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入场式方队解说词
运动会入场式班级解说词401：瞧
迎面走来的正是401班的运动健儿们，看他们坚定的步伐，无不显示出他们必胜的决心；看他们飒爽的英姿，无不展现出他们不灭的斗志。
“更高，更快，更远”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要把自己当作体育健儿的代表，要用自己的拼搏去诠释时代的。
他们说：“也许昨天是属于你的，但今天的主角一定少不了我
”听，他们嘹亮的口号，不就是他们向胜利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呐喊吗
让我们一起祝愿401班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吧
402：402班，一个朴实可爱的班级，一个团结向上的班级，一个自强弘毅的班级。
在这个大家庭里，跳动着59颗不甘平庸的心。
我们同欢乐、我们共追求，我们驰聘赛场、挥洒豪迈，让我们的热血无悔地沸腾吧
胜利，将与我们402班同在
口号：放马金鞍，402班，锐不可挡，尽在我班。
403：是雄鹰，就该搏击长空；是蛟龙，就能畅游四海；勇敢者，就应奔跑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
曾经的荣誉已成历史，明天的荣耀我们一起创造。
也许上届运动会是属于你们的，但今天的主角一定少不了我们。
我们坚信，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们403班不畏艰难险阻，延续我们拔河比赛的光荣，一定能创造骄人的成绩。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口号：艰苦锻炼不落后，争金夺银我争先。
404：口号：青春无极限，终点零距离 飞跃梦想，超越刘翔 顽强拼搏，超越自我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WHERE ANAZING HAPPENDS
[奇迹在此发生
运动会主持人的开场白
人事部职责一、行政人事部职述1、行政：在总经领导下全面负责企业的行政事积极贯彻行政管理方针、政策，为实现上传下达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提供支持和后勤保障。
2、人事：根据企业整体发展战略，建立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体系，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提升和合理配置，确保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二、行政人事部职能分解1、行政职能分解（1）行政事务管理协调总经理和各部门的工作，负责上传下达，协助相关部门开展重大活动。
（2）会议管理1安排每月、每周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及其他各种会议并确保按时召开；2负责企业各类会议安排、通知、记录和会后总结工作。
（3）企业文化1建立共识企业文化；2创办宣传栏、内部刊物等宣传公司企业文化；3组织拓展训练、运动会等企业活动；4对外企业形象宣传。
（4）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管理1负责汇总各部门所需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的申请，组织人员购买，做好费用控制；2组织对企业行政性财务物资进行登记、造册并定期盘点；3负责安排固定资产的维修和保养工作。
（5）公关接待管理1负责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与行业有关管理机构、协会、商会及其他有关企业的联系；2负责重大突发公关危机的调查和处理；3负责比较重要的对外接待和公关事务组织、安排和实施；4妥善安排外来人员的来访和接待工作。
（6）后勤保障管理1负责企业行政车辆的调度，协调各部门车辆的使用；2安排好企业行政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司机的日常管理工作；3负责维护企
所谓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是否史实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相信：满清入主中原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
[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
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
[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
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
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
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
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
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
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
[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
[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
”。
[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
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
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
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
[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
[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
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
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
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
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
[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
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
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
……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
……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
”[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
[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
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
[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
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
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
”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
此案通过提交学部。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
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
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
[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
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
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
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
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
[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
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
[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
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
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
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
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
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
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
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
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
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
”[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
”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
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
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
，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
……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
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
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
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
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
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
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
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
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
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
”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
”[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
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
当然在采取之列。
”《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
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
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
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
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
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
[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
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
[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
[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
[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
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
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
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
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
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
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
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
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
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
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
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
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
”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
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
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
”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
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
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
《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
[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
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
语文是什么意思
语文，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
它既是语言文字规范的实用工具，又是文化艺术，同时也是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门学问。
语文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里有不同的所指。
一般而言，语文是语言文字的简约式统称。
在“语言文字”这一短语中，语言是狭隘的，特指口语。
语言文字的实质即广义的语言。
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其教学的内容是言语文化，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言语文化。
语文是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语言知识及文化知识的统称。
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简称。
（钱威、徐越化 中学语文教学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6月）。
语文也是语言文字或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语文这二字，单看字面上，语文的“语”，意为“自己及他人的言论”（通俗点说就是你说话时运用的语言），“文”意为“文字”、“书面言论”。
语文二字连起来的意思则为自己及他人的言论与文字。
[哲学] 语文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口头或书面信息的文字言词的物质存在形式；语文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发情怀、及改造事物和思想的信息定位的一种意识存在内容。
科学没有国界，部分学科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中国大陆地区汉语区的语文特指汉语文，它是以现代汉语为表述的形式，选取文学库里优秀、经典的作品，通过教师的指导，用来丰富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思想认知境界，激发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一个传承人类文明的基础平台的一门重要学科。
英语等语种也是语文的一种形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学习民族语文。
在中国台湾省，汉语文被称为“国文”或者叫“国语”。
语文知识包罗万象，语文能力是学习其它学科和科学的基础。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
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
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要想学好语文，学习兴趣、好的学习习惯等都是很重要的。
有人感到学习语文很吃力，我想主要是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没有拥有一把打开语文之门的金钥匙。
学好语文，要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积累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等。
我希望当你读完这篇文章后，能为你的语文之路，垫石铺地，为你的语文大厦添砖加瓦，为你的学习铺上一条通天大道。
学科相关书籍对语文学习感兴趣，就为你的语文学习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无论做任何事，兴趣是最重要的。
两千年前的“文圣”孔子就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句话正说明了“好”、“乐”对于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的追求，可以说是精神支柱，朋友，如果你现在暂时对语文，并不感兴趣，没关系，你可以从“零”开始。
培养兴趣，可以去背诵，抄录一些精彩的片断，富有哲理的名人名言，以及课外知识都可以。
这样，慢慢积累，在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原来当一个才多识广，知识渊博的学者竟如此容易。
你还可以参加一些关于语文方面的活动，比如演讲、征文等等。
爱因斯坦说过：“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种结果社会价值的认识。
”正如刚才说的，你可以参加社交活动，那有人便会问了，如果赢了，当然会使我们斗志高昂，兴趣更浓烈，而相反，则会挫伤我们的积极性，对语文反感，那岂不是适得其反吗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
这样看你如何认识结果的价值。
正如所说，会信心百倍去学好语文，如果失败了，可以自我检讨，是哪里做得不好，“挫折是强人的一笔巨大财富，弱者的万丈深渊”，你可以想想，正因为发现了缺陷，我们才会去弥补，才会做得更好。
学习兴趣是基础的话，好的学习习惯，则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师。
学习习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你学习质量的好坏。
叶圣陶认为：“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科学方面的良好习惯”。
由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好的习惯的重要性，其实好的习惯，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养成的。
农村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习惯成自然”如果你坚持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久而久之，则会成为雷打不动的“自然”。
那怎样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我们可以从学习实践中，文章作品中去领会。
《礼记》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把它慢慢融入我们的学习之中。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则又给我们敲响要“学”“思”结合的警钟。
“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有许多的名人对学习做出了总结，我们不妨一试（但不可盲目）。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我们从学习中去总结，比如说，在一个幽静的地方，我们不妨坐下静静心，默默想想散文、名言之类，不但更能愉悦心情，而且还增深了印象。
如果说好的学习习惯是一位独具匠心的建筑师，那好的学习方法则是精美实用的建筑材料。
说学习方法，“语”为话语,“文”为文字。
其实与学习习惯有许多交叉之处，比如：抄录精彩片段，吟诵古诗，随时写下精彩瞬间等等都是好的学习方法。
语文学习重要的就是积累与运用，上面的那些方法都是积累的重要手段。
我们运用语文知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可用在诸多方面，譬如：社交、写作、演讲……无不与我们密切相关，有人学习语文很有一套，但运用时却是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
其实学的目的就是用，这是纲。
由于方法因人而异，我就不多讨论了
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你定会有锦囊妙计的。
好的学习习惯，兴趣浓厚，方法很对，若没有语文学习能力那还是无济无事。
学习能力是渐渐培养和积累的。
有人说鲁迅的文章很难懂，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突破口，我们理解一句话一定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上下文语境，这样你才会将难题迎刃而解。
学习要重视基础能力巩固，首先要谨记一些写法、修辞及符号的用意，只有这样坚实的基础，才可去拔高。
“欲速则不达”学习能力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你的恒心。
语文，覆盖面最为广泛，上至天文时空，下至地理人文，俯瞰芸芸众生，包罗世间万象。
深味人间真情，在语文的乐章上谱写爱与美的赞歌；体悟人生真谛，在语文的妙笔下闪耀理性的熠光；历经社会百态，在语文的书卷上嬉笑怒骂；徜徉自然之乐，在语文的天堂里展现钟灵毓秀的奇绝。
走进语文，感受名著文化的熏陶魅力，语文温馨的人文关怀等着您； 走进语文，触摸每位读者心灵的欢乐与哀伤，语文独特的视角期待着您 走过一段长长的路，背后弥漫的是朦胧的云烟。
品品语文，寻找逝去的岁月，释放跃动的心声，拨开云雾见日月，畅想前所未有的高远境界。
丝丝问候与关怀融化了你的烦恼与忧愁，点点滴滴的积累与记忆成就了你人生的飞跃。
吟一首短诗，博得满堂喝彩； 写一篇美文，赢得大家青睐； 问一个问题，收获无限精彩。
此谓语文的魅力
钻文学，品美文，彰显大家风范； 读《三国演义》惹人无尽遐想； 看《红楼梦》，引人无数情思； 读读神话、童话，驰骋想象的空间； 背背诗词、骈赋，扣住文化的脉搏。
一篇散文，在缠绵绯恻中体会肝肠寸断的凄苦； 一出戏剧，在曲折迂回中迭出动人心魄的震撼； 一首诗歌，在含蓄凝练中读出超脱凡世的清远； 一部小说，在潮起潮落中成就惊世骇俗的向往。
走进文学，探索文化，在心灵的光盘上镌刻语文的美妙，一份恒久，一份轻松，笑问人生，夫复何求
1950年8月1日，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令》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庄严诞生。
语文语法刍议封面除1956年3月19日至1958年3月8日语文被分设为汉语和文学两科间隔两年，一直沿用，已经51年了。
然而，由于51年来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空前迅猛，加上“文革”的遭折，语文学科竟连个“科学定义”都还没有
因此，51年来语文教育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应试教育的白热化浪潮现将语文教育推倒了业内外人士公认公愤的“少慢差费”困境之中。
今春以来，以《人民教育·语文教育世纪谈》专栏和《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之鉴》专栏倡导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正如火如荼，人声鼎沸。
业内外理论与实践两路人马正荟萃于“语文教育问题”之中。
不探索出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办法，不得罢休，实为家国大事。
如何使语文教育走出“少慢差费”笔者认为应实事求是理性思维，抽薪止沸，对“语文”这个概念作出科学的辨证，并取得共识，尽快解决语文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
语文科学概念问题已50年了，也有必要总结成功的最根本经验，上升到理论。
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不至于徘徊不前。
所以，“语文”必须解释。
用实事求是的认识武器，“语文是什么
”问题完全能解决，也肯定有科学的解释。
语文是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语言知识及文化知识的统称。
一是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文字的能力，也就是运用书面语和口语的能力；一是记忆和理解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也就是语言学和文化学。
任何语种都属于语文的范畴，文艺文和实用文都是语文中的文章体裁，不仅仅是指文学的东西才是语文。
“语文”一词，《辞海》和《辞源》未收编作注。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法是“‘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新华词典》注为“‘语言和文学’，也指‘语言和文章’或‘语言和文学’”。
这些工具书，因都没有把“语文”作学科名来解，对“语文教育问题”几乎不起好作用。
释法是否科学
也就另当别论了。
在作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之后，我得出：“语文”一词的原义，不应是“什么和什么”，只能是“中国古今书面语言作品”，是“文章”。
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刊印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名著《修辞学发凡》，书中大量使用了“语文”一词
有“汉语文”、“语文分离”、“语文合一”、“语文正常关系”、“语文改进”、“语文的体式”、“完美的语文”等。
大教授这些“语文”是指什么呢
细读《修辞学发凡》全书，清楚得很，“语”是来源于口语的书面语，“文”是来源于文言（文饰之言）的书面语,未形成文字的口语叫“话”，形成了文字的是“文”。
陈望道先生花费笔墨篇幅要说的是“‘语辞’和‘文辞’都是需修之辞”。
一清二楚。
《中国文学史》现当代各版本教材，都少不了“话本”这个词。
“话本”是什么
以中文系出身为主的语文老师们大概都知道“话本”是“旧时说书的人说唱时用的底稿”。
老中国话本曾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
明清两朝作兴的是“八股文”。
不知何时起，“话本”上的语言被叫作“白话”，“话本”上的文章和跟“话本”语言风格相同的文章有了“语体文”的名号，跟“文言文”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
当代中国人都写“语体文”，不再之乎者也破承起束了。
我查过文言文家族的衰败史，其统治地位被语体文夺去，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是连续倒霉背运上百年的结果。
带头造反的康有为、梁启超，搞了次“新文体运动”，随后是一批无产者搞“‘五四’文化运动”，再后来，文言文的宝座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大讨论”中摇摇欲坠，最后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轰然倒塌。
活该
谁叫文言文要八股九股、僵化腐学科工具书朽，束缚禁锢自明清以来老百姓的头脑，阻碍科学与文化的进步，最终导致国门被洋人活活打破了呢
再不说白话，写语体文，非搞得亡国灭种不可
有脑子的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伟人在天安门豪迈发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声宣言之前，“语文”是“古今中国书面语言作品”——“语体文”和“文言文”——的“联合式简称”，是名词术语，是可以抽出“文章”之象的一个普遍概念。
《语文教学通讯.学术刊》2011年第6期的《正本清源话“语文”》确证“语文”一词在1925年就在普遍使用，一直到1949年，“语文”一直作为“语言文字”的简称而使用，作者用了大量的考证资料确证了这一说法。
1950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标志着崭新的——语文学科的庄严诞生。
随“语文”用作学科名，“语文”这一概念的灵活性表现出来：质方面，由“文章”变成了“关于文章的学问”。
量方面，由一事物（语言）的“类概念”变成了另类事物（教育学科）某属（课程）内的“种概念”。
正是“语文”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而人们的认识没有及时跟进，出了行而上学的差错，由此，带来了教学观念上的不少模糊。
展示语文的真实定义之前，有必要分析，辨别几个典型的错觉，加以纠正。
把“语文”解释为“口头语和书面文”，是上了师范类大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此说，导致“语文”成为“掌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工具课”，出了三个失误：第一，语言是不带阶级性的，纯粹认“语文”为语言学，放弃了新中国学校人文教育的阶级烙印盖戳大权，违背了教育规律，无异于向有亡我民族之心的列强及有害我民族进步之恙的封建半封建历史倒退派们投降。
第二，不该把“口头语”也包进“语文”内来。
学校教育是以内化文字化了的意识、知识为意义的，学母语口语，大没有进学校的必要。
城里乡下到处都有未入过学的老幼，除了婴儿，没多少不会说话的。
蒙童与老农妇的语言也不失生动形象风趣，也能精当地表情达意，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就是不能“至远，至久”，时过境迁就烟消云散。
所以语文课不必以“教习口语技术”为责任，而应以“同化书面交际规范”为职责。
第三，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忽视语言还是思维的必备条件，所以有了“语文是工具”的错误推论，泯灭了语文教育启迪发展智力的伟大作用，把语文课搞成了工具课。
一般的，或者外国语言课可以看成工具课，语文则不行，它不仅以字词辨析为目的
语文课是文学课吗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能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毕竟少数，中小学不是文学院，语文不能搞成文学课。
作为人文教育的基础学科，艺术化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当然可以，但决不能当作基本要求。
素质教育、义务教育，教点粗浅的文学常识，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无可厚非，深浅应有度，应因材施教。
语文是始于且属于新中国的，具有时代进步性的人文教育科学综合基础课，是科学系统中的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学科。
错误应予校正。
以下部分曾于2002年6月在《中学语文教学》发表 “语文”是科学，要定义，是不能由什么名人或权威规定的，必须遵循逻辑学中定义的规则，作出的定义还必须有巩固人们认识成果、有助于人们掌握知识的作用。
下不出定义而强行加以规定、或者以“同仁之意”去猜度，那么概念就是错误的。
必须采用“属加种差定义法”来求取。
语文是新中国人文教育科学中以典范的古今书面语言作品为教学媒介、以启迪并发展学生智力为根本目的、以同化现代化的书面语言交际规范和同化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心理为任务的基础学科。
总类：科学；分类：人文科学；子类：人文教育科学；属：中国人文教育科学中一个基础学科。
种差三个，（①以典范的古今书面语言作品为教学媒介②以启迪并发展学生智力为根本目的③以同化现代化的书面语言交际规范和同化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心理为任务）足够与同属的别种学科如政治、历史相区分，也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本学科的本质属性。
经检验，符号定义的逻辑规则，不存在“宽”“窄”“反复”“循环”“负”“含混”“隐喻”等等毛病。
是“科学定义”。
以典范的古今书面语言作品为教学媒介，是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规律给语文学科的原则要求。
典型化选材，时代使然，政治倾向使然。
不如此，则无法落实教育的正规性、倾向性、先进性和高效率。
启迪发展智力，是语文学科的根本目的。
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并且哲学、逻辑学、美学、文化学也都承认：“词语”是人脑进行思维活动的物质前提。
语文教育，从“人口手上中下”到“知本家”，向人脑输入并固化“词语”，输入“捕获和创造词语的概念、程序和模式”，为启迪发展教育对象的智力作出了最早、最大、最关键、最可能多的贡献
当语文教学陷进“少慢差费”的泥潭时，人们发出了“语文教育误尽苍生”的埋怨，假使苍生真的被误，语文学科首先该受埋怨
不是吗
“人生聪明识字始”，语文不行，什么都枉然。
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大纲》没有把启迪发展智力放在肩上，还是“工具”“工具性、思想性”难怪很多人以为“语文课最好上”，又有人认为“语文课最难上”。
好上与难上的分水岭就在于如何看待智力启迪与发展，是否对学生的一生负责。
语文素质被认为就只有听说读写能力，孰不知“察言观色（看）、审时度势（想）”不说不听没读没写但也是语文素质的表现。
语文教学对于培养观察、记忆、思维、想象与判断等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作用。
主持智育，支持德育，策应体育，支应艺术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才是健全的语文教育观。
要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前提是学好语文。
所以，启迪发展智力是语文学科的根本目的。
同化现代化的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同化现代书面交际规范的学科有且仅有语文。
语文学科名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不叫“国语”，不称“汉语”，不名“文言”，也不号“华文”，仔细一推敲，我们会赞叹：新中国教育开拓者们创立的“语文”学科名，真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简直是新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杰作
同化现代化的全中华民族共同的书面交际规范和人文心理素质，是语文师生和语文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责无旁贷
户县荣华小学招生简章
你这个是2B问题，是个弱智问题。
你想一想，作为民族英雄忧国忧民的陈天华，以报国，近代史上杰出人物，你还在唧唧歪歪的问为什么不用枪。
就好像你问抗日老战士为什么老家里，为什么不是在与歹徒搏斗的场子上这样更英勇一样，弱智。
请你阅读一下以下资料：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新化县荣华乡人。
1896年入新化资江书院，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今新化县一中)。
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筹备发动长沙起义。
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辅佐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担任书记，起草《革命方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参与对康、梁保皇派的论战。
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
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
他一生救亡图存，宣传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号角和警钟。
少年壮志 1875年3月6日(农历正月二十九)陈天华出生在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下乐村(今小鹿村)，兄弟3人，他排行第三。
2岁丧母，家境贫寒，父亲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乡村塾师。
天华5岁起由父课读，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同时替人放牛或提篮叫卖，过着半流浪生活。
他在当小贩卖糖果时，因迷读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糖果常被人取食，不知计值收钱。
宋教仁评价他“性敦笃，善属文”，“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
”9岁嗜读《左传》、《资治通鉴》，尤爱民间说唱弹词，经常仿效这些文体编写短篇通俗小说与山歌小调，很受乡亲们的欢迎，一时都称他为“神童”。
陈天华“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对清朝封建专制、民族压迫深为憎恶，遇人称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效力清廷之功业者，辄鄙弃不顾；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首领，却十分赞赏和崇拜。
他16岁时，有一天路过驿亭，在墙上挥笔题写了“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抒发了他澄清天下、救亡图存的志向。
陈天华就读新化实学堂时，有一次作文比赛，题目为《述志》。
他略加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被评为一等第一名。
他仅用100多个字就写出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志愿：“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
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而已，不能为也”。
教师罗仪陆阅后，大加赞赏，提笔在卷旁写了两句批语：“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还加了一个眉批：“少许胜人多许”。
奋猎书林 1895年，陈天华的父亲陈善到新化县城谋生，住资江书院。
陈天华随父迁居，常到资江书院旁听。
一天，院长邹苏柏批阅作文，见陈天华那篇几千字的文章写得非常精辟生动，便破例允许他借阅书院藏书。
一部《二十四史》，半年多就被陈天华“整日整夜细心研读”完。
他“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处，常掩卷长叹，忧愤不已。
邹苏柏爱才心切，对新化巨绅陈御丞说：“你们族里出了个奇人，你当周济周济!”他介绍了陈天华的非凡才干。
陈御丞爽快地答应了，当即立了一个折子，每月供给陈天华三斗米、一串钱。
从1896年至1897年，天华正式就读资江书院。
自此，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了，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读书上去。
他一方面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研究中国现状，富国强兵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燃烧在心头。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倡导新学，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陈天华被录为外课生。
他勤奋学习学堂规定的经学、子学、文学、西学等课程，尤其潜心钻研西方新学，很快就成了外课生中的尖子。
次年春，与长沙时务学堂“作桴鼓之应，实开湖南七十二州县之先声”的新化实学堂开办，陈天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此就读两年。
他博览新学群书，广涉中西史志，“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
维新运动的潮流，促使他对祖国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为读《资治通鉴》，他几乎废寝忘食。
在进步教师指导下，陈天华努力“研究历史兴衰之故，方舆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源”，往往多有所感，“下笔便数千万言”。
他“每读中西史书，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
他常与同学讨论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学说，见解新颖，“为时流所侧目”。
奋读、求新、求变，改革现状，成为陈天华一生不渝的追求。
忧国不娶 1898年9月8日，《湘报》149号刊登了《新化县童生陈天华等并批谕》。
陈天华等大声疾呼：“为禁革敝俗，恳示通行，事禀妇女缠足，于古无征……害及天下万世”。
要求政府“出示晓谕，以觉愚俗，而变颓风，则不惟二万万女孩馨香顶祝，而强种保族之举，亦略见一端矣”。
当时，梁启超这样描述了受维新运动影响的年青一代，“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计”。
陈天华正是这些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1900年春天，陈天华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6月，因父亲去世，他星夜徒步回家奔丧，由于过度悲痛，得了一场大病。
第二年，他继续在新化实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写文章更是出了大名。
有位有名望的地方官员非常器重博学多才的陈天华，想将爱女许给他为妻。
这时，陈天华已是26岁的大龄青年，从祖父、父亲到他，都是一脉单传。
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衡量，他是该娶妻生子了。
可是陈天华却没有成家的打算，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私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这位地方官听了，对他更加钦佩。
血书醒世 1903年3月，陈天华由新化实学堂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
同年4月，沙俄妄图吞并我国东北，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要求的“密约”，俄国代理公使声称要“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
4月29日，我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黄兴、陈天华到会演讲，并提议组织了有500人参加的“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拒俄学生军”)，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战。
几天后，参加者超过1000人。
陈天华一方面积极参加实弹射击、军事操练；一方面积极宣传抗俄保国。
他咬破左手中指，写了几十封《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的血书，邮寄湖南各校，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苟万众一心，舍向前，吾恐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 血书抵湖南，抚台赵尔巽“亲临各学堂，将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训练所”。
听者为之激昂，各地纷纷办起武备训练所。
“拒俄学生军”不久被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下令解散，5月11日，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以“拒俄学生军”为基础，新成立另一个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由拒俄御侮转为武力反清。
号角警钟 到日本留学后，陈天华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张牙舞爪、清政府一再妥协的现实，决心以笔作武器，进行革命宣传以唤起国人觉醒。
他和杨笃生发起创办了《游学译篇》和《新湖南》两种杂志，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宣传民主革命，鼓吹民族独立。
从1903年初夏到仲秋之间，陈天华用通俗文艺说唱形式写成了震惊中外的反帝革命宣言——《猛回头》与《警世钟》。
这两本书，联系实际，夹叙夹议，明白如话。
《猛回头》能“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
《警世钟》则文势如千军万马，笔力如排山倒海，句句扑人胸腔，字字扣人心弦，堪称名实相符。
他在《警世钟》的引言中序诗云：“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他在《猛回头》一书中直陈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局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鲜明地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
……只要我人心不，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
” 他还在《猛回头》中提出了10条救亡图存的革命主张，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并极力主张全体同胞“要用生命赴诸实施”，“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拒外族，复我衣裳”，“吐气扬眉，齐呼中华万岁!”《尾声》赋诗响遏行云：“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 陈天华的这两本小册子，在日本和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政见书》和邹容的《革命军》。
当时，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凡能识字者，都喜欢读这两本书。
同志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警世钟》对自己的影响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一’，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有些小学堂里的少年儿童还四处募捐资金，翻印传播。
满清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对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横加罪名，严令学校监搜，唯恐流传，结果反倒更加促使这两本书的传播，甚至连上海租界也屡禁不止。
尤其在巡防营和新军里，兵士奉为至宝，有些人还把它当作湘剧的南路北路来唱，思想言论深受影响，退伍后又将其传播民间，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陈天华一生还写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的不朽作品，如《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现世政见之评决》、《最后之方针》和中篇小说《狮子吼》等，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作了出色的贡献。
但他所有论著都没提到“平均地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纲领，对农民的切身利益有所忽视。
辅孙建盟 1903年冬，陈天华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
1 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并发行华兴股票。
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黄兴又以阴历除夕聚餐为名，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
会上，推举黄兴为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
会外，另外组织两个革命小团体同仇会和黄汉会，陈天华和姚宏业担任黄汉会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工作，前往江西吉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于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
1905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陈天华在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东新泽社居住期间，辅佐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功勋卓著。
陈天华是极力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的。
宋教仁《我的历史》一书记载了1905年7月29日华兴会集会讨论的详细情况：“到陈星台(天华)寓，邀星台至黄庆午(兴)寓，商讨对孙逸仙之问题。
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
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
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
刘林生(揆一)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
” 结果是陈天华的主张得以实现。
所以，孙中山把这次接见湖南人士的谈话标题为《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足见孙中山是何等的器重陈天华。
在同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上，陈天华被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8月13日，陈天华又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在会上的演说词，亦由陈整理；《民报》创刊，陈天华出任经理及撰述员，他撰写《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事》一文，刊于《民报》第一号。
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陈天华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同盟会宣言》。
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工作，陈天华为执行书记。
陈天华与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定为同盟会机关报。
驳倒康梁 1905年9月24日上午，陈天华密友吴樾怀揣炸弹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去炸出访欧美的端方等五大臣，不幸炸弹被挤落爆炸而自己身亡。
东京留日学生纷纷为吴樾举行追悼会，梁启超竟然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中说人们希望“立宪”，陈天华奋笔写了《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予以驳斥，他形象地把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的骗局比作魔鬼画皮：“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
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
” 此后，陈天华还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与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导致国内外20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这场百年罕见的大辩论。
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
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梁启超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
” 针对保皇派否定革命和恶毒攻击革命的言行，陈天华以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写道：“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
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
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
……我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 这些论述，以高屋建瓴之势痛斥了康、梁的陈腐观点，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蹈海殉国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禁止留学生结社集会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此《规则》一出，立即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等人在11月3日召集各校代表在留学生会馆开会，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了罢学归国以示抗议的建议。
11月5日，陈天华在富士见楼向留学生大会宣读了他草拟的《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
11月8日，留学生总会(主要成员有陈天华等)宣布在东京和京都实行总罢课。
留学生的罢课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震动了日本列岛。
后来，留日学生在罢课和归国问题上产生分歧，由此而分裂成两派，日本报纸乘机冷嘲热讽，陈天华极为忧虑，经过反复思索，最后决定效法春秋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和屈原投江殉国行动，蹈海一，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和激励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2月7日夜，陈天华伏案疾书，写下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万言《绝命书》。
他想起父亲自幼年起就对他满怀殷切期望，也想到了陈家三代一脉单传；但他想更多的则是如何唤醒学界，再掀爱国热潮。
他激昂地写道：“‘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
……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之日，犹生之年矣。
”并决绝地写道：“欲说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 翌日清晨，陈天华一如平日，神色自若，盥洗、阅报、早餐后出门时，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借了两元钱，别人还以为他要付刻印费。
陈天华独自乘车来到朝霞映照的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跳入茫茫无际的大海。
他本是弄潮好手，平日又注重身体锻练，现在却要自沉沧海，这需要何等无私忘我的果敢气魄啊
31岁的陈天华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
他的英雄业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陈天华殉国时，孙中山正在南洋，闻讯后哀悼不已。
香港革命志士郑贯公等旋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各界临悼者千余人。
冯自由作联挽之日： 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庆午(黄兴字)何之(时已久未得真讯息)
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 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指国公)鸣钟，自由不，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
12年后，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十分仰慕陈天华，曾写下“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丽诗篇。
浩气长存 陈天华蹈海壮烈殉国，在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出现了“一人宣读(《绝命书》)，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的动人场面。
东京、京都、香港、长沙……纷纷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使满清政府惊恐万状。
陈天华生前好友姚宏业(湖南益阳人)，在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返回上海办中国公学，因事业受阻，忧愤至极，也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年仅25岁。
同年5月23日，陈、姚的棺柩运回长沙，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宁调元领导学生，要求清政府同意公葬于岳麓山，遭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拒绝。
5月29日，禹之谟、宁调元领导广大学生不顾清廷禁令，为陈、姚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皆着白色制服”，达万余人之多，“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
后来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追述此事说“4月1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
鲜明的旗帜和洁白的旗帜，映着火红的日光，哀歌高唱，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
”沿途军警呆立路边，不敢按上峰指示加以制止。
这实际上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大示威。
送葬队伍最前面举的是两幅大挽联。
一幅是禹之谟所撰并书写：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 攘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一举能张汉族威。
一幅为宁调元撰联禹之谟书写： 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葬清流葬鱼腹；以一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
禹之谟、宁调元先后发表讲演，盛赞陈、姚生平事迹。
日本友人宗家小林彦五郎、美国友人吴德施、孟良佐也先后发言，表达对陈、姚的哀悼和敬意。
公葬之后，宁调元、陈伯平及众多爱国志士，都赋诗著文，讴歌陈天华烈士。
孙中山得知陈天华蹈海殉国，题有“侠骨丹心”以示悼念。
宋教仁慨叹“呜呼
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之年几何哉
呜呼痛已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专题刊列陈天华的生平简介和《猛回头》、《警世钟》的书影。
1993年，新化县文工团创作演出大型戏剧《陈天华》，(获省“优秀剧本奖”)1999年，新化县城南火车站前新开辟大广场，命名为“天华广场”，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陈天华的敬仰和怀念。
80年代流行语言有哪些
80年代最为流行的20个词语 1、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
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
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2、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
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
”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
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
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
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3、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
从1981年至1986年，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
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
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
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5、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
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
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6、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
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
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7、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
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
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
到1989年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8、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
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
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
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
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
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9、武打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
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10、《读者文摘》 与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
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11、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
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12、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
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
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
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13、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
九年后的1988年1，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
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 的言语快感之中。
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14、 民工潮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
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
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
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5、走穴 《新民晚报》1989.4.24：“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
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
” “走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
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
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16、下海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开放时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
也含有风险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
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
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17、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具有同样的身心发展规律。
但兄弟姐妹关系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作 中国 80 年代以后，随着把规定一对城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优生和优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8、 第一、思想品德好。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执行《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同学中能起模范作用。
第二、学习好。
即为“四化”学习的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成绩优良（低年级90分以上，中年级85分以上，高年级80分以上）或有显著进步。
第三、身体好。
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在75分以上（或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
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20、夏时制 夏令时比标准时早一个小时。
例如，在夏令时的实施期间，标准时间的上午10点就成了夏令时的上午11点。
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
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各个采纳夏令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
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各时区多数位于其理想边界之西，导致实际上全年实施夏令时。
） 1986年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
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向前调快一小时。
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