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的基本程序是怎样的
会议记录的技巧会议记录是按照规范格式记录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内容的一种文体。
在日常管理中，会议记录的基础性、史料性、依据性作用非常突出，会议记录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准确地做好会议记录工作。
一、基本要求1.准确完整会议记录应该严格遵守客观真实、完整准确、清楚规范的原则。
记录个人发言要内容准确，保持原意；记录重大事项要反映集体决策、主持人意见及会议结论；记录经营活动状况要注意区分不同的统计口径。
特别对一些政策性的表述、定性的结论和集体讨论的意见，要用客观、精确、凝练的语句记录在案，会后还要请相关人员校核，确保会议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全面详实全面详实不等于事无巨细地有闻必录，而是要围绕会议中心议题有所侧重地进行记录。
要将记录的重点放在重大议题的讨论研究、重点工作的安排部署、重要事项的协调解决、重大人事任免的集体决策上，特别是要把不同的意见、观点记录下来。
此外，列席人员的发言要作为补充内容择要记录下来，有时会场上的笑声、有关动态、与会者的中途离场等能从侧面反映会议情况，也应记录在案。
3.条理清晰围绕生产、管理、经营中的问题研究解决之道，是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
与会者为论证各自的观点，避免不了热烈的讨论，记录时要注意以一个发言者为一个单元单独成段，并用心甄别、理清思路，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没有因果关系、没有说服力的例证和事实只需略记，
沙特阿拉伯信仰什么教
伊斯兰。
[编辑本段]【概况】 【国名】沙特阿拉伯王国（Kingdom of Saudi Arabia），代码SA。
“沙特”取自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始人伊本·沙特之名，在阿拉伯语中，为“幸福”之意；“阿拉伯”一词，为“沙漠”之意。
“沙特阿拉伯”即为“幸福的沙漠”。
【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特官方数字）。
【人口】2460万（2005年），其中沙特公民约占70%。
绝大部分为阿拉伯人，信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
【官方语言】阿拉伯语，通用英语。
【同北京时差】 比格林尼治时间早3小时；比北京时间晚5小时 【国际电话码】 966 【首都】利雅得（Riyadh），人口约500万。
夏都为塔伊夫；外交之都为吉达；宗教之都为麦加。
【国花】乌丹玫瑰（蔷薇科） 【国家元首】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Aziz），2005年8月1日继位。
【重要节日】国庆日：1932年9月23日；开斋节：回历10月第一天；宰牲节：回历12月10日。
【货币】沙特里亚尔（Riyal），1美元＝3.75沙特里亚尔。
【宗教】伊斯兰教为国教，逊尼派穆斯林占85%，什叶派穆斯林占15%。
一天祷告五次，此时当地人都去清真寺做礼拜。
女人必须穿黑袍。
【国旗】 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
绿色的旗地上用白色的阿拉伯文写着伊斯兰教的一句名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下方绘有宝刀，象征圣战和自卫。
绿色象征和平，是伊斯兰国家所喜爱的一种吉祥颜色。
国旗的颜色和图案突出地表明了该国的宗教信仰，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国徽】呈绿色。
由两把交叉着的宝刀和一颗枣椰树组成。
绿色是伊斯兰国家的喜爱的颜色。
宝刀象征圣战和武力，象征捍卫宗教信仰和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意志；枣椰树代表农业，象征沙漠中的绿洲。
另外，沙特人民最喜爱枣椰树，并把它作为捍卫宗教信念的象征。
【国歌】我们敬爱的国王万岁 [编辑本段]【自然地理】 位于阿拉伯半岛。
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也门等国接壤。
海岸线长2437公里。
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高原属地中海气候，其他地区属亚热带沙漠气候。
夏季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达50℃以上；冬季气候温和。
年平均降雨不超过200毫米。
全境大部为高原。
西部红海沿岸为狭长平原，以东为赛拉特山。
山地以东地势逐渐下降，直至东部平原。
沙漠广布，其北部有大内夫得沙漠，南部有鲁卜哈利沙漠。
有金、银、铜、铁、铝土、磷等矿藏。
东部波斯湾沿岸陆上与近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藏量极丰。
鲁卜哈利沙漠东部的布赖米绿洲为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三国争议地区。
[编辑本段]【简史】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些继承者建立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为鼎盛时期，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
中国史书称为“大食”。
十一世纪开始衰落，十六世纪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
十九世纪英国侵入，当时分汉志和内志两部分。
1924年内志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兼并汉志，次年自称为国王。
经过30年征战，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终于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于1932年9月23日宣告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这一天被定为沙特国庆日。
[编辑本段]【政治】 沙特是君主制王国，禁止政党活动。
无宪法，《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是国家执法的依据。
国王亦称“真主的仆人”。
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
1992年3月1日，法赫德国王颁布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其缔造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曼·费萨尔·沙特国王的子孙中的优秀者出任国王。
2006年上半年，沙政局总体平稳，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安全形势续有好转。
【议会】 沙特协商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是国家政治咨询机构，下设12个专门委员会。
协商会议由主席和150名委员组成，由国王任命，任期4年，可连任。
2002年2月，法赫德国王任命萨利赫·阿卜杜拉·哈米德（Saleh Abdullah Homaid）为协商会议主席，2005年4月连任。
【政府】 本届政府于2003年5月组成，现由29名成员组成，主要成员是：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Aziz and Ben la Den），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ultan Bin Abdul-Aziz），内政大臣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Naif Bin Abdul-Aziz）,外交大臣沙特·本·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ud Bin Faisal Bin Abdul-Aziz）,石油、矿产大臣阿里·易卜拉欣·纳伊米（Ali Ibrahim Naimi）,财政大臣易卜拉欣·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萨夫（Ibrahim Bin Abdul-Aziz Asaf）。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13个地区：利雅得地区、麦加地区、麦地那地区、东部地区、卡西姆地区、哈伊勒地区、阿西尔地区、巴哈地区、塔布克地区、北部边疆地区、季赞地区、纳季兰地区、朱夫地区。
地区下设一级县和二级县，县下设一级乡和二级乡。
[编辑本段]【司法机构】 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执法依据。
设有高等法庭和普通法庭。
高等法庭设在麦加、吉达和麦地那。
特别上诉法庭设在利雅得和麦加。
另有普通法庭处理一般案件和贝都因部落事务，该类法庭由宗教法裁判官主持。
司法机构隶属司法部。
[编辑本段]【重要人物】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
生于1924年。
1964年，任国民卫队司令，1975年被任命为第二副首相，1982年6月，被立为王储兼第一副首相和国民卫队司令。
2005年8月1日继任国王。
阿曾于1998年10月和2006年1月访华。
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1928年生于利雅得，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的同父异母兄弟。
年轻时即任皇家卫队司令，1953年任利雅得地区埃米尔，同年改任农业大臣，1962年任国防大臣，1982年起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和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2005年8月1日被任命为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苏曾于2000年10月访华。
[编辑本段]【经济】 石油工业是沙特经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
近年来，沙受益于国际油价攀升，石油出口收入丰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政府大力建设和改造国内基础和生产设施，继续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劳动力沙特化和经济私有化，努力扩大采矿和轻工业等非石油产业，鼓励发展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积极吸引外资，保护民族经济。
2005年12月，沙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约一半人口从事游牧，放养骆驼、绵羊、山羊、马。
四分之一人口从事农业，耕地不到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一，散布在各绿洲中。
农产品有椰枣、小麦、大麦、蔬菜、水果。
工业有石油提炼、石油化工、钢铁、纺织、水泥等部门。
国家政治、经济重心为利雅得与哈萨区。
汉志为第二重心，有行政中心吉达与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麦地那，近年正加速建设红海沿岸的石油化工业。
两个重心区之间有公路以及长距离油管、液化气管相通。
出口主要为石油及其制品，占出口额的90％，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还出口有椰枣、畜产品；输入主要为粮食、糖、茶和纺织品等。
从达兰至黎巴嫩的赛达，筑有中东最长的输油管（长1，770公里），近年又修筑了从东岸石油区到西岸的油管与液化气管道。
沙赫普尔港“霍梅尼港”的旧称。
主要经济数据（2005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3074亿美元 人均GDP： 13947美元 经济增长率：6.5％ 通货膨胀率：1％ 外汇储备：1835亿美元 外债：1267亿美元 失业率：8.8% 对外贸易总额：2280亿美元 出口额：1570亿美元 进口额：527亿美元 [编辑本段]【资源】 2005年，沙石油产量5.26亿吨，出口石油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363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6%），三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
天然气年产量640亿立方米，剩余可采储量6.9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储量的4%，居世界第四位。
沙还有金、铜、铁、锡、铝、锌等矿藏。
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
地下水总储量为36万亿立方米，按目前用水量计算，地表以下20米深的水源可使用320年左右。
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化海水生产国，其海水淡化量占世界总量的21％左右。
目前，沙共有30个海水淡化厂，日产300万立方米淡化水，占全国饮用水的46％。
沙共有184个蓄水池，蓄水能力6.4亿立方米。
[编辑本段]【工业】 石油和石化工业是沙特的经济命脉，石化产品外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石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3%。
2005年沙原油日产量为1050万桶。
近年来，沙政府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大力发展钢铁、炼铝、水泥、海水淡化、电力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非石油产业，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有所改观。
近年石油产量及收入情况如下： 年份 产量（万桶／日） 收入（亿美元） 2003 850 740 2004 910 1060 2005 1050 1570 [编辑本段]【农业】 沙特十分重视农业发展。
全国有可耕地3200万公顷，已耕地360万公顷。
从业人员约为39万，农业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7％。
政府对农业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农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种植，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目前主要农产品有小麦、椰枣、玉米、水稻、柑橘、葡萄、石榴等。
粮食自给率为98%，小麦已实现自给自足并出口。
畜牧业主要有绵羊、山羊、骆驼等。
政府还利用地方和私营企业力量兴办肉鸡、蛋鸡场，发展养鱼业，鼓励大公司建立各种农场。
沙有自流水井4万眼，饮用水井5.2万眼，水坝220座，蓄水能力达8亿立方米。
[编辑本段]【财政金融】 沙官方海外资产约1280亿美元。
2005年政府国内公债1266.7亿美元，占GDP的41%。
沙有商业银行10家，其中国民银行、利雅得银行和拉吉希金融投资公司三家为本国银行，其余为合资银行，分支机构1210家。
资本约230亿里亚尔，利润约70亿里亚尔。
沙有七家证券交易所。
[编辑本段]【对外贸易】 实行自由贸易和低关税政策。
出口以石油和石油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93％，石化及部分工业产品的出口量也在逐渐增加。
进口主要是机械设备、食品、纺织等消费品和化工产品。
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等。
由于大量出口石油，沙对外贸易长期顺差。
2005年沙对外贸易总额2280亿美元，出口额1570亿美元，进口额527亿美元。
商务签证材料 (1)护照原件(半年有效期以上) (2)2寸白底彩照2张 (3)身份证复印件 (4)中方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5)派遣函原件 (6)经当地认证的邀请函复印件 (7) 沙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8)往返的机票订单 (9)女士及男士技术人员,工程师需有沙特方的反签号 [编辑本段]【军事】 武装部队建于1964年，最高国防会议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
国王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为穆罕默德·萨利赫·哈马迪上将。
军队分正规军和国民卫队。
正规军平时实行志愿兵役制，战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般兵种服役期两年，特殊兵种服役三年。
武装部队总兵力约10.6万人，其中陆军约7.3万人，编3个装甲旅、1个空降旅、1个步兵旅、1个王室警卫团、23个炮兵营；海军约1.1万人，组成红海和波斯湾两支舰队；空军约1.8万人，编攻击机中队、截击机中队等。
此外还有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特种安全部队和海上警卫队等。
[编辑本段]【教育】 政府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实行免费教育。
中、小学学制各为六年。
全国共有各类学校2.28万所，其中综合性大学8所，学院78所，高等宗教大学5个。
现有教师33.96万人，在校学生约480万，其中大学生27.2万人。
每年约有7000名学生公费出国留学。
在国内读书的大学生，除免费住宿外，还享受津贴。
[编辑本段]【新闻出版】 全国发行13种报纸、24种杂志。
阿拉伯文报纸主要有：《利雅得报》、《中东报》（在伦敦出版）、《半岛报》、《国家报》、《欧卡兹报》、《座谈报》等，英文报刊主要有：《阿拉伯新闻》、《沙特报》、《沙特商业》、《沙特经济概览》等。
沙特通讯社：简称沙通社，1971年1月23日成立，直接受新闻部领导。
用阿、英、法文发稿。
在华盛顿、伦敦、突尼斯、贝鲁特、开罗等地设有分社。
广播电台：主要有3家，分别是1962年在麦加建成的《伊斯兰召唤》电台，1965年建成的利雅得广播电台和1972年建成的《古兰经》广播电台。
以上电台除用阿拉伯语广播外，每天还用英、法、乌尔都、斯瓦希里、波斯和班加利语对外广播。
电视台：1964年建立电视网，现有五个电视台。
1965年开始播放黑白节目，1976年开始彩色播映。
1983年开始播放英、法语节目。
目前全国各地有107个中转站，电视网已覆盖全国98％的地区。
[编辑本段]【对外关系】 沙奉行独立自主、温和务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
将发展与美关系放在外交首位。
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致力于阿拉伯团结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建设，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
大力开展多元化外交，加强与中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大国的关系。
迄今，沙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作为世界石油大国，沙加强与OPEC内外产油国的协调，维护产油国利益，并加强与石油消费国的沟通。
【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立场】 伊拉克问题：主张维护伊拉克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阿拉伯属性。
支持伊政治重建进程，希望将各派都纳入该进程。
支持打击破坏伊安全与稳定的恐怖活动，认为伊武装组织的行为不利于伊实现稳定和重建。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伊内政，呼吁伊周边各国遵守不干涉伊内部事务的原则。
沙在2003年召开的马德里伊拉克国际捐助会议上捐款10亿美元。
巴勒斯坦问题：强调全面、公正解决巴以冲突是实现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是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
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呼吁重启“路线图”计划。
要求以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
2002年阿卜杜拉王储提出中东和平倡议，并成为同年阿盟首脑会议决议。
沙对2006年巴立法选举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巴人民的选择和意愿，给哈马斯更多时间调整政策。
沙反对孤立哈马斯政府，反对停止向巴提供援助，反对为哈马斯政府参与和谈预设条件。
伊朗核问题：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伊核问题。
希望伊不发展核武器，与海湾国家一道致力于实现本地区无核化。
希望伊遵守《联合国宪章》，并采取措施增进互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反对对伊朗进行制裁或动武，认为这会给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愿与伊在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进一步发展关系。
反恐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极端思想的产物，不属于某一文明、宗教或民族。
强调反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根源。
2005年2月，阿卜杜拉王储在利雅得国际反恐大会上倡议成立国际反恐中心。
叙黎问题：谴责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事件，呼吁黎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避免分裂。
沙为促进叙利亚与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积极斡旋，认为在最终调查结束之前不应对叙采取行动。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欢迎苏丹政府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强调反对任何对苏的武力干涉和制裁，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苏足够的时间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避免使用可能导致问题复杂化的威胁。
认为应集中精力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支持向该地区派遣非洲维和部队。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建立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无核区和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已加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
要求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认为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中东不稳定因素，国际社会应对以施压。
国际油价：强调奉行平衡的石油政策，承诺保证石油供应。
认为国际油价维持高位的原因并非市场原油短缺，而是炼油能力不足。
呼吁主要石油消费国减少石油税收以使消费者受益。
关于当前黎以、巴以冲突：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动，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暴行，强调大国应负起政治责任，促使以和黎真主党立即实现停火，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向黎人民提供帮助。
同时，沙明确宣布要区别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与合法抵抗运动，反对激进组织的“盲动”将阿拉伯世界拖入危险境地。
沙国王宣布向黎巴嫩人民捐赠5亿美元，向巴勒斯坦人民捐赠2.5亿美元，并指示向黎中央银行存入10亿美元，以支持黎经济。
【同美国关系】 1943年5月沙美建交。
两国签有共同防御协定和吉达机场租借权协定。
海湾危机发生后，沙美关系加强。
海湾战争后，沙同美就海湾地区战后安全安排和召开中东和会问题相互协调立场。
1990年海湾危机以来，沙同美先后签订购买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武器合同。
美是沙第一大贸易伙伴，沙是美第一大石油供应国，1999年，双方贸易额约为168亿美元。
近些年来，沙美高层往来不断。
1998年，美副总统戈尔访沙，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和国防部长也分别访沙。
同年9月，沙特王储访问美国，会见了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沙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1999年，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科恩访沙。
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访沙，并签署了两国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与技术合作的协议。
11月，沙第二副首相兼国防与航空大臣、军队总监苏尔坦访美。
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会见了苏尔坦，美国防部长科恩同苏尔坦举行了会谈。
2000年9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中东形势及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2月，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访沙，会见了阿卜杜拉王储、外交大臣费萨尔和石油大臣纳伊米。
4月和11月，美国防部长科恩两次访沙。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沙美关系出现变化。
美舆论抨击沙宗教政策，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咎于沙瓦哈比教派的圣战思想。
大批在美留学、经商、工作的沙特人遭到美警察的监视、盘查甚至拒捕，沙资金开始从美抽逃，一些双边合作项目被搁置甚至取消。
沙特政府对其公民在美遭受歧视极为不满，并向美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要求美国重新审议其中东政策。
在美展开反恐斗争后，沙特同美国的政策拉开了距离，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特别是美国在沙驻军问题使沙特王室面临来自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沙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1年双方重要往来有： 2月，美国务卿鲍威尔访沙；4月，美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上将访沙；同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访沙；9月13日，法赫德国王致电美国总统，对“9·11”事件受害者表示慰问并谴责恐怖事件；20日，沙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与美就反恐问题进行磋商；22日，沙协商会议副主席访美，就“9·11”事件及沙反恐立场向美通报，支持美的反恐斗争；10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沙特并会见法赫德国王和阿卜杜拉王储；11月，沙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布什总统会见。
2002年8月，美国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政策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沙特是美国的敌人，是中东的邪恶中心，指责沙特的某些王室成员涉嫌资助恐怖组织，建议美国政府要求沙特停止资助伊斯兰原教旨分子，冻结和查封沙在美的资产。
其后，部分“9·11”遇难者的家属向沙特王室提出诉讼，要求索赔数万亿美元。
沙特对美国上述行动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美国的做法损害了沙特的国际形象，沙特国内相继发生了群众反美示威活动。
此外，沙与美在一些地区问题上亦存有分歧，沙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不支持美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
尽管双边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音，两国政府仍维系双方盟友关系，2002年双方重要往来有： 4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美国，向美总统布什就中东问题提出8点和平计划；6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布什总统会见。
3月，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和美国副总统切尼分别访沙；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访沙，法赫德国王会见。
两国领导人还多次出面驳斥媒体有关沙美关系陷入危机的报道，互通电话、信函，强调双方盟友关系。
【同其它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关系】 2001年，沙特同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
沙、英于1927年建交。
英是沙第二大商品供应国和第三大投资国，在沙有合资企业90多家，总投资额35亿美元。
1998年，双边贸易额约220亿里亚尔。
1999年2月，沙英商会成立。
2000年6月，沙英投资论坛在伦敦举行。
4月，英国国防大臣霍恩访沙，法赫德国王和阿卜杜拉王储分别会见了霍恩，苏尔坦亲王与霍恩举行了会谈。
6月，利雅得地区埃米尔萨勒曼访问英国，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会见了萨勒曼。
2001年6月，沙外交大臣访英，与英方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举行会谈；7月，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沙皇家海军部队在吉达举行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沙特，法赫德国王会见。
沙、法于1936年建交。
两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法是沙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137.88亿里亚尔。
至98年，法在沙投资达20亿法郎，共有67个合资项目。
法每年进口沙原油25亿美元，占法消费量的1\\\/4；向沙出口16亿美元的工业设备、食品等。
2000年2月，法国外长费德林访问沙特，与法赫德国王、阿卜杜拉王储、费萨尔外交大臣和萨勒曼亲王分别进行了会晤或会谈。
6月，法国防部长里查德访沙，同第二副首相兼国防航空大臣苏尔坦举行了会谈。
2001年6月，阿卜杜拉王储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形势交换意见；10月，法国外长韦德里纳访问沙特，会见了阿卜杜拉王储。
德国是沙特在欧盟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1997年，双边贸易额为29亿美元，沙向德出口8.45亿美元，从德进口20.60亿美元，目前德在沙合资企业总投资约为4亿美元。
2000年5月，沙特高教大臣安卡利访问德国，双方签署了两国教育和科技人员往来协定。
2001年10月，德国外长访沙，与沙外交大臣费萨尔就中东局势和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外，沙特与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2001年4月，欧盟贸易专员拉米访沙，与沙方就沙加入WTO问题举行会谈；9月，欧盟代表团访沙，与沙特王储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形势进行会谈。
2002年2月，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沙特，与阿卜杜拉王储举行会谈，讨论其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6月，沙王储阿卜杜拉与索拉纳再次举行会谈，强调沙坚持中东和平进程必须以沙和平计划为基础。
沙、日于1954年建交，近年两国关系有进一步发展。
2000年2月，两国有关续签日在沙科中立区的阿拉伯石油公司开采权合同的谈判历时两年多后，最终仍破裂，但双方均表示，这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沙是日本主要原油供应国。
沙特出口的原油占日本石油消费量的24.8％，日本精炼油的13.4％来自沙特。
1998年日本平均每天从沙进口116万桶原油。
日本是沙第二大贸易和投资伙伴，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465亿里亚尔，其中沙向日出口约390亿里亚尔。
在沙有33个日沙合资企业，总投资额为176亿里亚尔。
2001年9月30日，日本首相特使访沙，向沙方通报了日对“9·11”后国际形势的看法。
【同阿拉伯国家关系】
小学生班会 课间活动 主持人 演讲稿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
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
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
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
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
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
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
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
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事。
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
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
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
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
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
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③监督信息不完备。
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
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
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
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
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
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
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
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阶段。
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
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
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
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
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
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
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
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
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
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absolutelyabsolute,norabsolutelyrelative,butrelatively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
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
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
“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
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
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
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
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
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
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PeterStringhamandToddJ.Zywicki，2011，“Hayekian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
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
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
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
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
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Rawlsonfreedom,personhoodandconstitutionalchoice”，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9，issue1，pp.23-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
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social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JamesBuchanan”（论布坎南）。
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cultivationofthetasteforpublicreasoninginanopen-mindedway,whichJamesBuchananhasdonesomuchtoadvance,isoneofthefeaturesofhisgreatnessforwhicheconomistsandothersocialscientists—andindeedtheworldatlarge—havemuchreasontobe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
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majorheroofmine”）。
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
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
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
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
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
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
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
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M.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and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AmartyaSenandBernard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
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
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weowetoeach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
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
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Arrow，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
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Arendt，1958，TheHuman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
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
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
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
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
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
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
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
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
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
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
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
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
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公室。
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
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
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