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大道每周几几点播出
播出时间CCTV-1周六20:05首播，CCTV-3周五19:30《星光大道》是中央电视艺频道推一档大型综艺节目，由毕福剑担任节目制片人及主持。
栏目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表演形式以唱歌为主，为大众提供展现才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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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
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
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
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
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
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
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
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
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
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
”在黄洋界上唱起了。
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
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
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 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
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仍无所畏惧。
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
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
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
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上，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
”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
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9年底，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
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 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等马列主义著作。
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
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
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
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
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渴望许久的。
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 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
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准靶子放箭”。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
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
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
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
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
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
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
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
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
好在苦惯了。
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
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
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
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
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1937年11月，徐肖冰那时刚参加革命，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任摄影干事。
有一天，组织上对徐肖冰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飞机场就知道了。
徐肖冰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
等了一会儿，、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徐肖冰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
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
那时徐肖冰到延安不久，很多人他并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
看到徐肖冰拿着照相机比划，主席就说：“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然后他们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见第132页，徐肖冰摄）。
那时徐肖冰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
他只好离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照。
因为不熟悉，这次拍照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圈在镜头外面。
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人把徐肖冰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
”徐肖冰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
”但这人半信半疑，恰好一旁有人认识徐肖冰，向他证明了徐肖冰的身分。
后来，徐肖冰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个大夫，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
但当时被他这么一搅，拍照的机会错过了。
当徐肖冰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是你该管的吗
”马海德自己也觉得好笑。
)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
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 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
”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
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一级英雄”王海大队长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
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
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
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
“跟我进攻
”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
随之，编队从 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
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
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 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
”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
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
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
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
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
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
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
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
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
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
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
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
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
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
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
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当年丞相过桥东， 战马啸啸满路风。
万古人间留壮烈。
百年溪水泣英雄。
伤心荒涧碑犹在， 放目寒山事已空。
吊古不堪回首望， 冷烟萎草夕阳红。
这首凄凉，悲壮的诗篇，表达了后人对文天祥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撒贝宁的妈妈姓什么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报纸、卡通、广告设计、服饰样式、信息图表等介质所表现的符号图像与信息意义所包围，人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日趋向符号化迈进。
各种符号形式的生产、复制和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势力的扩大和信息意识的增强，这种特征将更为明显。
图像、信息以及符号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
报刊、杂志、书籍、随身听、电影、电视、录像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借助这些媒介手段，人们源源不断地获取着大量信息和享受着大量的娱乐。
在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家庭和作为传媒重要代表的电视都扮演着各自特别的角色，并且相互之间“拉扯”成“难舍难分”的关系。
有学者称电视最重要的特色是它是一种家用媒体，足见二者间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信息同步变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电视传播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影响作用十分明显，在日常生活的语言、广告文本等意义象征性方面和出生、结婚、死亡等仪式性结构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电视传播逐步地融入了大众生活，使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们打开电视来进行身心放松、消遣娱乐、享受愉悦，看电视耗费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讨论电视传播中的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影视剧中的人物成为人们在家中，在街上及其它公众场合的固定话题；政治人物形象展现、企业产品品牌推介、娱乐教育休闲消费都借助电视加以传播。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施展舞台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庭，成了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节目的编排与内容都基于家庭视角，与之响应的就是播报风格的口语化、生活化、即时性。
首先，电视内容大量的涉及家庭、住所与家庭生活,即家庭故事日益成为电视媒介表现的中心内容。
对普通百姓家常生活的多角度、多方位地表现，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百姓故事，探讨百姓话题，服务百姓生活，让电视节目制作者倾心不已。
荧屏上的影视剧往往假想一个由父母、子女组成的特殊类型的家庭为背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中铺展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话语交谈，例如、；其次，电视传播特色表现在与观众近距离、面对面、口语化直接说的家庭交谈形式。
例如，大型直播类新闻将新闻现场盛况搬到人们生活的家居场所，其它类型的电视节目内容大多模拟谈话，参与者模拟家庭生活围坐在厨房桌边闲聊的方式，在一个情景场下或演播室里谈天说地。
这些都为了影响作为家庭一员的观众。
同时，电视也打破了公众领域和家庭个人之间的界限，将家庭的私人空间延伸至社会的公共空间中。
大众传媒、政治、国家、公共生活等机构想社会大众传递信息的书面权威的传统日益走向家庭个人化特色。
“交谈实践-----是社会时间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哈帕姆斯（1989）的话来说，变革牵涉到政治方面的‘公共领域转轨’。
这一转轨包括重新调整传统的政治领域、娱乐性媒体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
公共生活-----包括政治活动的要素，如会议、选举、议会程序等，正日益被媒体公开报道。
不过媒体内容的来源和播放具有公开性，而媒体的接收却深深地打下了家庭与家庭生活的烙印，具有个人性。
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差距。
由于公共实践和交流的越来越照顾个人的接收情况，这一差距已经消除-----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媒体传递的公开交流已经‘家常化’或‘口语化’”。
再次，电视是一种家用媒体。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代家庭生活都拥有电视，把它作为家庭装饰、家庭娱乐、家庭文化、家庭共享的载体。
有时候人们独自收看，但是更多的与家人朋友一起收看，让人们一起体会消费电视带来的非常感觉，一起参与，一起喜悲，参与评论，将周围的生活作为一个基准来闲话电视节目所编排的内容。
于是电视成了一种中介性的交际形式，将家庭的温馨串在电视的传播上。
同样，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终端和目的地都是家庭，任何电视机构和传播者的个体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到家庭这种收视环境、收视活动的特点以及对于电视节目的迎拒取舍的心态。
现代社会的家庭成员大都认识到了电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了电视传播不断地重组着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多方面、深层次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外界娱乐费用增涨，社会安全不可预测多现，人们都将他们的精力、时间、注意力和责任心从社区公共生活转入家庭和自我活动方面，业余活动更愿意私人化、越家庭化、个性化、多样化越好。
电视传播的普及，已经为人们呆在家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条件，足不出户却可以感受社会交谈带来的人际交际感觉、可以通过智力竞赛节目、访谈节目和各种各样的纪实节目或者情景喜剧、肥皂剧来体味真实或者虚构的家庭生活色彩，家人可以在一起在电视前温馨地、真情地话聊生活中的琐事，交流属于家人私情的问题。
电视传播使以往我们十分熟悉的社会生活整齐划一的整体性特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公共化的社会性特征则越来越薄弱，呈现出“公共空间私人化”的特点。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电视传播改变娱乐方式---从室外走向室内。
传统的家庭的娱乐都在室外。
笔者以每年的欢度春节为例，在电视传播前，人们都走亲串友、拜年送祝福，在一起共话新年，开展游戏；在电视传播日益发展的时候，人们或许减少这种“仪式”，在家中观看电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就在这样的潮流下引领了一代人的过年夜的娱乐方式；在电视与网络技术大发展的时下，VCD、DVD等与家庭电视机相关产业的勃兴导致了一种 “看碟文化”，作为新的家庭娱乐形式，同时“互动”概念深入人心，人们以游戏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娱乐和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娱乐，是一种融合了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和人性化体验的娱乐概念，具有“主动体验”“虚拟现实”的特征，摒弃了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在现代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接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验与休闲娱乐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娱乐方式的革命。
当今电视传播注重大众生活需要的通俗性、娱乐性，从各式各样的娱乐性综艺节目来看，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形式越来越多，以家庭生活为重要内容的越来越多，体现出的正是百姓家庭生活的理念和家庭的娱乐方式的变革。
电视传播既作为一个新闻和信息的最为主要的平台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是家庭娱乐和文化的中心，它可以综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娱乐形式，是当下家庭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
在电视剧中，从现实题材、到古装戏说的、，不是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细小方面，就是极力去满足家庭这种新消闲娱乐生活方式的需要；在综艺节目中，江苏电视台的，成为家庭群体、大学生群体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她颠覆传统娱乐方式，打造了全新的休闲空间，这种颠覆不是全盘的回避而是利用电视传播语言、导入现代家庭生活意识、关注民生、打造家庭情景短剧、明星与主持人、观众互动的演唱说逗、模仿、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等多样的娱乐模式，牢牢地将人们的娱乐空间拉置于室内，开创了一个新的娱乐空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模式节律化 人们的生活节律是通过时间的安排来实现的，人们在固定的时间就寝、开饭、娱乐，使生活节奏化，有种稳定而带来的安全感觉。
而电视可以说是一个时间媒介，电视传播是按照时间的进程来排列节目流程，依时间流程连续进行，不管办多少电视台，播出多少套节目，都是一个栏目接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依序播放，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承诺着信息的传递和娱乐的奉送。
“节目的定期安排并且在相同的时间播放，意味着那些节目成了人们生活中某种确定的‘时间环’的组成部分”，节目的安排参照了人们的作息时间决定，但是随着电视传播的日益渗透，家庭的生活模式已经由电视的安排所决定的，家庭的生活节奏围绕着电视节目而进行，使开饭、就寝、出门、学习、工作的时间节律化。
因此，西方学者布赖斯区分了用不同的方式安排时间的两种类型的家庭。
第一种类型是单一积习（the monochromic）的家庭；这一类型家庭把守时看作重要的德行，特别强调按照计划进行家庭活动，按照线型顺序开展家庭活动，鼓励孩子们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要把它完成。
收看电视是围绕着其他活动来组织，一旦打开电视，家人都要放下手重的其他事情来全神贯注的收看。
第二种类型是多积习(the polychronic)的家庭。
这一类型家庭很少强调按计划办事，大量的活动在同一个时间开展并比强调要完成任何一项工作。
围绕收看电视来组织其他家庭活动，电视充当了时钟的角色，他们看电视缺乏计划性，只是断断续续地注意一下电视上播放的节目。
总之，不论两种类型的差异却共同反映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模式的影响，一种无法躲开的生活调味剂。
电视传播让家庭的生活趋向社会空间 当然，家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注重个人对电视传播的依赖，并不能说家庭或家庭成员就脱离了社会环境。
电视传播媒介本身是一种教育工具和社会化手段，除了具备增长见识、沟通意见、表达情感、愉悦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导观众求真、向善、尚美的社会作用也不容忽视。
修辞学者勒尔认为电视传播在家庭有两种主要社会用途：结构用途和关系用途。
在结构用途上，电视被视作一种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成为家庭社交环境的组成部分，为一个家庭提供了随时可以利用的环境资源，电视的声音和形象与这一环境中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并与其他我们进行的任何事情竞争或共处，观看电话司似乎是社交而非自我陶醉（self-absorbing）。
人们可以围绕电视组织以一个行为管理者的姿态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电视规定的情景下欢快地进行交谈、看书、吃东西或者同时做上几件事，还可以决定孩子的学习以及在学习后的某个时间内才可以接近电视。
在关系性用途上，电视传播起到了交际辅助器的作用，对家庭成员或者客人的谈话起到导入与促进作用。
人们可以在交谈中提到电视节目，用电视节目中人物和事件来表达自己欲说的内容，提高辩论水平，选取由于电视传播形成的共同的经验例证和基础话题来与家人朋友交谈，打破冷场局面，减少焦虑、发现价值；电视传播还可以促进家庭中的联系或回避，共同看电视为家人提供了相互接触、表达温情的机会，创造一种缓解紧张感的社会空间，减少冲突，维系家庭关系与团结，人们生气或者疲倦是可以观看电视来回避社会交往、拒绝其他家人的成员的关心，防止矛盾的扩大；电视传播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学习的机会，通过消息与价值观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思维行为和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电视传播让人们有一种角色扮演的心理，对电视节目中人物行使替代想法，梦想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刺激人们在社会中不断的努力。
电视传播让家庭成员角色的传统差异性逐渐消解 电视传播不断地将虚构节目和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融为一体，把不同的素材纳入一个连续性的总体，创造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把情景剧中被动的接收性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让观众参与消费，变成家庭起居室内的谈资，使之产生一定的文化意义，形成一定的家庭文化。
看电视不是在被遮蔽的房间里或者是舒适的环境中进行的一种孤立活动，也不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来进行的活动。
由于家庭中成员形成的男女传统角色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收视习惯的差异----女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家庭是她们主要的工作场所，这种分散式状态观看节目有利于她们兼顾家务；男人典型的观看方式是注意力集中，因为他们将家庭以及电视或者其他媒介作为辛劳之余休闲、放松和享受的场所，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遥控器快速地、经常地转换频道或者跳过广告节目，体验冲浪般的视觉感受。
在家庭中，象征着全家观看什么节目的权力的遥控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
一者妇女缺乏对复杂程度相当的家用录像设备使用的信心，二是妇女又感到有承担家庭义务的责任心，没有时间看电视。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观看电视的情态也在不断的变化，男女收视的差异化也将不乎存在，电视传播的谈话式的亲和力拉近了夫妻之间的情意，电视传播的内容，彰显着一定的现代家庭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氛围，反对家庭暴力，反对男权独断，不断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意识，那种传统的角色意识也逐渐消解。
例如李少红执导的电视剧，讲述一个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镇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农秀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以自身的经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绎的有关觉悟与抗争的动人故事，逐渐地剪掉还残留在国人脑中的那根“封建的辫子”，发现女人的自我与价值。
又如，在2004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作为参展的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派发了神秘礼物，引起了广大参会人员的浓厚兴趣，原来是一枚安全套，上面很温馨地写有“爱自己，爱女性，爱女性频道”，让你感觉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关怀。
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女性定位专业频道，也是本次广博会上惟一一家以专业女性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身份参会的城市电视频道，该公司走出地域城市电视台局限，将节目制作基地设在北京，制作的《女人私语》等一系列女性题材节目，面向全国发行，引起了与会电视台的极大兴趣，暗示着电视传播对家庭女性的日益关注，直接超越了央视《半边天》节目，显得更直接化，更接近女性的心底。
此外，电视传播对于农村家庭的经济发展、社会的信息流通和大众家庭的教育都有很大的作用，电视传播也影响了家庭的装修风格与布局，由于电视装置在家庭中占据空间的原因，出现了电视装修墙以求美观。
电视是一种变化多端的实践、技巧和技术，它逐步被置于家庭之外的酒吧、娱乐场所等，与此同时家庭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家庭技术（domestic technologies）的复杂网络。
正如电视重组了家庭的时间、空间、家庭闲暇和家庭角色一样，电视现在又融入了录像机、传真装置、网络、游戏机等各式各样的技术于一身，家庭摄像机取代往日的日记与像册，成为个人和家庭记录故事与历史的一种生活模式，通过全新的家庭或个人叙事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通过电视、电脑、电信技术与外部重新建立新的联系，或购物、或交流、或预约服务或其他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电视传播对于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由于电视在人们业余生活中占的比重过大，因而导致了对大众精神生活的几乎“独霸”、“垄断”现象；加上电视口语和画面的直观性使人们越来越懒于阅读，丢掉了读书习惯，电视被指责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削弱了人们的智力水平，导致媒介依存症心理疾病、思维懒惰和想象力的退化，出现了注重感觉、不注重理性逻辑，“跟着感觉走”的“电视人”和注重自我意志自由、不理会外部强制权威、回避社会、受电视影响较重的“容器人”。
其次，电视节目中宣扬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渲染的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会对观众产生误导作用，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污染和毒害。
今年上半年，江苏就有几位观众投书《电视研究》杂志，指出部分影视剧中展示的“天国理想” 和“糜烂生活”等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吞噬着人们善良、勤劳和上进的本性。
第三 ，虽然其中的机制尚不明朗，但电视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会危害个别观众特别是某些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治安刑事案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水浒传》热播期间就出现类似情况，几位中学生拉帮模仿，寻殴滋事。
第四，电视如果被法西斯之类的独裁者控制，人民就将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失去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而任由独裁者摆布。
早在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在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年》 中作了可怕的预言：由于电视的发明，到了“1984”，独裁者利用电视就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行为(见张雅欣《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P1)，第五，对于个人而言，过分看电视首先可能致病。
研究表明，对电视的不当观看(或时间过久，或心理上过于沉溺等)会引发种种“电视病”，如电视胃、电视肥胖症、电视孤独症等等，或造成 智力低下的“电视儿童”等特殊人群。
正因为电视传播的这些负面影响，一些知识分子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称其为“教唆犯” 、“散布愚昧的罪魁祸首”、“社会麻醉剂”、“旁观者文化”等。
这些相互矛盾、完全对立的命题标明了电视传播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
这究竟是媒介工具的形式引起的，还是由它的传播内容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很难从某一点上说明。
媒介与社会、媒介与人的问题，是媒介效果分析的核心问题。
一种媒介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它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起内在的活动规律和特性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是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它，这是不切实际的。
参考书目： 《电视与社会》（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重组话语频道》（美）罗伯特?C．艾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百姓家庭故事：电视新选择》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电视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 柳耀辉 万 勤 《西南电视》2001年第6期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吕喆的吕喆
台湾的康熙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