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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不残的名人事迹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山东济宁出过哪些名人??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
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
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
1、名师高徒 少儿时代，王镛就开始学习字和画，字是晋唐名家的楷书，画是看见顺眼的就临，高兴了胡涂乱抹，画什么总能像点什么。
身边也无高人指点。
当时他特别崇拜齐白石，12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看“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回来想学刻印，一动手特别上瘾，放学后做完功课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创作”了。
14岁那年考上了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和国画组，作品当年就入选了“首都书法篆刻展”。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就是“文革”，王镛下乡插队。
在内蒙古也常有写写画画的机会，但篆刻基本上停了。
那六年他经了些磨难，得到了历练，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于地僻人稀，“阶级斗争”不易抓紧，自我意识在荒野中得以萌醒。
回京后任中学美术教师，又大干起来，强烈地想探求艺术的个性风格。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李苦禅教授首次分别招收5名山水、花鸟画研究生。
报名者数百人，竞争激烈。
且5名山水研究生，只招一个兼攻书法篆刻的。
考生中大多数是艺术科班出身，王镛只能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名。
凭着自学的杂家功底，书、画、印甚至素描、油画等都摸过，他获得了山水兼攻书法篆刻的那个研究生名额。
导师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理念，给了他深深的震撼。
先生授课，从不讲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阐释，这个道，即是自然与艺术的根本规律。
副导师梁树年先生，擅诗文，亦擅篆刻，格调很高，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2.王镛艺术年表 1948年 3月生于北京。
1955年 读小学。
喜欢书法、绘画。
1958年 观看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遗作展，开始学习中国画。
1961年 就读于北京市第13中学，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和金石书法组，受教于马耀华、刘博琴先生。
隶书《长征》诗和篆刻一组，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览》。
1962年 国画作品入选《北京市小幼苗画展》，楷书作品获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 “少年书法比赛”一等奖。
魏碑书作和篆刻一组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
1963年 书法作品入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革命烈士诗抄书法展览”，并被收藏。
获全校作文奖，被推举参加全市作文比赛。
自制第一本印谱。
1967年 高中毕业。
1968年 下乡插队，先后落户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和阿荣旗。
1974年 调回北京，任中学美术教师。
1979年 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在导师李可染、梁树年先生指导下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
1981年 在研究生毕业创作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
留校执教。
1982年 参加“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北京山水画研究会作品展”。
1983年 参加“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
山水画两幅入选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青年国画展”并赴法国展出。
1984年 参加张仃先生主持的北京地铁车站绘制的大型山水壁画《大江东去图》、《长城万里图》。
入选“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
1985年 山水画十幅参加“五岳三山中国画联展”。
其中《峨嵋早秋》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宁河晚照》入选“中央美术学院优秀作品展”。
行书《自书诗一首》入选“国际书法展”书画作品被辽宁博物馆、甘肃博物馆收藏。
1986年 山水画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东京主办的“现代中国画展览”。
作品入选“国际交流绘画展”、“中日书画联合展”、“当代篆刻邀请展”、“第一回日中水墨画联展”、东京“现代中国美术家作品展”、“第三回读卖国际画展”、“中外书法家作品展”。
被聘为“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评委。
1987年 书稿35幅发表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百石谱》、《百树谱》。
参加“国际临画大展”并被聘为该展评委。
《中国书法》发表《汉晋砖文的书法艺术》。
《书法》、《中国书法》、《金石书画》发表专题评介。
随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并举办四人中国画展。
1988年 入选在东京举办的“中国著名书法家百人展”。
山水画五幅参加“国际艺苑第二届水墨画展”。
山水画1 0幅参加二十四届奥运会汉城“中国现代水墨画特别企划展”。
应《冲绳时代报》邀请赴日举办“中国书画五人展”。
现代书法lO幅参加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八人展”山水画在国际水墨画展中获优秀作品奖。
作品参加“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首届中国新书法大展”。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王镛书画篆刻集》。
作品14幅发表于《现代山水画库》。
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
《西冷艺报》、《中国美术报》、《青少年书法》、香港《大公报》、《明报月刊》、台湾《书法艺术》、香港《文汇报》、《中国文化报》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1989年 山水画10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山水画作品联展”。
作品参加赴日“中国现代美术展”、“全国首届现代篆刻艺术”、汉城“国际书法艺术联合展”、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书法篆刻展”。
山水画《场院》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王镛篆刻选》由荣宝斋出版。
1990年 应邀参加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六人山水画展，3幅作品被上海美术馆收藏。
山水画3幅参加“现代中国水墨联盟首届年展”。
篆刻40方、书法1幅参加上海朵云轩举办的“当代著名中年篆刻家作品邀请展”。
参加“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并任评审委员。
山水画两幅发表于《中国画新百家》。
《美 讲座中的王镛 术》。
《人民中国》、《美术之友》、《迎春花》等中国画季刊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1991年 在上海朵云轩举办“四人书法联展”。
参加“91中国199山水画邀请展”、“国际书法邀请展”、“当代中国书法展”。
被聘为“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评审委员。
知识出版社出版与李淼合著《中国古代砖文》。
台湾《雄狮美术》、《艺术家))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1992年 作品5幅参加“九二新文人画展”。
汉城德园美馆举办“王镛画展”，出版画集。
入选“二十世纪。
中国美展”、“中日名家书法展”、“九二中国画邀请展”。
荣宝斋出版《王镛书法集》，收作品134幅。
香港《收藏天地》、台湾《艺术家》、《典藏))、《书法报》、《现代书法》杂志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1993年 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荣宝斋出版。
荣宝斋出版《王镛山水册》。
被聘为“中国国际书画艺术博览会”评委。
被聘为“全国第一届楹联大展”评委。
《中国画》、《中国书法》有专题评介。
l994年 参加香港市政局“中日韩港美术交流邀请展”。
在台中市举办“王镛书画印展”。
参加香港“国际书法交流展”。
人选“全国第一届正书大展”。
1995年 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画学术精诚奖”。
被聘为“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评委会副主任。
被聘为“首届国际篆刻艺术展”评委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特邀评委。
入选中国文联主办的汉城“现代中国画展”、“全国首届自作诗词书法邀请展”、汉城艺术殿堂“九五国际书艺展。
”《中国当代美术家图鉴》、《江苏画刊》、《书法之友》、《书法导报》、《书法报》有专题评介。
1996年 参加“首届中日篆刻艺术家交流展”并任中方评委会主任。
参加香港艺术馆“特邀收藏书法展”。
任文化部“迎九七香港回归中国书画大奖赛评委、“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评委会副主任。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王镛卷》。
《美术观察》、《美术》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韩国书艺》发表作品及访谈录。
出席第六届全国文代会。
1997年 赴韩国参加“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
参加“全国首届中国画邀请展”、“中国著名画集作品展”、“全国中青年画家中国画邀请展”、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大展”、“九七’新文人画展”、“中国当代书法名家百人精品邀请展”。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家业书·王镛卷》。
山水画八幅发表于广州美术出版社《新文人画派》。
《艺苑》、《书法报》、《古今百家篆刻名作欣赏))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1998年 山水画lO幅参加“当代中国画名家新作联展”。
作品l 0幅参加瑞典马尔默美术馆“中国笔墨欧洲巡回展”。
入选文化部主办“国际美术年·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联展”、“二十世纪书法大展”、江苏美术馆“馆藏书法作品展”。
入选《中国当代美术全集))。
1999年 入选文化部主办“迎建国五十年美展”。
参加上海美术馆“走向新世纪·上海国际书法邀请展”。
被聘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书法系列大展”推选委员。
沈阳画院举办“王镛书画艺术展”，出版《王镛书画作品集》。
参加郑州美术馆“1900～1999·名人名家书画作品展”、“全国篆刻名家展”。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代篆刻名家精品集·王镛卷》。
2000年 参加“中国著名山水画家联展·桂林篇”。
大幅山水作品6幅参加“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中国邮政出版《王镛作品专辑》之一、之二、之三。
2001年 作品11幅参加汉城白岳美术馆“韩中书艺专攻教授作品展”。
山水画《烟碧霜红图》入选“百年中国画展”。
山水画4幅参加文化部艺术司主办“聚焦西部．中国画家西部行美展”。
荣宝斋出版《王镛书法作品精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王铺行草书唐人五言绝句》。
《艺谈》、《书法导报》发表作品专题评介。
书法对联作品参加文化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中国文化季·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大展”展出，并出版画集。
2002年 大幅山水画6幅展出于河南省博物馆举办的“锦绣中华万里行——太行篇”并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专集。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王镛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山水画2幅入选由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世纪坛艺术馆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持的《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50家展》。
书法作品参加第六回“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大展”。
作为策划人和学术主持人举办“首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提名展”和理论研讨会。
《中国现代山水画全集》发表“秋岩夕照图”。
2003年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镛画集》并发表于((当代中国画掇英·山水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中国画提名展”，展出山水画7幅。
《美术》杂志主办“2003全国著名中国画家提名展”，展出山水画4幅。
《荣宝斋》杂志书法提名展，展出书法作品10幅，参展作者包括启功等13人。
主编《书法杂志》，创刊号出版。
任策划、学术主持的“第二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大展”开幕。
《荣宝斋》、《中国书道》、《美术》、《美术观察》、《中国书画》各杂志先后发表专题评介。
被文化部聘为“全国第十二届群星奖”书法评委组长。
被聘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204专家委员会”专家。
2004年 山水画2幅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澄怀味象——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黄宾虹奖”，山水画4幅参加获奖作品展。
山水画2幅入选“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展”，各画种共计选出70位作者。
山水画10幅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主办“回望·中国当代画家系列展”。
山水画4幅参加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画画家宁夏写生创作展”。
山水画3幅参加中国美术创作院、青岛宣传部等主办的“彩墨青岛——当代名家画崂山”展览。
《中华文化画报》、《当代艺人》、《书画典藏》、《美术》发表专题评介或作品。
被《书法》杂志评选为“十大年度人物”。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宣告成立，被聘为院长。
主编《中国书法简史》由高教出版社出版。
2005年 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当代山水画精品——王镛卷》、《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王镛卷》。
由全国政协委托北京政协主办的“北京中国画家优秀作品展”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幕，参展山水画10幅。
《中国水墨·王镛卷》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表作品48幅。
山水画2幅参加“2005济南·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获“自然与人——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展”艺术奖，该展由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画研究院、李可染基金会主办。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藏界最关注的中国画家·王镛卷》，发表作品48幅。
策划、主持“今日美术馆第三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大展”，并有书法册页8幅参展。
2006年 参加第10回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大展”北京巡回展。
主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届研究生课程班暨高研班结业作品集》。
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书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中国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由青岛当代中国书法院主办）。
主持“北京·四川书法双年展”。
主持“秦皇岛之约——全国中青年书法名家邀请展”。
2007年 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第二届研究生课程班暨高研班结业作品集》，开幕式当天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采访。
主持中国书法院系列研究展之一“渊源与流变——‘二王’及帖系书法研究展”，开幕式当天接受上海卫视、江苏卫视等几十家网络媒体的专题采访。
主持“和谐大兴、文化礼贤――全国中青年名家艺术书法邀请展”，代表中国书法院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呈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及相关资料，并申报成功。
篆刻作品参加“中国首届篆刻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
代表中央美院参加“传承与使命”——书法高等教育论坛暨书法作品作品交流展。
主持中国书法院“走进淄博”书法精品大展（开源文化大世界举办）。
主持《全国中青年书法二十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馆举办） 3、艺术名家 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后，王镛首先搞清了方向问题，坚定了他忍耐寂寞，面对孤独地去发现、去创造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多年不懈追求，王镛在书、画和篆刻等方面皆卓尔不凡，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成就也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王镛在书法篆刻上是一代开宗立派者。
他的书法立意高古，粗犷质朴，取法于六朝碑版，胎息于汉魏简牍，视觉性极强，充满现代感。
特别是他的用笔长短兼用，软硬并施，满幅纵横，一任自然而功力内含，可谓前无古人；他的篆刻苍润奔放，古拙奇崛，掺和汉晋砖瓦文字，三代铜器铭文乃至于秦汉古印之神韵而自出机杼，真率、质朴、自然、大气磅礴，与自己书法风格高度统一，成为当代篆刻界最具有影响的开派人物之一。
书法篆刻的沉厚底蕴又给他的山水画创作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以书入画，强调点线的书写性，是王镛卓越于其他山水画家重要的一点。
在他的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厚质朴的金石气息，线条凝练、古拙。
王镛的山水画最具魅力与新意的地方，正是那份任心灵与性情的自然流露，以书法骨力与金石韵味表达出来的写意精神。
放眼当今，书、画、印都达到如此境界的恐怕除王镛外，我们知道的不多。
因此，在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背影远去之后，有人称“王镛是这个时代最有希望的一位艺术家”。
4、流行书风 进入21世纪，中国书法圈点击率最高同时争议最大的一个名词，就是“流行书风”。
而王镛被认为是“流行书风”的主要倡导者。
5、艺术风格 王镛先生作为当今富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艺术家，在诗、书、画、印三方面都有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他的作品涌荡着一种向往原始，向往自然的人文态度，透脱着一份苍茫与雄浑的大扑境界，成为中青年书画家中的重镇。
在水墨画家中，能在诗、书、画、印三个领域中均有较高造诣，并使三者高度统一，以此独标一格，自成一家者，并不多见，王镛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早期的山水，受文人画之溽染，追求疏简清秀的笔致。
至20世纪90年代，画风始变，逐渐向山水画的主脉—荆关董巨的宏大、崇高性山水画回归，着意于依真而作， 笔墨繁复的“画家画”的创作，以此超越了小趣味、小技巧的文人画樊篱。
王镛的画风走朴野雄浑一路，作画时，率性而为，大胆落笔，层层积墨，自然生成森严之气势，浑厚绵密中流光徘徊，溢出通透的灵性和放浪的野逸。
王镛的书法以小笔作大字，锋、腹、根并用，成功塑造出拙朴之中，暗埋巍峨的书风。
在王镛的画面上，诗、书、画、印虽形态各异，但在风格、精神层面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作品有《红树秋山日欲斜》、《燕山长城》、《大江东去》、《田园小景》、《秋声暗向树头归》、《秋声》等。
6.王镛谈篆刻 王镛：我是12岁那年开始学篆刻的。
那时已经学了五六年的字和画。
字是晋唐名家的楷书，画是看见顺眼的就临，高兴了胡涂乱抹，画什么总能像点什么。
身边也无高人指点。
当时特别崇拜齐白石，记得那年父亲带我去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观看“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回来想学刻印，父亲为我买了工具，手边有些齐白石的作品，父亲不懂篆刻，又特意带我去琉璃厂买回一套二函二十本的《飞鸿堂印谱》。
小孩子好奇，记得当时对其中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挺喜欢。
一动手特别上瘾，放学后做完功课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创作”了。
14岁那年上初二，班主任赵龙飞老师(听说现在北京统战部任职)推荐我去报考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当时想学这类“冷门”也没有别的地方。
我去考了，捎带也考了国画组，结果都被录取了。
刘博琴先生教书法篆刻，是兼聘性质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现在回想当时的北京篆刻界，除宁斧成先生是一位个性较强的印人，刘博琴先生当是一位高手，可惜先生建国以后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地位，生活都成问题，境遇可想而知。
先生擅篆隶，我的书法视野也得以大大拓展。
篆刻从规矩入 王镛篆刻 手，先学满白文汉印，朱文则是铁线元朱一类。
不外乎临摹，命题创作，老师分析讲评，进步很快。
当年就入选了“首都书法篆刻展”，这是当时惟一的此类展事，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参展了。
于是乎信心大增，对篆刻的传统也有了初步的认知，在审美能力上也有了质的提高。
有赖老师的匡正，可以说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东西不好，整齐匀称不过是美的低级阶段，古拙质朴、奇险壮丽之类才是大美。
这个审美意识，算是初步树立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就是“文革”，下乡插队了。
在内蒙古也常有写写画画的机会，但篆刻基本上停了。
那六年经了些磨难，得了些历练，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于地僻入稀，“阶级斗争”不易抓紧，结果自我意识在荒野中得以萌醒。
回京后任中学美术教师，又大干起来，这时较强烈地想探求篆刻的个性风格。
由于此前的十年，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压抑，可以想见当时对艺术自由的渴求，于是放手刻了一些“不知秦汉，无论明清”的新东西，结果无根无源，总不耐看。
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审美品质首先要“古”。
“古”并非等于“旧”，因为在传统艺术中，“古”与“新”不但不对立，反而暗里相通。
群体的求新意识往往使审美丧失高格调，只因低俗的美本来就容易赢得多数受众的青睐，这在物质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更突出了。
实际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朴等等的对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类。
无疑，“古”字不仅是个时间概念，“古”的审美体验源于大自然，因为先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故易与大自然融合亲近。
试看人类早期的艺术包括各种生活器物，无不具有“古”的审美品格。
但“巧”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实用的要求，愈来愈占据上风，所以，一旦进入艺术的精神审美层面，“巧”虽然“新”，却一定近于“俗”，“古”却成了很难企求的高格调。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李苦禅教授首次分别招收5名山水、花鸟画研究生。
报名者数百人，竞争激烈。
与今天的情形不同，我当时甚至没见过导师的照片，纯粹是“碰”机会，且5名山水研究生，只招一个兼攻书法篆刻的。
考生中大多数是艺术科班出身，我不行，我只能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名。
如果只考山水，我肯定没戏，好在我是“野路子”。
自学中什么都摸过，包括素描、油画等。
文化课得分更高，居然被录取了。
进了美术学院，兴奋之余，深感压力之大，恨不得以长绳系日，让24小时部是白天。
导师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理念，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刚从监狱中被“解放”出来的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其 孤高耿介的品性和为人为艺的至诚，令我折服。
这些至今成为我受用不尽的人生艺术财富。
常常有人间我：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学什么?其实这种提问只能属于“小儿科”水平。
韩愈《师说》中写得明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属技术层面的只在“授业”之中，所以韩老夫子在论述中举例说的“授业”只是“童子之师”的职能，而且强调授业是“小”，传道与解惑才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