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生平
1901年生，字仲弘。
四川省乐至县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
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
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
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风趣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佐田先生年事虽高，仍身兼影视制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以余生致力于陈毅未竟的事业，努力发展中日人民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陈毅事件
7月27日至29日，市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务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实现“五个走在前列”发展目标，结合全市“十三五”规划编制，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形势，凝聚发展共识，集思广益谋划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市委书记蒲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守培，市政协主席刘哲，市委副书记刘宏葆出席会议并分别发言。
本次会议重点围绕“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成德同城化发展，打造成都副中心，创全国文明城市，构建‘四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德阳经济升级版”两大专题进行讨论，市四大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和德阳经开区主要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等从各自工作实际出发，交流了思路和看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听取发言后，蒲波指出，大家围绕会议主题讲真话、谏诤言，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深入分析了当前德阳的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积极探讨推进重点工作的思路和举措，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达到了务虚会议交流思想、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的目的。
蒲波指出，通过这次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务虚工作会议，大家围绕德阳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树立了大德阳、大城市、大产业的理念，形成了多点支撑布局、多极增长突破、多措并举推进的共识，勾勒了美好的蓝图、提出了很好的举措、寄予了更好的未来。
当前，我们正处在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五个走在前列”目标，是全市上下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认清大势、把握规律，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努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蒲波强调，一是市情审视要清晰。
当前，德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快、发展不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加快发展缺乏新动力、转型升级缺乏新科技、创新驱动缺乏新引擎，面临的最大忧虑是发展速度趋缓、忧思顾虑太多自我激励不足、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德阳具有良好的区位、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心怀忧患，综合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继续发扬敢为人先、敢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努力把德阳建设成为成都特大城市副中心，加快构建副中心—卫星城—卫星镇—幸福美丽新村“四位一体”的德阳全域城镇化体系，打造德阳经济升级版。
二是发展定位要科学。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仍然面临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的双重任务。
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方向是在发展中加快提质增效升级。
第一产业要优上加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人均水平在全省超前；第二产业要做大做强，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突出增量优质、存量优化，狠抓提质增效；第三产业要补齐育强，大力发展先导型服务业，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服务业比重提高、业态提升。
三是工作要做实做精。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规划实际、项目实在、工作实做，措施精准、工作精细、效果精美”的要求,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专注发展上，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拼搏实干，勇于攀高，为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五个走在前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听取了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项目主管孟祥明所作的《关于PPP操作有关问题的解读》专题报告。
市领导易杰、张述芬、刘烈东、冯发贵、陈行祝、陈彬、杨建明、何明俊、罗健、蒋建军、蒋天宝、肖龙溪、宋玉华、蒋国华、王学军、胡宗林、钱书模、梁晓军、杨震、卢也、王箭、巫建平、张志强、吴忠金、吴玉华、谢天佑、李友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陆广平，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成剑、市政协秘书长陈运兴等参加会议
陈毅生平事件
风趣的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佐田先生年事虽高，仍身兼影视制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以余生致力于陈毅未竟的事业，努力发展中日人民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 对中国发展的展望
社会主义建设要搞现代化，这是列宁首先提出的。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在提出“国有化”的同时，即提出“现代化”的要求。
他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在政治方面，要有苏维埃政权作保证；在经济方面，“只有建立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才算有了保证，……。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1页)列宁的现代化思想，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讲的，是和共产主义联结在一起的；是经济落后国家即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1979年是个特殊的年代，情问特殊在哪
它也是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第一年。
1979年是己未农历年（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开始酝酿讨论； 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大事记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建议两岸实现通商、通邮、通航。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至此，从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结束。
1月4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全国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构陆续恢复重建。
1月18日－4月3日 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
其中，1月18日至2月15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前一阶段会议。
3月下旬至4月3日，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后一阶段会议，称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3月30日，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用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月29日－2月5日 国务院副总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美国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鸣十九响礼炮。
2月17日-3月 中国对越南进行边境地区自卫还击作战。
1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3月21日 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
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月15日 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讲话，分析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明确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这篇讲话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6月18日－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还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9月25日－28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9月29日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0月19日 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
10月30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1月26日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此后他多次阐述这一问题。
爷爷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大事
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理论。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
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