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会议主持词
统战工作会议主持词 同志们，请大家坐好，现在开会： 经区委同意，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全区～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盛市～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年全区～工作，安排部署～年全区～工作任务；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的重要讲话；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动员全区广大专职～干部紧紧围绕区委一届二次全委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发挥优势、开拓创新，全面开创我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党委，区直各党委、总支的党群书记、宣传委员。
各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有以下四项议程： 一、传达贯彻全国、盛市～部长会议精神； 二、回顾总结～年全区～工作，部署～年全区～工作任务； 三、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重要讲话； 四、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 请区委～部副部长王红玺同志传达中央、盛市～部长会议精神。
※※※※※※※※ 下面就会议的贯彻落实工作，提几点要求：
政府培训会议主持词
政训会议主持词政府培训会持词篇一同志们：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市培养选外干部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我县新形势下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外干部队伍。
经县委研究，责成组织部、统战部、党校共同举办这次全县党外青年干部培训班。
时间安排三天。
参加培训班的成员：主要是部分县直单位、各乡镇部分党外优秀青年干部，共计34人。
这次培训班我们特别邀请了市委统战部助理调研员、党派干部科科长陈宏伟同志为我们作增强统战意识，搞好合作共事的辅导报告。
陈宏伟同志多年从事统一战线宣传工作和党派干部工作，对新形势下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有很深的造诣，对党派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多次在市委举办的党外副县级干部培训班上作辅导报告。
今天百忙之中为我们作辅导报告，这是对我县统战工作和党外干部工作的极大关心和支持，为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市委统战部领导出席、指导培训班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上午主要有两项议程：一是由中共利津县委副书记高振国同志为培训班开班作动员讲话;二是由陈宏伟同志作重要辅导报告。
下面进行第一项：请县委高书记作动员讲话，大家欢迎!(注：高书记在讲话后和其它领导离开主席台
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完整版)
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商会浏览：2254次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姜国强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企业家、同志们：大家好
在全国人民送别取得辉煌成就的201X年，迎接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的一年之际，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在这里隆重召开龙岩市新罗区粮食饲料商会成立大会。
出席今天成立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有：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蔡金旺，市粮食局局长李文砫，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苏建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伟，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吕仁安，市工商联副主席简志年，区政协常务副主席张学强，区政府副区长邱定峰，市饲料工业办主任、高级畜牧师吴锦瑞，区工商联主席魏泉龙，区民政局局长侯军等地市有关领导，以及区粮食饲料商会会长林国仁。
在大会前排就座嘉宾有：市统战部、市粮食局、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区粮食局、区畜牧兽医水产局、区民政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经贸局、区技术监督局、区工商局、区环保局、区农办、区招商局、市粮油质检站、市五丰粮油交易信息服务公司、龙州科技园区、区生猪协会、区粮食饲料监督所等部门领导和东城街道党政领导，区龙华信用社、联社、兄弟商会代表以及龙津频道等新闻媒体记者，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请当选的区粮食饲料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苏云、罗振星、张文盛、陈敏等人上台领取牌匾合影后，请全体与会人员到区政府食堂参加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 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政治上常说的 左倾 右倾 是什么意思
举现实简单的例子说明
“左”倾（“Left” deviation）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Right deviation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
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
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急啊关于小学生少先队的知识的升旗仪式主持词和旗手介绍
少先队队章一,我们的队名:中国少年先锋队.二,我们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党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我们队.三,我们队的性质: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四,我们队的目的: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听党的话,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参与实践,培养能力,立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维护少年儿童的正当权益.五,我们的队旗,队徽: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是我们的队旗.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红旗象征革命胜利.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我们的队徽.六,我们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七,我们的标志:红领巾.它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每个队员都应该佩戴它和爱护它,为它增添新的荣誉.八,我们的队礼: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九,我们的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回答:时刻准备着!十,我们的作风:诚实,勇敢,活泼,团结.十一,我们的队员: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所在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就成为队员.队员入队前要为人民做一件好事.要举行入队仪式.队员是少先队组织的主人,在队里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对队的工作和队的活动提出意见和要求.每个队员都要遵守纪律,服从队的决议,积极参加队的活动,做好队交给的工作,热心为大家服务.优秀的少先队员可以由队组织推荐作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队员由一个大队转到另一个大队,要带上队员登记表,到新的大队报到.超过14周岁的队员应该离队.由大队举行离队仪式.十二,我们的入队誓词: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十三,我们的组织:在学校,社区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由5至13人组成,设正副小队长.中队由两个以上的小队组成,成立中队委员会,由3至7人组成.大队由两个以上的中队组成,成立大队委员会,由7至13人组成.小队长和中队,大队委员会都由队员选举产生.半年或一年选举一次.大队和中队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队长,副队长,旗手和学习,劳动,文娱,体育,组织,宣传等委员.十四,我们的活动:举行队会,组织参观,访问,野营,旅行,故事会,开展文化科学,娱乐游戏,军事体育等各种有意义有趣味的活动,以及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和社会实践.十五,我们队的奖励和批评:队员和队的组织做出优异成绩的,由队的组织或报共青团组织给以表扬和奖励.队员犯了错误的,队组织要进行耐心帮助,批评教育,帮助改正.十六,我们的辅导员:由共青团选派优秀团员或聘请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热爱少年儿童的教师以及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来担任.他们是少先队员亲密的朋友和指导者,帮助中队或大队委员会进行工作,组织活动.十七,我们队的领导机构:全国和地方各级少先队工作委员会,是全国和地方少先队经常性工作的领导机构,由同级少先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少先队的历史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1949年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
建国初期的少先队，响应党的号召，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
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盗窃、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少先队员开展了“三要三不要”（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东西）的活动。
1953年开始，少先队遵照同志关于“好好学习”的教导，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学习活动。
1953年11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
在国家一五计划鼓舞下，少先队员们努力学习，渴望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江苏省宜兴县、辽宁省复县松树区和北京市的少先队员提出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的倡议，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小五年计划”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
少先队员收集废钢铁、拣粮、种植油料作物、饲养小动物，节省零用钱捐献拖拉机。
1955年，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
团中央提出了“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活跃少年先锋队生活，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
” 1957年5月，上海少先队首创了以“热爱红领巾，做个好队员”为口号的“红领巾月”活动。
在“红领巾月”中，少先队员收集废钢烂铁，向祖国捐献了上海市第一台“红领巾号”拖拉机。
196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高举思想的红旗，坚持少年儿童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报告。
1962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
1963年，党中央、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他们读雷锋故事，和雷锋比童年，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和雷锋班战士通信，做针线包、节约箱、建光荣簿等，在校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五六十年代，各地的少先队活动非常活跃。
如：参观工厂、农村、新的建筑工程；与老前辈、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见面；祭扫烈士墓，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开展行军、野餐、军事游戏活动；举行故事会、诗歌朗诵会；开展“可爱的祖国假期旅行”、“到月球去探险”、“我长大了干什么”活动；组织“45分钟的价值”队会、“大队游戏节”，开展“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行为”讨论；兴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银行”，组织科学兴趣小组，建立少年图书馆、气象站；组织“红领巾合唱团”等等。
这些活动为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和育人作用的发挥打下了长期深厚的基础，影响久远。
“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受到摧残。
少先队组织的名字、标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资派”为目标的“红小兵”组织。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1978年10月，团十大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
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建。
团十大一中全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
干部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并举，是团中央恢复与发展少先队工作的两大措施。
1979年10月，团中央举办第一届全国辅导员夏令营，同时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
1979年，团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
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总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五爱”教育，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先队工作活跃起来，为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献身人民、热爱科学、具有民主精神和健壮体魄的新一代，为造就一支朝气蓬勃的四化建设预备队而奋斗。
会议提出了少先队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阵地化的基本目标。
1983年，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
少先队确立了“面向新世纪，造就新主人”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先队取得了许多突破和创造。
以少先队代表大会制的建立和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少先队实现了在共青团领导下的相对独立，并形成了团教两家齐抓共管少先队工作的新格局。
少先队创造教育与创造性活动广泛开展。
少先队理论建设与理论队伍取得新发展。
1983年，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少年科研规划会议。
1984年，全国少工委发起了“全国万名创造杯少先队活动竞赛”，开展了大规模的创造性活动。
同期，少年工作者队伍培养、培训、配备和理论建设日益加强。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级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了“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学赖宁、学习“十佳少先队员”、“劳动实践”等教育活动，广大少先队员踊跃参加“我们爱科学”、“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等活动，他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全面发展。
九十年代以来，少先队活动中关于培养少年儿童素质的内容逐渐增强，特别是1994年以来，为配合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战略转变，培养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识和初步的生存、发展技能，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起了“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简称“雏鹰行动”）。
1902年，俄国革命遇到了许多困难，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发出了时刻准备着的伟大号召。
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终于举行了1917年的伟大的十月革命。
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前苏联莫斯科诞生，并确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前苏联列宁少先队的呼号。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我国第一个革命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时，便把时刻准备着作为自己的呼号。
解放后，党又把“时刻准备着”写进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章里，明确规定为我队的呼号。
红领巾题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