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
全托是指孩子一段时间在幼儿园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接一次，半托是指你每天接送孩子一次。
全托的孩子，家长因为工作忙，而不来接孩子，孩子因为天天在幼儿园里带着，白天，晚上，天天如此，孩子就厌倦这里。
半托的孩子，每天一放学，家长都领着自己的孩子走了。
买好吃的，好玩的，而那些没有被接走的孩子，他们心里肯定都在想，为什么我的爸妈不来接我，时间一长，孩子就讨厌幼儿园的环境。
就失去学习的兴趣。
所以我建议，（如果孩子还很小的话，）那些工作忙的家长，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孩子的成长，如果孩子上了小学，大 一点，可以选择全托。
阎维文资料
中文名： 阎维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57年8月26日 血型： B型 星座：处女座 职业： 军人、歌唱家 毕业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 经纪公司： 代表作品：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 主要成就： 中国唱片金碟奖 五个一工程奖 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身高： 1.78米 体重： 80kg 嗜好： 收藏酒 基本信息 阎维文(10张)姓名：阎维文 年龄：54岁 最喜欢的颜色：黑 最喜欢的国家：中国 最喜爱的运动：网球 最难忘的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座右铭：把遗憾降为零，把危险降为零，追求完美 代表作：歌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 工作单位： 职务：艺术指导 职称：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军中级别：副军级 学历：研究生 阎维文毕业院校：中国音乐学院。
社会职务：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二届“”。
艺术成就 1986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三名 演出照片(14张) 阎维文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 1989年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演唱一等奖； 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 1992年获中国“金唱片”奖； 1993年、1995年两年被评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 1995年获全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 1997年被授予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特殊荣誉奖”； 1996—1998年获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杯、雷剑杯MTV金奖，并被授予“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1997—1999年三年连续荣获全国百家电视台MTV金奖； 《祖国万岁》、《举杯吧朋友》在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征歌比赛中获一等奖； 2001年全国MTV音乐电视大赛中，由他和、吕继宏合唱的《中国进行曲》获得金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2004年 阎维文发行的民歌系列首张专辑《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阎维文在军营(6张) 以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的比赛成绩为标志，阎维文近20年来不仅在全军、全国举办的各项重大声乐赛事中多次获奖，还多次获得中国音乐电视、中国军旅音乐电视金奖，并获得中国“金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阎维文(19张)还在全国范围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和“特殊贡献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演唱过上千首歌曲，由他首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举杯吧朋友》、《母亲》等歌曲脸炙人口、广为传唱。
录制、拍摄过50余部个人独唱专辑和MTV音乐电视，还为《末代皇帝》、《海灯传奇人》、《太平天国》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为弘扬民歌文化，近年来倾心录制民歌系列专辑，其中《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参加中央电视台多届春节晚会、“心连心”艺术团和“同一首歌”大型演出活动，多次担任国家级声乐大赛评委，并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10月18日第十届CCTV-MTV音乐盛典年度最佳民歌手：阎维文 2011年参加央视春晚，阎维文与合唱《幸福赞歌》 编辑本段 人物档案 阎维文出生于山西。
13岁进入省 阎维文歌舞团，15岁参军入伍。
这个如今以歌唱为终生事业的歌唱家，最初的艺术生涯却有九年是在舞蹈里度过的。
当他找到歌唱的艺术方位后，便开始调整自己，并且执著地走下去。
他拜魏金荣、、等为师，成功地把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那纯正透亮的音色、宽广如海的音域、流畅如泉的声音、淳朴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他为《末代皇帝》、《海灯法师》、《战将》等四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电视音乐片、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中国唱片公司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汕头的音像出版社分别为他制作了《两地书，母子情》、《峨嵋酒家》、《说句心里话》、《东北民歌专辑》等个人独唱专辑。
在这四个独唱专辑里，有许多是阎维文首唱并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赞赏的。
他的山西民歌《牧歌》，让人听来土味十足、乡风淳厚；而《汾河水哗哗啦啦》、《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又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陕西民歌《赶牲灵》，西藏风格的《高原春光》、川味浓厚的《峨嵋酒家》，都把各类民歌的演唱技巧推向了极致。
阎维文唱响了四首歌，一首是《小白杨》，一首是《母亲》，还有两首是《说句心里 阎维文话》和《一二三四歌》。
这四首歌在部队里，几乎和五、六十年代的《游击队之歌》、《打靶歌》等一样，到了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境地。
在部队许多专业或业余歌手的声乐比赛上，经常有许多的歌手选唱这三首歌。
有时，一个大赛上，竟有四五个人同时选唱这三首歌。
这三首歌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作词、作曲的功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最先是由阎维文唱出了这些歌并且持之以恒地把这些歌，通过电视、广播、舞台等各种传媒手段，传到了广大观众和干部战士的心里去。
他以他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演唱倾倒了许多观众。
许多演唱者在演唱这些歌时，从声音到吐字咬文、动作表演都极力模仿阎维文，这说明，阎维文的演唱已被广大观众认可。
在加拿大演出时，当地一位声乐教授看后，禁不住对东方国度的歌手所表现出来的演唱水平发出惊叹：没想到中国民歌歌手有这么好的功底，有这么好的气息和共鸣。
阎维文对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曾说：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时代是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和时代合拍。
我永远不抛弃民族的东西，始终把根扎在故土上，要为民族声乐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踏上歌坛至今，阎维文一直是这样在实践着。
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女儿阎晶晶聪明美丽，现已嫁给金牌四大才子中的李禾禾。
妻子刘卫星为有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而自豪；阎维文为身后有一个好后勤感到欣慰。
他俩曾是一个文艺团体的舞蹈演员，在同一个舞台上比翼双飞整九年。
刚认识时，阎维文15岁，刘卫星14岁。
一个从山西省歌舞团，一个从榆次市同时考入 阎维文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两个小兵分在一个队、一个班，组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那是在1972年，部队的纪律严，他们两个两小无猜，关系特别好，谁也没有恋爱意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风言风语，说他们在谈恋爱。
甚至领导也来干预：战士不准谈恋爱。
他俩一齐出来向领导表示：我们没有谈恋爱。
但他们也不敢保证，今后会不会恋爱。
那是个谈恋爱会影响进步的年代。
俩人都暗暗地叮嘱自己，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争取，他们默默达成协议：从此俩人不再说话。
同在一个班里学习、工作，同在一个舞台上练功跳舞，朝夕相处却相对无言，心中滋味，只有他们两个明白。
压制的结果往往是勃发。
恰恰在他们不说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真的偷偷地爱上了。
1979年，阎维文考上了总政歌舞团，进了北京城；卫星仍在山西，可两个人的心，却牢牢地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1982年，阎维文和刘卫星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不久，刘卫星转业到北京，在离总政歌舞团不远的邮电所工作。
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当明星的妻子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他们却不知道明星妻子的万般苦恼。
阎维文很想多多守在妻子的身边，可他做不到。
他的舞台在天南海北，每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到外地、到边防部队去演出。
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演员，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他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在观众中间。
要演出，就顾不上家。
家里的一切家务就落在了刘卫星的身上，她默默无闻地尽着妻子的责任，任劳任怨。
女儿快要诞生了，她多想让阎维文待在她的身边，可是不行，一个到西藏去演出的命令突然下达，阎维文不忍心丢下妻子而去。
刘卫星却通情达理，只身回山西老家去度产假。
刘卫星不仅承担全家所有的家务，还从事业上全力支持阎维文。
每有新歌唱，首先要过刘卫星这一关，从咬字吐词，音高音低，一直到表情动作，一一给以细细地提示和纠正。
直到刘卫星满意了，他才敢往外唱。
1986年、1988年，连续两届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阎维文都参加了。
为了让阎维文考出好成绩，刘卫星竭尽全力保驾。
那两次比赛都下大雨，刘卫星雨中送伞，并亲自站在台下暗暗地给他使劲。
阎维文深知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妻子的奉献。
他虽然常年在外，但只要一回家就百分之百地尽丈夫的责任，给妻子以百般温暖。
刘卫星怀孕时，为防止流产，阎维文一天两次送刘卫星上下班，风雨无阻。
有时中午还送一顿饭。
刘卫星的同事戏谑她：你每天到单位是日托，专接专送。
一张无情的医院通知书送到阎维文的面前：刘卫星得了乳腺癌。
阎维文痛苦万分。
当时，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决赛，他决定放弃比赛。
他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和照顾刘卫星，与她一起和病魔作斗争。
刘卫星不同意。
全国性的大赛，是几年才有的一次人生拼搏啊。
她照样给她鼓励， 阎维文和妻子刘卫星给他当后勤，为他坐镇鼓劲。
阎维文泪水咽进肚里，带着妻子的祝福与厚爱参加了比赛，以《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一片热土》一举夺得了金牌。
刘卫星开心地笑了。
阎维文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
对周围的人，对许许多多的陌生观众也同样充满了爱心。
他说过，我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崇尚真诚。
交朋友也要真诚，掺和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就不是朋友。
我们毕竟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别人，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而且我看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别人好。
那一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心连心艺术团到新疆慰问演出，阎维文经常是一大早开始连续坐七八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一个哨所，一个村庄，马不停蹄地演出，演完后连夜赶回，累得腰酸背疼，噪子冒烟。
他说乐在其中，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听到自己的歌声。
平时下部队，无论是剧场还是在小岛连队，无论是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还是面对炊事班的炊事员、病房的病员、招待所的值班员，他都一样认真地献上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歌。
阎维文唱过一支《小白杨》，他自己也像小白杨一样，根儿深杆儿壮，长在观众的心坎上。
在部队，干部战士喜欢把阎维文称作战士歌手。
阎维文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是部队官兵对他的最高褒奖。
他常说，没有部队，就没有我阎维文，没有战士的掌声，就没有我阎维文的成功。
是军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歌唱演员，所以说，我对军营充满了感情，这感情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为我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遇到挫折而苦恼时，我就想到了战士，提醒自己不能灰心丧气，要奋勇拼搏；每当我艺术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战士，提醒自己不能满足，要给战士们奉献更多好的精神产品，要不断地进取。
这些年，阎维文曾二十多次随团赴边海防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为战士演出。
云南老山前线，西藏冰雪高原，新疆大漠戈壁，内蒙辽阔草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3年和1993年，阎维文两次到西藏演出，在海拔3500-5000米的高原上，在严重缺氧、头脑昏涨的情况下，他坚持走一路唱一路，只要碰到兵，他就纵情歌唱。
每到一个兵站，尽管只有两三个战士，他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为他们演唱，每唱一首歌都要大口大口地吸氧气。
在舟山群岛时，当他听说有一位少尉军官不能下山听他的演唱，他便用了半个多小时爬上山顶专门为他演唱，那位少尉边听边哭，并拉着他的手说：你能为我一个人演唱，我再孤单寂寞也满足了。
那一年春节文艺晚会后，有一个高山雷达连给他来信说，由于海拔太高，又没有电视差转台，收不到电视节目。
在春节文艺晚会上，战士们从营部长途电视里听他演唱《想家的时候》，话筒在战士耳朵间传 阎维文递了50多人，每个人只能听几句歌词，谁也不忍心多听一会儿，怕后面的战友听不到，大家的眼泪滴湿了话筒。
阎维文看到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动，为他们寄去了他的专辑录音带。
1994年八一前夕，为感谢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厚爱和关怀，阎维文特意用自己的钱，制作了8000盒录音带，作为他给全军战士的节日礼物，通过各大军区的文化工作站向全军的战士送去。
这个盒带里，收集了他近几年唱的一些军旅歌曲，有《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
阎维文说，我要用这份小小的礼物，表达我对全军干部战士的一点点心意。
编辑本段 人物性格 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的一个里程碑，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典范和舵手，他把中国民族男高音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和时代
阎维文第一，在歌唱技法上，阎维文是中西方声乐技法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融合了西方声乐技术与中国特有的民族声乐技巧，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两者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回答了一直存在争议的民族男高音应该怎么唱
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
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奠定了阎氏唱法的崇高地位。
在最新的专辑中，他把阎氏声乐技巧演绎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在咬字吐字上，阎维文堪称民族男高音的活标准，他真正做到了咬字吐字的统一，不论是哪个音区，哪个汉字，无不字正腔圆，圆润自如。
第三，在情感和风格处理上，在演绎创作歌曲上，阎维文深情内敛，收放自如；在演绎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时，又惟妙惟肖，风情万种。
第四，在舞台表演上，阎维文高贵潇洒不失朴实亲切，大气磅礴不失深情细腻，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表演与作品表达丝丝入扣，相得益彰。
第五，在个人形象上，阎维文成熟稳健，平易近人，又体现出军人的阳刚正气，铁骨柔肠，他也像普通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家庭，亲人。
多年来，他作为著名的歌唱家，没有骄傲自满，没有负面新闻，他与夫人的感人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
就民族唱法而言，阎维文是总政歌舞团乃至全军的“男一号”，但凡重要的演出，他都是台柱子。
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曾多次随总政歌舞团出访朝鲜、香港、澳门等地，到各地慰问演出，和阎维文多有交往。
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总政派出彭丽媛、黄宏、董文华、郁钧剑、蔡国庆、刘炽炎、刘小娜等人组成的小分队到九江抗洪前线，慰问抗洪战士，我随队采访，和阎维文同住一宿舍，可谓朝夕相处，对其人、其歌、其品，有更甚了解。
今日动笔，又有更多感受。
其人 谈到一个人的艺术，往往和他的人分不开，所谓“听其声观其人”。
阎维文有今天的成就是和 儿时阎维文他一生的成长分不开的。
阎维文的爷爷在解放前是个手工业者,克勤克俭，开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伙计，解放后就被划为资本家；而父亲在解放前夕为了逃避抓壮丁,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员的身份。
这样的出生，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里是受歧视的，在他就学的太原矿山机械厂子弟小学里，一开始他就被排除在少先队的组织之外。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歧视，养成了阎维文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执着、倔强、不服输。
阎维文第一次登台是说快板书，那时的他还只有9岁，一个小学一年级的 “娃儿”。
当他说快板书的时候，老师觉得“这个小孩声音挺好的”，于是就有意识地让他参加一些歌唱活动，在音乐方面培养这个孩子。
不久进入了“文革”时期，会唱歌的阎维文顺理成章地成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成员，经常到城市、部队、工厂去演出。
学校排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家庭出身不好的阎维文在戏中扮演了男主角李玉和。
这台戏在太原各大单位巡回演出,轰动了城市，阎维文随之名声响亮起来。
1970年,阎维文考进山西省歌舞团，当的却是舞蹈演员。
同期招去的孩子都有一定的舞蹈功底，阎维文的腰、腿、身体都明显过于“僵硬”，所以生性好强的他就开始了一段肉体与精神双重受苦的舞蹈生涯。
在沉重的课程负担之外，为了弥补自己与别人的差距，阎维文把所有午休时间和晚饭后的自习时间全部用来练功。
但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过度的练功强度并不科学，年纪小小的他练出了坐骨神经痛。
“当时很严重，平时我们每天练功的时候，都要将脚扳到头上，最疼的时候，坐骨神经只能到90度，到90度后，我就再没法忍受那种疼了。
”为了治病，阎维文尝试了扎电针、按摩等多种方法，可始终不见效。
后来歌舞团有个老师尝试着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给他治疗。
每天练完功之后，把腿楞往上搬，不仅要搬过90度，还要保持那个姿态20分钟。
“那段时间经常是哭着坚持完这20分钟的。
”两个月后，不知是对症下药了，还是他的精神战胜了病魔，阎维文的病居然好了。
这件事让阎维文懂得了一个道理：虽然是肉体上的折磨，但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对精神的一种考验、磨炼。
1972年，山西省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到山西省歌舞团“支左”,15岁的阎维文主动配合宣传队的工作。
后来，宣传队的同志告诉阎维文：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招收学员。
阎维文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时,他表演了《洗衣歌》，又唱又跳又表演,歌声响亮，舞步到位,主持考试的首长也为这个孩子的精彩表演鼓起了掌。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但调档时麻烦出现了——阎维文的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他入伍的一块挡路石。
宣传队领导非常爱才,让阎维文写个要求参军的报告送给军区首长批示。
阎维文想了又想，他在纸上写下六个字“坚决要求入伍
”。
军区司令看到他的这六个字的“报告”后,乐得哈哈大笑，说“好小子,爽快!”接着大笔一挥“批准”。
在宣传队，阎维文主演了《战马嘶鸣》、《行军路上》等多部舞剧,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后来还当上了舞蹈班的班长。
但他始终没有丢下自己唱歌的“旧业”。
那时每月只有六块钱战士津贴,但为了练歌，阎维文还是将手里的钱挤了又挤,买回一部旧电唱机。
战友又将收音机上的喇叭拆下来，为他配备了一套最简易的音响。
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维文结识了在山西大学教声乐的张教授，于是他开始向张教授学习系统的声乐艺术。
经过张教授的培养,阎维文在歌唱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
1979年,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顺的阎维文又一次受到命运的青睐，进入了总政歌舞团。
从1979年调入总政歌舞团到1984年《小白杨》的正式推出，整整五年时间，阎维文又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考验。
在山西的时候，阎维文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中国除了李双江没有别人能唱高音了。
到了总政歌舞团后，他才发现一山还比一山高。
有很多人都在唱男高音，而且还会唱咏叹调，并且是用意大利文唱。
于是阎维文又拿出了自己当年练舞蹈时的玩命精神，他把所有训练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琴房里。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之后，适逢北京在举办“五月的鲜花”合唱节，总政的合唱曲目是《没有太阳就没有鲜花》，阎维文担任男声领唱。
84年，阎维文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曲——《小白杨》，他非常喜欢这首歌，不仅仅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首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小白杨，这是怎样的一个比喻呢
一山更比一山高，人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着，更何况有着军人性格的阎维文。
于是阎维文给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电视还很少，北京音乐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的这首《小白杨》要是能上〈每周一歌〉多好。
”后来，天随人愿，这首歌还真的在《每周一歌》中播出了。
阎维文用最简单的话描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在电台里听到自己唱的歌，好幸福，非常幸福。
奥班马费城演讲（翻译）
三月十八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城市——费城，就种族问题发表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二百二十一年前，在至今仍在对面街头屹立的建筑物大厅内，一群人聚集一堂，以这寥寥数语，开始了美国疑难重重的民主实验。
在持续至一七八七年春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农夫和学者、远涉重洋前来躲避暴政和迫害的政治家和爱国者发出的独立宣言终于成为现实。
他们制定的文件虽最终签署完毕，但仍属未竟之业。
这个文件被美国奴隶制的原罪所玷污，但因各殖民地对此意见不一，制宪会议陷入僵局。
最后开国元勋们决定允许奴隶买卖至少再继续20多年，留待后人拿出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对奴隶制问题的回答已经被纳入这部宪法——宪法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为核心；宪法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正义，以及一个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的联邦国家。
然而，纸上的文字不足以打碎奴隶的枷锁，也不足以使各种肤色和信仰的美国男女公民充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为缩小我们的理想境界与各时代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续抗议，继续奋斗，在街头和在法庭，通过内战和公民抗争行动，且往往需要冒极大的危险，自觉自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确定的任务之一——继续我们先辈走过的漫漫征途，走向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关爱之心和更繁荣的美国。
我选择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坚信，除共思解厄之策之外，我们无法迎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日臻完善，懂得我们或许各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我们怀有共同的希望；我们或许外貌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希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于我对美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和慷慨大度的笃信不疑。
这一信念也来自于我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历。
我是肯尼亚一黑人男子和堪萨斯一白人女子的儿子。
我在白人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外祖父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二战期间在巴顿的部队服役；外祖父赴海外服役期间，外祖母在莱文沃斯堡一个轰炸机装配线上工作。
我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也曾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过。
我与一美国黑人结婚，她身上流着奴隶和奴隶主的血，我们又将这一血统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
我有各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兄弟姐妹、甥舅叔侄和堂兄表妹散居三大洲。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我成为最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但在我的基因里烙上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超越了其各组成部份的总和——纵有万千之众，我等实为一体。
与预期的情况相反，在这次竞选活动的第一年，我们发现美国人民多么希望聆听呼唤团结的声音。
尽管有人总会纯粹通过种族的过滤镜看待我的候选人地位，我们还是在一些白人比例最高的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
在至今依然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南卡罗来纳州，我们建立了美国非洲裔和美国白人的强大联盟。
这并不是说种族问题没有成为竞选的一个议题。
在竞选的各个阶段，有些评论员或认为我“太黑”，或认为我“还不够黑”。
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前的一星期，我们看到种族紧张关系激起的涟漪。
新闻媒体从投票后民调结果中竭力搜寻种族分化的最新证据，不仅涉及白人和黑人，而且涉及黑人和棕色人种。
然而，近两个星期，竞选中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特别重大的分歧。
根据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有人以暗示的方式说，我参加竞选在某种意义上是平权计划的一种实践，纯粹以自由派人士希望廉价获得种族和解的天真愿望为依据。
根据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我以前的牧师杰里迈亚·赖特用煽动性语言发表的言论，其观点不仅有可能扩大种族分歧，而且有损于我国之伟大和美德，自然引起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不满。
赖特牧师引发了这样的争议，我已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批评了他的言论。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一些使其感到困惑的问题仍挥之不去。
我过去是否知道他有时激烈地批评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当然知道。
我在教堂听他布道时，是否曾听到他发表会被认为有争议的言论
听到过。
对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我是否有强烈的不同看法
一点不错——我可以肯定，你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曾听到你们的牧师、神父或拉比发表你们十分不同意的观点。
但是，引起最近这场风暴的言论不仅仅具有争议性，也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对其认为的不公正大张挞伐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以严重扭曲的方式看待我国，认为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美国的不足之处被无限夸大，美国一切众所周知的好的方面被无限贬低；认为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以色列这样的坚定盟友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倒行逆施的仇恨性意识形态。
为此，赖特牧师的言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同心同德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借种族问题发难——这些问题包括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下滑、长期的健保危机和有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变化等。
这些问题既不是黑人的问题，不是白人的问题，不是拉美裔的问题，也不是亚裔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鉴于我的背景、我的从政经历、我明确表明的价值观和理想，毫无疑问我批评上述观点的声明对某些人来说仍不足为训。
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原来就与赖特牧师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不参加别的教会
坦率地说，假设我对赖特牧师的了解完全来自电视和You Tube反复播放的那些布道录像，或者假设“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某些评论员喋喋不休的讽刺性描述，毫无疑问我也会有差不多类似的反应。
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不仅如此。
我在二十多年前首次见到的这个人引导我信仰基督教，教导我有责任相互爱护；有责任照顾病弱，扶助穷人。
这个人曾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为国效力；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和研究班学习和讲课。
三十多年来，他主持的教会一直为社区服务，在人世间施上帝之仁——收容无家可归者，为人们解危济困，提供日托和奖学金服务，赴监狱传经布道，援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等。
在我的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中，我描述了我在三一教会第一次听牧师布道的感受：“人们开始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欢呼，牧师的声音在一股强劲的风流中回荡，直冲教堂屋椽……只听见一个单词——希望
我从中听到了弦外之音，在这个十字架脚下，在全城成千上万的教会里，我可以想象，普通黑人的经历已经与大卫和歌利亚、摩西和法老、狮穴里的基督徒、《以西结书》中的遍地骸骨交汇融合。
这些情景关乎生存、自由和希望，已成了我们的经历，我的经历；洒下是我们的血，流下的是我们的泪；直到如今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黑人教会再次宛如一艘航船，承载着一个民族走过的历程，驶往未来的世代，奔向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的磨难和胜利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既是黑人的经历，又不仅仅是黑人的经历；回首我们的历程，种种经历和歌声使我们获得重寻记忆的途径，我们无需为往事感到羞愧…… 可能值得全体人民探究和珍视的记忆，我们不妨以此为起点开始重建。
”这就是我在三一教会的感受。
如同全国其他黑人主流教会一样，三一教会代表了整个黑人群体——医生、靠福利为生的母亲、模范学生、昔日的街头帮派成员等等。
如同其他黑人教会一样，三一教会的诵经活动充满了喧腾的笑声，有时还参杂着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
这些活动时时伴随着舞蹈、掌声、尖叫和呼喊，在不习惯的人听来可能显得刺耳。
教会可谓千人千面，包罗万象，有慈祥和凶残，有极度聪明和令人吃惊的无知，有奋斗和成功，有爱和认同，有怨恨和偏见，凡此种种构成了美国黑人的整体。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
尽管他并不完美，但他对于我有如亲人。
他坚定了我的信念，担任我的证婚人，为我的孩子施洗礼。
在我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他用砥毁的言辞谈论任何种族群体，也从未以不礼貌和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所接触的白人。
他本身也带有他辛勤服务了许多年的群体存在的矛盾，包括好与坏两个方面。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黑人社区的联系。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白人祖母的联系——她是将我抚养成人的妇女，为我一再做出牺牲的妇女，一位爱我如同爱世间一切的妇女，但也是一位曾经承认对街头擦肩而过的黑人男子感到恐惧的妇女，一位不只一次因流露出种族或族裔成见而令我颓丧的妇女。
这些人与我息息相关。
他们也是我挚爱的美国的一分子。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话是在替根本不可原谅的言论辩解或开脱。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政治上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这段插曲成为过去，但愿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可以指责赖特牧师心态偏激，属蛊惑人心之徒，如同有些人在杰拉尔丁·费拉罗最近发表言论后指责她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样。
但我认为种族问题是这个国家当前绝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赖特牧师布道时的覆辙，对美国存在的问题发表触犯众怒的言论——以简单化、带有成见和夸大其词的方式看待消极的方面，以至达到歪曲事实的程度。
事实是，这几个星期出现的言论和问题说明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而我们从来没有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尽已所能。
这是我们联邦国家尚待完善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如果回避问题，如果简单地退守各自的阵营，就永远不能齐心协力地应对医疗、教育以及使每个美国人都找到好工作等方面的挑战。
要认清这个现实，就必须谨记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威廉·福克纳曾经写道：“过去并未死亡，也未被埋葬。
事实上，过去甚至并没有成为过去。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个国家种族不公正的一桩桩往事。
但我们的确有必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美国非洲裔群体存在的诸多差距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前辈们因受奴隶制遗毒和吉姆·克罗之害遭受的代代相传的种种不平等。
以往受种族隔离之害的学校成为劣质学校，现在这类学校依然如此；在布朗诉教育局案发生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消除这种现象。
他们提供如此劣质的教育，不论以前还是现在，都造成了今日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学业鸿沟。
以往合法的歧视行为，往往以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拥有地产，不向美国非洲裔业主发放贷款，不让黑人房主享受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不让黑人加入工会、警察和消防所，意味着黑人家庭无力聚敛任何值得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历史说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出现财富和收入鸿沟的原因，也揭示了今日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地区贫民窟高度集中的根源。
黑人男性缺少经济机会，因无力养家糊口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导致黑人家庭每况愈下——多年来，福利政策可能已使这个问题更形恶化。
许许多多的城市黑人社区缺乏基本服务——供儿童玩耍的公园、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定期收垃圾的服务以及建筑规范的执行——都促成了暴力、衰败和疏漏的恶性循环，至今仍继续对我们造成困扰。
赖特牧师及其同时代的美国非洲裔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成长的。
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人们的机会也受到高度制约。
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因受到歧视遭遇失败，而在于有多少男性和女性战胜了困境；有多少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我这样的后来者开辟了一条道路。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付出大量血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同时，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可以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最终都被歧视击垮。
失败造成的影响也延续到后代子孙。
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男子，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在街头巷尾游荡，或在我们的监狱里熬日子，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和憧憬。
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黑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也继续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
对于赖特牧师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对羞辱、疑虑和恐惧的记忆并没有淡出；那些年代留下的愤怒和怨恨也没有消逝。
这种愤怒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显露，也不会向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表示。
但在理发店和饭桌上却可以听到这种声音。
这种愤怒情绪有时也被政治人物利用，以种族为争取选票的砝码，或借此为自己的失利开脱。
星期天上午在教堂的讲坛上和坐席间，时而也会听到这种声音。
很多人听到赖特牧师在几次布道时表露的愤怒情绪，不免感到惊愕，其实这不过是验证了一句老话：美国生活中种族界限最鲜明的时刻是星期天上午。
这种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情绪经常会分散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使我们难以正视我们自身状况的复杂性，妨碍美国非洲裔群体结成实现真正转变所必需的联盟。
但这种愤怒切实存在；而且影响巨大；单凭主观愿望否认其存在，在不了解其根源的情况下横加指责，只能加深不同种族之间业已存在的误解。
事实上，一些白人群体也怀有类似的愤怒情绪。
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他们作为白种人享受到了什么特权。
他们走过的历程就是移民走过的历程。
因为对他们而言，没有人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
他们一辈子勤恳工作，到头来却有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输出到海外，苦干了一生养老金却付诸东流。
他们深感前途未卜，渐渐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在这个薪酬不见增加的全球竞争时代，机会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你的梦想成真就意味着我的梦想破灭。
因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只能乘校车到城镇另一头的学校上学时；当他们听说，为了纠正不平等现象，一名美国非洲裔得到照顾，获得一份好工作或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但那一段不平等的历史根本不是他们的过错时；当他们对城区犯罪活动的忧虑被说成是某种偏见时；不满情绪便一天天加深。
与存在于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一样，这些不满情绪往往不会在相互礼遇的场合显露。
但这种不满对至少一代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影响。
对于福利政策和平权法案的种种不满促成了里根联盟的形成。
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政界人物经常利用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心理。
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保守派媒体评论员不惜付出一生的精力批驳对种族主义的不实指控，与此同时却认为对种族不公正和种族不平等的正当讨论只不过是所谓社会规范的问题或逆向种族主义的表现。
正如黑人的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白人的这些不满情绪也导致注意力的转移，忽视了中产阶层的压力的真正根源——以内线交易、有漏洞的会计制度和贪图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公司文化；华盛顿被游说团体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局面；只考虑少数人利益而不顾广大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
然而，仅凭主观愿望要求美国白人抛弃不满情绪，断言他们受人误导甚至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同时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深切忧虑是合情合理的，也加深了种族鸿沟，阻碍了通往相互理解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多年来，我们始终处于种族僵持的局面，难以自拔。
与某些人对我提出的批评恰恰相反，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从来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一届选举，单凭一名候选人参选，就能超越种族差异，更不用说是象我这样并不完美的候选人了。
但我执着地表明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只要齐心协力，我们便能愈合一些历史遗留的种族伤痕。
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无其他选择。
对美国非洲裔群体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承受我们的历史重负，但不做历史的牺牲品。
这意味着继续坚持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享有公正待遇的要求。
但也意味着将我们的具体诉求——要求改善医疗、教育和就业状况等，同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相结合，为打破玻璃天花板而艰苦奋斗的白人女性、被解雇的白人男子、忙于养家糊口的外来移民等。
这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读书给他们听，让他们懂得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遇到困难和歧视，但绝不能丧失希望，绝不能消极厌世；必须始终坚信能由自己书写今后命运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典型美国式的，而且的确属于保守派的自助观念也经常在赖特牧师的布道词中出现。
但我从前的这位牧师往往无法理解的是，依靠自助同时也需要相信社会能够发生嬗变。
赖特牧师的布道词存在的重大谬误不在于他谈到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
问题在于他的话似乎认为我们的社会是静止的；似乎从未取得任何进展；似乎这个国家，一个使他所属群体的一名成员有可能竞选国家最高公职并促使白人与黑人、拉美裔与亚裔、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融汇的国家，仍然无可救药地与悲惨的往事捆绑在一起。
但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已看到的情况是，美国能够发生嬗变。
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我们带来希望，敢于希望的勇气，争取我们明天能够和必须实现的目标。
在白人社区，改善联邦国家的道路意味着，需要承认美国非洲裔群体经历的痛苦不仅仅存在于黑人的心中；歧视的遗风，以及目前发生的各种歧视事件，虽然不象过去那样明显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必须得到解决。
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需要付诸行动——扶持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社区；加强执行民权法，保证我们刑事司法系统公正不倚；为这一代人架起以往历代人从未获得的机会的梯子。
这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认识到，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必以牺牲我的理想为代价；注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孩子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最终有助于全美国的繁荣。
最终需要的恰恰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所要求的，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我们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经书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弟兄的庇护人。
让我们成为我们姐妹的庇护人。
让我们寻求我们相互之间共同的利益，也让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现这种精神。
我们的国家可以有所选择。
我们可以接受滋生分裂、冲突和消极态度的政治。
我们可以仅在发生引人瞩目的事件时谈论种族问题——正如我们在OJ审判时所做的，或在悲剧发生之后，正如我们在“卡特里娜”飓风灾后所做的——或作为晚间新闻的谈资。
我们可以每天在每一个频道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情景，从现在直到大选继续评头论足，并且在竞选中只提一个问题，即美国人民是否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或同情他那些最激烈的言辞。
我们可以猛烈抨击希拉里一位支持者的某些失言之处，以此证明她在打种族牌，或者我们可以揣测，白人男子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全体投向约翰·麦凯恩，不再考虑他提出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可以告诉大家，下次选举时，我们会谈论其他一些枝节性话题。
于是就会有下一次，还会有再下一次。
结果是一成不变。
这是一种选择。
或者，此时此刻，在这次选举期间，我们可以共同表示：“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衰败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剥夺了黑人和白人的孩子、亚裔和拉美裔的孩子、印第安人的孩子的前途。
这一次，我们希望不再抱消极的态度，不再认为些孩子不会读书；不再认为这些外貌与我们不同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
美国的孩子不应该如此，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掉队。
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在急诊室排队的病人中为什么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他们自身没有能力战胜华盛顿的特别利益集团，但如果我们携手努力，他们就能与之抗衡。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曾经给各种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体面生活的工厂如今已被关闭，曾经属于各宗教、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美国人的住房如今被迫出售。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与你外貌不同的人会夺走你的工作；而是因为你服务的公司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将你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每一种肤色和信仰的男女军人在同一面令人引以为豪的旗子下共同效力、共同奋战、共同流血。
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使他们撤出这场根本不该得到授权而且根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并返回家园。
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将如何关心他们及其家人，给予他们应得的福利，以此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
如果我不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广大美国人民对美国的期望，我就不会竞选总统。
这个联邦国家或许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证明，情况总能得到改善。
今天，每当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怀疑或抱态度消极时，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是下一代——年青的一代，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信心和开放的胸怀已经使这次选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今天特别想为各位说一段故事——我曾非常荣幸地在金博士诞辰之日讲述过这一故事，地点是亚特兰大金博士主持的“以便以谢”浸礼会教堂。
一位名叫阿什利·巴亚的二十三岁白人年轻女子为我们组织南卡罗来纳州弗洛伦斯市的竞选活动。
自这次竞选开始以来，她始终在这个以美国非洲裔为主的社区组织活动。
有一天她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大家轮流讲述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阿什利说，她九岁那年，母亲得了癌症，有几天没有上班，为此遭到解雇，也失去了医疗保险。
她们不得不申请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母亲，阿什利决定必须做些什么。
她知道，食品是她们生活开支最大的项目之一。
阿什利设法让母亲相信，她实在最喜欢和最想吃的是芥末调味三明治。
因为，这是最省钱的吃法。
她这样维持了一年，直到她母亲情况好转；她向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说，她参加我们竞选工作，原因是能够为美国其他数百万也愿意并且也需要帮助自己父母的儿童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的阿什利或许也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有人曾对她说，她母亲遇到这些问题，其根源是依靠福利生活但懒惰不愿工作的黑人，或者是非法进入美国的拉美裔。
然而，她没有另做选择。
她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反对不公正现象。
总之，阿什利说完自己的往事后，逐个问在座的人，他们为什么支持这次竞选。
大家的经历和理由都不尽相同。
许多人都谈到具体问题。
最后，轮到一位老年黑人，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
阿什利问他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问题。
他没有谈医疗保健或经济问题。
他没有提教育，也没有提伊拉克战争。
他没有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
他只向在座的人说：“我因阿什利而来。
”“我因阿什利而来”。
就此话本身而言，这名白人女孩与这位老年黑人一瞬间的相互认同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为病者提供医疗照顾，不足以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也不足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但这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的联邦国家可以从此日益强盛。
自一批爱国者在费城签署这份文件以来，无数世代的人们在这二百二十一年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这是走向完美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