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何凤山颁奖词
颁奖词：慷慨大度救助犹太人，只为人道主义；甘居幕后，只因淡泊名利。
一位伟大的义人，将永远为人所记住，他的名字叫——何凤山。
简历 何凤山生于1901年，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辞别了人世，母亲无力抚养他，只好把他送到挪威路德教会。
1932年在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能流利地讲德语和英语，1935年成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开始了其外交生涯。
1937年他被派往工作，到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为止，后移居美国，战时回到重庆，帮助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
1973年何凤山退休，在美国加州定居。
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
从1938年5月到10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何凤山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1900个前往中国的签证。
今年2月，以色列政府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他的名字将被刻入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里。
从3月28日起至4月28日，联合国展览大厅艺廊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大型展览，展出期间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幕后英雄的事迹，而他们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原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因为据考证，他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以色列打算颁发最高奖 爆发前，希特勒开始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
犹太人四处寻找逃出欧洲的途径。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冒着失去生命和工作的危险，毅然向数万名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帮助他们顺利逃往世界各地。
这名年轻的总领事便是何凤山，他发放的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的签证”。
然而，他的事迹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才被世人所了解。
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何凤山的义举被披露后，以色列人特别感动，今年2月，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政府正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这个奖是以色列授予非犹太人的荣誉。
以色列的“义人奖”包括一张荣誉状和一枚奖章，他们的名字将被刻入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里。
何凤山是由的历史学教授埃里克．索尔提名，这位历史学家已经编纂了一个义务救助犹太人的外交官花名册。
何凤山的事迹在过去的6个月中已被以色列的相关部门列入考虑名单，并正搜集接受过他协助者的证词，以便由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所主持的委员会来审核。
柏迪耶说，何凤山的例子还待澄清的两点是他是否遵照当时中国政府指示而采取行动，以及他究竟营救了多少人。
但无论如何他显然值得列入考虑名单。
向战时的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这让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异常恐慌。
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在欧洲居第三位，而且90%居住在首都维也纳。
鉴于当时的形势，只好于1938年5月把驻奥地利大使馆降格为领事馆。
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身边有一名助手。
当时何凤山只有37岁。
当时，奥地利犹太人陷入独立无援的困难境地，纳粹大屠杀已经开始，除非他们得到一个逃往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签证，否则难保不落入纳粹的魔掌。
就在这个时候，何凤山向犹太人伸出了无私的双手，他冒着国民党的禁令，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拿到签证的犹太人兴奋地把签证称为“通向自由的车票”。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并没有来到中国，而是去了古巴、菲律宾、、南美和北美等国。
希特勒向驻奥地利的各国外交官发出了邀请，何凤山因此首次亲眼见到了恶魔希特勒。
这位新领事在回忆中如此描述希特勒：“他个子很矮，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但看上去特别严肃。
” 回忆录无意中透露真相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丽目前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她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些事情都极具传奇色彩，但何凤山很少说起这段在奥地利任领事时的经历。
时光进入80年代后，何凤山已经80多岁了，他决定写一本书。
1990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书名叫，全书长达290页，但只有10页简单地记录了战时那段难忘的岁月。
关于这段历史，何凤山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 有不少犹太人在奥地利社会有很高的地位，但他们也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
由于何凤山是外交官，所以他与这些犹太人中的一些人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看到他们等待死亡的无奈神情，何凤山终于下定决心，只要是犹太人提出申请，他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难民们进入上海虽不需签证，但离开奥地利，却需有前往目的地的签证证明。
这一消息迅速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开来，从早上到晚上，中国领事馆门前排起了申请签证的长龙。
国民党曾对何凤山进行调查 国民党政府派驻柏林的大使陈杰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给何凤山打了一个电话，严肃地发出警告：为了保持德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必须立即停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何凤山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听从陈杰大使的命令。
陈杰心生疑惑，于是派了一名部下到维也纳调查，看看何凤山在发放签证方面如此固执是不是因为靠发放签证赚钱。
然而，那名调查官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救助的人也越多。
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
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有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11月10日，何凤山来到一户已经领到他发放的签证的人家，去给他们送行，刚好在那里碰上了盖世太保。
这户人家的男家长已经被抓走了，何凤山与盖世太保发生对抗，盖世太保掏出手枪，对准了何凤山。
但当得知何凤山是一名外交官，他发放的是有效签证后，盖世太保只好准许这家人踏上了前往中国上海的行程。
1939年年初，纳粹没收了何凤山的领事馆，理由是这座领事馆原来是犹太人的房产。
何凤山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寻址重建领事馆，但他的要求被拒绝，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正在与日本开战，挪不出建馆资金。
何凤山寻求资金无望后，只好自己出钱租了一座很小的房子--领事馆重新开张。
到1940年5月何凤山离开维也纳时为止，他到底发放了多少个签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但现在掌握的证据显示，到1938年10月，何凤山来到维也纳仅仅5个月，他就已经发出了1900个签证。
中国领事馆送去了花圈 那么，何凤山亲手发放的签证到底有多少
他的女儿何曼丽表示：“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数字，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研究犹太人历史的埃里克．索尔教授指出，由于何凤山是奥地利所有出逃签证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比例应该很高。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接受过帮助的犹太人自离开奥地利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何凤山。
他女儿曼丽最近透露说，虽然何凤山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多年，但由于他无法清楚地解释大使馆200美元的开支情况，而被国民党剥夺了领取养老金的资格。
何曼丽认为，何凤山之所以受到诽谤，不是因为他在维也纳违抗命令，而是因为他冒犯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何凤山去世后，台湾当局并没有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他送去一个制作精美的花圈，让何曼丽极为感动。
因为何凤山很少提及他在维也纳的义举，所以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何凤山死后，何曼丽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讣告，其中一句话提到他父亲在维也纳的工作，这才引起了索尔教授的注意。
索尔教授一直在进行一项辛苦的工作--从何凤山那里接受签证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那里寻找相关的证据，他想查证，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何凤山采取这种冒险的义举。
何曼丽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
”
急
求三八妇女节演讲的串词 文章就是赞美女性和赞美母亲的比较多
尊敬的各位领同志们、姐妹们：春风，百花争艳。
伴融融的春意，满怀着新的与憧憬，我们迎来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纪念属于自己的光辉节日 。
在此，我谨代表办事处妇联向在座的妇女姐妹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妇女事业发展不懈努力的各级妇女干部致以亲切的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心、重视、支持妇女工作的办事处党工委、行政、人大联工委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即将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这个会是欢庆大会，也是个工作会，主要是传达贯彻全国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和省妇女十一大会议精神，总结2014年的工作，表彰先进，部署2014年的工作，组织动员全办广大妇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昆办的经济发展建功立业。
下面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回顾2014年，我办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上级妇联及办事处中心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妇女儿童中心工作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全办妇女积极参与五个文明建设，在全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加强妇女组织自身建设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指导新时期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为今后妇女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办事处妇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为使各部门、各基层妇女干部能更好地为广大妇女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开展了各类培训活动，基层妇女干部学到很多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提升了工作业务水平，整体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为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服务优、效率高的妇联干部队伍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新时期妇联干部的新形象。
我办妇联基层组织结构合理，新老结合，组织健全。
村、社区妇代会主任都热心热爱妇女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使昆办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为昆办的妇女工作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铝南村的孔锡兰和杨金村的陈铁芳两位老妇女工作者，从事妇女工作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在妇女主任的岗位上不计报酬，不图名利，一心一意为妇女们服务。
年轻的妇女主任们也很不错，如红星社区的杨静同志和五里村的曾群辉同志都是2014年才进的村委班子，她们年轻有活力，肯钻业务，勤学好问，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了工作，努力带领本辖区的妇女们积极投入到昆办的经济建设中来，有效地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南津路社区的妇女主任贺辉煌同志、新坳村的妇女主任文湘莲同志在妇女工作中能独档一面，工作突出，是优秀的妇女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妇女的生活，增强妇联组织的积极性妇女的进步从来都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紧密相连。
我办广大妇女以特有的聪慧、勤奋、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锐意进取，自觉奉献，广泛参与“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为全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和五好文明家庭都是全办妇女群体的佼佼者、领头雁，她们用自身的贡献和作为证明，妇女是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新坳村周水立同志家庭积极配合村上的各项工作，村上集资修路她家出资3500元，把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节省下来的辛苦钱用于支持村上的公益事业，在她家的带头作用下，新坳村的村容村貌得以改观。
昆仑桥社区直四牌楼的李桂香同志,她的小儿媳贺香2014年曾经怀孕，身为社区计划生育信息员的婆婆李桂香，努力做儿子儿媳的工作，在她的耐心劝说下，贺香最终把四个多月的身孕做了引产，在儿媳引产后李桂香细心的照顾，使儿媳深受感动，没有为引产后悔。
现年59岁的李桂香，打破中国几千年来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理念，坚决支持儿媳响应国家号召，坚决按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办事，这种想法和行为实属难得。
南正街社区的易阳辉家庭、南津路社区的曾时英家庭，湘碱社区的陈江元家庭都能全家和睦相处，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大力弘扬家庭美德，团结邻里，积极帮助困难群众，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是典型的“五好文明家庭”。
在“三八”期间我办各级妇女组织均举办庆祝活动，召开表彰会、庆祝会、座谈会等。
每年全办各村、社区都要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八十多户，“三.八”红旗手50多名。
南正街社区十多年来连续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被评选上的每户家门口都挂一块光荣牌，这样的评选活动使之“五好文明家庭”户达到 总户数的20%，社区文明程度和居民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办妇联积极响应市妇联开展的“巾帼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成立了一支由十多人组成的“巾帼环保志愿者服务 队”，进一步传承“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中华美德，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
五月份在步步高前坪，市妇联举行了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宣告着我办的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授旗仪式后，我办的服务队热情地奔向涟水河边，进行保护母亲河的义务活动，对涟水河堤进行了清扫。
为保护母亲河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积极参与上级妇联主办的各项活动，在湘潭市妇联、湘潭市教育局、湘潭市关工委共同举办的湘潭市“为国教子”家庭教育征文活动中，我办中心小学的邓乐颐老师所写的《父母是永不退休的班主任》一文获得优秀奖。
三、努力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关爱妇女健康，充分体现上级部门对妇女儿童的重视和关心。
妇女病普查普治是保障妇女生殖健康的有效措施，我办将农村妇女病普查普治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办事处妇联积极配合市妇联做好全办农村已婚妇女的清查摸底工作，总计我办农村已婚妇女有二千八百多人，为卫生部门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4年五月下旬昆仑桥卫生服务中心根据摸底情况对全办已婚妇女免费进行了一次妇女病的检查。
通过对妇女群众妇女病普查普治，普及了妇女生殖保健知识的宣传，降低了妇女生殖道感染率，降低了宫颈癌，乳腺癌患病率，提高了农村妇女的健康水平。
医卫方面优秀人才、“三.八”红旗手谭福平，1989年毕业于湘潭卫校的她，曾在原湘乡化工厂医务室工作，化工厂改制后，她毅然承担起湘碱社区卫生所的重任，团结依靠原卫生所的下岗职工，努力改善医疗条件，保证了社区卫生所的正常运转，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看病就医。
五年来，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守职业道德，得到了广大居民患者的认可，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树立了榜样。
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我办在全市走在前列，办事处妇联在全办妇女中广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有关女性系列保险的政策和业务很受广大妇女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全年共计完成保额两万零捌佰捌拾圆整，圆满完成上级妇联交办的任务。
江岸村的妇女主任李曙辉同志，在村上身兼数职，从无怨言，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埋首苦干，她深知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的重要性，抽出一定的时间走村入户，努力宣传，江岸村成为2014年全市第一个完成妇险任务的村，不仅为村上的妇女们保平安，还为2014年全市患妇科癌症的十多个姐妹贡献出了一份爱心。
关爱妇女健康，提高了妇女健康的保障水平，促进了和谐家庭的建设。
四、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突出重点，开创少儿工作的新局面6月1日上午，办事处分管教育领导彭坤南部长带队，组织妇联、关工委、团委、学区、信用社、派出所、三建公司、个私协、昆仑桥工商联分会等有关单位部门组成慰问团，到全办六所小学进行了慰问，共送去慰问金4500元，扶助贫困生14名，共解决学费2800元。
南津路社区居委会党组织在“六一”之际，发动党员干部捐款，为社区一名13岁的贫困女孩刘思佳送去了500元的爱心助学款。
这样的活动在办内各单位部门比比皆是。
真正体现了全社会关爱儿童。
注重实效，体现了各级部门对儿童的关爱。
五里村育苗幼儿园园长陈咏梅，艰苦创业，从事幼教工作十多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她以自身良好的品德让爱的种子在幼儿们心中生根发芽，她自己也在这平凡中收获了幸福，收获了成功。
将当时只有两名幼师20余名幼儿发展到现在已具规模的10余名教职工200多名幼儿的幼儿园。
她耐心细致管理，呕心沥血教学，真情永驻服务，昆办农村的幼儿教育事业因她而精彩
五、大力宣传各种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坚持以妇女群众的需求为服务导向，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妇女的维权意识。
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线，精心制定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同时还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巩固学习成果，提高了广大妇女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进一步深化家庭文化建设，继续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妇女的地位。
江岸村的王良平家庭、红星社区的潘虹家庭、铝南村的刘玉兰家庭、五里村的李桂珍家庭、杨金村的王谷英家庭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为昆办的和谐家庭建设作出了榜样。
积极发动广大妇女订阅《今日女报》，让求知若渴的广大农村妇女们从报刊中汲取新的血液，增长新的见识，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技术、思想、政治素质，2014年订阅《今日女报》80多份，多年来都超额完成了上级妇联分配的任务。
六、以“双学双比”为动力，以帮助农村妇女增收为重点，提高广大妇女致富的能力和本领。
以基层妇联为依托，搞好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宣传和学习，提高广大妇女群众对新农村的认识，激发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推进我办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铝南村谌水兰同志，抢抓发展机遇，在湘乡市区创建了生意红火的华泰大酒店，安排村民就业，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她是昆办首当其冲的致富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拥有亿兰珠宝和张万福珠宝两家店的南正街社区黄亿兰，她感慨国家好的政策使她致富，她怀一颗感恩之心真情回报社会，她说：是该为这社会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于是，她这几年来连续参加了由振兴连锁超市举办的捐物拍卖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于是，她参加了昆仑桥工商联牵头组织的救助贫困生的活动；也于是，她参加了由服饰市场管理所牵头组织的为四川大地震灾民捐款捐物的活动，她说：她将会对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本次大会表彰的还有谭玲玲同志、杨雨春同志、曹建同志，她们都热心公益、积极投身于和谐昆办的建设，成绩突出，是当之无愧的三八红旗手。
第二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湖南省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
张春贤书记在妇代会上对全省妇女提出了四个要求，对我们妇女寄予了极大厚望，我办妇女将以此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准。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着眼点放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谋求发展上，让实践充分证明，我办妇女成为全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的“半边天”，办事处妇联成为办事处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坚固桥梁和纽带，真正推动我办妇女儿童事业再上新台阶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巾帼创业”行动。
紧紧围绕增加农村妇女收入这个主题，深化“双学双比”，因地制宜组织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开展“巾帼创业”活动， 培养高素质妇女劳动者和创新型妇女人才，努力满足妇女对提高科技致富能力、提供增收致富项目的迫切需求。
激励广大妇女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投身自主创新实践，为加快我办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三、引领妇女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以社会主义和新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争创“省级文明城市”，大力配合市妇联的“巾帼文明行动”， “三.八”节期间,将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五车下乡”活动，推动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和谐家庭创建工作，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使和谐家庭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昆办结合起来，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融洽、家庭环境整洁舒适、家庭生活科学健康、家庭成员全面发展。
四、抓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积极创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
办事处妇联将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切实深入开展“巾帼维权”行动，切实帮助妇女儿童中的弱势群体解决最直接、最需要、最现实的问题，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继续为关爱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而努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办妇联将开展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春蕾女童办实事、办好事，推动全社会关心贫困儿童的成长。
积极配合市里做好农村已婚妇女妇科病普查普治的工作和免费婚检工作。
继续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向广大妇女宣传各种法律法规，动员办事处范围内妇女订阅《今日女报》，扩大她们的知识面，进一步提高全办广大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
维护社会稳定，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
从而使维权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五、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推进自身建设。
2014年为湘乡市妇女素质提升年，我办将坚决响应省十一次妇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妇联的各项工作，积极促进“巾帼成才”活动的深入开展，组织各项活动，参加各类培训。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坚持“党建带动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妇女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与党的群众工作规律相符合，与社会事业进程相协调，与妇女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化妇女工作体系，促进我办妇女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天高路远任驰骋，东风正劲再扬帆。
希望受到表彰的家庭和个人把荣誉作为起点，不断努力，开拓创新，再接再厉。
以家庭文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团结一心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勇往直前，共同创造昆办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昆仑桥办事处妇联
学前教育贫困资助金是一学期发放一次还是一年补助一次?
一学期发放一次区属、驻区各幼儿园：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410号）、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关于实施学前教育资助政策的通知》（青财教[2011]37号）和《关于做好青岛市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的通知》（青教通字〔2012〕3号），现就做好市北区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助学金资助的对象经区（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一般指3-5周岁儿童）。
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不包括托儿所、亲子园等早期教育机构。
二、申请助学金的条件及评审标准（一）申请条件具有青岛市户籍或虽无青岛市户籍，但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青岛已取得暂住证或居住证并暂住一年以上、且依法交纳社会保险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执照）。
（二）评审标准在符合青岛市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基础上，各幼儿园可按照下列标准组织评审。
1．持低保证、残疾证、孤儿证和优抚证明等有效证件的儿童全部享受助学金；2．孤儿、残疾儿童、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儿童、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儿先资助；3．经相关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边缘家庭儿童，可依据其家庭实际经济困难程度确定。
三、幼儿园助学金管理机构组成助学金发放工作实行幼儿园法人代表负责制，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助学金的评审发放工作负主要责任。
幼儿园要成立儿童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并安排专人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评审委员会由5—7人组成，成员由园长、分管园长、教师、家长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代表等相关人员担任，园长任组长。
关于感动中国2008的班会
有条件的话,在黑板上先把本次要开班会的意义及感人的事件醒目的写在黑板上,给人第一个感觉,第一个时间进入正题.建议你拿最近的话题来渲染气氛,说到2008,今年的雪灾是最厉害的,有灾的地方,充满更多的则是爱,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前,我们的军人，政府.当地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是团结.友爱,和谐.人往往都被一件细微的小事而感动,从人最根本的本性上入手,去感染每一个聆听者,底稿尽量少而精,朗诵时尽量入景入情.还有可以多收集一些孝顺者的资料.孝可感动天,在学生年代来说,培养学生从小有孝心,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一直推崇的理念,悲伤的情绪过去,又可以通过我们中国对2008的憧憬这种喜悦心情来将本以伤感的心再次引领到一个别的高度,有老人徒步北京啦,用生命的余光来支持啊,始终不离开道德教育的航线,围绕教育,寻找教材.当然,不要出现反面教材,那样会把你辛苦营造的气氛破坏.主题是:感动中国!感动2008!其他的呢,靠你自己哦!不然,班会就要我开了,哈哈!
求杜月笙大传全本 yybs2000@126.com
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