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历史必修二本课要旨
没有找到必修二的，只有必修一的你可以看看课本的每课后面 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1．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有利于西周政治的稳定，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西周实行分封制。
周武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
通过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
2．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以及血缘关系所维系的宗法制，构成我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启夺得王位，并传位给自己的后代，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取代。
层层分封，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宗法制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 形成 3．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体现了皇位世袭和皇权至上。
秦始皇统治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总揽。
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免。
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凭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
4．秦朝中央官制和郡县制的实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便于皇帝对中央和地方、中央对地方进行的统治。
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
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和完善。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 演变 5．从汉到元，通过分割、限制地方权力，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 王国越分越小，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为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把主要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
行政上，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同时设通判负责监督。
财政上．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控。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它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6．通过削弱相权，君主专制得到加强。
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
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
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宋朝为制约宰相，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削弱了宰相的职权，皇帝得以总揽大权。
7．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演变。
汉朝选官主要实行察举制，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用官吏采取九品中正制。
隋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科举制形成。
唐宋元各朝继承并完善了科举制。
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8．明朝废除宰相制度，设立内阁，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
明朝内阁是为皇帝提供咨询服务的内侍机构，反映了君主专制的加强。
9．清朝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皇权，使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我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雍正帝为办理西北军务，在宫内设置军机处。
军机处机构简单，有官无吏。
军机大臣品级不高，但都由钦定。
他们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决。
军机处的设置，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且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 罗马的政治制度 第5课 古代希腊 民主政治 10．自然地理环境对希腊城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城邦是孕育古代希腊民主的摇篮。
人类早期主要文明多发生在大河流域，古希腊文明的发轫和兴盛则以海洋为依托。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希腊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与市场的联系十分紧密。
小部分靠经商致富的新兴工商业者阶层经济实力雄厚，但政治地位低下，他们迫切希望进行政治改草，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利。
11．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是一种“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雅典民主仅限于占城邦人口小部分的男性公民。
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遥不可及。
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12．雅典民主为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和发展 13．《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
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罗马制定了《十二铜表法》。
罗马成文法诞生。
这部法律内容相当广泛。
条文比较明晰。
从此，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贵族对法律的随意解释受到限制，平民利益得到保护。
14．万民法是适用于帝国境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
为巩固统治，帝国对行省上层阶级大量授予公民权，对无罗马公民权的外邦人给以适当的司法保障。
3世纪，帝国境内自由民内部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不复存在，万民法成为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
15．《民法大全》标志着罗马法律体系最终完成。
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法学家，把历代的罗马法加以以系统化和法典化，汇编成《民法大全》，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
16．罗马法稳固了罗马国家的统治基础，并对近代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法是罗马统治的有力支柱。
罗马法保护私有财产，提倡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
但是，罗马法也保护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
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典，对近代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很多法律制度中的原则和做法，都可在罗马法中找到源头。
近代时期，资产阶级利用和发展了罗马法中的思想和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武器。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17．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议会权力至上，君主统而不治。
《权利法案》以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利，保证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等权力。
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开始逐渐处于“统而不冶”的地位，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确立起来。
18．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有利于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避免独裁统治。
议会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
在代议制下，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对国家实行集体统治，以防止专制独裁。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19．美国1787年宪法体现了“分权与制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
1787年宪法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
国会掌握立法权。
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队总司令，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
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权。
三者独立平等，但互相制约，以防止专制的出现，这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
20．美国联邦制确立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权力结构。
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
各州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法律，有一定的自治权。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1．两党制交替执政，是美国共和政体的一大特色。
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两党对垒，交替执政，成为美国共和政体的一大特色。
两党在本质上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
“驴象之争”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代名词。
第9课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 扩展 2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是共和派与君主派妥协的结果。
总统和参议院有很大权力，又相互制约。
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总统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
国家的行政大权由总统掌握，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
23．德意志帝国宪法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保留了浓厚的专制残余，君主是实，立宪为虚。
皇帝掌握国家大权，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有权任免官员、召集和解散议会和决定对外政策等。
宰相主持内阁工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议会选举产生。
议会是立法机构，作用很小。
规定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帝国政府掌握了军事、外交等大权，各邦则保留了一些自治权。
普鲁士在帝国中占有统治地位，它的国王和宰相，同时又是帝国的皇帝和宰相。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 主的潮流 第10课 鸦片战争 24．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拓展海外市场、掠夺生产原料的必然结果 18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资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
25．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
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外患接踵而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
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26．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主权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第11课 太平天国 运动 27．《天朝田亩制度》是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为了满足农民得到土地的愿望，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规定按人口和年龄平分土地。
规定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
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
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但是，它体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
28．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时代赋予它反侵略的新内容和新意义，也显示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领导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进取心逐渐衰退，腐朽思想日滋长，领导集团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发生内讧。
1859年，太平天国颁布由洪仁开提出的改革内政、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
它的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以法治国，官吏由公众选举；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开设新式学堂等。
《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首次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但迫于当时形势，未能实行。
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 联军侵华 29．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对外侵略扩张，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
明治维新后，随着军事实力的上升，日本在1887年制定《清国征讨方略》，说明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
1894年，朝鲜爆发农民起义。
日本乘机派大军入侵朝鲜。
起义被平息后，日本拒绝清政府关于中日同时撤军的建议，反而继续增兵，蓄意挑起战争。
30．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敲诈勒索外，还迫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清廷堕落为“洋人的朝廷”。
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第13课 辛亥革命 31．清末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会，使武汉三镇成为辛亥革命的突破口。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全国革命进入高潮。
革命党人深入湖北新军，做宣传组织工作，武汉成为民主革命的摇篮。
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引起保路风潮。
四川同盟会会员组织保路同志军起义。
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人川镇压。
鉴于湖北防务空虚，湖北革命党人乘机策划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起义成功。
32．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
从此，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14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33．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在运动中，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力军。
从此，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
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4．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完全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35．国共合作促成国民革命高潮到来，国民党右派制造分裂，叛变革命，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国民革命运动高潮迅速到来。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国民政府整编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很快歼灭吴佩俘、孙传芳部主力。
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
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胜利进军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列强开始寻找新的daili人。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革命紧要关头，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与共产党决裂，血洗武汉三镇。
不久，宁汉合流。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第15课 国共的 十年对峙 36．南昌起义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率领革命军在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37．土地革命时期，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在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开展土地革命。
这些措施粉碎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巩固了红色政权。
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38．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肯定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16课 抗日战争 39．日本制造一系列侵华事件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
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卢沟桥事变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40．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英勇抗战。
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威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次重大战役，广大军民英勇抵抗日军侵略。
41．侵华日军烧杀淫掠，元恶不作，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等无数惨案，犯下滔天罪行。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对南京的和平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41年初制造了潘家峪惨案。
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东北成立专门研究细菌战的部队，称为“七三一部队”。
他们惨无人道地用中国活人作试验。
42．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曰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
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第17课 解放战争 43．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和平要求，发动了内战。
为争取和平，1945年8月底，等赴重庆。
经过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会议通过有利于人民的政协协议。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44．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1947年6月开始战略反攻。
1947年6月，刘伯承、率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
45．经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解放军基本解放了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三大战役共歼灭或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什么?
xx年是我到新前村任书记的第一年。
一年来，在市委、古沛镇党委和市选派办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积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挥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一班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锐意进取，奋力拼搏，较好地完成年初镇党委、政府确定的任务目标，为新前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现将一年中本人在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制订工作计划。
选派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围绕“六句话”的目标和要求开展的，“六句话”是：加强组织、发展经济、富裕农民、维护稳定、锻炼干部、促进农村全面进步。
为此，到村以后，深入村组开展调查研究。
一是到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干部家中就其生产、生活、村组织建设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征求他们对两委班子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是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户和养殖户家中就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他们的呼声和需求。
三是到贫困户家中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其贫困的原因，帮助他们理请发展思路，鼓励其发家致富。
四是到隔阂户家中与其促漆交谈，了解其原因、询问对村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掌握并认真记好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通过走访、调查，我了解了新前村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两委班子工作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加强组织建设，转变思想观念，调整产业步伐，传播科学技术，订好市场单子，帮助农民挣票子”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村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二、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内在素质。
一年来，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认真学习理论和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等重要讲话精神。
同时，还根据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需要，并坚持学习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基层党建、农村工作指导、选派知识要点、各级党委对选派工作的要求、新农村建设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在学习的过程中，做了3万多字读书笔记，撰写了5篇心得体会。
通过加强学习，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新的提高和认识： 一是政治理论水平有新的提高。
能够正确把握“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对经济、行政管理等各种理论有了比较系统地掌握。
二是提高了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执行政策的能力有新的提高。
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观点明朗、态度坚决。
三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有新的提高。
通过学习，本人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能够驾驭农村工作，站在农村的角度抓方向，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带动村两委全面工作开展。
能够把村两干部、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支部战斗能力 （一）在村两委班子建设上。
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促团结。
我十分注重与班子成员的团结，遇事与大家多沟通、多协商，召开支委会、村两委联席会、党员大会，在研究讨论后才作出决定。
现在，村两委班子是团结的班子，是积极向上、求真务实的班子，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班子。
二是抓学教。
充分利用党内“三会一课”、春训、电化教育等方式方法，在提高村两委干部理论水平上下功夫，在增强村两委干部工作能力上下功夫，在转变村两委干部工作作风上下功夫，并且积极开展了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目标，“学习谋划新农村、构建和谐新家园”的小学教活动和“作风整顿月”活动，要求村两委干部做到进村入户常走访、广纳群言查不足，切合实际定措施，真心实意抓整改，从而真正培养、锻炼一支适应农村工作形势、整体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
三是强基础。
村组织建设不仅是基础，而且是薄弱环节，村干部的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是落实农村各项工作的关键。
（二）、在党建工作上 党建工作是选派书记的主要工作任务，也是一项经常性工作。
年初，一是主持召开村两委会制定了xx年党支部工作计划和创建“五好支部”实施方案，并按照工作方案抓具体、抓落实。
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村两委各项规章制度，并且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三是落实了党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各项措施，确保了党务、村务按时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年初为村定购了一份党刊杂志。
（三）、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上 一是以优化党员结构为主，突出抓好党员发展。
按照上级“双培双带”先锋工程的要求，村党支部制定了“双培双带”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对农村中能人大户的教育引导，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组织当中来，在实际操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依党章、按程序，积极慎重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村党支部今年培养4名入党积极分子，6名先进分子。
二是以树立党员形象为主，突出抓好示范带动。
xx年，加大了对党员的学习教育，加强了对外出党员的管理，制定了流动党员“八个一”管理措施，发证率100%，对流动党员还可以实现网络管理。
通过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责、“评星挂牌”和民主评议党员等活动；一年来有5名党员被评为先进个人，2人受到镇党委表彰；4人被评为双星户；村主任王玉涛带头响应村党支部号召，主动要求建沼气池，启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王玉涛、严超祥、又和祥等10名党员带头参加产业结构调整试点。
这说明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增强了，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群众中树立了先进、务实、富民、廉洁的新形象。
·中学校长述职报告 ·教师个人述职报告 ·园长述职报告 ·总经理述职报告 ·护士长述职报告 ·教师年度述职报告 ·个人述职报告 ·公务员转正述职报告 四、大力发展村级经济，积极引导农民脱贫致富 一是立足村情，调整产业结构，农村经济得到了的较快发展。
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广良种良法，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甜叶菊、良种水稻和无籽西瓜种植，今年的良种种植分别在80亩和100亩以上；甜叶菊亩产在2000—2500元之间；农民有了盼头，干部有了劲头，11月份，村两委结合美国公司在明光建搞甜叶菊加工厂的大好时机，广泛进行宣传，积极与农户签定了购销合同，使村民的收入有了绝对的保障。
产业结构结构调整，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经比，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尝到了甜头。
新前村将成立甜叶菊合作组织，将来的发展前景将更广阔。
二是引导村民外出务工。
目前为止，我村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外出务工的有150多人；每年村两委在外出高峰期都会开展“阳光工程”宣传和培训，增强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
据测算：每人每年收入5000元，外出务 工人员每年为新前村带回近80万的收入。
三是切实增加集体收入，壮大集体收入，利用4万元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及村自筹资金6万元建村两委活动室,建成后上面为办公场所,下面出租为门面房,收取一定的租金，增加村集体收入。
一年来通过召开村委会、党员大会、一事一议等会议，先后对村集体所有的荒山土地、水面、林地和房产进行了变更承包、转让、拍卖、出售等形式，进行调整，每年获取利益分成约5000元，村级集体经济将得到加强。
由于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实行“一免三补贴”，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稳中有增，劳务输出经济拉动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得到较快增长，在去年2710元基础上人均增收190元，增幅7%。
五、保持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一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多种形式对农民教育，丰富农民生活，大力开展科技入户活动。
目前发动“阳光工程”培训30多人\\\/次，从网上下载和配合镇农技站下发各类农业科技资料200多份，通过广播、下发资料、张贴标语等形式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
二是推进新前村民主政治建设，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在新前村大力开展“四民主、两公开”，即深化和规范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坚持完善村务公开、党务公开。
上半年完成了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三是坚持不懈地抓好计划生育，提高了计生工作整体水平。
今年以来，本人与村两委一班人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分片负责制，每月要召开一次会议进行研究，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每年进行一次奖惩；无职上岗党员中设置计生宣传岗，积极宣传党的计生政策，配合村两委和计生专干，抓好计划生育各项制度落实，确保四项手术100%落实，孕检率达到90%以上，出生率达到上级要求。
同时，做好计生重点户的教育和转化工作，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固发展。
四是推进村级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认真贯彻执行《安徽省“两委”工作规则（试行）》全面落实各项制度，理顺两委关系，形成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确保村级工作运转有序。
先后制定了党支部工作制度、村两委工作规范.、村两委议事规则、村“一事一议”制度、村民会议制度、村委会印章使用管理和村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
一年来，认真排查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我村稳定。
维护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重视解决群众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使我的群众工作取得实效。
六、扎实工作，切实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任职以来，坚持不断地加强学习，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强化执政为民意识，弘扬艰苦奋斗和开拓奉献精神。
坚持吃住在村主持工作，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为村办事。
村活动室房屋破旧漏雨严重，我个人利用40000元专向资金和选派单位帮扶资金进行了重建，使村部大为改观；从环保局争取资金2800元、交通局争取涵管9节，修建了前庄小桥，新庄用3节涵管修了生产路；争取卢咀电站投资近80000元为村二级站、1100多米水渠进行加固、清淤，并修了老庄当家塘下方的渡水桥； 在xx年春节和“十一”前夕，我个人从工资中拿出300元，从帮扶单位争取慰问金约2000元对10名贫困户、特困户和党员困难户进行了慰问，7月份组织村两委一班人到环保局进行了走访和慰问，并与环保局结成了“一帮一”对子，在今后的工作上可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另外我利用自己的办公资金2000多元为村活动室配齐了各种制度专栏、活动室标示牌； 今年，部分村民受灾，房屋倒塌，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按扶群众，一方面积极向上级党委和民政部门反映，在政策容许下，终于在民政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为2户倒房户各争取倒房从建资金10000多元，为1户残疾人争取危房改造资金：5000多元，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一年来先后还为2名考上大学的学生争取了部分资金帮助；为群众办理计划生育证件、入户口、改户口、办身份证、新办理五保等20多件\\\/次。
指导养殖户进行冬暧式大棚养殖，获利20000多元。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村两委成员和全体党员的大力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落实十七大会议精神，按照选派工作“六句话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十七大精神统领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按照市委组织部、选派办和古沛镇党委、政府的要求，戒骄戒躁，扎实工作，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为新前村的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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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史名词解释汇编 封建庄园制 中古西欧封建主剥削农奴的基本组织,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曾在一定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种组织。
在西欧，封建化过程完成后，国王、教会和封建主的庄园分布各地。
他们大多先侵占公有地，后逐户蚕食，直到吞掉一个或几个农村公社，所以形成的庄园大小不等。
大庄园有一个或几个村庄，小的只有一个村庄的一部分。
庄园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手工业尚未与农业分离。
农民生产是为满足自己家庭生活的需要和为封建主提供消费资料，不是为了交换。
封建主还有审判和惩罚农奴的权力。
农奴虽然受到沉重的剥削，但毕竟有自己的独立经济，比奴隶有更多的劳动兴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2、13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大批兴起，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农奴改纳货币地租并逐渐取得人身自由，领主自营地消失，庄园解体。
福音同盟 德国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领土上迫害新教徒、镇压胡司派观点的人。
在德皇支持下，耶稣会士从奥地利前往捷克。
在莱茵河流域和德国的西北部，天主教的活动加强了。
德皇企图用武力压服新教诸侯。
德国南部和西部的新教诸侯为了对抗天主教的反动，在1608年组成了以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为首的政治同盟——“福音同盟”（新教同盟）。
克吕尼运动 10～11世纪天主教会修院的一次重大改革运动，得名于运动发源地法国克吕尼修道院。
以该院为中心的修士主张加强修道院管理，修士须过集体生活，教士不得婚娶，以防止教会被世俗社会腐蚀和侵犯。
该运动得到2000多所隐修院的响应。
运动后期鼓吹教皇权力至上，主张教皇有权独揽主教叙任权，甚至有权废黜世俗君主，从而引起了教皇与世俗君主的长期斗争。
圣像破坏运动 8～9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发生的破坏基督教会供奉圣像、圣物的运动，其实质是反对正统教会统治势力和教会修道院占有土地的政治斗争。
基督教内长期存在圣像崇拜，而反对圣像崇拜的社会力量也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发展。
7世纪以后，正统教会和修道院则兼并土地，聚敛钱财，成为社会各阶层怨恨的目标。
利奥三世于726年发布禁止崇拜圣像的诏令，凡抗拒者其财产充公，是为圣像破坏运动之始。
君士坦丁五世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圣像崇拜派。
787年，尼西亚会议，宣布恢复圣像崇拜 。
813利奥五世即位，反圣像派重新得势。
843年，皇帝迈克尔三世的皇太后狄奥多拉摄政时，再次宣布恢复圣像供奉，大批圣像破坏者以异端罪被处死。
圣像破坏运动从此结束。
三国时代 朝鲜三国时代是指在公元前57年到公元668年之间占据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三个国家高句丽（前37年－668年）、新罗（前57年－935年）、百济（前18年－660年）。
公元668年，征服了百济后，新罗又征服了高句丽，因此结束了三国时代，创立了统一新罗时代。
科田法 重新分配全国土地，按科（等）授予官员土地，分公田和私田两种。
土地按人的地位（等级）来分配，通常只供有生之年享有。
受田者获得租权，而农民则得到耕种权。
按惯例田租为庄稼收成的一半，通常作为租税缴纳给国家。
由于就耕作权而言，农民作为佃农对土地的占有得到了保障，不能被没收，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班田制 646年正月，孝德天皇宣布大化改新诏书，正式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班田制。
班田制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
班田制实行班田收授，首先须编定全国的户籍。
班田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
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
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
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
班田每六年一次。
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部民制 日本大和国时期的奴隶制。
产生于4世纪末 。
部民是皇室和贵族占有的奴隶集体，一般冠以主人名、职业名，种类有田部、部曲、品部等。
大和国统治集团的奴隶人数众多，按分工分别编成不同的部。
部曲往往以其所属贵族的氏姓作为部名，部民组织一般由下级氏族贵族统帅 ，称为伴造，职位可以世袭。
部民制是日本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
部民地位略高于奴婢。
大化改新后被废除. 锁国令 日本江户幕府关于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
1633～1639年先后发布5次。
16世纪中叶起，葡、西 、荷等西欧列强先后来日本传教、贸易。
为禁止天主教传播，防止商人豪富与幕府对立，巩固幕藩体制，幕府的对外政策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开始向锁国政策转变。
1616年，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交易。
1624年，拒绝与西班牙通商。
30年代后 ，加快锁国步伐 ，连续5次发布锁国令 。
至此，日本的锁国体制最后完成 。
日本维持锁国政策达 200 多年之久 ， 一直到1853年在美国炮舰政策的压力下才重新开放。
索贡巡行 罗斯大公以武力征服邻近地区。
除了掠夺财物和奴隶外，还强迫被征服的部落称臣纳贡。
每至秋末冬初，罗斯大公便率大队亲兵到各地征收贡物，收取毛皮。
蜂蜜、蜂蜡及粮食和奴隶，史称“索贡巡行”。
这种制度构成罗斯国家早期对内统治的主要特征。
《罗斯法典》 基辅罗斯及封建割据时期古罗斯的法令汇编。
来源于东斯拉夫人习惯法、罗斯王公法令和法院判例，约在11～12世纪编成。
法典明文规定：破坏田界、偷盗牲畜、纵火焚烧庄园或打谷场、杀害王公贵族及官员者，都要处以重罚；将债农、奴仆、斯美尔德（农民），置于封建依附地位，农民死后无嗣，其财产归主人所有；废除血族复仇习俗，代之以罚付“血款”，即杀人者偿付被害者家属40格里夫那，杀死领主等显贵，加倍偿付，封建主杀死一个农民则只付5个格里夫那的偿金。
它们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各具特点的法律文献。
玛雅文化 印第安人的一支玛雅人创造的文化，繁荣期在4—10世纪，15世纪初，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后衰落。
玛雅人是唯一有文字的印第安人。
玛雅人的文化对后来的阿斯特克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被称为“新世界的希腊人”。
公元前第1千纪前，玛雅人已有刀耕火种农业，他们用石头制造工具和武器，公元初出现城市，城市和村落里有贸易广场，玛雅人在数学、天文和历法上有很高的造诣。
东正教 又自称“正教”，意思是正宗教会，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部教会。
正教否认罗马教皇有高出其他主教的地位和权力，主张除主教以外的其他教士均可婚娶，在教义上与天主教略有分歧。
5—15世纪时，东正教直接受拜占建帝国控制，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
因为宗教仪上都用希腊语，故东正教也称希腊正教。
十六世纪末，东正教在莫斯科设立大主教后，又逐渐形成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受沙皇政府控制。
至十八世纪，东欧有些国家的东正教教徒宣告在行政上对君士坦丁堡独立。
东正教流行范围主要是东欧，即东欧的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地区。
阿维农之囚 法王腓力四世因推行战争政策，财政困难，而向教士征收捐税，得罪教皇。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准备开除法王教籍，法王则逮捕教皇使节，并派密使诺加勒到罗马，勾结科隆纳家族，共反教皇，卜尼法斯在斗争激烈时死去，在法王压力下，选了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教廷因此迁到法国阿维农城，共驻了七十年（1308—1378），史称“阿维农之囚”。
南特敕令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结束胡格诺战争在南特城颁布的敕令。
敕令保证不追究胡格诺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胡格诺派获得信仰自由，有权建造教堂和召集教务会议；在法律上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在审讯新教徒时组成新旧教法官混合法庭；在政治上与天主教徒一样，新教徒有权担任各种官职和向国王进谏；在军事上允许胡格诺教徒保留100多座城堡，拥有军队和武器。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保证宗教宽容的文献。
但天主教会和高等法院立即提出抗议。
亨利四世去世后，敕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清教运动 16世纪中期英国圣公会内部的改革运动。
因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会内残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文缛节，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故名。
清教运动的发动者为卡特赖特。
运动后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
前者提倡从国教会内部改革，以实现净化教会为目的，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
后者主张采用长老制，甚至脱离国教会，简化仪式，放弃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在政治上提倡共和制。
运动对英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黄金诏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帝国基本法。
规定：皇帝由当时权势最大的7个选帝侯，在法兰克福城选举产生。
选举会议由美因茨大主教召集并主持；帝位加冕礼在亚琛举行；德意志国王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需要罗马教皇的承认。
还规定选帝侯在其领地内政治独立 ，拥有征税、铸币、盐、铁矿开采等国家主权，以及独立的、不准臣民上诉的最高司法裁判权，拥有监督帝国的职权。
金玺诏书从法律上确定了德意志侯国的分立体制，进一步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
百年战争 英法两国于1337～1453年间断续进行的百余年战争。
12世纪中，英国金雀花王朝在法国占有广阔领地，12～13世纪，法国国王逐渐夺回部分被英王占领的土地。
14世纪初，英国仍占据法国南部阿基坦地区，成为法国政治统一的最大障碍。
双方还争夺富庶的佛兰德地区。
佛兰德毛纺业主要依赖英国的原料，英国则从羊毛贸易中获取巨利。
1328年，法国占领佛兰德，英王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羊毛出口。
佛兰德因失去原料来源，转而支持英国的百年战争中战场上的法军反法政策。
战争的导火线主要是王位继承问题。
1328年，查理四世去世，法国卡佩王朝绝嗣，支裔瓦卢瓦家族的腓力六世继位，英王爱德华三世以法王查理四世外甥的资格，与腓力六世争夺王位，触发战争。
三级会议 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
参加者有僧侣、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
通常是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是不定期的。
它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
在会议期间，三个等级各自讨论议案，只有在拟定对国王的回答时才举行联席会议。
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
红白玫瑰战争 英国因1453年的英法战争失败加之国内赋税徭役的不断加重，以及旧贵族（诸侯）的互相倾轧和对人民的掠夺，使得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对兰加斯特王朝的政策不满，约克公爵理查于1455年宣布摄政，但兰加斯特族依靠西北部大封建贵族的支持，废除摄政，双方的长期混战从此开始。
兰族和约族的族徽分别是红、白玫瑰，所以此封建混战称红白玫瑰战争。
内战结果导至：旧的封建诸侯自相残杀殆尽，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作用日益增长，都铎王朝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支持下日益巩固。
模范议会 英国封建贵族的代议机构。
在英国“大会议”之后产生。
1265年1月，德•孟福尔依靠贵族、 教士和市民的支持，战胜国王之后，以摄政的名义 ，根据《 自由大宪章 》的规定，在威斯敏斯特宫召集大会议， 它创立了英国议会的雏形，是英国议会的开端。
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争经费又召集议会。
仿照大会议的代表成分，出席议会的除大贵族、教士外，每郡有 2 名骑士代表，每个大城市有2名市民代表，约有400余名议员出席。
此后议会仿此例经常召开，这次议会被称为模范议会。
由于贵族议员和市民、骑士议员在根本利益、要求上各不相同，每当这种议会召开时，各郡骑士代表和市民代表经常单独在一起。
但是，中世纪时期的大会议、模范议会及1343年由两院组成的议会都只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议会。
《自由大宪章》 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在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共63条。
主旨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会和领主的特权以及骑士和市民的某些利益 。
主要内容有：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保障领主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不再征收额外继承税或其他贡金、代役税；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不任意逮捕、监禁自由民；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原有的自由和风俗习惯；统一国内度量衡，保障商贾自由。
同时，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
《大宪章》是规定封建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文件，并未保障广大农奴的利益，不久即被英王约翰撕毁。
到17世纪，资产阶级对《大宪章》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作为要求公民权利、商业自由和法治的法律依据。
《末日审判书》 英王威廉一世(征服者)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
目的在于了解王田及国王的直接封臣的地产情况，以便收取租税，加强财政管理，并确定封臣的封建义务。
1086年由国王指定的教俗封建主在全境进行广泛的土地调查。
把全国划分为7～8个区，每个区包括若干郡。
按郡、百户区、村的系统了解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当地地产归属情况，每个庄园的面积、工具和牲畜数量，各类农民人数，以及草地、牧场、森林、鱼塘的面积，该地产的价值等。
调查结果汇总整理，编定成册，称《末日审判书》（意指它所记录的情况不容否认，犹如末日审判一样） 诺曼征服 以诺曼底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国的征服。
1066年初，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哈罗德二世被推选为国王。
威廉以爱德华曾面许继位为理由，要求获得王位。
1066年9月末，威廉召集诺曼底 、布列塔尼、皮卡迪等地封建主进行策划，率兵入侵英国。
英王哈罗德迎战。
10月14日，双方会战于黑斯廷斯。
英军战败，哈罗德阵亡，伦敦城不战而降。
12月25日，威廉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即威廉一世(征服者)。
诺曼王朝开始对英国的统治。
七国时代 7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不列颠岛上七国并立的时代。
从5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裘特人跨北海侵入不列颠岛。
在征服当地克尔特人的过程中，许多小国逐渐合并为7个王国。
南部有西塞克斯、南塞克斯和东塞克斯 ；东北部和中部有麦西亚、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里亚；东南部有肯特。
相互争雄，战乱不已。
埃格伯特建立起统一的英格兰王国。
七国时代结束。
僧侣骑士团 是一种宗教性的军事组织，直属教皇，不受当地统治者指挥。
第一次十军东征后，教会为了巩固十字军国家的地位，先后组织几个僧侣骑士团，派往东方，第一个“神庙骑士团”主要由法国骑士组成；第二个是“医院骑士团”，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后来在13世纪又成立了德国的“条顿骑士团”。
《米兰敕令》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米兰发布的宽容基督教的敕令。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合力征服罗马帝国东部，并与李锡尼在米兰达成协议，签署《米兰敕令》，停止迫害基督教。
宣布罗马帝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要求各地归还被没收的教产。
至此，初步奠定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汉萨同盟 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
汉萨一词日耳曼语原意为集团。
同盟形成于1356年，中心在吕贝克。
从12世纪起，北德意志商人为了同英国、佛兰德进行贸易，曾组织“科隆汉萨”和“汉堡汉萨”。
约12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德意志莱茵河流域的贸易活跃，对外贸易重心逐渐扩大到波罗的海地区。
13世纪80年代，莱茵地区各商人组织互相合作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并与吕贝克及其他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北德城市结成同盟，防御劫匪和海盗，确保贸易安全 。
《凡尔登条约》 分割法兰克人的加洛林帝国的条约。
这一条约是加洛林帝国瓦解的第一阶段，预示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
840年路易死后，爆发了公开的战争。
路易的第三子日耳曼人路易联合查理攻击长兄皇帝罗退尔一世。
罗退尔在丰特努瓦败北求和。
843年8月，在凡尔登达成协议，罗退尔仍保持帝号，获得中法兰西亚，即包括今比利时、尼德兰、德国西部、法国东部、瑞士和意大利大部的一个狭长地带。
日耳曼人路易获得东法兰西亚，即莱茵河以东的地区。
查理获得西法兰西亚，即今法国的剩余部分。
《萨利克法典》 5世纪时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
墨洛温王朝的创始人克洛维统治后期(约507～511)颁布的。
它在克洛维的后继人统治时期曾两度被重新颁布，而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又经反复修改和系统化。
《萨利克法典》主要是一部刑法典和程序法典，列举了各种违法犯罪应科处的赔偿金。
但它也包括一些民法的法令，其中有一章宣布女儿不得继承土地。
16世纪时，这一章被错误地引来作为妇女不能继承王位这一现行法律推定的权威依据。
丕平献土 丕平在位期间，开始了法兰克王国自克洛维一世之后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 他征服了伦巴第人，并把亚平宁中部以罗马为中心的土地献给了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 751年，教皇斯蒂芬二世亲自来到巴黎，在圣丹尼斯教堂为丕平涂油加冕。
丕平称王, 开创了卡洛林王朝。
隶农制 隶农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在意大利出现。
部分罗马公民租种他人土地，成为隶农。
租地需订契约，订约双方政治上平等，都有权根据自己意愿中止契约。
租期一般为5年，地租用现金支付。
3世纪时，由于奴隶占有制开始衰落，劳动力日益缺乏，罗马政府和大庄园主，逐步采用强制手段把隶农固着在土地上。
4～5世纪，隶农的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
罗马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是隶农的主人，隶农及其财产是庄园财产的一部分，对隶农的婚姻权以及处置和继承财产的权利都作了限制，尤其限制隶农自由迁徙。
但是，隶农不同于奴隶，法律仍然承认他们是自由民。
在罗马帝国晚期，隶农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中庄园广泛使用隶农劳动。
由于对被释奴授产使其从事耕作，加之大批“蛮族”俘虏以隶农身分定居于帝国境内，自治市里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又大量破产，结果隶农的数量不断增加。
帝国后期隶农制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
徙志. 公元613年，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教。
麦加的部落贵族把他视一种威胁，因此多方迫害伊斯兰教徒。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及其门徒被迫出走到麦加以北200公里的麦地那，并考虑在那里建立神权国家。
伊斯兰教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徙志”，这是穆罕默德一生中的转折点。
他在麦加只有少数的信徒，但在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穆罕默德依靠这支力量，与麦加贵族进行斗争。
630年，穆罕默德兵临麦加城下，麦加贵族被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威。
穿袍贵族 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两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主要由资本主义工场主和农场主组成，也有一部分来自富裕农民和贵族。
法国的资产阶级主要经营包税、贷款给国家或购买官职成为政府官员，他们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被称为“穿袍贵族”，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用钱买到贵族头衔.穿袍贵族主要担任各级法院的法官,可以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聚敛财富,过着豪华的生活. 监领地制 又称“恩准制”，与法兰克的采邑制相似。
政府将国家的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分给公职贵族监领，终身享用监领地的租税，不得世袭。
监领主必须为国家服役，并按照监领地的面积提供相应的兵员为国家服军役。
监领主同时也取得对领地上农民（巴力克）的支配权。
农民必须向监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劳役。
后来监领主又取得领地的行政和司法权。
监领地变成封闭型的封建大地产。
普洛尼亚的实施暂时加强了国家和军队的实力，但潜伏着离心倾向，导致分裂割据的加剧。
血缘家族 血缘家族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家族”。
马克思曾经指出：“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
”在这种社会组织里，婚姻是按照班辈来划分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
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
这种家族形式排除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而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从兄弟姊妹之间都可以互为夫妻。
一个血缘家族就是一个公社、一个集团。
在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集体生产，共同消费。
在那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
氏族 原始社会以共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种血族团体。
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
氏族是人类各族普遍存在过的社会组织。
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约相当于旧石器中、晚期。
常以某种动、植物作为本氏族共同的图腾标记。
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阶级。
公共事务由选举的氏族长管理，重大事情由氏族成员会议决定。
成员都处于自由、平等的地位。
胞族 一个部落的两个基本分支中的一个分支。
希腊语称phratry，意为兄弟关系。
指原始社会同一部落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结合成介于氏族和部落之间的社会组织。
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最先使用此词，用来表示一群有血亲关系的、单系继承的集团，或者非直系血缘以及血缘较远的、但有着共同遵循的礼仪和亲属惯例（如内部禁止通婚）的氏族群。
前者由一个基本氏族所派生出来的若干血缘氏族组成；后者可能是血缘较远或不同血缘氏族合并而成的（即为保持各胞族中成员数目均衡而进行的调整）。
随着部落组织的发展，胞族的职能逐渐局限于宗教方面。
部落 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类型。
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
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
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处于母系制阶段的印第安人部落形态作有详细记述。
古希腊荷马时代，部落已建立在父系制基础之上，有作为常设权力机关的议事会和掌握军事指挥、祭祀、审判等权的军事首长（巴赛勒斯）。
古罗马王政时代，每一部落须由十个库里亚（胞族）构成，并设元老院、 人民大会、 和勒克斯 (王)。
进入原始公社后期，因各种战争的日益频繁，最终导致了血缘联系逐渐被地域联系所取代，出现了由若干部落的解体并结合而成的部落联盟，成为原始公社瓦解的开始和新的民族共同体部族或民族出现的前提。
部落联盟 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部落联合组织，通常由若干近亲或近邻部落组成，结成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共同合作出征或自卫等军事行动。
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部落及部落联合组织，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同炎帝和蚩尤作战时，曾训练熊、罴、貔、貅、虎六种野兽参加战斗，实际上这是用六种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它们组成一个部落联盟。
黄帝为有熊氏，说明熊氏族在这个联盟中居于首领的地位。
部落联盟可以是血缘或近亲关系部落之间的联盟，也可以是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盟。
这为后来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请简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500字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跌倒在血泊之中。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和复兴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发动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组织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等省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观点，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加领导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湘东、赣西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长沙的城市暴动。
9月初，来到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安源、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9月9日，起义开始发动，工农革命军各部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分路向长沙推进，准备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各部先后遭受严重挫折。
及时改变原定部署，命起义军各部转向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在文家市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按照的意见，迅速撤离现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次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转移的伟大战略进军。
从形式上看，这一转移是从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城市的退却；实际上，又是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的新的进攻，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3日，当部队行至江西萍乡的芦溪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仅余不足千人，组织上和思想上出现了严重混乱。
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其主要措施是：（1）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
（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有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3）部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部队从三湾出发后，于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
当天下午，即召集部队干部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在奎联书院的文昌宫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
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对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实际作出了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27日，率工农革命军一部，历经艰难曲折，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为书记的前委，迅速恢复或发展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分别建立了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武装于1928年2月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为加强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于1927年底为部队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并于1928年春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相继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建立了县、区、乡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割据，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到宁冈，批评井冈山前委“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地向外发展。
因而，要求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支援当地农民暴动，结果使井冈山地区被江西敌军占领一个多月，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二、朱、毛会师和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因遭到强大敌人围攻陷于失败。
朱德、陈毅率领一支约2500人的余部，沿闽粤赣边界地区向西转移。
11月中旬，当朱德等人在赣南得知井冈山的割据情况时，即派毛泽覃（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宣传科长）上山与联络。
12月，井冈山前委派出的何长工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翌年1月，朱德所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5个县的革命政权。
不久，由于湖南、广东两省敌人的联合进攻，起义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宁冈砻市，与部胜利会师。
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间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总兵力约万余人（不久，由湘南农军编成的5个团即奉命返回湘南；第四军遂取消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共6000余人）。
5月4日，第四军在砻市隆重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暨第四军成立大会。
朱、毛两部的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
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等项任务，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为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
红四军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
随后，又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3个委员会。
边界地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的完善，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在5月至7月之间，三次深入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前后住了40多天，在贺子珍等人的协助下，调查研究，指导分田。
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给偏僻贫困的农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使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民众利益奋斗的，激发了他们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湖南、江西两省的敌人派遣重兵，连续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少时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到十八个团。
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击破了敌人四次“进剿”。
特别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红四军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军事胜利。
、朱德在总结红军和赤卫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成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色彩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还有吉安、安福各一部，割据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多万，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三、“八月失败”和根据地的恢复 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连续派代表（袁德生、杜修经、杨开明）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
6月30日，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反对远离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出击湘南，决定“继续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了永新联席会议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并请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
7月初，湘、赣两省的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企图东西对攻，两面夹击。
红四军为挫败敌人的企图，将部队分为两部：朱德率第28、29团袭击酃县和茶陵，威胁和牵制湖南敌人的后方；率第31团在永新相机破敌，阻止湘、赣之敌两路会合，袁文才率第32团坚守井冈山。
7月12日，第28、29团顺利攻克湖南酃县。
这时，随该部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特委书记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宛希先等远在永新的机会，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关于不去湘南的决议，附和第29团官兵（多数是湖南宜章的农民）欲回老家的情绪，鼓动部队向湘南开进。
尽管朱德、陈毅和军委一再做工作，但第29团官兵回乡心切，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28团也不得不跟着冒进湘南。
进抵湘南之后，第29团便自由行动，散回家乡。
由于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第31团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得不退入永新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
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
不久，江西的国民党军发生内讧，进占边界地区的敌人相继退走。
8月中旬，率领第31团第3营离开井冈山前往桂东，去接应从湘南撤回的第28团；以第31团第1营和第32团袁文才、王佐部留守井冈山。
8月下旬，湘、赣敌军出动8个团，乘红四军主力尚未返回，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
30日，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要隘黄洋界发动猛攻。
红军少量留守部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被称为“边界名战之一”，并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9月上旬，、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边界地区，先后取得遂川、茅坪、新城三次战斗的胜利。
这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在此期间，原湘军第八军营长毕占云和原赣军第十八师营长张威，先后各率一部兵力起义，参加红军，分别被编为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撤销了以为书记的前委），由、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5人组成，为书记。
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新的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
到11月底，井冈山根据地恢复到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一块南北狭长的割据地区；此外，还有未与大块地区连接的莲花县上西区、永新县天龙山区和万年山区等。
根据地面积恢复到近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
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700余人来到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当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原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第1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建立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11月，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地区靠拢，以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另一部由黄公略等率领，继续在平江、浏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后，于翌年初被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团长。
红五军的到来，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四、“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革命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
相反，如果脱离根据地，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冒进，革命力量就会招致无谓的损失。
经过向湘南冒进的“八月失败”之后，红四军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根据井冈山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于1928年10月至11月，在宁冈茅坪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认真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小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科学阐明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一部分，在会上获得通过，使文中的思想实际成为井冈山斗争的理论指南。
在两篇文章中着重阐述了以下问题： 首先，深刻分析了农村红色政权在反动统治的包围中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由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是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中国的地方性农业经济，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小块红色区域能够在白色政权统治的间隙、裂缝中生存和坚持下来；第二，南方的一些省份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使红色政权的存在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引起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建立了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
因此，深刻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这一深刻分析使得共产党人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念，建立在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科学认识基础上。
其次，科学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基本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坚持武装斗争，才能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势；建设农村根据地，才能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生存和发展下去，逐渐积蓄起强大的革命力量。
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系统地阐明了党在农村中发展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策略。
再次，正确规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党和红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也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深刻教训。
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系统总结，阐明了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正确政策。
主要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扩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坚持了这些正确的政策。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具体解决了如何在农村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凝聚了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的集体经验与集体智慧，也反映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性。
五、红四军主力撤离后的井冈山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队，出动18个团3万余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会剿”。
翌年1月4日，由主持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井冈山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亦称柏露会议。
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一则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二则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以彭德怀之红五军和第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并与外线部队互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28、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程。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仅有千人左右，红五军指战员“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
”1月16日，敌军兵分三路逼近井冈山腹地，守山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做好了迎战准备。
26日，敌人向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和黄洋界五大哨口发动猛烈进攻，而尤以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的湖南敌军最为凶猛。
红五军官兵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昼夜鏖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29日晚，黄洋界方面的敌人收买了一个在山里捉石蛙的游民当向导（此人后被王佐处决），抄小路插到黄洋界侧后的小井。
残暴的敌人野蛮地杀害了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重伤员，随后侧击黄洋界，夺占了这一重要哨口。
30日，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部分敌军插入井冈山中心地区。
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彭德怀于当晚收拢部队，由荆竹山向赣南突围，井冈山沦于敌手。
第32团王佐部散入深山密林，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红四军主力下山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赣南挺进。
敌军急忙抽调重兵，进行尾追和堵截。
1月28日，红四军在大余同敌军三个团作战失利，部队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红军每日急行军90华里以上，且行军路线都是崎岖坎坷的山岭小道，情况极为困苦。
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然而，红四军依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官兵的紧密团结，奇迹般地战胜了这些困难。
2月11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战场，将紧追而来的敌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800多人，缴枪200余支。
大柏地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随后，红四军挥师北上，进抵东固，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进行了短暂休整，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但是，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围魏救赵”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遂决定乘福建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转向闽西进军。
此后，红四军会同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
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
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
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到：“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之后，经过艰苦转战，于1929年4月初在赣南瑞金与红四军再度会合。
5月，彭德怀根据前委的决定，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割据，以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相配合。
1930年2月，因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同时湘赣边界特委与赣南、赣西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以后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高一历史怎么学啊。
答了很多次这个问题了~~首先你的基础知过关，你先要1.复习是记完就忘，你复历史时一定要手动脑动，要在纸上理顺你的历史大事时间表，培养你的历史感（起码做题就知道某个时间段不会有某些事发生，如瓷器的产生年代顺序表）。
2.你上面提的都是基本内容，如西安事变，你没理由连“西安事变”都不记下它的名字吧
提起西安事变，你想起什么人
你可以巧妙地由事件的结果知道事件的目的或背景，再由背景知道事件发生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像数学推倒过程一样，由a得出b的值。
3.辅导书建议你买那种编历史事件顺序的小手册，可以方便携带，不要去买那些较厚的一大堆知识点的书，因为基本上该学的知识点老师上课会讲，而且你是基础课，不要太专业化，要有针对性。
4.一定、一定要当遇到不懂的问老师，因为现在有些历史教科书编的不太好，有些词莫名其妙的。
如果你做到，一定分数提上去。
你说你做简答题做不上去，这你要多看书，一些句子、词语一定要滚瓜烂熟，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名词，事件意义不一定要背出来，你可以按照上面方法推导出来。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严重危害中共“五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
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
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
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
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
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
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
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
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
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
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
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
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
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
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
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
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
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
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
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
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以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
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
革命只有失败。
为革命事业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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