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方志学大师’
方志学包括方志学通论（概论）、方志编纂学和方志批评（评论）学。
方志学通论 方志学通论，内容丰富。
这次学习只涉及方志与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方志的种类，方志的性质及其与其他类书的区别，方志的特征与功能。
第一课 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11世纪～—771）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
《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方志之名始于此。
时“四方之志”，是记载各诸侯国历史与现状的典籍。
春秋战国（—770～—221），《周易·系辞》中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地理一词出于此。
时有《禹贡》，记述疆域、土壤、物产、赋税和风俗等；《山海经》，记述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师等。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地理知识。
西汉司马迁（—145或—135～
）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东汉班固（32～92）的汉书，为地理开创了完善的体例。
这两本名著，为后来的地方志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方志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于《周官》说，《禹贡》说，《山海关》说等等。
我国传统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完备起来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我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特征。
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目前已知修志的最早记载在东汉。
方志的发展从它的形态特点看，可分为地记、图经和方志三个阶段：地记阶段 1～6世纪，相当于东汉至南北朝，志书的主要形式是“地记”或记，包括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和人物传等。
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袁康、吴平等编写的《越绝书》，反映了江、浙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镇建设、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
这部书已具地方志的雏型。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志书。
图经阶段 6～12世纪，相当于隋、唐至北宋。
志书的主要形式是图经或图记。
图经之名，始于东汉。
当时但望编写的《巴郡图经》，分“图”和“经”两个部分。
“图”指的是一个行政区的疆域图。
“经”是对图的说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户口、职官等。
图经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现。
隋朝曾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修图经。
这也是中国大规模官修志书的开始。
唐朝，图经、图志、图记、险要图、地记、州记、事迹记、郡图志、职官志、异物志、记、土俗传、风俗等，遍及全国。
现存最早的图经《沙州图经》残本，文字简洁，叙事明快，对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北宋，沿袭唐朝每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
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图志局，开创了国家设局修志的先例。
宋代，今市境内，修《化州旧图经》、《高州旧图经》、《化州图经》、《高凉旧图志》、《陵水图志》等，均是佚。
方志阶段 12～20世纪，相当于南宋至今，此时期的志书几乎都称方志。
我国志书经历地记、图经阶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体裁已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表、乘、略等逐步综合演变而充实，体例也日趋完备和定型。
现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书，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
可以说中国方志已进入成熟时期。
我市境内曾修《陵水志》，已佚。
元代所修的郡县志又多以图经形式出现。
我市境内没有修志的记录。
明清两代，更重视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参加修志。
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学正检查质量。
志书内容较丰富，体例较统一，名志多。
进入了全盛时期。
修志具如下特点：一是普修省志；二是县志数量聚增。
据统计，全国现存的8000多种志书中，清代占5000多种；三是县志类目增多，有的设“人民志”，有的记述矿藏，有的记述少数民族的风俗和反压迫斗争，有的记载沿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贸易等；四是增修边关志和卫、所志。
明清两代我市境内多次修志。
民国时期的志书比清代又有所进步，主要表现：一是注意反映工、农业生产；二是增加了图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农民运动的资料；五是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
黄炎培修的《川沙县志》，增设“概述”，开创了志书综合性篇目的先例。
解放后，1958年，、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修志。
1980年及后几年，全国组织10余万人，其中专职人员2万余人，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计划6000多种。
总字数在50亿左右。
并大量编修各种专业志。
这次修志规模之大，出版志书数量之多，志书质量之好，远远超出历代。
我国历代志书，种类繁多。
按记载的地域范围不同，可分为：一统志（记述全国范围）、总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土司司所志、盐井志等。
按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可分为：通志（一般的省、州、县志和全国性的总志都属此种）、专志、杂志（记述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没有通志那样完备、系统）。
除以上两种分法外，还可作如下区分：从方志记事内容的时代看，可分为通纪（即贯通古今）和断代两种。
从方志的记事内容和篇目的广略看，可分繁体和简体两种。
从方志的撰写形式看，可分为著述体和编纂体（将资料分门别类编纂起来，并大多注明出处）和编述结合三种。
从方志的编纂体例看，又可分为纪传体、门目体（平行门目，无所统摄）、“三宝体”（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有的加文献。
是据《孟子》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语而来）、编年体（没有篇目组织，各种记事和资料都按年代顺序编入书中）、纪事本末体（以每事为编，排比其次第，详叙其始终）和类书体（按编纂书的方法，从许多采摭来的有关地区的资料，按类加以编排，并注明资料出处或附引用书目）。
划分方志种类的方法途径不一，看法不一，还有待以后统一认识。
第二课 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方志学是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方志理论往往滞后于修志实践。
明代及以前，方志理论很零碎，清代方志学形成，中华民国至今方志学进一步发展。
一、方志学的萌芽周朝《周礼·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体现周王朝意识到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里道：“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这道出了封建时代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唐代李吉甫提及方志编纂方法时认为“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从此看出，他们重视修志，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
宋代，在研究方志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对编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
周应合在撰就《景定建康志》后，在《修志本末》中，强调做好四件事，即“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
还援引别人的话，指出：志书应“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
南宋《新安志》撰著者罗愿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凑成资料汇抄，主张经过编纂者的加工，有取舍，有观点；所以编纂者应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
宋代是地方志大体定型时期，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起到先驱作用。
元明时期，元代发端官修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许有任奉敕撰写的《大一统志序》中述：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效益。
元代志书较为重视效用。
在方志理论探讨方面，主要是在评论方志中，表露一些关于编纂方志的见解。
许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的缺点，具体指出“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
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
这实际是在阐明选材须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质直的修志主张。
对方志的名目和体例源流也各抒已见。
如戴良认为“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记载。
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
杨升云认为：“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
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
这些反映了元代对方志理论探索的广度。
明代，方志多，佳志少，方志理论研究之风不盛。
不少人趋于时尚，竞相修志，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难免弊病较多。
也有人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寻求解决办法。
提得较明确的要算嘉靖《曲沃县志》的主修者鲁生。
他指出：一部好志，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
也就是说记载要尽其所有，事实要仔细查对，要秉笔直书。
还认为“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
这些论述是有价值的。
以上各代方志理论为清代方志学的形成，起到开掘源流的作用。
二、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 清代方志发展鼎盛，佳作迭出，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学术质量，也使方志理论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以前方志的理论研究大都从志书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来。
清代则开始出现专门的方志理论论著。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础上，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两部著作，开创了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道。
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里讲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师（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福建）之士人郭先卿在戚大将军之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不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志故，颇称明悉”。
这实际总结了得失，为编修地方志指明了方向。
近代方志学家黄本诚认为顾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为五点：一是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识；二是网罗天下书志以作参考；三是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得其实而后止；四是要有充裕的时间；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曲沃人卫周祚在《长治县志》序中指出：地方志为“天子明目达聪之助，以永扶大一统之治”的重要作用。
在《曲沃县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长”之论。
他说“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
修志亦有三长，曰：正（刚正不阿，不曲权贵），虚（修志者要虚已受人，广泛听取意见，不要主观武断），公（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
有此三长，又有史才、史学、史识以济之，编出来的方志，质量才有保证，也能经得起考验。
雍正时的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许多修志原则，指出：一是体例要统一，“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
志书出于众手，如“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约，提倡简明；三是强调方志资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艰苦细致的校勘工作。
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考据学派和史志学派。
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1723～1777），安徽人，字东原。
对经学、语言学有重要贡献，尤精于名物训诂，成为考据学大师。
“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独到的地理学见解。
钱大昕，江苏嘉定人，他修志论点：一是占有充足的资料；二是通晓前代的官制；三是辨别古今地名异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订。
主张人物依时代为次，不必分类等。
孙星衍（1753～1818），江苏阳湖人，修志不少，取材广泛，但重古代资料，轻视当代资料。
考据精释，但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却多遗漏疏缺。
考据学派实际上在学术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铨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
他们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认为资料搜集后，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了。
所以又称纂辑派。
编纂派代表章学诚（1738～1801），会稽（今浙江绍兴），字实斋，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
著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独具精思的论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
要点是：（一）确立方志的性质。
指出“志乃史载”，“方志为国史要删”，“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志属信史”，“志乃史体”，“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史和志两者名称虽有不同，但“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
章氏还辨明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
他指出，史的种类很多，地方志只是其中一种。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方志属历史学范畴，在史学上有它的地位，他的作用当然无异于“国史”。
他说：“史志之书，有裨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 ¨¨¨，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这就是说方志具有经世的作用。
他还指出，“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
方志能够起到“国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删”的重要作用。
章氏从方志性质、引伸出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
章氏还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作了批驳，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二）方志的编纂。
1、要持“史家法度”。
提出修志的人必须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
实际是把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进行改造，成为对修志家的要求。
还强调著书者讲究义理，必须有“史德”，不能违名教。
2、确立“三书”、“四体”。
志书要合“史家法度”，应当立“三书”、“四体”，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
并认为“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又认为“三书”当中，志是主体，有经世作用，是有裨社会风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内容，应当分列为“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
他认为，这样仿效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立外纪、年谱、考、传等门类，“变异名色”，是很有好处的，“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
这实际是按一邑之史事的性质，给“志”规划了四个门类，使它既严谨，又合于史法。
所谓“掌故”，就是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纪录，是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的政事资料。
所谓“文征”，则类以文鉴之类，是指一方文献的专辑，是地方志中保留的另一部原始资料。
这样立“四体”，解决了不失“著述之体”与保存重要资料之间的矛盾。
3、要求修志克服“五难”、“八忌”、“四要”。
即克服清晰世间万物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等五难；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装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固不变，忌贪载传奇等八忌；达到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四要。
他还认为志书所载，应兼通古今，详近略远，分成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货、艺文等若干门类，具体叙述，使之成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门类，不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论力求谨严，“据事直书，善否自见”，“不可专事浮文”、总之，修志时一定要注意“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4、编志辨体。
明清两代，一些地方志体制杂乱。
章氏批评说：“今之通志，与府、州、县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以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无。
书苟可以互相有无，即不可成为书矣”。
所谓方志辨体，就是各类地方志所记述的内容，应当各有所重，不容混杂。
上一级志书不是下一级志书的简单凑合，下一级志书自然也不是上一级志书随便拆散而成。
他说：“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志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府、州、县志所不能详。
既已详人之不详，势必略人之所不略”。
通过辨体，使各类方志所述内容、范围、界线划分清楚，各有侧重点，做到各有所载，互不相蒙。
5、建议州县设立志科。
章氏专门写了《州县请立志科议》的文章。
他认为“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记载而籍备”。
他还针对时弊“州县记载无专人典守，大义缺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
主张设立志科，“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平日专门收集、整理、保管档案资料和方志资料；民间修造谱牒和传状志述，各方面的材料，都要呈副报告于志科。
另外，在四乡各遴选一个士绅，作为采访人员，收集反映本地历史和现状的遗闻逸事，呈报志科等等。
还认为志科是常设的、持久的。
清末，两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为《顺天府志》写了《修志略例》27条，用规章条例方式作为修志工作的要求和规划，对于整齐编纂工作，统一志书体例，保证志书质量起一定的作用。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关系，修志时断时续，但也出现一批热心修志与研究方志的人物。
产生了不少研究方志源流、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的论著。
如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对清代方志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李泰棻的《方志学》、瞿宣颖的《志例丛话》、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著述，主要侧重方志的性质和方志编纂理论、方志的收藏和统计、方志的目录等方面。
在方志性质方面，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
黎锦熙说：“折衷之论，则谓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
瞿宣颖说：“迄于晚近，学术弥光，章氏之说，犹有未尽厌时代所需者，故执章氏说以驭吾国之方志，在今日，犹多未合也”。
这就是说，晚近对史的狭义理解和解释是：历史仅载古，不及今；仅记过去，不记现实；仅记载人事变迁，不包括自然现象。
从这种理解和解释出发，那么，方志和史书就有所不同了。
以上可见，既接受了章氏“志”即是“史”的观点，又面向现实，向前迈了一步，认识“史”、“志”的不同。
由于这种认识的发展，在方志编修体例、篇目、内容和方法上，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志书更多反映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生产斗争以及实业志、盐政志等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编纂理论方面，寿鹏飞认为“读良方志，可以觇国俗，知理乱，识兴衰”，因此，编修的志书要能“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垂治规，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
成为“治理之龟鉴”。
这样确定了修志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之后，再“随时地转移”，“因义生例”，编出来的志书便不会犯“人云亦之，东涂西抹，不知取舍，不务剪裁”的毛病，成为“陈烂帐册，杂碎字簿”。
这种先立“义”后“生例”的主张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李泰棻强调修志者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
“农工商矿各业，为社会生产消费之总，观所谓社会经济之源流，并在于此，自须分记合述”，还要“以科学名辞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载明”，“始不失为科学的方法”。
傅振伦在民国18年（29）草拟的8则志例中，第一至五条就强调“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特详悉于社会方面”；“偏重于物质方面”；“广辟类目，注重科学”等等。
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体裁，时代所需，须呈“四用”。
就是科学资源（地质、土壤、山势、水文、气候、生物）；地方年鉴（物质状态、经济情形、人事习俗、社会组织、政治进展、人物分布）；教学材料（乡土教材）；旅行指导”。
还提倡“三术”（即“续”，“续”之外宜有所“补”，“续”与“补”之外更宜有所“创”）的修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修志应注重民生问题。
如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强调“有关养民要政，所不宜略也”，“凡不属于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无宁从略也”。
“方志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又必详且尽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50年代末，全国有些地方修志，但没有开展方志理论研究。
1981～1985年，大体是方志界对方志的传统理论的吸收和消化。
当时修志队伍几乎都是没有修过志的。
对修志理论多数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当时，一方面学习老专家的理论，一方面介绍普及方志常识，简述历代方志发展史，评介传统志书佳作。
部分编修工作开展较早的，逐步开展对新方志编纂方法和技巧的研究。
1985～1990年，经过传统方志理论的吸收消化，结合修志实践上升为新理论认识，形成自己的观点。
当时，对方志基本理论，诸如方志性质、功能，方志的体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对方志的通用编写方法及几体裁志稿的编写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反复研究和实践，上升为新的理论。
这些都是修志者实实际际的东西，十分可贵。
90年代，全国各地新方志进入总纂出版的高峰期，只是结合实践进行了一些总纂和出版实际操作的研究，出现了理论滞后的情况。
此后，随着新方志的出版，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化，研究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理论性也更强。
至于具体成果，结合下面的问题一起研究。
第三课 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指方志区别于其他类书的根本属性。
地方志的多源性和源远性，形成了对方志属性的多种说法。
长期以来，有的说方志是地理书，有的说是历史书，有的说是地理、历史兼备。
也就是说方志学是地理或历史的分支。
这是传统的说法。
国内图书馆在图书分类中，地方志的归类也不一致。
上海图书馆在1992年以前，把方志归入“历史”类中的“地方史”或“民族史”小类；1993年以后，在“历史”类下设“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志学”三类。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则在“k历史、地理”类中的“中国史”小类下设“地方史志”栏，下又设“方志学”、“各代总志”、“各省市区史志”三个小栏。
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却将有关方志论著归入“地理” 大类中的“中国区域地理”小类。
凡此种种，均没有把方志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目前方志界在方志性质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认为方志是区别于地理、历史书的一类独立门类的地情知识（或地情资料）书。
“地情知识书”论者是从方志学的四要素，即读者（地情知识的需求者，是方志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地情资料制作者（采编人员，把客观存在的地情通过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已认识的，并组成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地情知识编纂者（总纂编辑的地方志专业工作者，把地情资料进行考证、选择、升华，形成地情知识系统）；志书，即地情知识载体。
资料作者、编纂者、读者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地情知识积累传播循环系统。
客观存在的地情通过地情资料制作者的认识，成为地情资料；地情资料经过地情知识编纂者汇集加工，成为地情知识载体（志书）并得以传播；读者通过认识地情知识，从而能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而在社会实践中又得到新的认识，产生新的地情资料。
由此推断：方志学是研究地情知识积累传播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应用科学。
方志是地情知识书。
此外，还有“方志就是一项以编修和使用方志文本为核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方志就是一项以交流地情信息为根基的学术文化事业”。
“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著述”等等。
但又认为说方志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仍未找到元理论。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提醒大家把目光放宽些，对方志的性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因为修志工作中遇到不少问题都要回到方志的性质这个问题上进行研究。
现就我的体会和方志与历史、地理类书的区别方面谈谈方志的性质。
一、方志的性质上面所说“方志是地理书”，“方志是历史书”的说法不够准确。
方志已超出地理、历史的内容，要求也不一样。
说地情知识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恐怕也不仅限于地方志。
我想对地方志的性质作如下表述：“地方志是一地自然与社会（或一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这样表述包含了如下内容和要求：一是记述的对象是“一地自然与社会”或“一事物”；二是时间范围是“历史和现状”；三是“资料性”，但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科学排比的“著述”。
这种提法体现了地方志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有别于地理书、历史书和统计年鉴等一类地情书。
这种提法确切不确切，请大家研究。
二、方志与历史、地理类书的关系地方志的内容含百科，它与地理、历史、经济、民俗等多门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
（一）方志与地理书的联系和区别地方志中的地理分志与区域地理都要记述区域位置、面积、范围和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湖水系等自然环境要素，以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要素。
同时地方志的地理分志受益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与知识，而地理学的研究又需取材于地方志的资料，两者关系密切。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地理学是基础科学，就区域地理来说，不仅要描述地理要素的事实，还要分别论述各种地理现状的成因，以及各要素在区域内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共同作用；地方志是应用科学，其中的地理分志及有关地理的内容，只记述其现象，或说“是什么”，不记述其成因，即寓“为什么”于“是什么”的事实中。
二是区域地理以空间关系为座标，按其内部要素关系分类记述；地方志的地理内容是以行政区内的行政类别为记述的座标分门别类，事以类从进行记述，并且尽可能复原历史状况，即按时序记述其变化。
（二）方志与历史书的关系史、志的联系和区别，有人概括为“同源异体，各有特点，相互联系，殊途同归”。
史与志在体裁上有密切的关系。
今方志的“述、记、志、传、图、表
有什么姓骆的名人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金沙遗址前5世纪中叶的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双流）迁往成都，构筑城池；但依据现实挖掘的金沙遗址看来，成都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200年前。
关于成都一名的来历，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都。
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
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
[13] 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兼并蜀国、巴国，并设置蜀郡于成都。
秦张仪、司马错筑太城（府南城），次年，张仪在太城以西筑少城（府西城）。
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沿用至今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造石人作测量都江堰水则，是中国最早水尺。
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文翁石室”。
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置益州。
王莽改益州为庸部，蜀郡为导江，治临邛。
新朝地皇五年（24年），公孙述称帝，定成都为“成家”。
又改益州为司隶，蜀郡为成都尹。
东汉时仍为蜀郡。
东汉末年，刘焉做“益州牧”，从原广汉郡雒县移治于成都，用成都作为州、郡、县治地。
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设有“锦官”，故有“锦官城”即“锦城”之称；秦汉成都的商业发达，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6万户，近40万人。
汉代成都是世界漆器工艺的中心和中国茶文化的诞生地。
成都在三国时期为蜀汉国都，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汉室宗亲刘备在军阀混战中崛起。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次年（221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蜀地蜀都称帝，延续了汉朝大统。
蜀汉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汉怀帝刘禅，历二帝，共四十三年，鼎盛时期占据荆州、益州，国力强盛，但是经过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元气大伤，后来诸葛亮治国，恢复生产，使得能与魏吴抗衡。
[13] 晋武帝改蜀郡为成都国，不久恢复称呼。
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建国“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47年，成汉被东晋桓温所灭，历5主，共43年。
杜甫草堂南朝宋、齐以后，益州及蜀郡的治地址都是成都，益州刺史治太城，成都内史治少城。
公元348年至354年，东晋常璩编纂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华阳国志》。
后周置益州总管府。
隋朝开皇二年（582年），改为西南道行台。
次年，复置总管府。
大业初年（605年），府废，隋炀帝复改益州为蜀郡。
唐朝复为益州，武德初年（618年），置总管府。
武德三年（620年），改为西南道行台。
武德九年（626年），又改为都督府。
龙朔二年（662年），升大都督府。
天宝初年（742年），复为蜀郡。
至德二年（757年），唐玄宗幸蜀驻跸，升成都府，作为南京，改成都守为尹。
时又分剑南为东西两川，成都为西川节度使的治地。
上元初年（760年），罢京，而成都府依然不变。
唐朝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
成都成为全国四大城市之一（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
唐代成都文学家云集，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雍陶、康术等短期旅居成都。
唐代成都开发了开摩诃池、百花潭等旅游胜地，贞观年间在城北修建了建元寺，唐朝大中年间改名为昭觉寺，称“川西第一丛林”。
[13] 唐代成都有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文物，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
王建割据“三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王建励精图治，使蜀中经济文化发展繁荣。
幼子王衍即位仅7年，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前蜀亡。
后唐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副使，后唐衰败后，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
同年秋病死，其三子孟昶16岁袭位，颇有作为，统治30年，后好大喜功，盲目出兵关中，增加百姓负担，导致国力衰微，965年为宋所灭。
后蜀后主孟昶亲笔书写了中国第一幅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成都画家黄筌开创了中国工笔花鸟画派先河，雅好丹青的后蜀后主孟昶特创“翰林图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
后蜀赵崇祚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宋朝时期，成都经济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以锦绣为例，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
唐宋之时，成都城东西南北都设有专门的蚕市、药市、花市灯会。
由于商业发达，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官府在成都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交子务”。
1082年前后，北宋名医唐慎微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北宋仁宗时，在益州（即成都）设官办交子业务，由官府公开印刷，发行“交子”。
南宋宝佑五年（1257年），蒙元军攻占成都。
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成都路，为四川行省首府驻地。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明玉珍建立大夏国，改曰成都刺史府。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蜀王陵明军攻灭明玉珍所建的大夏国政权，在成都设四川承宣布政司，其中成都为首府。
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设在成都，今人称其为“皇城”。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军攻入成都，自立为帝，国号大西，称成都为西京。
清军入川，四川汉人极力抵抗，战乱多年，人口大减。
满清康熙年间，满清朝廷实施“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成都逐渐恢复生气，并繁荣至今。
清沿明制，设四川布政使司于成都。
皇帝另简派四川总督、成都将军驻成都。
清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失败，清军诱俘之，在成都城内科甲巷将其凌迟处死。
[13] 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满清时期担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因镇压民众而造成的“成都血案”引发民众起义，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11年11月27日，立宪党人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脱离清朝，成立大汉军政府并担任都督。
1912年3月12日，成都之大汉军政府改为四川军政府，军政府驻成都，尹昌衡任都督。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北洋政府通令在成都设置西川道，领成都、华阳等31县；后废道复省，成都仍为四川省会。
[13] 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成都成为川西行署区的驻地。
195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各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后，在成都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
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成为全国14个计划单列市之一。
1994年5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将计划单列市确定为副省级市，成都加强了省级机构统筹规划和协调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全国15个副省级市之一。
介绍一下山东省德州市
德州 德州市面上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的西北部，是山东省的北大门。
历史上，德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码头。
德州市位于北纬36°24'-38°0'、东经115°45'-117°24'之间，黄河下游北岸，山东省西北部。
北依北京、天津，南邻省会济南，西接山西煤炭基地，东连胜利油田及胶东半岛，处于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结带和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大京九”经济开发带交汇区内，兼具沿海与内陆双重优势九达天衢。
德州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是华东、华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京沪、德石、济邯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5条国道、14条省道在境内纵横交错。
京福高速公路贯穿南北，济聊、青银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从德州到济南国际空港仅需一小时，到天津海港也只用两个小时。
德州市现辖德城区与乐陵、禹城两市和平原、陵县、齐河、夏津、武城、临邑、宁津、庆云8县，总面积10356平方公里，总人口546万。
德州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季明显，光照充足，适宜多种植物生长，物产资源十分丰富。
德州市矿产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2亿吨，天然气储量15亿立方米，煤炭储量9.5吨，具有广阔的开采价值。
【区号】 0534 【邮编】 253000 【驻地】 德城区 【区划】 辖1个市辖区、8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德城区 面积 539平方千米，人口55万。
邮政编码253000。
乐陵市 面积1172平方千米，人口64万。
邮政编码253600。
禹城市 面积 990平方千米，人口50万。
邮政编码251200。
陵 县 面积1213平方千米，人口55万。
邮政编码253500。
县人民政府驻陵城镇。
平原县 面积1047平方千米，人口45万。
邮政编码253100。
县人民政府驻平原镇。
夏津县 面积 882平方千米，人口49万。
邮政编码253200。
县人民政府驻夏津镇。
武城县 面积 751平方千米，人口37万。
邮政编码253300。
县人民政府驻武城镇。
齐河县 面积1411平方千米，人口61万。
邮政编码251100。
县人民政府驻晏城镇。
临邑县 面积1016平方千米，人口51万。
邮政编码251500。
县人民政府驻临邑镇。
宁津县 面积 833平方千米，人口46万。
邮政编码253400。
县人民政府驻宁津镇。
庆云县 面积 502平方千米，人口30万。
邮政编码253700。
县人民政府驻庆云镇。
德州历史悠久。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
最能显示德州特点并使今天的人们赞叹不已的是那些精美的黑陶器物，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
禹王治水疏浚九河，本区就有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等五条。
禹王亭遗址就在禹城县的十里望村南。
传说中的夏代东夷族领袖后羿就出生在这里。
三国时期，临邑县弥家村人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弥衡曾不畏强暴，“击鼓骂曹”，被后人编为戏剧流传世间。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时书写的《东方朔画赞碑》，至今保存在陵县文化馆内。
宋代古建筑——文庙，屹立在夏津县城里。
这些古老的文化正是历史悠久的象征。
德州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西汉末年，群雄四起。
公元 21 年，平原人迟昭平（女）聚众数千人起义，抗官税，荡官衙，杀土豪。
隋末，夏津县人张金称、武城县人孙安祖、窦建德聚众起义于高鸡泊（今武城大洼），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后建都乐寿国号夏；平原的阿舅军以刘坝道为首领，转战山东各地。
平原人郝孝德聚众起义，活动于黄河以北，后投瓦岗军；继窦建德之后，武城县人刘黑闼等农民起义屡兴不衰。
清末，齐河人灯领导的义和拳（后改称义和团），在平原、齐河一带兴起，遍布冀、津、京，影响全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德州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齐河县的贾乃甫、马馥塘，参加了 1921 年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贾、马是本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们于 1924 年在齐河县后里仁庄建立了全区第一个党支部。
1926 年，共产党员刘格平在庆云县领导了马颊河罢工斗争。
1938 年，肖华同志率 115 师到本区，以乐陵为中心建立了冀鲁边革命根据地。
在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本区党、政、军同仇敌忾，生死与共，用鲜血和生命，以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又一次“扫荡”、“蚕食”、“剔块清剿”和国民党中反共顽固派的武装挑衅，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家乡，使冀鲁边根据地岿然屹立在星棋罗布的碉堡群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 70 多名。
杨靖远、马振华、杨忠、黄骅、吴匡五、徐尚武等烈士的英名辉映着冀鲁大地。
解放战争中，全区百万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前，先后有 10 万名青壮年参军，有 50 万民工支前。
由乐陵、庆云民工合编的渤海一军分区第一担架团随军服务，历经冀、鲁、苏、皖、豫 5 省，行程万余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模范担架团”光荣称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全区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创造了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涌现出千千万万个英雄模范人物。
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些人反映了新中国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谱写了德州历史的辉煌篇章，鼓舞人们永远奋斗、前进。
经过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德州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德州正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来月经时腰疼,月经过去了腰还疼是什么原因?
你好： 一般女性在行经期出现腰腹酸痛的现象是正常的，如果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腰骶酸痛的现象，多考虑是盆腔炎，宫腔感染等病症，需要到正规医院进行详细检查，明确具体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治疗。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