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县衙除了县官办公，是否是县官居住场所
审案是县令审吗
县尉负责审案吗
县衙的规制和机衙门，是唐代以来官府的统称。
县级自署、公署或县治，俗称县衙。
它是封建统治者在基层的代表——县官行使权力，也是县级官吏办理公务的地方。
即所谓“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为用也。
”〔48〕可见，衙门在官吏施政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衙署的设置是有规制的。
为显示等级差别，各级官员衙署的建筑结构包括油漆彩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分，不得逾越。
清代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
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笔者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
”《大清津例·礼律》甚至对各级府第厅堂的间架结构及木构件绘饰也作了详细规定。
笔者以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和河北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河南南阳府衙的建筑布局相对照，并与收集来的数十张清代县署图相印证，从而看到，清代各级地方衙门尽管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有所不同，但中轴线上的规制都是一样的。
中轴线以外的建筑则比较灵活。
鉴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县官制度，故归结县衙的建筑布局原则是：清代县衙的建筑布局同其他衙署一样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堪舆学说的制约，具体建筑物随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随意变更而遭禁忌（内乡县衙大堂暖阁顶棚中心绘八卦太极图，就说明其设计依据是八卦图）。
其二是受皇家建筑布局、规制的影响，主体建筑均布置在中轴线上，且不能追求奢华。
〔50〕具体讲，县衙的建筑规制大致可以概括为：1.建筑群座北朝南。
主体建筑均集结在一条中轴线上，自南向北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坊，坊左右为六房，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和三堂，并配以相应的厢房，是长官及所属人员办公之所在。
其佐贰官、属官均在东西副线上。
2.“左文右武”。
六房的位置均在大堂前，按左右各三房，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然后再分先后，吏、兵（分别代表文、武官——笔者注）二房为前行，户、刑二房为中行，礼、工二房为后行。
如有增设也不打乱这个格局。
3.“前衙后邸”。
各县衙门均以大堂、二堂为知县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堂，形成前衙。
二堂之后则为内宅，是县官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处。
4.监狱居南。
各县衙门监狱均设于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坤位），俗称“南监”。
然而，当主持建设衙门的长官品级和所处衙门厅堂规制不符时，其厅堂大小以实职为依据，并不因某一长官级别较高，就说某衙门为某品衙门。
如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大堂虽为五间，但它以明次三间为堂，梢间与次间之间有硬山相隔，梢间辟为夹室。
形成“明三暗五”式建筑，这是为了烘托大堂的威严高大而采取的暗处理手法。
内乡县衙大堂和南阳府衙大堂虽同为五间，但南阳府衙是以五间为堂。
所以内乡县衙大堂五间，既不能视为五品衙门，又不能视为按七品县衙逾越。
加之，知县章炳焘（同知衔，五品官）兴建县衙后尚有七品、四品官仍在此办公，故内乡县衙说到底是县衙，而不是五品衙门。
清代的县署衙门除了有严格的建筑规制外，其署内职官编制和实际办事人员分佐贰官、属官、佐杂、三班六房和幕友、长随等人员，他们既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进行着正常的工作运转。
其县署的职官没置和人员组成情况如下：县设长官一人，正七品，主一县之政，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并聘请幕友为其参谋顾问。
佐贰官，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
分掌粮马、户籍、征税、缉捕诸事，各设专署办公，称县丞衙（廨）、主簿衙（廨），各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据《清史稿·职官三》载，全国1358县，仅设县丞345人，主簿55人。
清内乡县未设县丞、主簿佐贰官。
属官，典史，未入流，掌稽检狱囚。
清代一般县份不设县丞、主簿佐贰官，而由典史兼领其事，因掌治安刑狱，故（沿元制）习称典史为县尉，设专署办公称为典史衙（廨）、巡捕衙或捕厅署，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儒学教谕（正八品）、训导（正九品）各一人，“掌训迪生员及学政各事。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设于县境边远要害地方，“掌捕盗贼，诘奸宄”。
元、明、清内乡县均在西峡口设巡检司。
杂职官，各县均设有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
此外，还有驿丞（掌邮传）、闸官（掌河闸启闭事），税课大使（掌典商税）、县仓大使（管仓庾）、河泊所官（掌收渔税）等均视事而设，也属未入流之杂职官。
〔51〕六房。
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沿明之制，一般称为六房或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是中央朝廷六部之缩影。
但清代县署之六房，只是习称、概称，其实是以六房为主，多有增设。
据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载，内乡县署于吏、户、礼三房下设铺长房，又于兵、刑、工三房下设承发房，而成为八房。
光绪时，除六房之外，又设仓房、库房办公处、承发房等，办事机构增至十房。
其各房的职能是：吏房，掌吏员选用，乡绅丁忧、起复，在外省做官各事；户房，掌户口管理，征税纳粮，灾荒赈济等事；礼房，掌兴学、科举、教化、旌表、礼仪、祭祀、节庆等事；兵房，掌兵差、民壮、考武、治安等事；刑房，掌破案侦缉、堂事笔录，拟写案牍、管理刑狱诸事；工房，掌工程营造，起盖衙门等事：铺长房，掌邮传及迎送官员之事；承发房，应办各种公文信札，皆由此房挂号，又分发各房转办；仓库积储粮食，库房积储财物。
〔52〕其职权无一不是在知县的主持监督下，由各房办理具体事务。
六房办事人员，按《清会典·吏部》卷12载，“外吏之别四，一曰书吏，二曰承差，三曰典吏，四曰攒典”，四种名称，以府州县之吏通称“典吏”。
府州县首领官、佐贰官、属官所属之吏为攒典。
而各房之头目，或称经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称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
“六房”书吏一般为十余名，不超过二十人。
他们不是官员，没有品级，或“选于民而充之”“役五年而更”〔53〕（也有纳粟争充的）。
他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靠领取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作为维持生计的来源，还可获取各种陋规，以补收入之不足。
他们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决窍，擅长处理衙门的内部事务，掌握着衙门的实权，甚至造成一种危害，利用其在官府的特殊优势，事无空过，动笔即索，以平衡身在官府但政治前途被堵、经济待遇低微的心理。
〔54〕三班衙役。
即皂、壮、快三班。
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
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55〕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人民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清代州县长官同其他官署一样，普遍使用着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长随，做为自己的智囊、心腹和随从。
师爷，亦称幕友、幕宾、西宾、西席，县官称其夫子或老夫子。
现存内乡县衙就有一个院子叫“刑钱夫子院”，在一般县份，不管有几个师爷，钱谷，刑名师爷是必有的。
长随，也称长班，是县官普遍使用的家奴、家人，但他们不是那种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而是专门投身衙门以当奴仆为职业的人，他们与县官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人身依附性不强，并可以自由地择主，今日同李官一起上任，明日又可投奔张某衙门；他们的职责是帮办公务，不同于伺侯主人生活起居的奴婢，其从事的公务主要有门上、司印、签押、司仓、跟班、值堂、书启、呈词、执贴、传话等。
长随与幕友、书吏、衙役在职责上的区别是，幕友在署内核议批拟，书吏在六房办理文稿，衙役做力差，而长随则在官、幕、吏、役中往来传达，“安排”事务，是地方官的贴身心腹。
〔56〕关于衙署的职官设置和吏役人数，例有编制，清代规定，“凡内外官衙门官有额定数，多添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只杖一百徒三年”。
〔57〕对于吏役滥设者，主管官也要受处分。
然而，虽律例条文那样明确规定，但实际上衙门人数也往往超编。
据道光七年（1827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清廷批准，裁减清退全省吏役23900名，并规定今后州县衙门吏役不得超过80名，其余一概斥退，编入里甲当差。
〔58〕而实际上这个定例仍难实行，清代中央规定各县民壮就有50名。
据清同治《内乡通考》记载，时，内乡县设知县一人，属官典史、教谕、训导、巡检各一人，其他役杂如三班衙役、伞扇轿夫、门子、禁卒、厨夫等109人，加上未计的医官、阴阳生、志书未载的书吏、师爷和仵作（验尸的医生）、稳婆（验女尸的医生）、官媒（女役）等，内乡县署内的实际“工作人员”，达150人以上，由此可见一班。
注释：〔1〕〔13〕《历代职官表·概述》。
〔2〕《清史稿·职官志三》。
〔3〕参见《雍正朱批谕旨》，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见刘子扬著《清代地方官制考·各省府州县官缺一览表》。
〔5〕〔7〕《清会典·吏部》卷10。
〔6〕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8〕康熙《内乡县志·职官志》。
〔9〕据现存于内乡马山口镇的清宣统汪继祖德政碑。
〔10〕《大清律例·吏律·官员赴任过限》。
〔11〕〔17〕〔36〕民国《内乡县志·职官志》。
〔12〕《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14〕大堂题记为：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七日卯时立，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内乡县事会稽章炳焘重建。
〔15〕见《政法论坛》1990年第4期，张晋藩《中国古代惩贪治吏的历史借鉴》。
〔16〕见《文史哲》1991年第2期，鹿xū＠④慧《中国古代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18〕《东华录》康熙34年。
〔19〕《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6。
〔20〕〔21〕《清史稿·舆服二》。
〔22〕《清史稿·舆服四》。
〔23〕〔24〕《清会典·吏部》卷11。
〔25〕参见《燕京岁时记》。
〔26〕《朱元璋系年要录》。
〔27〕《日知录·奔丧守制》。
〔28〕转引自《历史大观园·清朝严密的教化制度》1994年第10期。
〔29〕抄自清道光《六安州志》。
〔30〕参见《清会典·吏部》。
〔31〕康熙《内乡县志·建置》。
〔32〕《清会典·刑部》卷53。
〔33〕〔56〕参见郑秦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34〕〔35〕《清会典·刑部》卷56。
〔37〕转引自《光明日报》赵秀玲《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与启示》。
〔38〕〔39〕参见《清会典·户部》卷18。
〔40〕《清会典·户部》卷19。
〔41〕清同治《内乡通考·职官考》。
〔42〕〔43〕〔44〕〔45〕《清史稿·选举志·考绩》。
〔46〕据现存于内乡县衙的“募化碑”和“典重引年”匾额记载。
〔47〕参见《清会典·吏部》卷11。
〔48〕明成化《内乡县志·创设志》。
〔49〕《清会典·工部》卷58。
〔50〕〔58〕参见黎仁凯、衡志义等《清代直隶总督及总督署》。
〔51〕以上参见《清史稿·职官志三》〔52〕参见台湾《新竹县志》及《清代直隶总督和总督署》。
〔53〕《清会典·吏部》卷12。
〔54〕参见吴吉远《古代社会的吏员》，《文史知识》1993年第9期。
〔55〕梁章钜《退庵随笔》。
〔57〕《大清律例·吏律》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溪加鸟＠②原字为澜右半部加鸟＠③原字为礻加侵去亻＠④原字为讠加胥
《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是谁，是什么时写的
一、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这三位作家写过小说《梁山伯与祝》。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三、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县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
……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
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
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
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明朝著名文学家张岱（浙江绍兴人）在其著作集《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道：“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
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据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著名的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祝二人在济宁市邹县峄山读书，曾慕名而至济宁市曲阜孔庙拜祭过孔子，并参阅过孔庙的经文藏书，后梁祝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惊天动地，曲阜孔庙为了表彰纪念他们忠义精神，特地于二人在曲阜孔庙读书的地方标以牌匾，以示纪念。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出自哪里
清远名人——中国上最后一眼朱汝珍朱汝珍(1870—1942年)，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清远清末民初法学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老一辈的清远市民在津津有味地回忆清远历史时，总免不了要提到朱汝珍。
原来，朱汝珍本来应该是清代末科的状元，但是由于姓名和籍贯的缘故而与状元无缘——按照惯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
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虽然文词畅顺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故看后不禁连连摇头。
当她看到“朱汝珍”这个名字时，心中更是不由得陡然升起一股厌恶之感：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是出叛逆的地方。
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
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
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
相反，慈禧觉得刘春霖这个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贵州人，便将他提升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据史料记载，在考取榜眼前，朱汝珍发奋读书，曾以县试冠军入读清远县学，22岁时又凭优异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取列广州府闱第一。
27岁考取拔贡，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江苏司行走，开始了仕途生涯。
朱汝珍中了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
他不同于清朝的遗老，安于现状，抱残守缺，而是能跟时代步伐前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1906他决心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
第二年，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
1930年南归，受聘为香港大学教习；1933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
朱汝珍不仅是一个科举生，他还是一个抗日爱国者。
抗日战争爆发时，朱汝珍早已是68岁的老人家，他由于受爱国思想驱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在香港主持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为抗战筹款。
香港沦陷后，他不惧日本人和汉奸的威逼利诱，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这期间，年事已高的朱汝珍还发动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极力帮助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疏散回乡。
抗战期间，有3万多清远人在香港谋生。
他们大都是从乡间逃荒走难流落到香港的农民。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离港返回内地谋生，一些有实力的社会社团也积极协助乡人回乡。
当时在香港的清远人，要回乡又缺路费，许多人只好流落街头乞食，病倒街头。
朱汝珍主持的清远公会想方设法帮助难民回乡。
1942年，同乡会要组织3万多清远难民疏散回乡，但由于这时日本人已有所察觉，将公会的账号冻结了，一时筹措不到经费，难民的处境异常艰难。
后来幸经朱汝珍斡旋，同乡会才解决了全部疏散经费。
1942年2月、3月间，第一批几百名难民从九龙步行经过深圳到达东莞虎门乘船返回广州，再坐车回清远。
到三月底，最后一批难民也顺利启程了。
三万清远难民得救了
我还了解到，朱汝珍写得一手好诗文，又擅长书法艺术，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遗风。
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作品。
朱汝珍著作颇多，主要有《词林辑略》、《词林姓氏韵编》、《清远县志》、《阳山县志》等。
在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大禾岗学发公祠里还保留着多副由朱汝珍所撰并书的石刻对联。
家乡出了这样一个榜眼。
毋用置疑，朱汝珍是清远人的骄傲
清远市博物馆记载着朱汝珍的史实
孔子杏坛讲学的杏坛种的是什么树
原先可能只是地名，后来附会的人在今日杏坛种植了杏树。
“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也泛指聚众讲学的场所。
后来，人们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
北宋时，孔子后代又曲阜祖庙筑坛，球植杏树，遂以“杏坛”为名字。
杏坛是孔子教育光辉的象征。
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
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
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
该坛建于宋代，四周环植以杏，故名；金代又于坛上建亭。
明代后期重修，即今日杏坛。
杏坛在山东省典阜市孔庙的大成殿前。
相传此处是孔子讲学之处。
《庄子·渔父篇》载：“孔子游于缁帷（即黑惟，假托为地名）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宋代以前此处为大成殿，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在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
于是，“杏坛”，成为教育圣地的代名词。
金代于杏坛上建亭，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明代隆庆三年（1569年）改造重檐方亭，清代乾隆皇帝题匾。
此杏坛方亭重檐，黄瓦朱柱，十字结脊。
亭内藻井以细小斗拱装饰，彩绘金龙，绚丽多姿。
亭下有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碑及乾隆“杏坛赞碑”。
亭四周有石栏围护，四方有甬道可通。
亭前石炉，雕刻精美，是金代文物。
亭四周遍植杏树，每到春和景明，杏花盛开，灿然如火。
孔子后裔六十代衍圣公《题杏坛》诗云：“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
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说：“孔子游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本来，按晋人司马彪的注释，杏坛只是指“泽中高处也”，清代顾炎武也认为《庄子》书中凡是讲孔子的，采用的都是寓言的写法，杏坛不必实有其地。
但一种流行的附会说法却以为杏坛就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
宋时，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
故现在的曲阜孔庙实有杏坛。
由此可见，“杏坛”实际是指“孔子讲学的地方”，现在也多指教书授人的地方。
清朝中州著名学者耿介主持倡兴嵩阳书院，循孔杏坛讲学旧说，在地除地为坛。
讲学期间坛上古杏树一株，传为耿介手植，今石护坛，周匝平台栏杆，恢复旧貌。
孔子杏坛讲学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而立，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以扶正摇摇欲坠的殿堂，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民本思想，“有教无类”：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兼收并蓄。
这一天，孔家小院热闹非常，孔子带领一群青少年垒土筑坛，并移来一棵小银杏树栽在坛边。
孔子抚摸着银杏树说：“银杏多果，象征着弟子满天下。
树杆挺拔直立，绝不旁逸斜出，象征弟子们正直的品格。
果仁既可食用，又可入药治病，象征弟子们学成后可以有利于社稷民生。
此讲坛就取名杏坛吧
” 此后，孔子每日杏坛讲学，四方弟子云集。
《礼记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大凡都有道德、学问的追求，即使处于困境，仕途不达，亦能保持操守， 《孟子·尽心上》 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 相传孔子杏坛设教，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
自古以为美谈，为士林所称颂。
进而又将杏坛作为孔子兴教的象征，列入孔庙的建筑体系之中，这种格局甚至影响到了儒学所及的东南亚诸国。
“杏坛赞”御碑孔子杏坛设教之事，后世颂者虽众，却不见于《论语》、《孟子》、《荀子》，以及《左传》、大小戴《礼记》，这些与孔子相去未远的先秦诸子文献之中，甚至连“杏坛”之名都未曾出现过，令人颇为费解。
那么，杏坛设教之事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揆诸史记，记此事最古者，当属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作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东家杂记》，其中有《杏坛说》一文，略曰：昔周灵王之世，鲁哀公之时，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睹杏坛，逡巡而至，历级而上。
弟子侍列，顾谓之曰：“兹鲁将臧文仲誓盟之坛也。
”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歌曰：“暑住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 文末孔子所歌为七言绝句，这种新体诗肇始于南朝齐梁间，孔子之世绝不可能有，此其一。
春秋交战，都是车兵，一部《左传》说得明白。
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有骑兵，此时已入战国之世。
臧文仲为春秋鲁人，孔子何以有“战马今何在”之叹
此其二。
第三，果如其说，杏坛则为臧文仲所首创，孔子只不过因其地，袭其名而已矣。
据此三点，可知此文当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不可据信。
“杏坛”一名，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庄子·渔父》篇： 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 司马彪注云：“缁帏，黑林也。
杏坛，泽中高处也。
” 明末顾炎武考证认为：《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
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
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顾炎武以《渔父》为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
”并进一步考证认为，最初坐实杏坛之地的，乃北宋孔道辅。
今曲阜大成殿南，本为讲堂旧址，汉明帝东巡过孔子宅，曾御此说经。
孔道辅扩修祖庙，不欲毁弃，即以瓴甓为坛，环植以杏，而成杏坛。
顾氏之论，除去定宋乾兴年间建杏坛可商之外，其余可谓正本清源，实属不移。
《曲阜县志》指为道辅建于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也指天禧间建杏坛说： 杏坛在宋以前，本为殿庙旧址。
宋天禧间，四十五代孙道监修祖庙，移殿于北。
不欲毁其古迹，因庄子有“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语，乃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
对照《阙里志》所录孔道辅墓表原文，杏坛初建之年可定于北宋天禧二年。
石香炉无杨奂《谒圣庙》诗云：“会见春风入杏坛，奎文阁上独凭栏。
” 明李杰《庙陵诗》有句：“文庙地灵松柏古，讲坛春暖杏花香。
” 明陈凤梧《恭谒阙里朝廷，行释菜礼，敬用纪事》诗曰：“杏花香散坛前雨，桧树光凌殿外云。
” 明郭正域《谒圣庙恭记》诗有句：“坛上杏花红，林前洙水黑。
” 明姚文炤《谒圣庙》诗有句：“绕坛红杏垂垂发，依树白云冉冉飞。
” 明郑威《谒林庙》诗云：“春回古桧花开杏，道咏元和天地通。
”明王在晋《杏坛诗》云：“松柏郁交翠，红杏倚孤亭。
”清朱彝尊《谒孔林赋》有“杏坛花繁，庭桧甲坼”之语，《曲阜远眺同刘中丞》诗有“夕阳新雨过，春杏旧坛开”之句。
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有《六十代赠衍圣公题杏坛》诗曰：“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珑、回琴想象中。
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今孔庙杏坛有《杏坛赞碑》，正面为清乾隆帝手书之《杏坛》诗：“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
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
”在诸多有关董奉传奇般的事迹中，最有影响的乃是他在庐山行医济世的故事。
据《神仙传》卷十记载 ：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 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
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 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颗杏树。
所以四乡 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为医酬。
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
杏 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贩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 达二万余人。
正是由于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
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 后，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
后来人们又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 纪念董奉。
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的 话语来赞美象童奉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