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晚会主持人应具备什么条件
主持人的基本素质应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文化素质三个方面 (一) 政治素质广播电台视台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无论是新闻类主持人或者是娱乐类主持人都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我们是党的宣传员、党的喉舌，我们的言谈举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党的政策和方针。
如果我们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我们怎能把党的精神正确地传达给人民群众?作为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节目主持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节目主持人的聪明才智，做好宣传工作。
在节目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那就是“我”，如“我认为”、“我以为”、“我想”等等。
但是这里的“我”和自然生活中的“我”是不能等同起来的。
作为播音员、主持人的“我”是工作中的“我”，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代表着媒体，体现着党和政府的意愿，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我”。
主持人作为电视机构的代表，作为一个节目的标志，其观点、言论不仅关系到电视机构的声誉，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
因此，主持人首先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准。
另外，一名节目主持人能否深受观众的欢迎，能否成为有素质、有魅力的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思想水准为观众服务。
所以，政治素质是前提，是根基，是一切工作的保证，也是做一名有魅力的节目主持人首先应该具备的素质。
(二) 专业素质作为一名有魅力的节目主持人，除了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之外，还应该具有扎实的专业素质。
在节目主持人应该具备的众多专业素质中，语言基本功和现场的应变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专业素质。
其中语言基本功包括:嗓音圆润、气息运用自如，语气表达准确、流畅等。
扎实的语言功底、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如的气息运用是主持人的看家功夫。
如果主持人的基本功不扎实，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语言表达、吐字发声不准确的问题，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语意的准确传达，甚至会给观众、听众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另外，主持人还要做到语言的亲切、自然、口语化。
主持人要以“情”为先导，与受众面对面，坦率、质朴、直接、平等地沟通与交流。
现场的应变能力又包括:现场沟通能力、即兴应变能力和对整个节目场面的驾驭及节奏把握等等。
主持人在节目驾驭方面要有一定的弹性和个性。
面临不同的场景或稿件时，要随机应变，照顾内容、场景的连贯性、延续性。
比如，主持晚会时，突然断电、邀请的重要演员未到、嘉宾讲话出现小的失误等等，主持人都要想出及时的应对方法。
这都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在这里，主持人的综合能力主要是指集采、编、播于一体的能力，这是从事主持人工作的基础。
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将采、编、播融为一体的主持人来说，采访是他的看家本领。
首先，在采访前主持人必须提前分析好选题，拟定准确的采访要点。
然后，主持人在采访时要善于调整节目的气氛、节奏，能够尽快拉近与被采访者的距离，善于控制被采访者的情绪、情感变化，从而控制好采访的时间，把握住采访的进程。
在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基础之上，还要做到采访与主持随时融为一体。
所以，对于专业素质孜孜不倦的追求将是主持人的魅力之源、生存之本。
(三) 文化素质作为一名主持人应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它是塑造主持人形象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主持人最直接的标志。
换言之，主持人只有在拥有大量知识，提高了主持节目的能力并掌握具体操作技巧时，才有可能自如地驾驭节目。
文化素质是基础，只有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钻研自己的专业，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同时提高整个节目的质量。
文化素质包括迅捷的语言组织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达以及临场应变发挥能力和独特的个性风采等等。
文化素质是播音员、主持人的知识水平、艺术修养、法律观念、行为准则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
主持人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只有娴熟的表达技巧，那他可能只是个“花架子”。
主持人只有全面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在主持节目时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话，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的近年大事记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是金华地区专业类型最丰富的学校而且通过率高毕业就业有推荐。
会议报告怎么写?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报告怎么写篇一：报告的写法与格式报告一、综论（一）定义及特点报告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回答上级询问的上行公文。
从性质和内容上划分,报告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工作报告这类报告在向上级机关汇报例行工作或临时性工作情况时使用。
工作报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上级了解下级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掌握全局、指导工作，建立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
有的政策性和业务性较强的机关部门，工作报告还要形成一系列制度。
工作报告又可分为例行工作报告和专题工作报告两种。
例行工作报告主要用于定期向上级机关汇报本机关、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情况,最常见的是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报告等。
专题报告则是在一重要临时性工作完成之后或正在进行之中,专门就这一项工作的情况向上级机关汇报时使用。
2.情况报告情况报告在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中发生或发现某些情况和问题时使用。
情况报告和专题工作报告的作用差不多,主要是为了让上级机关了解和掌握有关情况及动向。
所不同的是,情况报告的内容比工作报告更具体,更有特定的意见。
情况报告往往是就某一突发情况,某一问题或某一项工作、某一次会议的一部分事项向上级提出报告。
情况报告突出工作中的“情况”，工作报告则注重工作的“全过程”。
3.建议报告建议性报告在下级机关就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专门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时使用。
这类报告的侧重点在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所以其性质与请示接近
求2009年6~12月重点新闻
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综述摘 要：在进一步深化我国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专业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召开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年会。
研讨会的主题是“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专题主要有四项：“课程研究与文化”“课程改革与反思”“教师与校本”“教学与评价”。
与会代表的发言和建树，将对我国课程改革的深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研究；课程文化；教师教育与发展；校本教研；教学与评价10月15～18日，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年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
会议由课程专业委员会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共同协办，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
开幕式由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教授主持。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吕达教授首先致开幕词，他指出，1997年，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兴未艾，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
11年来，课程专业委员会在促进课程改革实践、引领课程理论研究、带动课程学术繁荣、培养课程专业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同时强调，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普通高中新课改也已进行5年，课程改革在课程理念、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带动和促进并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
他进一步强调，今后的课程改革应从“坚持、反思、深化”三个层面进行。
他希望与会代表抓住机会，多讨论、多交流，在思想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激发创新思维，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更坚实的学术依托。
在开幕式上，聊城大学校长宋益乔教授致欢迎词，介绍了聊城大学及其教育学院的发展情况。
与会议代表有260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小学校、教研部门以及教育媒体，他们当中有国内课程与教学论界的领军人物，有某一具体方向的权威专家，也有实践界的优秀代表，更有后起的学术新秀。
代表提交学术论文有180篇，装订成集（分上、下两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内容前沿创新。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
研讨会采取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主题发言与自由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就四项专题展开深入研讨，这四项专题是：“课程改革与反思”；“课程研究与文化”；“教师与校本”；“教学与评价”。
笔者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课程改革与反思的新经验我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不凡历程，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已有8个年头，改革过程中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有许多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代表们对新课程改革的反思，不乏启发人的多视角、深层次的新建议、新经验。
整理课程改革与反思的新经验，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课程改革内涵的反思从学理上讲，课程改革是一个关键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反思课程改革实践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制约课程改革走向的观念因素。
代表们对课程改革内涵的理解，有不同角度与取向。
关注与分析不同的课程改革内涵，有利于发现、分析并解决课程改革中的基本问题。
有专家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与教材改革和教学改革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它们之间互动互补。
有代表从理论层面认为，课程改革是一种概念重建和理论创新的动态过程；我国新课程改革是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课程观及其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力图重建课程价值观及其课程实践体系，让课程要素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改革最终走向“以人为本”的课程哲学方向与实践方式。
有代表从主体论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过程，就是各种课程主体优化彼此间地位关系，并获得相应知识能力增长的过程。
有人从人学的角度指出，新课程改革是一种以人的培养为出发点和旨归的教育改革活动，课程改革要强调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作用，其流行的思想和理念中必然隐含着关于人的内核，并以此种观点为基础展开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
有代表从学校及其课程的层面主张，课程改革不能仅限于课程设计范围内，而应改革学校体系；学校能否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课程领导，面对新课程，校长要有准备；不仅如此，还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包括教师观念、教学方法、学生观、学习观、课程教材体系、课程设置、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多方面的改革；新课程改革也是各种形态课程的转换与课程落差调控的过程；课程改革要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重点，以学生为中心。
有代表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指出，新课程改革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也有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不是推倒或颠覆教育文化传统，在文化空白上直接移植别国教育文化，而是在尊重、重视并深刻理解自己教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新的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元素的文化变迁过程（是渐变而非突变）；而且课程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课程改革实质上是课程文化的变迁，课程改革的性质不同，课程文化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同；即使从学校文化来看，新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变革，课程改革的深化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思考，同时要看到，有的学校文化与新课程改革之间存在相左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深化与学校内涵和特色的发展；从教师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影响来看，构建一种新的适应的话语体系的教师文化也是课程改革的应有之义；文化的选择与建设是课程改革的核心话题，课程改革要更加强调组织文化的改革。
（二）关于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课程改革的基础制约课程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人们对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首先，集中在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方面。
有代表认为，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全面完整的改革蓝图，具有足够数量和优秀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拥有较高素质和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是新课程改革的合理基础。
具体而言，关于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指导思想说”，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生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二是“理论基础说”，有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等；三是“结合说”，认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与其他多样化的理论相结合。
讨论中，许多代表对诞生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颇有疑义乃至非议，他们认为，即使那些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的英国的部分学校，在具体如何运用这种理论的问题上，也还在探索中，我们怎能盲目地把西方理论拿来当“令箭”用呢。
有代表对影响课程改革的理论，从其来源、性质及其适应性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当前课程改革要立足对影响教育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本方向和原理进行研究：哲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关注和审视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社会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透视和分析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公正性以及适应性；心理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课程教材的内容选取、结构组织以及呈现方面等进行创新设计。
有代表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要加强课程改革动因的深层阐释，强调课程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的可行性论证，学会对课程改革成果的科学判断与评价，能够预见和把握、解释和应对新课程改革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好课程改革的前瞻性研究。
其次，人们对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体现在课程改革方案及其制订方面。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方案如果过于理想化，不符合我国国情，就不利于课程改革；要防止课程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和“城市中心”倾向，课程标准的规定要最大可能地照顾广大农村学校的现实条件；新课程方案的制订程序力求严密，学科课程标准与课程目标的陈述力求规范、清晰并利于实践操作；课程评价方面要加强技术支撑。
有代表提出中小学课程标准修订与完善的建议，认为课程标准要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超越；课程标准是基本标准与最低要求；课程标准要做好学段的衔接；课程标准要关注“校本化”；课程标准要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作为基本保障。
最后，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要落实到课程改革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建设上。
有代表认为，健全课程改革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形成课程改革的合力，是新课程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具体来讲，成立领导小组，落实课改实验工作责任制；制定课改实验工作管理制度、教师培训与奖励制度以及教研与科研制度等，为实验工作的规范、科学管理奠定较好的基础；研究制定课改政策，为课改实验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的有效运行，不仅基于合理的课程政策和科学的课程执行程序，还要构建课程运作系统中的动力机制，以激发人们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防止课程改革的异化和变形。
（三）关于课程改革过程的反思课程改革过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问题的发现和分析。
首先，是教师教育的问题。
绝大多数代表认为，教师素质是新课程实施成功的关键，但是教师的整体素质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
新课改以来，教师要面对应试的高升学率与新课改的专业发展的双重压力，现有的教师教育、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开发以及考核评价制度还存在滞后、不平衡、不健全以及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课堂教学“穿新鞋，走老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有代表建议，要建立教师发展机制，并作为课程改革和课程活动中长久性的工作（不是局限于“应付改革需要的新观念的培训”），以帮助教师掌握足够的课程知识，具备较强的课程实施力，从而最终成为真正的课程主体。
其次，是对课程改革中其他诸多重大问题的混同认识的反省。
课程改革中自然出现的问题，有的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发生在教育内部乃至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问题。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尽管发生在教育与课程领域，但它们决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或课程问题，而很多是属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应试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等等；从问题产生的历史时间来看，有些问题在新课程改革之前早已有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些问题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才出现的。
我们在反思课程改革时避免混淆问题性质及症结，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理性与辩证的分析，切忌一味地带有情绪化地质疑甚至非议新课程改革。
（四）关于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的反思对课程改革的反思，不仅仅有改革什么的再认识，也有如何改革的深思，这就涉及我们对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的再思考。
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讲，大家经过课程改革实践的历练，更加坚定、更加深刻这样的认识：新课程体系的变革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需要以以往的课程体系为基础，通过扬利与除弊、继承与发展、重构与完善的变革方法而逐渐形成；这要求我们联系历史更好地、更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明白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改造什么和怎么改造，从而走出一条科学可行、充满生命力的创新之路。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上要面向现代化与教育创新的问题。
从本土与国外的关系讲，主要反思的是课程改革中新概念术语的规范、接受与使用问题。
有代表认为，学习外国是必要的，但切忌追风逐流与照抄照搬，切忌迷失或缺失本土优秀教育传统。
诸如“对话”“校本”“文本”等等都是译介而来的外来术语，属于舶来品，而中国本土的约定成俗的传统术语却慢慢消失，这难免给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国度的教师在一些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上造成一定的混乱。
有代表认为，我国新课程改革从基本理念到一些举措有过多“西方化”的东西，而新中国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一些成功之处和好的经验却没有进行科学到位的总结与推介，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本土优秀的教育思想在新课程改革中要到位而不缺位。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上要凸显本土特色与和而不同的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联系讲，课程改革中出现重“文本解读”，轻“文本本身的理解”和真实实践的考察，以至于导致对新课改的曲解、歪解乃至误解。
文本解读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指出，有些课程专家、学者对新课程改革文本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个人立场和倾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新课程改革政策及文本，而且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上的混乱；同时要注意一些所谓“边缘化”学者发表的“情绪化”言论中的可取与不可取的意见和建议。
课程理论研究者要祛除头脑中拍出的“假问题”，要勇于并善于从课程改革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出“真问题”。
因此，有代表建议，对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要回归文本与真实的实践，应当回到官方政策及其文本的理解上，回到真正的、本原的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上来，而不是依据“对国家政策文本的解读”来观照新课程改革。
不仅如此，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要克服教育学一元化视角的单一与局限，还要学会从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元化的视角反思课程改革。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要实现理论求真与实践科学的问题。
二、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课程研究是发展课程理论的主要渠道，是服务课程改革实践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大大地拓展了课程研究的领域，促进了课程研究与文化结合。
从课程研究广义的范围来看，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改革开放30年课程研究的历史性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课程研究十分活跃，课程论研究经历了理论研究恢复储备期、独立时期与研究的全面深化期，并在研究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构建、学科建设、课程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需要正确认识课程论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借鉴与批判、继承与创新、单一取向与综合取向、本土与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问题。
为了使我国的课程论研究在未来取得突破性进展，有代表认为，我国未来的课程论研究应形成整体论的方法论理论体系、构建科学的课程理论学科体系、凸显课程研究的本土化、促进课程理论之间的对话、觉醒研究者的反思意识以及注重对课程的未来研究等。
（二）课程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中的拓展学校课程是人类诸多主要学科领域的浓缩，课程研究自然离不开其他学科领域研究与借鉴的支撑。
目前，课程研究所拓展的学科领域主要有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哲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视角：一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方法论，对课程与教学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二是试图把课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
其二，社会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早期的课程社会学研究集中在探讨国家是如何自上而下地实现对课程的控制，并最终使课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后期研究更多地转向探讨在国家实现对课程的社会控制过程中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试图对这种控制进行抵制。
其三，教育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哲学认识论的知识立场对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知识问题具有局限性，教育工作者要确立知识的教育学立场。
从教育学的生命立场、过程取向和价值关怀的角度看，教育中的知识是基于前人的认识成果，通过师生互动而产生的新的意义系统。
其四，心理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多年来，国内学者对课程心理学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对课程教材的实际意义；学习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与课程教学的关系；以及课程研究的心理学范式与不同形态课程的心理学基础等。
未来研究应放眼于课程研究的心理学范式与课程心理化。
其五，脑科学的视角。
有代表论证了脑科学与课程教学相结合的脑理根据，分析了进行脑与课程学际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六，美学视角。
有代表认为，课程美学研究的核心，是把课程视为一种美学文本，通过课程对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中的情感进行探索，是对学习生命精神愉悦的一种追求。
人种志研究是课程美学研究的常用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关于文化学的视角，由于代表提交这方面论文比较丰富，在下面另列题目论述。
（三）课程研究在文化视域中的拓展近年来，由于课程研究与文化息息相关，在课程研究领域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学校文化”“课程文化”“文化自觉”等词语，流行为人们谈论的热词，课程文化研究日益成为课程研究的热点。
本次课程学术研讨会上，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直接或间接研究文化，课程研究的文化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
有代表就课程研究与文化的亲密关系，对课程、课程文化、课程文化自觉三者之间联系进行了描述，认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文化是课程的轴心，课程文化自觉是课程文化的靶心。
这从文化学的视角说明了课程文化与课程文化自觉在学校教育和课程实施中的意义。
1．课程文化对学校课程研究的意义有代表从课程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分析指出，课程文化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课程内容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课程知识以主流文化为主，课程政策强调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政治方向，课程实施以优秀的文化来教化人。
因此，课程研究不可能摆脱课程文化的影响。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课程内容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关注隐藏在知识中的文化内涵。
课程文化的“以文化人”核心价值与学校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育人目标具有一致性，所以有代表认为，课程价值观是新课程文化的核心内涵，其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2．课程文化自觉对课程研究、课程文化建构及人的发展的意义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不是所谓的“课程理论的文化自觉”，而是人的自觉，是人的生命自觉、人文自觉以及性向自觉。
课程文化自觉对于课程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让课程理论研究者觉悟自己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走向一条螺旋上升的自觉之路，即从课程学术研讨的学理，走向课程实践的义理，最后迈向课程研究所要实证的真理。
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的策略有三个方面：传统课程文化寻根，国际课程文化理解，以及本土课程文化生成。
这既对课程理论研究在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关系时具有借鉴意义，也对课程改革和课程实施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有代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反思，认为新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只有从文化上理解别人，从文化持有者的立场来解释人的行为，才能更好地认识别人、学习别人与发展自己。
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有时表现为一种新课程文化的建构。
有代表把多元文化冲突与适应背景下的课程文化建构概括为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上看，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性与发展性的过程，是一个延续历史文化血脉、丰富与创新现实文化并孕育未来文化胚芽的过程；从空间维度上看，新课程文化建构是一个塑造兼容性与独立性文化品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弃文化“自我区域”而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公共区域”怀抱的冲动；从主体维度上看，新课程文化建构是一个增强主体文化自觉性与创造性的生命创生过程，而不是使主体被动接受文化价值观念、丧失文化鉴别力的异化过程。
（四）课程研究的拓展思路课程研究旨在探求课程本质与规律、指导课程实践、完善研究者自身，对课程研究的思路拓展是基于课程研究本身特点的客观分析。
首先，课程研究的理论作用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其次，不同视角下的课程研究，其理论作用的发挥是不一样的；再次，课程研究理论作用的发挥受到人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后，课程研究不可能概括与解释所有的课程现象、课程问题，需要借助上述学科研究视角与文化的启示，同时还需要拓展课程研究新思路。
课程研究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思路来拓展。
一是课程本土化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有代表认为，课程的本土化研究，是课程研究中课程主体意识和课程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体现，更是课程理论走向发展与成熟的体现。
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科学认识我国基础教育的国情、正确理解课程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确立我国课程研究的原点等方面来探索课程研究本土化的方向。
有代表考察了课程研究的文化本土性失语，建议我们的课程研究实现其内在文化由“虚无”向“实体”的转向，着力从传统文化的渊源中探寻自身内在生长点。
有代表把课程研究分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课程历史的研究，目的在于建立本土特色的课程理论，有利于解决改革方案与学校改革实验过程之间的“偏移”问题，有助于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课程研究的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势，促进课程研究的国际化，有助于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观点；对当下课程领域的状况从横向的维度进行解释就是课程的“横向研究”。
二是把握课程研究范式的时代走向。
有代表认为，课程研究中存在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两种范式。
课程开发范式由于其“技术理性”的控制价值观、“程序主义”的探究逻辑以及注重效率与结果的运作机制导致其内在张力的贫乏和紧缩而走向实践领域的无力与难为；课程理解范式以其“解放理性”的主体性价值观、“多元主义”的课程文本解释以及注重过程与探究的意义生成的行为倾向则利于课程建构性的发展。
在新时期，课程研究路径要走向课程开发和课程理解两种范式的有机整合。
三是课程统整研究的加强。
近年国内课程统整研究逐渐升温，有代表认为，在课程研究中如何从我们自身特有的文化角度出发，挖掘课程统整的具体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适合国情和需要的课程统整模式，是课程研究的努力方向；关于课程统整模式的研究，应该超越简单的不同向度之间课程取向的拼接，而做到一种“融合”。
根据“以人为本”的思想，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必然集中在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方面，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是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课程改革中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新途径教师是新课程改革舞台的主角，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某种角度讲，课程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过程。
因此，新课程改革在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上要有新途径。
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
各位领导、朋友大家好
能有机会站在这里说一段职业怀和感悟，是幸运，也是挑战。
检察官的队伍，我的人生就交给了人民检察事业，我演讲的题目是“愿将青春铸检徽”。
许多年前，康德曾说，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引起人们内心深深的震动。
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检察官的道德准则就是尽忠职守，执法为民。
1995年大学毕业，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了检察官的职业生涯。
刚进院，我被分到审查批捕起诉科，从接过第一本案卷起，我就担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看着法庭上公诉人头顶国徽，义正辞言指控犯罪的亮丽风采，我渴望那就是我。
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每晚坚持学习2小时，从巩固校园理论知识，到积累实践经验；从一步步虚心求教，到反复看案卷，,观庭审，我把自己当成一块海绵，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很快完成了从一名新手到独立办案角色的转变。
在法定期限三天的情况下，以平均二天办理一起审查逮捕案件的速度，第一年就完成了科室70％的批捕案件审查工作量。
提起办案，我总忘不了96年8月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接下了办案中第一个杀人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又赶上停电，我只好把厚厚的卷宗带回宿舍，独自点着蜡烛阅卷，翻开记载罪恶的卷宗，现场勘查、刑事照片的血腥恐怖只逼入眼，从来胆小的我吓的扔了案卷就往门口跑，不知怎的惊出了房顶几只蝙蝠满屋乱飞，风吹灭了烛火，窗外雷雨交加，室内漆黑一片，我紧缩在床头泪水无声地流满面，哭归哭，卷还是要看，证据还是要审查的，我大声地重复着“我是检察官”努力给自己打气，摸索着点亮蜡烛，在恐惧和责任的斗争中完成了阅卷审查，凌晨5点合上卷宗，六岁女孩被强奸杀害的不幸填满了我的心，想到为她哭瞎眼睛的母亲，想到花朵般灿烂的生命就这样过早地逝去，我开始深切地感受到惩治罪恶，保护人民的重要性，从那一刻起，检察官的神圣职责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此后为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抓住每一次机会主动参加大要案现场勘查，忍着心理和生理上的种种不适，观看各类尸体解剖，有意识磨练自己，使自己在办案中能坦然面对，公正执法，赢得了大家的赞誉和支持。
98年我以全师检察系统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出庭公诉的法律资格。
2000年7月我被批准入党，在大家信任的目光里，在举手宣誓的那一刻，我感到获得了新的生命，象一名战士听到了进军的号角，我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中去。
办案中我经受了人情、金钱、法律的三重考验。
那时我院起诉了一起非法行医案，被害人的女儿是我的老同学，在判决合法的情况下，她坚持要求检察院提出抗诉，趁着下班人少她紧拉着我的手，一番叙旧之后，“老同学，帮帮忙，我的事全靠你了，友情后补”，冷不丁往我包里塞了一张老人头，一溜烟钻进车里走了。
第二天我把钱汇往她家，没想到十天后因地址有误，汇单转了一圈又回到我手里，我从承办人处问清地址，重新将钱汇到远在乌市的她手中，事后她打来电话“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可真少见。
” 要办案，就办铁案，这是我走进检察队伍以来的理想和追求。
2002年，垦区内发生一起投放灭鼠药导致11人中毒的刑事案件。
定性上公、检、法三家存在重大分岐，在立案、批捕、起诉、审判等环节上几度反复。
我接过案卷后，认真审查，几经分析论证，根据事实和法律大胆提出认定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对本案的危害结果无法得出合理结论，应认定为投毒罪。
但关键证据 “毒鼠强”的性质没有证实。
为此，我想方设法与垦区、师、兵团等公安机关多方联系寻找，通过查阅大量法医学资料，终于找到了远在江西赣州市的法化工程师曾远雁同志，凭借他在毒鼠强研究上的专长，通过公安专线在开庭前一天下午取到了一份完全符合法律要件的证据。
法庭上，我严谨的论证和完整的证据体系，打消了辩护人预计提出定性有误的观点，证据全部被法庭采信，最终法院以指控罪名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使这起颇有影响的案件顺利地落下了帷幕。
正当我在办案中不断前进时，院里人事调整把我放到了出纳、打字复印和后勤岗位上，之后新班子调整，领导又决定让我担任会计、文秘和办公室后勤工作，同时兼顾办案。
开始我的心里有委屈也有抱怨，但想起入党申请书中“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豪言壮语，看看眼前老干警们几十年的任劳任怨，我决定扑下身子，勤学苦练，一头扎进会计基础、公文写作、微机操作中，干中学，学中干，很快地在微机操作、财务管理、打印复印等后勤服务上保证了工作需要，并逐渐成为干警中微机操作，电脑排版的佼佼者，财务基础知识也自学入了门，从我做起严格各项财务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我自小体弱多病，每年医药费少则数百元，多则近千元，在担任会计的四年中却没报过一分医药费，为全院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分别被评为师、院先进工作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农一师庆祝建党八十周年辉煌成就展，百幅图片，十几米画卷，唯独没有检察官的事实强烈地震憾了我，从此我暗下决心，在写作上锻练自己，在宣传上带动大家。
为一师检察宣传工作鼓与呼。
自费购买写作书籍，认真研究检察调研、通讯写作方法，从动脑到动手，做实干家，当带头人，三年来理论文章分别被省、地级杂志刊用10篇；通讯稿件分别被国家、省、地级报刊及中国警务网站、地区广播电台选用69篇，用手中的笔研讨工作，鞭挞罪恶，弘扬正气，为一师检察调研宣传尽了自己的心和力，先后3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调研员。
对工作我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热情，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直面人生挑战，不肯轻易言败，这是我的个性，也是我的决心。
2001年2月，沙井子检察院政工科在检察改革中应运而生，我被任命为政工科科长，兼管办公室工作。
一时间全院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调研宣传、综合治理、财务档案、后勤管理等方方面面，一片全新的领域展现在眼前……对我来说这是另外一种磨炼和造就。
我将为大家服务，我将尽我所能
—这是我上任后的第一句话。
凭着对检察事业满腔热情，我把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迅速融入到工作当中。
抓住政工是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工作动态的枢纽，围绕全院总体目标，及时把领导思路变成计划，写成方案，始终保证领导随时掌握工作进展的“第一手”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三年来，在教育整顿、“五好”“三讲”等专项活动中，准确把握全院各时期工作特点，抓关键，理层次，写出了60多万字，颇具文采和特色的经验计划、汇报总结材料，受到了两级院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同时我仔细研究部门工作特点，工作上大胆创新，在科室内确定了“大片包干，小块协作”的工作思路，带着唯一的一个兵建立列有序，查有据，规范齐全、细致到位的一整套工作台帐，充分发挥部门职能效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我院政工及办公室很快在两级四院崭露头角，取得师检察系统量化考核评比，政工办公室两项工作第一，检察调研宣传第二的好成绩，受到了分管部门的交口称赞。
我把自己这个科长，当做带头苦干的人，大小的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总是把任务急、难度大、时间紧的工作留给自己。
从事检察工作八年，忙碌中我把自己练成了一个“多面手”，整天心中的事不断，手上的活不停，每年加班二个月还多，节假日动不动坐办公室，甚至材料一写到天亮，即使在一年先后两次动手术的情况下，我都保持了98％的出勤率，有人说我是工作狂，有人说我是陀螺，但看到检察事业追赶潮流的迅速发展，看到团场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宁愿做一只永不停息的陀螺，为检察事业蓬勃发展，为团场建设兴旺发达而旋转、而奉献
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的怀抱，在一师检察系统这个大家庭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一师经济建设的发展史上，我们以共产党员的忠贞，以人民执法者的赤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按照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高举党的十六大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努力探索着，追求着，实践着......我们的检察长把“当领导就要挑重担，干事业就得要拼命干”当做自己的指南针，我们的公诉人把严打中所有的节假日当成了奉献日，我们的反贪干警把一个个查办案件指挥部当成了自己的家，我们的驻场检察常年“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他们每一个都堪称先进，能当楷模，与他们相比，我只是最为普通的一员，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我的工作是平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有一份光发一份热，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如果生命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会依然选择人民检察这个职业，我要向无数前辈一样，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间。
也许我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是我们青春无悔，生命无悔，因为我们的奉献与忠诚融进了一师改革发展的大潮中，融进了一师人民安定团结的幸福里。
我喜欢检察事业“执法为民，稳安天下”的情怀； 我敬仰检察职业“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秉性； 我赞赏检察机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精神； 我钦佩检察干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 我愿用继续为检察事业增光添彩而竭尽全力
做事就要做这样的事，为人就要为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