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作者：赵松元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
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
很多著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
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
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
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
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
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
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
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
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
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
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
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
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
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
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
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
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
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
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
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
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
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
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
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
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
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
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
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
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
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
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
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
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
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
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
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
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
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
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
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
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
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
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
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
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
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
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
《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数日，愈自往视之。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
”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无鳄鱼患”。
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
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
”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
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
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
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
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
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
”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
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
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
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
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
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
”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
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
”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
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
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
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
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
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
”（1l）。
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
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
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
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
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
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
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
”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
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
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
”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
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
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
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
”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习尚至今”对之。
（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
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
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
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
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
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
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
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
”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
”（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
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
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
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
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
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
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
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
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
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
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
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
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
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
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
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
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
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
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
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
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
（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
”（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
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
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
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
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
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
（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
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
”（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附注】 （1）赵德《文录序》，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见《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参见庄义青著《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参见高丙中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5）萨姆纳著《民俗》第1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6）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7）参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8）《韩愈全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l0）萨姆纳《民俗》第8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1l）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2）陈余庆《重修州学记》，转引自《韩愈在潮州》。
（l3）饶宗颐《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附录三·韩木考》，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永乐大典》卷 5343【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15）见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16）参《韩愈在潮州》 （17）据陈亿著《潮州烟云录》。
东方文化馆丛书1995年12月。
（18）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9）此处参考了王孝廉著《中国的神话世界》第1章，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0）见《潮江烟云录》。
佛教观音菩萨像开光大典流程
开光仪轨 杨枝净水赞 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
灭罪消愆,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
南无清凉地摩诃萨。
《佛宝赞》： 佛宝赞无穷，功成无量劫中。
巍巍丈六紫金容，端坐雪山峰。
眉际玉毫光灿烂，照开六道昏蒙。
龙华三会愿相逢，演说法真宗。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 接着主法法师诵《水文偈》：“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膻shān垢除秽尽蠲juān除,令此坛场悉清静.海震潮音说普门，九莲花里现童真， 杨枝一滴真甘露，散作山河大地春。
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
” 大悲咒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皤啰罚曳．数怛那怛写．南无、悉吉栗埵、伊蒙阿唎耶．婆卢吉帝、室佛啰楞驮婆．南无、那啰谨墀．醯利摩诃、皤哆沙咩．萨婆阿他、豆输朋，阿逝孕，萨婆萨哆、那摩婆萨哆，那摩婆伽，摩罚特豆．怛侄他．唵，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唎．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啰摩啰，摩醯摩醯、唎驮孕．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罚阇耶帝．摩诃罚阇耶帝．陀啰陀啰．地唎尼．室佛啰耶．遮啰遮啰．摩么罚摩啰．穆帝隶．伊醯伊醯．室那室那．阿啰参、佛啰舍利．罚沙罚参．佛啰舍耶．呼嚧呼嚧摩啰．呼嚧呼嚧醯利．娑啰娑啰，悉唎悉唎．苏嚧苏嚧．菩提夜、菩提夜．菩驮夜、菩驮夜．弥帝唎夜．那啰谨墀．地利瑟尼那．波夜摩那．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艺．室皤啰耶．娑婆诃．那啰谨墀．娑婆诃．摩啰那啰．娑婆诃．悉啰僧、阿穆佉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者吉啰、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那啰谨墀、皤伽啰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啰夜．娑婆诃．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嚧吉帝．烁皤啰夜．娑婆诃．唵，悉殿都．漫多啰．跋陀耶，娑婆诃． 南无甘露王菩萨摩诃萨（三称）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 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三称） 请圣 香花迎 香花请 南无一心奉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常住佛法僧三宝。
（三称） 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如来，东方教主药师琉璃光如来，西方教主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惟愿不违本誓，怜愍有情，分身现相，居兹莲座。
(三请三拜) 法师拈香，众唱献座偈咒： 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
唵阿暮伽 钵头摩娜隶 驼罗驼罗秜 漫孥隶吽。
(三遍毕。
煞鼓一通) 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请，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十方菩萨摩诃萨，惟愿不违本誓，怜愍有情，分身现相，居兹莲座。
(三请三拜) 法师拈香，众唱献座偈咒： 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
唵阿暮伽 钵头摩娜隶 驼罗驼罗秜 漫孥隶吽。
(三遍毕。
煞鼓一通) 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请，头陀第一、拈花得旨、禅宗初祖、大迦叶尊者，多闻第一、为佛侍者、禅宗二祖、阿难陀尊者，惟愿不违本誓，怜愍有情，分身现相，居兹莲座。
(三请三拜) 法师拈香，众唱献座偈咒： 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
唵阿暮伽 钵头摩娜隶 驼罗驼罗秜 漫孥隶吽。
(三遍毕。
煞鼓一通) 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某甲等，一心奉请，光明会上护法诸天，韦驮天将，八部龙神，伽蓝土地，一切灵祗，惟愿上遵佛嘱，下愍凡情，分身现相，参随莲座。
(三请三问讯) 道场成就自心王，尘沙世界妙难量。
朱笔点开正法眼，天下太平处处安。
（执毛巾擦佛面）云：佛面犹如净满日，亦如千日放光明，荡涤尘垢光灿烂，洗尽人间苦忧愁。
（执镜子照佛面）云：大圆明镜照十方，无往无去亦无来，圆光普照于十方，咸领众生增福慧。
（执朱笔点佛身）云： 点眼眼通，圆照法界。
点耳耳通，妙闻十方。
点鼻鼻通，遍嗅诸香。
点舌舌通，善说妙法。
点身身通，分身尘刹。
点意意通，普鉴群机。
佛心我心，心心相印。
心光佛光，光光互照。
我与大众，同入如来大光明藏。
即今开光一句，应向何处举扬
如来万德妙难宣，补处慈尊正法传。
兜率天宫人仰赞，当来示迹华林园。
开
谁降娑婆度有情，大慈弥勒是世尊。
龙华化导三百亿，闻法皆得证无生。
开
华林妙相自天真，示现阎浮度苦轮。
色心诸法本无相，透出山河自在春。
开
晨钟响彻众生心，地藏菩萨愿力深。
幽冥救苦无穷数，明珠照亮黑暗门。
开
巍巍并立紫金台，四众香花供养来。
喜舍慈悲皆具足，灵光本有却云开。
开
一笔点开心地眼，照见父母未生前——开——开 开光咒：唵、阿暮伽、逊那利，驮拉驮拉尼，曼拿利，吽（七遍） 唵娑摩罗 娑摩罗 弥摩曩 斯哈罗摩诃咱哈罗吽(三遍) 愿昼吉祥夜吉样，昼夜六时恒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愿诸上师哀摄受。
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愿诸三宝哀摄受。
愿昼吉祥夜吉样，昼夜六时恒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愿诸护法常拥护。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 接着，众僧齐唱《观音菩萨赞》：“菩萨号圆通，降生七宝林中，千手千眼妙真容，端坐普陀宫。
杨柳枝头显神通，普滋法界蒙薰，千层浪头显神通，光降道场中。
” 最后大众齐诵《回向偈》：“开光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密。
” 仪式圆满 南无阿弥陀佛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天灾人祸 随时发生 难以预料 令人不安 若常念佛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平安免难 念佛一声 罪灭河沙 礼佛一拜 福增无量 贫穷念佛，能逢贵人相扶，获得温饱； 病人念佛，能够辅助医药，早日康复。
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皆除
沧州名人
郑愔（
- 710)唐诗人。
字文靖，河北沧县人。
十七岁举进士。
武地，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
唐中宗时，任中书舍人，太常少卿，与崔日用、冉祖壅等侫附武三思，人称“崔、冉、郑，辞书时政。
”唐初流行《桑条歌》，其词有“桑条韦也”之句；明韦后妄图篡位，以《桑条歌》为其“受命”这证。
愔迎合韦后之意，作《桑条乐词》十首进献，擢升史部侍郎。
景龙三年(709)二月，升任宰相；六月，因贪脏贬为江州司马。
翌年色结谯王李重福阴谋叛乱，预推重福为天子，愔自任右丞相不久败邙，被诛。
《宋秘书省续四库书目》鞒录有诗一郑，《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九首，编一卷，其中以《塞外》三首较好。
事迹散见于《旧唐书》卷七《中宗纪》、《卷五十一《韦庶人传》、卷八十六《庶人重福传》及《唐诗纪事》卷十一。
冯道(882-954)五代大臣。
字可道，自号长乐老。
河北沧县景城人。
后唐时，历任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司空等职。
后晋灭唐，归晋，任司徒、中书令。
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
他一四朝十君，一生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亡国丧君，未尝在意。
长兴三年(932)，在他倡议下，由田敏等人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镂版印行，是为官府记得印书籍之始。
后世称为“五代蓝本”。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观弈道人。
又因其北京虎坊桥寓所有一巨大太湖石，故又称孤石老人。
清直隶献县(今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崔尔庄)人。
其高祖纪坤，字厚斋，系明末人。
能文，著有《花王阁剩稿》。
其父纪容舒，字迟叟，清康熙五十二年思科进士，曾供职刑部和户部，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和故称姚安公。
鞒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
容舒凡三娶，原配安太夫人生卓(字晴湖)继朽张太夫人无出，又继配张太夫人之妹生前不见古人逝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终年八十二岁。
死后葬于崔尔庄南，北村。
其妻马夫人，共有四子三女：长子汝佶。
乾隆乙酉举人，早逝，有《半舫诗钞》留世；次子汝传，曾任九江府通判和江宁府同知；三子汝似，曾任广东县丞；四子汝亿。
长女嫁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雅雨)之孙卢荫文(举人)；次女嫁内阁中书，军机章京袁煦；三女许婚戈源之子，年十岁未嫁而死。
另有一孙十一人，其孙纪树馨，荫生，官弄部云南司郎中，宜昌府知府。
晓岚二十四岁时，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三十一岁中进士。
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
博古通今。
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
”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很得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赏识。
他终身功名事业，充满艰难曲折，在居官五十多载中，曾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公试同考官视学福建，主持闽省院试。
又迁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直至协办大学士，加入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全书馆，纪晓岚受命为总纂官。
此项工作先后历时十九年，终于总纂完成了巨著《四库全书》。
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七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卷，抄写七部，藏于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
此书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总纂该书过程中，他还用了八年时间，为该书所括的一万余部书籍，精心撰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被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孙犁赞为“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
”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阅微草堂笔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
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总之，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
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道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吴珍，(生于光绪年间，卒年不详)书法家。
字希彬、号恰庵。
沧州市缸市街人。
他妯生在书香门弟，少年上私塾，酪爱书法，并得其父指导，大见长进。
青年时先后在“德利恒货栈”，“文德袷货栈”任帐房先生。
吴珍先后临过颜体，隶书，魏碑字等字体，几十年练习书法，功力颇深。
他常给别人写牌匾、对联、中堂等，成为沧州一代书法名流。
贾墨桥(生于咸丰年间，卒年不祥)书法家。
沧州市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弟，上过私塾，当过教书先生，从小练习书法，先后临过王羲之、赵梦 等人的字贴。
后又写篆书、隶书。
经过多年苦练，贾墨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字是篆隶结合，风流而苍劲，成为沧州有名的书法家。
李奉璋(1850-1934)字子峨。
书法家。
沧州市马厂街人。
一生酷爱书法，书工六朝楷书。
不惑这年任河北柏乡县教谕官，后还乡为民。
在家养鱼养花书写对联、条山、常年不断。
晚年书写字体兼有魏碑风，求字者络驿不绝。
沧州城乡及外匀有其墨迹。
马玉林(1856-1943)，艺名“活要命”，沧县张官屯乡舍女寺人。
工哈哈腔彩旦，并兼演所有行当。
马玉林原籍官厅乡北枣林村，20岁左右学会唱哈哈腔，开始了他的梨生涯。
后来全家移居山呼庄，此时他试演的彩旦已很娴熟，因彩旦让观众捧腹不迭，故有“活活笑死人”简言为“活要命”之称。
马玉林晚年(70岁左右)多工丑旦。
1943年冬马玉林廖别梨园。
他为哈哈腔剧种的流传和发展讴心沥血，至今为人传诵缅怀。
刘连升(1860-1926)艺名“飞来凤”，清咸丰九年出生在青县小牛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家境贫寒自幼讨饭，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会许多民歌。
每到一处先唱后耍。
主岁那年要饭到了涿县白塔村，该村“双顺和科班”老师丰盛眼识才，发现连升是唱戏的材料又仪表出众，免费收徒。
飞艺四年，二十岁那年进京演出。
被选进宫内为慈禧太后唱戏。
刘连升为人正派，不肯越规行为。
险遭毒害，得同乡大太监安德海(小安子)恩典，放出宫门。
这里边中升来到天津，身无分文，进了戏园子。
恰值该戏班《蝴蝶杯》戏报贴出，然小生因醉酒不能登台演出。
刘连升自荐替演。
因以轰动津城。
班主高薪挽留，问其姓名，刘连升自荐替演。
因此轰动津城。
班主高薪挽留，问其姓名，刘连升因惧祸匿实未露。
班主觉得飞来一只凤凰，翌日戏报便登出主演--飞来凤。
由此而得艺名。
因京津颇近，唱了三天戏，离津赴东北乡村插班唱戏。
流浪了二十一年，四十一岁(1901)年回到老家河北省青县小牛庄举办飞来凤科班，培养了大批河北梆子演员，为振兴河北梆子剧种立下了功劳。
他的徒弟王春林、史金亭、王俊秋、韩俊卿、金宝环、高玉柱、灵芝仙、王玉庆的师付。
1926年病故于老家小牛庄村，终年66岁。
姜苹(1865-1952)字韵笙。
书法家。
沧州市人，曾任牛市街学校校长。
自幼喜欢读书写字，书工楷隶。
为节省纸墨，他用胶泥水在玻璃上，厚纸上写字，泥干后抖掉洗净再写。
就这样年复一年，练就一笔好字。
成为沧州的书法家之一。
他写的“治家格言”早已石印成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书法资料。
于世海(1868-1939)，乳名于桂，艺名“青菊花”。
沧县于庄子人，著名河北梆子老艺人。
他从艺三十多年，演出的戏目不下百出，代表剧目有《余唐关》《樊梨花》《穆桂英》《烈女传》《双官诰》《汾河湾》《对银杯》《走雪山》《南天门》等。
1919年秋，应邀云彭店工。
他要求严格，一丝不苟。
两年多先后教了《黑风洞》《打鱼街》《牧羊圈》《女起解》《赤桑镇》等十余出戏。
他的一生是为戏曲艺术奋斗的一生，为河北梆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朱佩兰，书法家，生于光绪年间，府年不详。
沧县黑徐家村人，他出身贫苦，小时在沧县小垛庄私塾里旁听。
青年时，因家境 贫困，到东北谋生。
他酷爱书法 ，在营口任要职时，不理政事，一心练习书法。
后来回家乡务农。
仍坚持写字。
他先后临过多种字体，以颜体见长。
经多年练习，形成了骨肉丰满，苍劲有力的笔法。
徐海云(1898-1971)河北梆子演员。
河北南皮人。
1937年加入沧州市场剧团，1947年转入建新剧团，1949年调沧州启明剧社。
他应工净兼老生，唱、念、做、打颇见功力。
他的嗓音坚实浑厚，行腔挺拔，人物特点，性格突出，为后来的花脸开辟了新路。
他善于表演，着意人物刻画。
代表剧目有《过霸州》、《凤鸣关》、《守玉关》、《夜审姚达》等。
1954年河北省戏曲汇演，他饰《秦香莲》中的包拯，获演员三等奖。
1958年调天津河北梆子剧院。
1961年调沧州戏校任教。
马少山(1893-1978)京剧小生演员，戏曲教师。
早年跟班学艺，曾与姜妙香、杜福隆切磋技艺。
其夫人金少梅是民国初年上海红极一时的旦角演员，不幸过早离世，马少山由此辍演而致力于授艺活动。
曾给京剧演员童芷龄传授《馒头庵》。
1942年前在天津市天会景“稽古社”任教。
后应“移风国剧社”聘请来沧州。
为该社培养了不少演员并排演了大量传统戏和一些自编剧目。
1951年担任沧州市人民剧院第一任院长，1958年任沧县专区艺术学校教导主任，兼京剧科教师。
马少山后半生在沧州，为沧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
为京剧艺术在沧州传播作出了贡献。
冯金秀(1896-1982)曲艺演员。
河北省辛集吴庄人。
她九岁拜师学艺说西河大鼓，跟师傅走南闯北十年。
艺术上得到了师傅的真传。
出师后艺游天津、北京等诸大城市，婚后驻足杨柳青，后来移居天津。
因故，只身来沧，于城隍庙土地祠辟设说书场，经多年苦心经营，成为沧州颇有影响的第一个女说书人。
冯金秀出师后艺游北京、天津等诸大城市，主说《隋唐》《呼家将》、《杨家将》、《南北宋》、《春秋列国》、《前后齐国》、《三下南唐》等全本大书、节选、片段及一些应时小段。
孙楷弟(1898-
)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理论家、教授。
河北沧州王寺村人。
1928年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9-1941年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
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5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
他的主要菱有：《韩非子校正》(附庄子举证南子校正1927年，北京图书馆月刊)。
《刘子新论校释(1930年，西苑丛书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40年12月，北京图书馆季刊；195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印本改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首篇收入年表)，《中国通谷小说书目》(1933年，北平图书馆与中国在辞典编纂处合印；1956年，作家出版社)，《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六卷》(附大科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一卷。
1932年，北京图书馆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沧州集》六卷(1965年，中华书局)、《小说旁证》七卷(1935年，北平图书馆月刊)、《元典家考略》(1953年，上海杂志出版公司；1958年《文学研究》第二期)、《镜春园笔记》(一部分曾在1963年《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发表)、《水浒传人物考》(载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梁世诚(1899-1966)，号去峰，艺名梁达子。
1899年生于交河县农民家庭。
因家境贫困，幼年逃荒到天津十岁拜当时著名艺人元元红(艺名)为师学习河北梆子，工老生。
学成后曾与著名演员金钢钻(艺名)搭班组成剧团在京津一带演出。
抗日战争时他曾深入农村演出，并到过解放区。
在解放战争时剧团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演出。
沧州解放初期，梁达子来沧加入了沧州实验剧团。
沧州艺校成立时他到艺校任教，为培养艺术人才而忘我地工作。
他一生的艺术实践，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他关于表演，注重刻划人物。
他的代表剧目有：《云罗山》、《打金枝》等。
1966年3月，梁达子病逝于沧州市。
韩茂春(1899-1976)沧县郭村人。
著名河北梆子琴师，其父韩福贵涉步梨园，工青衣行当，因行二，人称“韩二大青衣”在津沧一带很有名气。
茂春八风头父亲组织的戏班里跟班学艺，十六岁出科去天津搭班操琴，至1916年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琴师，他擅操板胡，对京胡、唢呐等管弦乐吕也较精通，他善用长弓(比一般的长1\\\/3左右)，指法巧妙，弓法娴熟，板稳眼准，音亮且柔，滑而刚。
伴奏时和演员配合默契，托唱、嗓恰到好处。
他先后给金钢钻、小香水、韩俊卿、银达子、李春庭等著名河北梆子演员伴奏。
从1916到1936年二十年间他到过奉天(现沈阳市)，长春、北京、天津、南京、太原，等大城市和江西、山东、河北的县城演出。
他们的戏班所到之处对琴师韩茂春更是有口皆碑。
韩茂春性情刚烈，为人正直，孜孜追求艺术，不计较个人得失颇为后人称道。
筱翠云，女(1903-1962)。
原名耿慧玲，艺名金飘香。
河北省交河县人。
七岁时逃难到天津，拜李岭荀为师学习青衣。
九岁登台，曾和李华周(艺名十三红)同台演出《南天门》，十七岁和魏连生(元元红)同台演出《血手印》、《三疑计》、《南天门》。
她早期艺术活动深受“元派”艺术影响。
元故后，她改工须生，集元派唱腔之大成，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特色。
她的嗓音似哑非哑，哑中透亮，行腔委婉跌宕，气口舒适，喷 字有力，音韵洒脱，字正腔园。
她做功细腻，以演袍带戏见长。
早期活动于天津、北京、济南、营口、威海、大连等地。
筱翠云1953年加入沧州实验剧团。
1954年参加省戏曲汇演，饰《打金枝》剧中的唐王，获荣誉奖。
1958年调天津梆子剧院。
1961年调回沧州戏校任教。
张治友(1903-1980)艺名“瞎友”，沧县黄递铺乡北张村人，吹歌老艺人。
他十五岁丧父，与其母苦度日月，发奋学习吹歌，1918年先拜李化春为师，十七岁时又拜路天霞为师。
出师后，先云南皮县店子竹振海窝棚领班，共十二年之久，经过多年锻炼，张治友已成为沧州一带的吹歌高手，被同行们公认与路天霞名，人称张治友、谭宝山、路天霞为“瞎友、谭肥、路葫芦”是吹歌三大家。
张治友的演奏特点简方言之为：“刚柔并进”中波涛汹涌，柔似和风戏柳，可谓沧州一代吹歌巨匠。
刘仁和(1906-1989)陈缺屯乡刘世印屯村人。
其父人称刘四爷，家有良田一顷多。
好戏。
于是集得女孩数人自训练戏班，仁和随学。
后常到菜芜、博山、济南、绥远、江西等地演出。
仁和艺名艳奎关，工武净角色。
刘缺屯村褚氏女嫁给刘仁和，岳父劲其止艺为农，刘仁和从命，荣誉称号户刘缺屯。
民国二十三年后，他为村里好唱者教了《乌龙院》、《别窖》、《武家坡》、《斩子》、《艳阳楼》等几出戏。
解放后，1950年村里建剧团，县委宣传部长张杰同志为之命名“更生剧团”，七十余人，刘仁和任导演。
他执导了《通天荡》、《忘本》、《金雁桥》、《丧巴丘》、《收关胜》、《铁公鸡》、《珠廉寨》、《甘露寺》、《回荆州》、《捉放曹》、《艳阳楼》等四十多出戏。
1953年应本溪市京剧团聘请任教师至1989年10月病逝，终年83岁。
伦金兰(19-7-1987)。
生于吴桥县南丁庄一个农民家庭，十一岁跟人学杂技。
1918年至1938年，他主要是学杂技或跟人搭班。
到南方各省、到香港、新加坡以及南洋演出。
.938年到1956年他有时与人搭班，有时自立班子，这一时期还是云南方及南洋演出。
解放后，他在吴桥自建马戏团第四分团，1956年建立了沧县马戏团，伦金兰任团长。
伦金兰的绝技是耍“飞钹”。
1960年五一节，毛主席到天津视察，观看了伦金兰的“飞钹”演出。
1961年沧县马戏团与沧州地区杂技团登工，为沧州星火杂技团，伦金兰任团长。
伦金兰为河北杂技团，沧州杂技团培养了人才，为杂技团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因而，他被先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
冀桂云(1909-
)。
河北省南皮县人，出身于梨园世家 ，幼年随父张占福(张黑)进京学艺，工须生。
1940年加入山东恩城第一班。
1942年与冀宽(承受夫改姓冀)结婚。
1949年调沧州启明剧社。
她京、梆并重，尤以唱功见长，嗓音宏亮，吐字清晰。
除工须生外兼演彩旦、小花脸等角色。
代表剧目有《南北合》、《反徐州》、《空城计》等。
其《斩子》选段曾由河北电台录音播放。
1958年调河北省戏校任教。
李桂云河北梆子女演员。
河北宁晋人。
1910年生。
幼年从杜元庆、张吉祥习艺。
演青衣、花旦。
十一岁登台。
1927年加入奎德社，经常演出《拾万金》、《王春娥》、《柜中缘》等传统剧目及《少奶奶的扇子》、《战地之花》、《一圆钱》、《啼笑姻缘》等文明戏。
1936年在天津北洋戏院与刘又萱、金玉奎、碧玉花合作演出。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止舞台生活十余年解放后重返舞台，与李峰元等演出《万里长城》等剧。
1949年至1951年在沧县专区实验剧团河北梆子分团主演。
1952年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
表演细腻，唱腔委婉，有“搭调”、“反梆子”等新的创造。
代表作《蝴蝶杯》已摄成影片。
近年来致力于培养青年演员的工作，张淑敏、李秀芬、刘玉玲、王凤芝等均受其教益。
赵春亭(1912-1984)，著名唢呐演奏家。
沧县崔尔庄人。
从小跟伯父和两个哥哥学习吹歌，后成为当地有名的乐手。
1953年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得好评。
被留在北京任中央歌舞团独奏演员。
在唢呐艺术方面不因循守旧，勇于创新，曾运用独特的技巧，在《海青歌》中奏出箫音，在《山东大鼓》中奏出三弦音，堪称一绝，196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培养了很多唢呐演奏人才。
1984年被评为副教授。
七十三岁时，由中国音协，中国艺委会和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赵春亭唢呐曲音乐会》在音乐界反响颇大。
1984年因病在京逝世。
侯若一，男，汉族(1914-1989)，河北饶阳县人，从小喜欢书法、国画。
1940年参加工作，先后作美术编辑、教学书画。
在书法教学当中重视书法理论研究，为师专中文系书法教学编写了一套书法教材，包括《书史》、《书法》、《书论》。
他在练写书法时，先学王、颜字体，后学魏碑《郑文公》。
四十岁后又学郑板桥。
他的书法以王、魏、郑融为一体以行书见长。
1981年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北分会，1984年任沧州市书法协会名誉理事长；1987年加入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河北分会；沧州市老干部书画协会副理事长。
他的书法作品曾在省两次获奖，1986年由省书协选送他的作品去日本展出。
1988年沧州市为他的书画作品在地区展览馆作了侯若一书画展。
董兴龙，杂技演员。
1917年生于吴桥县董庄农民家庭。
十岁时学唱“河北梆子”，后随伯父学杂技。
学戏后自己成立马戏班，以自己家人为主。
这时的马戏班带有季节特点，农忙时回乡种地，农闲时外出演戏。
他们外出大多数霎时间在南方。
抗日时在武汉一带活动较多，解放战争时困在青岛。
青岛解放后董兴龙带班回到家乡吴桥县。
这时吴桥县已解放，杂技艺术有很大发展，成立了许多马戏团体。
董兴龙组建了吴桥杂技第十分团。
1956年董兴龙的杂技团调沧州，以该团为核心建立了“沧州地区杂技团”，董兴龙任团长。
董兴龙善长“古老中幡”这一节目，苏联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董兴龙到北京为其演出“古老中幡”。
当时陪观的有叫理、陈毅副总理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董兴龙到回收公司干活。
1987年病逝。
李兰舫(1918-1984)，女。
生于天津市武清县黄花店村一个分期的农民家庭。
由于生活所迫，于1921年(三岁)随父逃荒天津，依靠父亲卖青菜和砸核桃为生。
幼小的李兰舫也托盘子到河东戏园子卖西瓜，以帮助父亲维持全家的生活。
因而她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熏陶。
李兰舫善工旦角。
代表戏有：《潘金莲》、《珍珠衫》、《桃花庵》、《玉堂春》、《孔雀东南飞》、《秦香莲》等。
1931年至1957年间，李兰舫曾多次去沈阳、锦州、营口、大连、哈尔滨等地演出，颇受欢迎。
十年动乱中，她戴上“反动艺术权威”、“戏霸”的帽子，下放幼儿园当保管员。
1973年重返舞台。
粉碎“四人帮”后，李兰舫更加努力工作，常带病演出。
终因生活坎坷，重病染身，医治无效，1984年9月2日病逝沧州。
终年66岁。
张恩城(1923-1983)曲艺演员。
艺名张起信，绰号“小钢炮”、“活马武”。
沧州市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其父张福荣在戏园子内当三行，后在城隍庙土地庙内建起了收馆不久患病逝。
士 岁的张起信跟随继母，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戏园子，说书馆内卖罗卜卖糖。
由于他长期接触说书艺人，受曲艺艺术的熏陶，爱上了说书这一行。
于是偷偷地向他们学习，久而久之，得到老艺人的真传《包公案》、《东汉》。
到1943年拜沧州木板大鼓艺人王福贞为师。
起艺名为张起信，时年二十一岁。
1947年沧州解放，任市场街街长，面食业主任。
1953年在上级领导下，组建沧县鼓词公会，并任委员，后改为曲艺队。
1957年沧州专区首届曲艺会演时，演出了长篇鼓词包公案“陈州回朝”一段，荣获全区第一名。
“文革”时受到冲击，停止了曲艺演出。
为生活所计，拉小车、做泥水活。
“四人帮”倒台后，在文化馆帮助下，重建了光明曲艺社。
他说唱了《闪闪的红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三十余部现代书。
组建曲艺社后，还邀请外地名流演员来沧献艺。
为曲艺艺术交流和培养中青年艺术人才耗费了心血。
赵心水(1929-1989)著名导演。
生于河北沧县。
1944年入伍参军，开始接触文艺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生活，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他被选送到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专修导演，1952年毕业调到长影，他先后师从于著名导演王滨、沙蒙、吴天、苏里等。
从1960年始独立执导影片。
1962年由他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开创了故事片上座的最高纪录，他本人因这部影片的成功荣获1964年长影“小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鸿雁》、《潘杨讼》、《特别快车》、《长城新曲》、《熊迹》、《海神》、《戈壁残月》、《天下第一剑》等。
赵心水是一个独具个性的导演，勇于探索，追求浓烈的感情色彩，他的这一特色立足于以生活为依据，真实地反映生活，感情发展有层次，有波澜，他把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惊险样式巧妙地揉合在一起，直到今天仍有人撰文称赞《冰山上的来客》对惊险式影片的艺术探索，至今仍没有一部影片可以超过它。
赵心水是中国电影协会理事，中国影协吉林分会常务理事，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片一室主任，一级导演。
1989年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毛亨毛苌与《诗经》的关系，在学术界早已是无需争论的话题，然而毛苌是否有后，却是千年未解的一道题。
没想到这个难题近日已迎刃而解，河间市文化局局长田国福最新发现，毛苌有后，其后人在泊头。
毛苌后人的发现，纯属一种偶然，却与田国福的研究息息相关。
《诗经》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灿灿生辉的文学宝典，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以研究发展培育地方文化为己任的田国福，在调到文化局后，就开始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与源流考证工作。
他的研究成果，不但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公认，而且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很高的赞誉。
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年8月份，关于他研究成果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揭开了毛苌是否有后的谜团。
《没有河间，我们还能读到诗经吗
》这篇着重介绍田国福研究成果的文章，于8月3日发表在《沧州晚报》上后，田国福即赶赴张家界参加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去了。
会议期间，人们得知他来自毛苌传经的故地，不断有学者问到，毛苌是否有后裔的问题，田国福只能以摇头作答。
此前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但一直无果，因为在河间周围，他们曾多方寻觅，均未发现毛苌后裔，即使有毛姓家族，也是外来迁入者。
所以学术界一直有毛苌无后的说法。
一周后他回来，却意外地收到了来自泊头东毛庄村民毛春行的一封信。
“大毛公亨，小毛公苌，是我毛氏族人的始祖。
”这位叫毛春行的村民称，报上见到介绍毛诗文化的文章后，非常激动，其中田国福的考证与研究与他们的族谱记载与传说有很多吻合。
信中他提到，大毛公小毛公乃叔侄，为他们毛氏族人始祖，今河间市诗经村，三十里匍一带为毛氏故里，毛氏后裔之说有碑、谱为证。
看信后田国福惊喜异常，第二天他就去了东毛庄。
东毛庄、西毛庄是毛三庄的两个自然村，约600户，近3000人，大部分人家是毛姓族人。
田国福的到来，受到了毛家人的热情欢迎。
人们纷纷来到毛春行家，与这位研究其始祖的人一叙情怀。
一番叙话后，田国福被领到了村中的“毛氏先莹（茔）”碑前。
碑虽已是残碑，但上面字迹仍有可辨之处。
据介绍，村中曾有毛氏家庙，该碑即是毛氏家庙碑，供奉于家庙内，原来有亭。
现已无存。
碑已断“始祖长（苌）”、“一世祖知之”和其他若干世氏先人的名字仍能看清。
上面还有大明正德十年立，立原先人为七世毛连，万历二十一年重修等字样。
随后，村民给他找来了珍藏的族谱。
这本装帧各异的毛氏族谱，上面均详细记载本支门族人延续情况。
记者在复印件上，清晰地看到了这样的字句：始祖，苌，字未考配未详，居瀛州城北今名河间府城北三十里铺。
几本族谱上均有“故居”记载，其中一本叙说毛公之事更为详细：“先祖亨、苌叔侄二公，隐居河间三十里铺......苌公是经，亨公口授，经数年苦功能熟背诗经并能逐字讲解，献王闻讯，礼聘再三，苌公始应
中国古代法制礼刑二元结构 礼先于刑的原因
一、刑屈从于礼的原因分析 ( 一) 从客观环境上分析 刑为什么要屈从于礼?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 古代礼与刑的产生谈起。
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
礼最初源 于人们饮食供奉， 是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形成某些礼仪 道德规范，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过程逐渐蜕变为强迫人们 遵守法律规范或制度性规定。
中国古代的刑“始于兵”，是 人们古代战争的产物， 战争或大型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 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最早的法律规范。
礼和刑作为国家 调整人们社会行为规范工具手段在同一国家模式下孕 育并存，且礼先于刑而存在，更因家国一体中国传统文 化模式社会性质使得礼始终高于刑。
中国国家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而来， 形 是一种氏族与国家混合体，一种家、族、国一体国家 制度，即“宗法国家”，或“氏族国家”。
这种所谓国家，虽然 以国家名义进行统治， 实际上是按氏族原则组织起来 血缘组织 [1] 。
国家各级组织和权力分配基上就是由氏族 血缘关系所决定，而“礼”在一个国家就是划分社会等 级最高根据，“法” 则是保证社会等级被破坏和颠覆 保障。
在两者间，礼是强盛国家根，所以，在这样一种家 国一体国家政权体制之下，“礼”自然是始终高于“法”，甚 至要以礼统法，自然，刑也就是要屈于礼。
( 二) 古人对刑屈从于礼原因的阐释 孔子曾将“礼”与“刑”作过比较，他说:“导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刑罚可 以予人以威慑让人因害怕而敢作恶， 礼教化却是以 令人知耻而心中为恶 [2] 。
显然，“礼”为，刑为末，“礼”高 于“刑”，刑要屈于礼。
他指出，“礼”之所以高于“刑”，就在 于“礼”通过“仁”示范与“德”教化具有预防犯罪功 能。
而刑罚则在于惩治罪犯。
预防在前，惩罚在后，“礼”自然 是高于“刑”。
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角度曾对德刑 关系即礼与刑关系做过相关阐释。
他认为“天道之者在 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天亲阳而疏阴，任 德任刑。
他把德和刑同阴阳、四时相比附，其目就在于 说明天有德有刑，“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那么人间 也要有德教、有刑罚，而且是德主刑辅 [3] 。
这里，他就告诉了 我们礼高于刑第四个理由:礼为阳，刑为阴，阴者阳之助， 刑者礼之辅。
韩愈是仲舒“性三品说”和“德主刑辅论”继承者和 阐扬者。
根据仲舒“性三品说”，人性可以分“圣人之 性”、“中之性”、“斗筲(shao，一种竹器)之性”三等 [4] 。
依韩 愈思想论人性，“上品之性”学而愈明，“中品之性”必须通过 教育才能引到善境界，否则就会堕落，那么治国家当 然必须“以德礼化为先”，因为人中绝多数都是“中 品之性”，也有一些“上品之性”。
于“下品之性”者，既然 能指望通过教育使其向上，那么就只有靠刑罚。
因为这种人 只有少数，所以刑法只能摆在次要地位，即“辅之以政刑”。
同时，于占多数“中品之性”，若仅恃教化，恐收效 甚微，故也必须“辅之以政刑”才能使其乐于接受教化。
礼乐 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梗” [5] 。
其间主辅 关系言自明。
( 三) 刑屈从于礼的哲理原因分析 以上论是礼和刑产生先后顺序看还是礼与刑 在一个国家所处地位而言，礼都是先于刑;论是通过 外在自然天地运行规律礼和刑关系加以考量， 还是 礼和刑自身在社会中所展现出来价值而言， 礼也都是 高于刑。
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其实仅仅是高于刑，甚 至以说无礼则无刑，礼去则刑逝。
“礼法合流”且“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特 色之一。
仅是由于“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所 取”，更重要是中国几千年来主张“为国以礼”，以“礼” 中国古代刑屈于礼现象分析 吴佩展 (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礼法合流”且“ 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古代礼法始终相结合，出于礼则入于刑，礼之 所去，刑之所取。
礼是刑的先导，刑是礼的辅助。
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刑和礼关系，两者都可谓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则 刑逝。
只要国家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就要礼教刑辟，交相并用。
刑屈从于礼，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华民 族法文化的结晶。
正视这一法文化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现象下刑法的地位及其价值的所在。
关键词 刑屈从于礼;原因;现象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673-3232)06-008-02 Vol.3 No.6 Jun.2011 第 3 卷 第 6 期 201 年 6 月 赤 峰 学 院 学 报( 科 学 教 育 版 ) 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 (scence&educaton) 8 - - 治国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人们自古以来 所形成的礼的观念一直都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国家的维 持离不了礼的作用的发挥。
同时，因着事物发展的本性，任 何事物都是作为一种矛盾对立的事物而存在， 任何事物发 展到极端都会走向其反面。
重礼之国就会产生重刑之态，礼 仪之邦与严刑峻法并行不悖。
若无礼法，则刑罚就会滥而且 重，刑罚滥且重刑则不以为刑，万事皆乱。
历史的教训已经 告知我们没有一个施行酷刑暴政毫无礼教可言的国家可以 得以长存的。
国之不存，刑则无以为用。
所以，刑应用在礼之 后，无礼则亦无刑。
二、刑屈从于礼的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刑一直是屈从于礼的，即使是后来刑的 地位得以不断地提高， 也从来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过礼高 于刑、刑屈从于礼这种中国既有的礼法模式。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杰出的思想家、 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进 行阐释， 但是阐释的结果就是刑屈从于礼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具体表现。
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对中国政治、法律进行系统思考 的杰出思想家，当首推周公。
“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罚” 思想和“礼治”思想构成他完整的“德-- -礼”法思想体系 [6] 。
周礼的制定意味着“礼治”的基本确立。
而西周“礼治”思想 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即“出礼入刑”原则。
也即所谓“出于礼， 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
(《论衡·谢短篇》) 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在德刑关系上提出了颇具代表性 的观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其宗旨就是重德轻刑 [7] 。
根据他 的中庸主义指导政刑得出的结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 孔子之后的孟子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他认为在 礼与刑的关系上两者是互补的。
但是他仍然没有将刑屈从 于礼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礼仍然是高于刑位之 上。
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德刑关系理论经过荀子之手由西 周“明德慎罚”的笼统原则进到“先德后刑”、“德主刑辅”的 法思想模式。
在人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思想所体现出的 即是重人轻法。
而重人轻法其实也正是重德轻刑的一个方 面的具体体现。
新儒学的倡导者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训，继承孔、孟重 德轻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统治方法。
这 一时期的主流法律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提倡“德 治”、“仁政”，认为刑罚只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刑以弼教，刑 期无刑，教化可禁犯罪于未萌。
通过董仲舒的阐释，在抽象 的“天道”理论支撑下，德主刑辅理论获得了绝对性、神圣性 与永恒性，从而成为了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8] 。
在此之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对礼与刑的关系的阐述都 是围绕着德主刑辅而演进和发展的。
东汉明帝、章帝时期著 名的思想家王充在礼法关系上， 继承了儒学的德主刑辅主 张。
他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 所取”。
礼侧重在“勉其前”，刑侧重于“防其后” [9] 。
晋杜预、张 斐纳礼入律，以礼率律，从而实现“理直正刑”。
至隋朝，杨坚 在德刑关系上主张“使生人以化，以德代刑。
”(《隋书·高祖 纪上》)唐李世民君臣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儒家“德主刑 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作 为唐朝立法、执法、司法等的指导。
“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德礼与刑罚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实质上就是以礼率律，礼 法结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制定的《唐律疏议》中首篇 《名例》中就明确言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 [10] 韩愈提出“以德礼为先，而辅 之以政刑”的主张，是董仲舒“大德小刑”、“先德后刑”思想 的阐扬。
礼乐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 梗” [11] 。
宋朱熹关于“德”、“礼”、“政”、“刑”关系的理论，继承 了孔子、董仲舒的思想，同时更加强调了四者间相互依赖的 关系，并将“德主刑辅”论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
王阳明则主张“教化为本，刑名为辅”。
明时，丘 浚认为“德礼刑政四者，王道之具也”，主张“礼教刑辟，交相 并用”，“刑以弼教，论罪者当以教为主” 。
直到清末，这种思 维再未改变。
甚至直到近代法思想家的开山鼻祖沈家本， 仍认为: “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也。
”(《历代刑法考·刑 制总考》) 三、结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以德主刑辅的人治法加 以维护和运行， 就说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自有其 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它在一定时期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和运行的。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德主刑辅的人治法的 弊端也不断地显露，最终也走向了瓦解。
然而今天的中国依 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依然是熟人社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了许多经济利益的 掺杂，更加多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需要，也就更加 的多了要有一种更为理性的现代意义的法治来制约和规范 的需要。
而这种现代意义的法应是民刑兼备， 且以民为主 的。
礼与刑的关系在现今当然的也就相应随之发生一些变 化。
也许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终有一天，我们实现了“人 治-- -法治-- -人治” 的完美过渡后，礼与刑都不再需要。
但是只要国家还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 重德治的人 治法中就必要有刑， 重法治的法治法则应逐步走向轻刑适 刑。
但是无论如何，礼与刑都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 则刑逝。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
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
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