动声色，说：“我与杜兼确实是报应。
”杜佑说：“千万不要说出，我已经秘密为你辩解，用家族百口为你担保了。
”德宗看到杜佑的解释，怒气未消立刻迫召李藩入京。
等到召见时，看到他的长相，说；“这怎能是做恶事的人呢?”就放下心来，任他做秘书郎。
王绍掌权，邀请李藩约定只要相见就重用他，李藩最终没有前去。
王仲舒、韦成季、吕洞之辈任郎官，朋比结党地位显赫，每天聚会饮酒，仰慕李藩的名声，强邀他同聚．李藩不得已去了一次。
王仲舒这些人爱传谣言表演把戏，以后又邀李藩，他都坚决不去。
说：“我与王仲舒这些人在一起呆了一天，都不知与他们说些什麽。
”后来他们果然失势了。
李藩升任主客员外郎，不久改任右司。
此时顺宗册封广陵工李淳为皇太子，兵部尚书王纯请求改名为绍，当时议论的人都批评他，都说：“皇太子也是臣子，东宫的大臣改名尚可，不是他的下属而改名，是谄媚。
像王纯这些人岂能算得上按礼制事奉皇上!”李藩对人说：“历代旧制，都是由於那些不识大体的臣子而丧失掉的，因此到现在都不能修正，不足为怪。
”等到皇太子即位，就是宪宗。
宰相改郡县名称而避讳皇上的名字，只有监察御史韦淳不改。
过了一段时间有诏书任命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韦淳不得已改名贯之，评论的人都很赞赏他 ....字数限制，其他参考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