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教育专科行政管理专业《秘书学》形成性考核册 答案
我觉得这篇写的不错，你看看吧~~（1）、 玉龙集团 成都化肥厂是1958年全国首批兴建的13套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之一，2001年改制后更名为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2002年与省农司合作，实现资产重组，为企业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40多年的艰苦创业，公司多次受到原化工部、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级领导的表彰，荣获原化工部首批命名的六好企业、精神文明工厂、全国环境优美工厂等殊荣。
裕农牌碳铵、尿素获部优、省优。
98年以来公司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先后采用四套先进的进口和国产DCS计算机控制系统，使产品产量、质量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
目前，公司具有年产10万吨合成氨、13万吨尿素、10万吨碳铵、10万吨复合肥的化肥生产能力。
在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生产经营宗旨指导下，产品深得用户好评和市场亲睐，2001年荣获四川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工业企业最大市场占有份额30强，2002年公司裕农牌尿素被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列入免检产品，2003年被评为成都市模范企业。
玉龙公司控股1个子公司和3个分厂，成都科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水处理剂、聚丙烯酸脂特种橡胶等多种精细化工产品，成都化肥厂生产尿素和碳铵；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复合肥分厂生产复混肥；宝鸡市川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碳铵、甲醇、初甲醇。
作为一个迄今有40余年的老化肥厂, 玉龙公司位于古蜀商贾道上的驿站,也是诸葛孔明用兵布阵设“旱八阵”的军事要地———青白江,一个具有诗意的名字,一块富庶的宝地,成都市的工业区,在这里云集了众多大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直到本世纪初,在历经各种变革以后,留存下来且有活力的企业已屈指可数。
其中,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不仅是一家很有活力的企业,也成了青白江区的纳税大户之一。
“玉树临风立大地,蛟龙出水腾长空。
”成都市技术监督管理局青白江分局副局长、著名书法家沈宗富为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题写的一幅对联,以说明今天的玉龙公司如一棵参天的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它都坚定不移地挺立于大地,又如出水的蛟龙正腾飞于长空,比喻该公司的发展前景广阔。
??玉龙化工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58年全国首批建起的13家小型氮肥厂之一,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镇,后来更名为成都化肥厂, ,在全国很有名气。
然而,由于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和体制等原因,致使企业在获得短时间的一些成绩后,便很快就坠入了低谷。
当时,在这个企业中共有大小独立核算的经营部门30多个,造成了资金严重分散、流失,其中一个分厂竟莫名其妙地就将500万元资金挥霍得无影无踪;一个年产25000吨合成铵的小型企业,居然有职工1600多名。
这样一来,企业不仅已难再向前发展,甚至还负债累累。
成都化肥厂已走到了破产的边沿! ??1994年8月15日,成都市工交工委和成都市化工局对该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调整,当时在厂已有26年工龄、并已是经营副厂长的袁开全被任命为厂长兼党委书记,主持企业的全面工作。
??袁开全上任伊始便提出“二次创业负重攀登”的口号,接着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企业进行彻底整治。
首先是重新组建了一个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领导班子,当时在整个班子里,平均年龄不到40岁,其中一位厂领导才28岁;其次是开始收缩战线,清产核资,清理内部人员,重新选用人才,将大批闲散人员予以逐步分流,对人员和机构都进行了精简;最后是整治和更新生产设备,使厂里的生产恢复正常。
??有了新的用人机制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加上新的治厂方略,再通过全厂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成都化肥厂这个身染顽疾的企业,终于又起死回生了。
??改革,不断探索新路子,似乎已成为有了生机的成化厂一直追求的目标。
1999年,成化厂为了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以产权制度为中心进行改制,成功组建了“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职工和资产实现了身份置换产权变更、和机制转换三个百分之百,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
2002年7月,根据公司发展所面临的形式和做大做强的要求,玉龙公司又与省农资集团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结构。
??玉龙公司在不断进行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同时,还对公司原有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改造,走新型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他们在改造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扩大再生产,而是尽可能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
近几年来,他们共筹措资金达一亿多元投入到技改、扩建中,先后组织了“合成铵四改六”、“尿素六改十”、“双一段直接转化”等六大项目的技改工程,对原来落后的工艺间歇转化改为连续转化,使之节省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降低能耗,注重环保,提升效益。
??这个资深的老牌企业,自建厂到这时前后共经历了两次改制,每一次成功的改制,都是企业的一次飞跃。
当一个全新的玉龙公司诞生后,企业早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公司的员工已由原来的1600多人下降到740人,其中在岗人员只有500多人;公司生产的合成铵年产量,由原来的2.5万吨上升到10万吨;尿素由4万吨上升为13万吨。
改革使企业找到了出路,打开了崭新局面,为玉龙的发展和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体现人性化。
作为玉龙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袁开全先生,特别注重企业的人文因素。
首先,公司在制定有关方面的制度时,内部一律实行全员竞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选用人才制度;其次,近三年来共投资70多万元用于对员工的培训。
先后举办了技术培训班、管理人员中专班和MBA班,共培训员工420多人。
今年又与西华大学达成协议,在玉龙举办了一个经济管理的成人大专班,为该公司培养高级管理人才。
??关心员工疾苦,提高员工生活福利,这是袁总作为公司领导最得人心之处,也是他管理企业的主要法宝。
随着公司效益的不断提高,公司便把员工利益放在首位,通过调整工资结构和修改奖金方案,使员工收入大幅度提高。
玉龙公司是青白江区市属以上企业中员工住房面积最大、生活环境最优的企业,近700户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达80平方米以上,而且,生活区还新建了两处漂亮的花园,其绿化面积达到了30%。
在“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生产经营宗旨指导下,产品深得用户好评和市场青睐,“裕农”牌尿素、碳铵属于部、省优质产品,2002年到2004年连续三年,尿素被评为省免检产品;2003年,公司实现利润1158万元,今年1—5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已创利润1580万元,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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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