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简报怎么写
简 报 第1期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经管2班团支部编 2012年11月19日《真爱自我，慎待爱情》——记经管2班团支部文明恋爱主题班会当代大学生面对爱情少了以往的矜持和羞涩，更多的是对爱情的向往也追求。
大学生恋爱，我们该怎么面对
此次班会会给我们什么收获
2012年11月19日，我班团支部在三教501举行了经管2班团支部有关文明恋爱、理性恋爱的主题班会。
参加本次班会的有经管2班团支部团体同学。
在10:20的时候，主题班会正式开始。
此次班会由团支书为本次班会致开幕词，并宣布班会开始。
随后，同学们便积极参与此次班会。
然后，开始了紧张而精彩的讨论。
每一位敢于上台的人都是最棒的，他们都说出了自己对理性恋爱、文明恋爱的相关看法并希望我们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念，让大学爱情成为青春记忆里最美的风景，而不是终生的遗憾。
当然，恋爱并不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形式，只是想更好的丰富自己的生活，并且希望最终能够走到最好。
激情的演讲与同学们畅所欲言的讨论之后。
最后，宣传委员宣读了此次班会的核心内容，他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不管前方的路途如何泥泞不堪，我们都要一起走下去，坚持下去，为我们的未来坚持努力
”。
11时20分，本次班团活动正式落下了帷幕。
期望同学们在此次班团活动中，同学们能够正确对待爱情、正确处理好爱情与友情、爱情也工作之间的关系。
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念，让它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不是遗憾。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经管2班团支部 2012年11月19日抄送：经管2班团支部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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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经管2班团支部编 2012年11月19日大概形式就是这样的额 。
内容你自己改一下啦。
这个需要根据你做的计划和总结写的。
我就帮不了你了额
社会实践内容简介怎么写
2008年暑期社践会总结报2008年7月18日下午2：00，天市建设学院土木工程系于建工楼304室召开了座谈会。
“重温伟人志，共建新天津”暑期社会实践队全体队员分成两组展开讨论,座谈会由花少奎主持，指导教师王建老师列席参加。
首先由主持人带领全体队员重温二位伟人的生平，并说明此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
两组队员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便开始了交流共享。
座谈会的第一个主题是参观周邓纪念馆之感想。
提起纪录片《永恒的怀念》，大家感慨万千，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人敬佩，二位伟人朴实绵长的真挚感情更是感动了所有人。
队员们纷纷表示通过缅怀伟人来认识自己，学习周总理和邓奶奶的爱国精神，并且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适应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充分响应此次参观活动的口号：为中华复兴而读书
座谈会第二个主题是讨论当代大学生的使命与任务。
经过上午的一番精神的洗礼，两组队员分别提出准确定位、做好本职等观点，扎实学好知识，树立远大理想，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并将内容总结概括为“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成就了一番大事”。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当代大学生，要做到服务企业，建设天津，首先应着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精神上和实践上都要杜绝偷工减料，认真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职责，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质量。
大家深思过去，放眼未来，充分意识到了抓住企业文化，把握机遇的重要性。
您正浏览的文章由范文网()整理最后，王建老师联系大学生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凡作用，强调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鼓励大家遇到困难努力克服，经常回顾过去以弥补不足，不断挖掘自身的巨大潜力，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多做贡献。
同时提醒全体队员认真对待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牢记社会实践活动的口号“重温伟人志，共建新天津”，并从中谋求学习和发展，为将来投身社会建设打好基础。
通过这次座谈会的交流，促进了大家的感情，加强了团队精神，为之后奔赴企业做了完美的铺垫，相信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最终会有七月骄阳般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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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诗歌的审美艺术特征
北岛诗歌的审美艺术特征 作为7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生，依然迷恋北岛和北岛的诗歌，使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北岛那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震撼了他的同代人的诗，也早已在 70年代以后的青年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也一样可以的题旨，他们照样能读懂北岛，欣赏北岛——以审美与传说的方式。
北岛创作于70—80年代的诗歌，刀锋向外，诗的血性的质地和铿锵的韵律，非常突出。
北岛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过反省，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
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 北岛90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
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
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
这些诗歌，真的有朦胧而晦涩的感觉。
90年代以后的北岛不再易懂，在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在对母语环境的疏离与反观中，北岛变成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诗人。
他不再是伤痕累累的雕像般的“我们”，他只成为了他自己。
北岛还是北岛吗
说实在话，我更加怀念北岛在国内期间创作的诗歌，在喑哑的年代里，那根最深沉的喉管里爆发出的最疼痛的声音，是永远最值得人们追忆和感念的，也是永远催人奋进的声音
每当周末，每当真的有空闲的时候，我常常带上些诗集，这些诗作里面，肯定有北岛的，在垂柳下，在平湖边，在别墅里，一个人独处，倾听那来自灵魂亦若地心深处的吟唱。
这样的时光，有幻觉的凄迷，有虚设的痴想，黑暗中，能让人砰然心动，也能让人长歌当哭。
一行行朴素行走的文字，构成一个博大无底的世界，推我于微醺的醉中，感觉中的心跳在清风中微微地颤抖
这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呢
由于我留美学生的穿针引线，我与北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我的声音在男性当中，算是非常温和的了，可是我感觉到电话那端的北岛简直温和得就象一位敦厚的兄长。
我无法想象，曾经在中国诗坛翻云覆雨的北岛先生，已经磨平了心中所有的棱角，想不到，岁月与时光的考验已使他修炼到平静如水。
他俨若一个现代的行吟诗人，悄然地游走在世界的角落，然后他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我在想，这唯一的行李，现在的他背负起来，已然没有当年的那份潇洒了
难道这就是中国当代风流一代的朦胧诗人、激情诗人的命运吗
开始读北岛的诗，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与共和国同龄的北岛以及他的诗友创办了诗刊，掀起诗坛一江春水。
那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一不喜欢诵读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或者朗诵舒婷写的。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解冻冰雪的季节，每一个来自心灵解放的声音都会骤然激起思潮的狂澜。
人们从禁锢的“铁屋子”里走出，渴望呐喊，欢呼反叛。
北岛，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举登上了中国当代的诗坛。
北岛的“朦胧诗”成为我的同龄人的至爱，北岛的诗，有时候像“匕首投枪”，有时候像喷吐出的郁怒的火焰，他对于历史废墟的哀叹，对于自由的风的歌唱，对真诚的渴望，构筑起一个正义和人性的情感世界。
他曾经向世界这样宣告：“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 他曾经说：“黑暗，遮去了肮脏和罪恶，也遮住了纯洁的眼睛。
” 他曾经问苍茫大地：“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 他有一首内容比标题还短的诗，题目是“生活”，诗句是一个“网”字——从理论上，我不能确认这是一首诗歌；我过去也一直认为认为最短的诗歌，还是顾城的那一首：“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内心深处对北岛先生的“生活——网”这首诗，才有了新的品味；北岛性格的变化，北岛诗歌的变化，北岛由“诗”而“文”的变化，真正使我相信，当年他写的“生活——网”真的是诗歌，自然也就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
如今的北岛已经在网的中央了，我虽然在网外，但也到了边缘
——连读者也到了“网”的边缘，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悲哀呢
那个年代北岛生命的源头不断涌出狂潮激情，他是如此无畏：“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他是如此自信：“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的诗歌，北岛的呐喊，北岛的自信，北岛的胸怀，北岛的执著，北岛的激情，曾经令多少人亢奋，可是如今的北岛连自己的血液都冷却了
怎么能叫我怀念过去的北岛呢
中国的文学史记住北岛的诗，但是我不敢肯定中国文学史能否记住北岛创作的散文——虽然被评论界称之为北岛悠然行走的宽阔草原。
从“诗”到“文”，从跳跃的激流到深山空谷流淌的细涓，正是一个人生命前进的轨迹。
北岛说：“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其实也就是他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妥协。
虽然北岛的散文，充溢着一股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
文字随意而简约，行文质感诗意。
但是，我怀念的依然是北岛那个年代的诗歌
怀念那个年代的北岛
也更加怀念那个万众一心的年代
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
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
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当然，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
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
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
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
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
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
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
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
“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
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
“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
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
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
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
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
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
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
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
“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
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新侨会议：1961年6月，全国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征创作会议。
这就是有名的新侨会议。
1961年6月，周恩来主持文艺界召开了著名的“新侨会议”，鼓励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刚刚拍完的《暴风骤雨》在会议上放映获好评。
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反对“五子登科”——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
关于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
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
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
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中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
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中国。
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中国上下流传。
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中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思想的”。
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
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中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
“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
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
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
这些歌曲是中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
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
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也使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
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
《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
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号召中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中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
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
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
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
歌曲作者将中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
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
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
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
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
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
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
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
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
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
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
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
这些歌曲对中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配器成为日后中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中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
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
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
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
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中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
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中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
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
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
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
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
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
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中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中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
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
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
2、合唱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并在中国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合唱音乐传统与风格，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合唱音乐由于其结构复杂，具有交响性，善于表现深刻的题材和内容，一直是作曲家们长于运用的一种创作体裁，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一种艺术。
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及其创作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使其创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形式、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
许多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民族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音乐形象，表现出较高艺术水平，一部分作品走上了世界舞台。
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江上的歌》（放平词、郑律成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金帆词，陈田鹤曲）、《祖国颂》（乔羽词、刘炽曲）、《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肖白、王强曲）、《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英雄的诗篇》（词、朱践耳曲）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萧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建国后不久流传最广的一部单乐章大合唱，创作于1951年，这部单乐章合唱描写了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上与大渡河的激流进行搏斗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
在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川江号子的音调为基本素材，以领唱与合唱对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子弟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江上的歌》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也是这一时期优秀合唱作品。
前者虽然也以川江号子作为基本素材，但与《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中的川江号子不同。
在这里，曲作者所采用的是川江上悠扬的劳动呼声，抒发和刻画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开阔胸怀；而后者则完全摒弃了以音乐作任何状物的描绘，自始至终以明朗的笔调深情地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合唱技巧、声部色彩的对比、情绪的转换、模仿复调的运用以及曲式结构的完整严谨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中，广大作曲家还以中国的民歌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音调为基础或素材来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性格。
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们以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概括性的艺术构思，加上对位化和声的合唱编配，使合唱这一外来音乐体裁在中国出现了质朴、清新的音乐风格，富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
如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阿细跳月》、杨嘉仁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牧歌》所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好作品。
小合唱《牧歌》《牧歌》是中国东蒙昭乌达盟地区一首长调民歌。
这首民歌曲调绵长、柔美、舒展、自由，经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后更具艺术魅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合唱音乐文献中得到国内外听众和音乐界一致好评和欢迎的曲目。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根据汉族民歌、方言特点改编的合唱曲，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颇有影响。
如王方亮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兰花花》、《三十里铺》、《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等。
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产生了由10个乐章组成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
原诗作共12首，作曲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是建国后一部成功的大型史诗性作品。
8月1日在北京首演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
作品用严谨的格律，清新的词意，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10个乐章分别是：①《告别》（混声合唱）；②《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③《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④《四渡赤水显奇兵》（男女声独唱与合唱）；⑤《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⑥《过雪山草地》（男高音独唱与合唱）；⑦《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⑧《祝捷》（男声独唱与合唱）；⑨《报喜》（女声独唱与合唱）；⑩《大会师》（混声合唱）。
这10个乐章把红军在长征中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阔图景，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民族性极强的大型声乐套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唱艺术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其它音乐创作一样，处于一种同样境地。
1971年，政治形势开始有些松动，出现了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重新填词和改编）等合唱歌曲。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然其合唱手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部合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亢、清丽的陕北民歌旋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此外，像《三湾来了毛委员》（山樵编词，焕之、颂刚编曲）、《浏阳河》（徐叔华词、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革”中出现的合唱作品中，以田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的大合唱格外引人注目。
这部把的五首诗词——①《沁园春·雪》、②《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③《忆秦娥·娄山关》、④《清平乐·六盘山》、⑤《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的合唱，气势雄伟， 带有很强烈的史诗性和戏剧性。
作者在合唱中成功地运用了交响乐队的烘托作用和京剧音乐的组织结构及唱腔特点，以其丰富的合唱技巧形象地体现了这五首诗词的意境和诗人博大胸怀。
其中的《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清平乐·六盘山》写得尤为成功和出色。
在“文革”中被奉为“革命样板戏”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后来出现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实际上都是一种大型清唱剧形式。
学生会总结结束语
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窗口，是老师与同学交流的纽带，我们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深知自身的不足。
收获是喜悦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出差距，取长补短，认清自己的目标，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在新的征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在国教学生会这块锻炼我，磨练我，激励我，成长我，成熟我的沃土上，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但更多的还是充实!非常感谢国教学生会给了我这个可以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
当然，我前进的步伐不会因在学生会遇到一些挫折、打击而停止；相反，我会迎着风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继续扬帆前行
屹立于世纪之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生会如何在日益走向开放的校园中发挥基层学生会的作用，为我校的升本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会不断的努力与探索，扬长避短，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创新，在创新中稳步前进，逐步走向完善，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以积极的心态主动的工作，无悔的付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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