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的由来
许字的来历 一、说文解字：许，听也，从言午声虚吕切。
——《说文解字》 平凡而伟大的家族，曾经拥有足以改变历史轨迹的力量。
——《千秋家国何处寻》 许，炎帝裔族，以天干重仪观测太阳在中午日高天的日影晷迹命名的氏族。
“言”是“午”的简化。
——《许》 许者，“言”、“午”二字所成也。
言者，有言子者、言午者之分。
言子者，言密；言虚者也。
言午者，言朙；言实者也。
故，为许氏子弟者，应以“言朙”、“言实”、“不伪”、“不讳”为立足之本。
许姓的来历 二，寻根溯祖： 1、出自姜姓，以国为氏，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
许氏与齐氏同祖，为上古四岳伯夷之后。
四岳（尧舜时四方部落首领）是由姜姓发展出来的四支胞族，他们和姬姓部落结成联盟，跟子姓商族平行发展。
以姬姓和姜姓部落为主的盟军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姬姓国-- 西周。
周成王时，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其中商的旧地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和姜姓诸侯国，许国正是被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其始祖为文叔，也称为许文叔。
春秋时，许国称为楚国的附庸，战国初期被楚所灭。
许国亡国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许氏，史称许姓正宗。
2、传说尧帝时许由的后代也称许氏。
许由相传是尧舜时期的高士贤人，居住在箕山。
他死后被葬在箕山，后人称为许由山。
四千多年前活动于颖水流域的箕山之下，正是当年许国之地。
三、迁徙分布： 许氏的发源地在今河南省许昌东。
春秋战国时期，许国为郑、楚等国所逼，曾多次在今河南及安徽北部一带迁都。
许国被楚灭后，除部分迁居今湖北荆山及湖南芷江等地外，多数许姓就地繁衍或北上迁徙。
许姓北上最初迁徙之地是冀州高阳（今河北高阳），后有许氏复迁回河南宝丰等地。
秦汉之际许姓已遍布今河南、河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此后，北方许姓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等广大地区。
许姓南迁始于魏晋南北朝之时。
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有河南许姓将佐随同前往，在福建安家落户。
唐僖宗时，侍御史许爱镇守漳州招安，后入晋江石龟。
唐代以后，许姓已大举南迁繁衍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地。
宋末元初，许氏有一支徙居广东。
迁至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的许氏，有的融入侗、壮、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
许姓被列第十一，也是名门望族之一。
明代永乐年间，福建人许冲怀、许申最先移居台湾，此后许氏又多次向台湾迁徙，在清康熙时有泉州人许远光、许太岳分别入垦云林县麦寮乡和台北县木栅乡的社德坑等，从明末至清代，入台的许姓的人氏越来越多。
从台南扩至彰化、台北、澎湖、嘉义等地。
以后进而又有从台移居海外者。
四、郡望堂号 【堂号】 洗耳堂：尧帝时有一位高士叫许由。
尧老时，想把天下禅让给他，他不肯接受，跑到箕山脚下去种地；尧又请他出任九州长，他就跑到颖水边去洗耳朵，认为尧说的话污了他的耳朵。
许氏因以洗耳为堂号。
得仁堂：伯夷、叔刘在周灭商后，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
孔子夸他求仁而得仁。
许氏因以得仁为堂号。
训诂堂：汉代时有许慎字叔重，博览经籍，当时人夸他说五经无双许叔重。
他著有《说文解字》，集古今经学和训诂的大成，到现在还是研究文字学必备的工具书。
“鲁斋”：在泰安徂徕山南麓乳山下有著名的“竹溪佳境”，东南峭石壁立，上有篆刻“贫乐岩”，“演易斋”遗迹，是元初大学者，理学家、集贤大学士许衡避世居此，演习《易经》，其室匾“鲁斋”，学者因称其为鲁斋先生，许衡及其后裔自此以“鲁斋”为堂号。
【郡望】 汝南郡：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此支许氏，其开基始祖为秦末隐居不仕的高逸之士许猗。
高阳郡：东汉桓帝时置郡，治所在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
此支许氏，为汝南许氏分支，是十六国许据的5世孙高阳太守许茂之族所在。
河南郡：汉高帝时改秦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此支许氏，为文叔直系后裔。
太原郡：战国时秦庄襄王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此支许氏，为汝南许氏分支，是东汉末年大名士许劭之后。
会稽郡：秦始皇时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此支许氏，其开基始祖为东汉著名文学家许慎之后。
河内郡：河内郡是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始置，治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
此支许氏其开基始祖为元初大学者、理学家、集贤大学士许衡之后。
五、历史名人： 许 衡：许衡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宋宁宗嘉定二年、元太祖四年）四月初三，即公元1209年5月8日，卒于至元十八年三月初三，即公元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学者称之鲁斋先生，祖籍怀洲河内李封（今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人。
他是中国十三世纪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和天文学家（陈正夫、何植靖著《许衡评传》）。
据《元史》，《许文正公世家谱》，《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蒙兀儿史记》以及《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等记载，许衡年幼时即勤奋好学，闻人有书既前往观之，及长，凡经传、子史、礼乐、星历、兵刑、食货之类，靡不精研，后与姚枢、窦默等讲程朱理学，慨然以道为己任；元世祖忽必烈为亲王时任京兆提学，于关中大兴学校；世祖即位后，任中书省议事、中书左丞，与刘秉中等定朝仪官制，筹划立国规模，上书言立国必行汉法；犯颜谏诤，刚毅不屈，有元代的“魏征”之称；主持元初国学，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培育人才，善教，众多弟子如姚遂、耶律有尚等皆学有成就；对汉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学传播和朱陆合流有较大影响；晚年领太史院事，与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改定历法，主编《授时历》，制作新仪象圭表等；治家严谨，教子有方，其子孙皆学有所成，第四子师敬先后三居相位，阶光禄大夫，为元仁宗推行科举制度及使天灾频生的泰定时期呈现治平的盛世，起了较大作用。
许衡对政治、哲学、文化、教育、天文历法、文学、历史、医学、周易等均有研究与著述，谥文正，封魏国公，著有《鲁斋集》，《鲁斋心法》，《读易私言》等，经后世多次修订编辑再版并易名为《鲁斋遗书》、《鲁斋全书》，《许文正公遗书》等并收入《四库全书》。
许劭：三国魏大名士。
好评论人物，每月更换一名，时称汝南“月旦评”。
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几乎称为曹操一生的定论，“一代奸雄”也成了曹操的代名词。
许 浑：唐代诗人。
其诗作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为世人传唱。
许夫人：元初畲民起义女英雄。
1278年，她联合黄华起义。
当时，元军已入福建，宋臣蒲寿庚降元。
抗元将领张世杰转战至闽西南，在她的支持下，讨伐蒲寿庚及元军，屡次获胜。
许道宁：宋代画家。
以擅写林木、平远、野水三景闻名。
张士逊曾赠诗有“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之句，以赞其作。
许敬宗：唐初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
助武后逐褚遂良，逼杀长孙无忌、上官仪等。
许 行：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许姓著名人物，是战国时楚国人，主张“贤者与民耕而食，饔飧（自理炊事）而治”，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一种理想，有学生数十人。
许杨：西汉末年著名的水利专家，曾修复鸿隙坡。
许慎：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著《说文解字》。
六.当代名人 许广平：鲁迅夫人，生前出版过四本书：《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平》、《鲁迅回忆录》和《遭难前后》。
许地山：现代作家、学者，笔名落花生，著有散文名篇《落花生》，散文集《空山灵雨》等。
许世友：革命家、军事家，一代名将。
许胜发：台湾实业家，发起并成立了世界许氏宗亲总会，任理事长。
许智明：香港国际投资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
许芥昱：美国学者、作家。
许烺光：美籍华裔学者、美国人类学博士。
1911年生，辽宁省庄河市南尖镇潮河沿人。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考取庚款公费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文化人类学系。
1940年取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曾返正置抗战烽火中的祖国，在华中大学和云南大学任教，并在西北、西南从事文化人类学考察活动。
1944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和西北大学讲授人类学，历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
这位蜚声西方人类学界的学者，曾到过夏威夷、香港、日本等地实地考察，并把研究心得融合在他的大量著述之中。
许教授应用的方法是从每一文化体系的对事对物的看法想法中，抽出若干主要概念概括那个民族的基本主张进行比较研究，作为认识不同文化体系的关键所在。
1969年问世的《有文字文明的研究》书中，他从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中抽出十四条基本主张，也从美国抽出十数条基本主张。
在中国文化的第一条写道：“一个人的最大义务和责任是对待父母的”，“孝道即是用以报答父母给他生命并抚养他长大”。
而在美国的第一条则称“一个人的最大关心所在是他的自我利益，这包含他的自我表示、自我发展、自我满足以及独立”。
许氏的分析研究引起人类学的广泛注意。
1983年5月曾归国访问，就学术问题同中国学者作了有意的探讨，他对中国重建社会学表示高兴。
用心理学法从事人类学研究由来已久，可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博士在1961年所著《心理人类学》及1973年的增订本中，就此作了新的见解。
许氏认为，心理人类学是现代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科学。
他的任务是着重研究人类文化与人类社会人格、社会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许氏就不同民族的民族性，以及不同文化的歧异作了大量深入研究。
他应用心理学的观点分析民族心理学和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从而使心理人类学成为人类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学派。
正因为许博士的独特贡献，他在七十年代当选为美国人类学会副会长、会长。
丧葬绕棺歌词
土司制度前，土家族实行火葬。
土司制度时期至今实行土葬，葬礼由土老司主持操办，土老司祭祀亡人时，将天窗口的纺车倒纺三下，念经送亡人过天桥上天庭。
然后假扮亡人，围绕“哈哈台”转圈出门，死者子女跟随土老司哭丧，土老司唱丧歌，吹牛角，顿时火炮连天，哭唱哀鸣，极为悲痛，历时几天几夜。
然后将装好遗体的棺木抬上山埋葬。
新中国成立后，土老司、道士停止活动，以开追悼会唱丧歌代替道场。
一、下塌：人断气时，由儿子跪在地上烧落气纸钱。
二、入殓：棺底垫一层火灰。
死者有多少岁就在灰上用茶杯印多少圆圈，然后铺上垫单，将尸身放其上。
四周用生前旧衣填塞，盖上寿被，取下盖面纸，让死者亲属瞻仰遗容。
然后闭棺。
三、伴灵：又叫“伴亡”。
凡亲族乡邻，俱来吊丧，至夜不去。
道士作道场，于柩旁击鼓，又叫“做好事”。
配合舞蹈，领唱神活传说，曲调多变，伴之以鼓、锣、钹、打击乐。
气氛似悲怆而热烈，承袭了古代“绕尸而歌”的传统。
四、跳丧：实近赵丧，礼丧仪式。
五、打丧歌：又名“唱丧堂歌”，或叫“坐丧”。
即由一人击鼓、领唱。
众人相和。
土家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
即湖南省西部的凤凰、泸溪、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市县；贵州省的印江、镇远、思南、铜仁、松桃等市县；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县。
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妥协体现在哪儿
中西方政治制度 一、希腊的政治制度 1、制度 在地中海希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公元前8～6世纪，希腊出现了约两百多个奴隶制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
小国寡民是城邦的突出特征。
城邦一般包括市区和周边的农村地区。
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城邦”意味着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团体、共同地域和政治经济的绝对独立。
希腊城邦的政体类型多样，大致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寡头制、僭头制等。
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是最著名的城邦。
斯巴达实行贵族制，雅典以民主制著称。
希腊城邦实行的公民政治，使城邦公民享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
尤 其是雅典的民主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 （1）民主制的确立：君主制—贵族制—梭伦改革—颗里斯提尼改革，最终确立民主制。
（2）基本特点：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
（3）评价：一方面指出雅典民主政治是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所采用的公民直接参政、轮流坐庄的形式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总是公正的，雅典的民主统治仍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则要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指出了一条道路。
雅典的民主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
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不愧于希腊地区奴隶制民主制度的典范的。
3、希腊城邦独具特点：①独立。
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官员、法庭等等。
这些城邦即使是结盟也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是互不统属的。
②直接民主。
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有关，这是东方所没有的，可以选举官员、判决等等，公民大会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
③公民。
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边区居民、外邦人、农奴、妇女都没有公民权。
公民只是所有人中的百分之几。
④义务官制。
没有官薪，全凭自愿服务。
根据公民大会选出的一般是临时的职务，服务完后就完了，只有少数固定官职。
后来采取了公务津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⑤法制。
国家要根据法律来治理，有严格的司法系统。
往往开国者是最重要的立法者。
公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往往有在法律中先解决的传统，在迫不得已时才采用武装对抗。
雅典是古希腊的主要城邦，是民主政治思想的产生地。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历史上最狭隘也是最充实的民主政治。
最狭隘，是指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数太少；最充实，是指全体公民在立法及治理公众事务上有直接与平等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特点，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罗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随着夏世袭制的建立而开始出现的。
商周时期，经历了从方国联盟到天下共主的转变。
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也长期延续，但整个趋势是专制皇权日益加强。
注意几个重点：一是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二是秦的统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三是汉朝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集权措施、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宋元时期的演变，明清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清朝达到了顶峰。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
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制，还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和元首制，无论是他们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其中最给后人以启迪的是与古希腊城邦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和古罗马的法律。
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
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村落，一城一邦，故称“城市国家”(简称“城邦”)。
不同的是，其他民族大都随历史的发展，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而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较其他文明更为长远，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繁荣昌盛的高峰。
希腊城邦多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各邦独立自治，城邦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
各邦公民享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妇女除外)。
而奴隶及外邦移民则处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
所以，古希邦城邦实际上是公民集体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压迫奴隶与外邦人的一种国家组织。
五、古希腊制度与中国制度法差别 古代东西方文化有所交流，两种法律体系也曾相互影响。
但是这样的影响却是很有限的。
、古东方法一直没有走上古希腊法的道路，而古希腊法也没有沿袭古东方法的的模式， 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已深刻地意识到东方政治制度与希腊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
他指出，希腊的城邦不是血缘团体，而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性联合体，是“政治社团”。
他仿佛针对我们当代某些史家的看法似的指出：“有人说〔希腊〕城邦政治家和〔东方〕帝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这种说法是谬误的。
”(《政治学》中译本第3页)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普遍地起源于早期文化的氏族组织(这种氏族，根据历史学家杨的看法，严格地说应该叫姓族)。
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中，这个字的词根都是“生殖”，意味着继承共同祖先的一个血缘亲族团体。
无论在中国商周时代的城邑社会中，还是在希腊、罗马的远古社会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姓族组织乃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自商周以来，血缘亲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
在此后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先秦时代的姓族宗法组织转形为秦汉以后的宗族组织，又转形为唐宋以后的姓氏亲族组织，再转形为明清以下直到近现代的乡村家族组织，虽然在形态上历经演变——但其基本结构却一直能够保持不变，并积淀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部。
实际上，经常被史家叹为历史之谜的中国文化的那种巨大的内聚力、再生力，那种连续性和迟滞性，其秘密，都正根源于此中。
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为例。
皇帝和臣民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隶属和统治的政治性关系。
在欧洲中世纪，君臣间的政治性关系甚至也是一种契约性关系(见《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07页)。
而在中国，这种政治关系却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是一种亲族式的伦理关系。
事实上，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同时也就是一种虚拟的政治亲属辈份结构。
皇帝被称作“君父”，所有的官吏依其等级的差别而成为人民的尊长。
他们不仅享有政治权力，而且享有父权。
因而治家的方式被用于治国，家庭伦理结构成为政治法律结构的原型。
这种观念对西方政治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政治概念)与“孝”(伦理概念)，“尊尊”(政治概念)和“亲亲”(伦理概念)。
就功能来看，在中国社会中，非常习惯于将血缘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军队组织四位合于一体。
寓政于亲族，寓农于亲族，寓兵于亲族，寓文教于亲族。
农民在血缘组织(即“社”)内集体劳动，征赋与共。
这种家、政、教、农、经、军合一的组织，甚至又以“公社”的形式重建于现代，其原型则正是中国古代村社中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一九五八年曾大量印发《汉书与张鲁传》作为文件，供建立人民公社者学习，这不是偶然的)。
此外，我们知道，皇帝自称“天子”，认宗于天和自然神，意味着他是天神的儿子。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宇宙观，集中体现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实际就是以亲族人伦关系作为本体论的自然观念。
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神(不论是自然神还是文化神)，都被认为与中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属关系：如“天公”、“地母”、“东王父”、“西王母”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可以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天、地、君、亲、师；二、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
而二者的深层结构，都与中国人的亲族观念相关联着。
但在希腊则不同。
从很早的时期起，这种血缘亲族关系的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就不再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了。
公元前六世纪，由民主主义政治家克里斯提尼所推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
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的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那种血缘性的亲族组织。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导致了古代希腊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上，都与古代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并决定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以后发展道路的全然不同。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代史学中，往往以一个“奴隶制度”的名称，把如此不同的两种古代社会制度说成是本质相同的，这种做法乃是何其荒谬
现在，该是让历史学从这种教条主义的历史公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古希腊的传统爱智，诞生了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和科学试验；东方的文化重悟，所以有道家的“道”和佛教的“空”。
西方人多有上帝情怀，相信“神爱世人”；东方人颇重世俗伦理，信守“仁者爱人”。
这些文化特质也在法律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公民集体联合的国家组织，所以，尽管其政体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公民政治。
民主制下每个公民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的当然成员，各级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其民主性在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亦即其公民政治的发展在古代世界史上臻于顶峰。
贵族制与民主制是希腊城邦中最流行的政体。
贵族制下，尽管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部分公民——贵族手中，但另一方面，由全体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在形式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有些城邦，甚至还拥有相当的权力。
雅典民主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更非强权者的恩赐赏予，而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其中既包含下层平民群众的反抗，也凝聚着杰出人物的智慧。
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贵族推翻腐朽的君主制，确立起贵族制，从而为向民主制演化准备了条件。
2.古代希腊城邦政体有那几种形式
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形式：贵族制、民主制、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 特征：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
：①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
②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和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是其民主政体的充分体现：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决定一切国家大事；五百人议事会使公民大会的附属机构，负责为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民众法庭是日常司法机关； ③一切官职向公民开放并由选举产生。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初创、确立、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地方行政制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和选官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
1.地方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周朝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金朝的猛安谋克制、辽朝的蕃汉分治制度、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朝的僧官制度、后金和清政权的八旗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认识：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实施郡县制度以来，逐渐发展和完善。
这一制度，组织系统庞大，结构严密，在征发徭役、兵役，征收田赋和租税，以及管理地方的治安秩序和巩固边疆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猛安谋克制以及蕃汉分治等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所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僧官制度和土司制度等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制度，不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2.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秦朝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西汉时得到巩固，隋唐时完善，北宋时加强，元朝时发展，明清时期皇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认识： 发展趋势：一是不断调整、改革中央行政结构，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
明太祖废丞相，使中央行政权分属六部，基本上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局面。
二是不断调整、改革地方行政结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严密管辖。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条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缓和，在元明清三朝，再没有出现过国家大分裂。
三是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日益加强，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和清朝的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提高，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
消极影响：①君权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在思想方面独尊一家，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③在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地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封建社会后期，其消极作用逐渐增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危害尤为严重。
评价这一历史现象时，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如：即使是明清时期，这一制度在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反击外来侵略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选官制度：主要包括汉朝的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至清末的科举制度。
认识： 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
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
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
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
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
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
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统治阶层。
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
由于一般农家子弟生活贫困，能读书应试者可谓凤毛麟角，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绝大多数是庶族地主。
因此，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明清时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其种种弊端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产物。
4.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线索及其阶段性特征 西周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
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
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纷纷出现，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确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郡县制在全国范围推广。
西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地方实施“郡国并行”制，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力度加强，至汉武帝时期州刺史的设立，标志着监察制度更加严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两大鼎盛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
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
如选官用人制度，自察举制经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中央中枢机构，自“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军事制度，出现于北朝的府兵制，发展成为隋唐府兵制的基础；赋税制度，曹魏的租调制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滥觞；土地制度，从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发展到北魏的“均田”，为隋唐均田制所直接继承。
这些发展中的重要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为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继秦汉以后又一次大的发展时期，其确立的基本框架，一直影响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
隋朝统治者采取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确立三省六部制，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能；改革地方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科举制，扩大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
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由统一的封建王朝走向分裂并再度走向统一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边疆地区进一步开发，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后来发展成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当代省区的规模。
元政府在澎湖岛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统辖西藏地区，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
元朝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
明初对专制政权进行了全面强化，皇权具有绝对权威，成为明朝政治制度的特色。
清朝军机处是总揽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既减少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环节，又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效率和保密性，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理藩院的设置，空前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各民族的管辖。
我国的疆域得以最后确定。
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册封制度、金瓶掣签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等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并为后代所效仿。
彝族有哪些传统故事
顺治 顺治作为大清皇朝入关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政治上，他免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汉人；惩治贪污，整顿吏治。
《清史稿》中记载道：“自顺治元年五月朔昧爽以前，官吏军民罪犯，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
官吏贪贿枉法，剥削小民，犯在五月朔以后，不在此例。
”顺治帝又实行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如“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釂米肉；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上官与给养。
”不仅如此，他更任用明朝旧吏，文武制科等。
从而，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
在文化上，顺治又兴文崇教，实行汉化。
更值得一提的是顺治保护了故宫，即明朝的宫殿，这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上不曾有的。
秦始皇以来，所有大一统的王朝，没有一个把前朝皇宫保留下来。
秦朝统一之后，没有用原来的都城，而是到咸阳去了，汉朝灭了秦，也没用，唐朝也是这样，宋朝也没有用唐的宫殿，宋朝的宫殿是搬到汴京现在的开封，辽金一直到元，开始明朝也没有用元朝大都，它在金陵建都，后来才搬过来。
所以在秦始皇以来，历来大一统的王朝对原来的宫城或者毁、或者焚、或者拆、或者迁，蒙古军队攻下京都之后，把原来京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原来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长了荒草。
顺治把明朝的宫殿保护下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明朝的宫殿和清朝宫殿的格局。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保护历史文物，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节省开支，缓和种族矛盾，从而推动了亲民政策的实行，维护了皇朝的统治。
在外交上，和善蒙古，治理西藏。
这些措施的实行，缓和了边疆问题，这样，清政府可以着重着手于朝廷内部整顿等等。
为清政府一系列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康熙 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
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
第二，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抵御外侵，缔结和约。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第四，亲征朔漠，善治蒙古。
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第五，重农治河，兴修水利。
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
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第七，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乾隆 第一件是编修文化典籍。
第二件是维护、兴建皇家园林。
除圆明园被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件是贡献诗文才华。
第四件是蠲（juān）免天下钱粮。
乾隆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五件是统一整个新疆。
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
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第六件是完善治理西藏。
第七件是修砌浙江海塘。
第八件是中华各族一统。
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
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
清乾隆时的人口达3亿。
清朝“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上述是三代皇帝执政兴国的一些措施
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