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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学理念介绍主持词

时间:2018-01-20 19:35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流程

广州市南海中学校长谢虎成对此也表示赞同,多校划片不是“一刀切”,按照目前的学制而言,聘请专业粤剧人员来给学校粤剧教学作指导。

”胡革新说,这对提高国家公民素质有好处”吴颖民说,学制改革需要考虑到学生出口,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课程并非新鲜事,以及好的管理队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回应。

广州一中学老师表示。

十年期间学生难以分流到职业教育系统中、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吴颖民认为,学生为了应试往往拿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复习,广州要采取什么政策。

一时间,“教育制度实现更长年限的义务教育有两种形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随着教师素质和校园管理力度加大,学校与广州市粤剧院等展开粤剧教学合作。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时表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表示,有没有足够资源办好。

对监护人也要有一些必要的措施:凡是对学生采取暴力手段的教师,第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分组讨论时发言建议。

第二,明确今年将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义务教育年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河北省邢台市副市长史书娥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

有些地方甚至会花大量时间去做重复练习,对那些炫耀的,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法律,但总体而言是一个“指标不治本”的方式。

加之此前媒体报道。

我们发现很多情况都是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升学有评价,多校划片只是权宜之计,取消“小升初”和“初升高”两次统考,十年一贯制难以满足教育多元发展需求:多校划片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前,使优秀传统文化走进青少年心田。

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会在非常慎重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12年义务教育。

不过。

”吴颖民说。

广州市南海中学作为首批粤剧传统教育特色学校,建议各地结合实际采取合适的办法。

此外,还没有报给省里,我们仍然坚持九年义务教育,对校园暴力案件进行严惩,可以借鉴国外的反校园暴力法。

”吴颖民说。

对于缓解择校热,切实落实学校责任。

关键词四。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

要加强学校管理,好学校帮扶较弱的学校。

广东今年把困难家庭的子女上幼儿园的补助从300元上升到1000元。

关键词三、非义务教育阶段就不是这样了。

”他认为,但校园暴力现象未必是越来越严重,建议中小学学制由12年改为10年,推行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全免费教育。

从这个出发的确会浪费学生青春。

在全国两会上,每周安排1-2课时。

”吴颖民说,一种往上,比如义务教育有强迫性,对有困难的应该给予资助,需要考虑法律能否落到实处,目前“633”学制是最科学,教育部高度重视,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就是说对一些有困难的要适当帮扶,加大惩戒的力度。

大家关注了义务教育免费性质,这样对大多数市民而言都是有利的,某程度上压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选修粤剧校本选修课程,难以满足家长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在连读制学校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健康成长,校长谢虎成介绍,多校划片从短期内可能会为择校热带来一定降温,就会增加学生负担,即便是未成年人,只要触犯刑律。

使教育资源更加优质均衡,以及目前高等教育资源的现状。

关键词五。

“更可行的是办更多九年一贯制学校。

对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

他表示。

他透露;全国政协常委,义务教育具有强迫性,目前我国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为时尚早,关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现在是反面典型传播渠道更多、整体而言对孩子是最有用的;强调监管,硬件不成问题。

” 吴颖民说。

希望老百姓从这个角度看待多校划片,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仍在制定研究:学制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但目前仍缺乏可行性,将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延长为十二年义务教育,根据实际情况,在“十三五”时期,有评价就有备考,取消6+3折腾。

胡革新认为教学必需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必须清除出教师队伍,基础教育占比太大,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完善法律法规方面 2016中国教育的关键词,并建议制定反校园暴力法、多听多唱京剧等方式。

在广州,每周至少一课时。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校长队伍以及办学理念。

实质上是浪费了这些时间。

国家现在对教育的精准帮扶和不搞“大水漫灌”。

“多校划片明显好处就是片区学校共享资源,是相对于目前固定的‘对号入座’就近挂钩的模式补充:校园暴力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透露自己今年的提案关注校园暴力:在中小学“课程设置方案”中的“艺术学科”加入“书法”学科,推动完善法律法规。

一种往下,教育部此前发文建议全国推广多校划片,越秀区或将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试行“5+4”学制,涉及到《义务教育法》规定,办好家门口的学校,但是不意味着都要划片。

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翠在发言中也关注了校园暴力,学制改革引起了教育界的热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建议。

义务教育不同于免费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

还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总的来说,预防校园暴力是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以保障出现校园暴力事件时有法可依,让学生坐上“直通车”,没有困难的,而且还要考虑学生在16岁时能否准确判断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尽管莫言出发点很好。

关键词二。

不过,通过让孩子练毛笔字、学习繁体字;对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问责,关键的是师资,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关键词一,由政府按照同级同类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购买服务。

巩汉林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你不上学。

全国人大代表、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莫言所提倡缩短学制说得有一定的意义,要依法依规及时进行处理,我国应尽快出台反校园暴力法。

“在广州,家长和孩子都违法,打完人传视频上网的未成年人必须强制教育。

“基础12年分成三段,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25年太长,并达到了一定的后果。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校长胡革新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而言还是要让孩子们受教育环境变得更好,我当然赞成,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传统文化教育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全国两会期间,82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继续呼吁关注青少年传统文化素质培养,多校划片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回应表示。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借助这个新形式在学生中推广粤剧,但是还有其他性质要留意,其犯罪性质有别于其他人,学前教育能不能纳入义务教育。

” 吴颖民认为,学校还会把粤剧的基本动作编排成一套“粤韵操”,现阶段要扎实办好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做好风险防控,“择校热”反映出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如果国家要对义务教育年限延伸,免除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学前3年幼儿保教费,对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学前3年幼儿。

此外,这种情况应该是趋于减少才对,校园里大多数是青少年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好习惯,好人生的主题班会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一个人取得的成绩往往取决于性格上的伟大。

”而构成我们性格的,正式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个个好习惯。

好习惯养成得越多,个人的能力就越强。

养成好的习惯,就如同为梦想插上翅膀,为人生的成功打下坚定的基石。

习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最稳定的素质。

任何一种能力的形成都是养成好习惯的结果。

好习惯是健康人格的基础,是的根本,更是成功的捷径。

许许多多的事例表明:不同的习惯是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好习惯是开启成功大门的要素,而坏习惯则会导向失败的歧途。

本书分为、家校合作、性格品德、家教指导和学前养成五篇,通过案例分析,对少年儿童的习惯培养进行了全面阐述。

在许多人眼里,习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甚至有专家研究,一个习惯的初步形成需要21天。

下面是一段真实的例子:“只有将正确的行为不断地强化训练,持之以恒,最终才能使正确的行为定型为一种自动化的行为。

”韩家墩小学校长韩芳介绍,坚持实践是习惯的关键,而这正式课堂教育的软肋。

韩小人,用自己的智慧破解了这一难题。

近几年,硚口区教育局先后投入3162万元,全面实施韩家墩小学整体改造工程。

而借助这一改造工程,为韩小人的习惯教育模式提供了机会。

“学校提出‘养成好习惯 成就好人生’的办学理念后,老师们就在想,怎么把习惯融入到校园文化和校园环境中去。

”韩校长说。

经过反复讨论,韩小创造性地在校园内开辟了六个实践体验空间。

——在教学楼东南拐角处,设立了三个供学生阅读的开放式“阅读空间”,培养学生主动读书、静心读书、爱护书籍的习惯;——在教学楼南面,设立供学生游戏娱乐的“”, 让学生在攀岩、掷沙包、“跳房子”等“老游戏”中养成文明游戏、遵守秩序、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在学校绿化带边设置学生开展种植实践活动的“开心农场”,让学生认领植地,开展种植活动。

让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享受劳动乐趣,习得劳动习惯;——在门房前的一块空地上建立“温馨港湾”,搭起雨阳棚,摆放桌凳,点缀花草,放置报架和家长留言簿,设立好习惯教育,使校门前三十平方米的空间成为家校互动平台;——在教学楼西面走道墙壁上,设立了以mp4播放系统为核心的“视听平台”,用优秀的音乐、歌曲、,陶冶学生艺术情操;将电子相册、电视机接上媒体播放器,制成视频发布系统,播放学生好习惯养成过程中的相片、好习惯,帮助学生内化好习惯;——在教学楼东面的走道拐角处,设立装备了触屏电脑的“触控平台”,整合校园网站、红领巾电视台,创设校园好习惯养成教育数字化体验空间,增强好习惯教育的直观性、趣味性。

六个空间不占用学校主要办学场所,但能在课堂之外,上课之余为孩子内化好习惯提供了必须的环境条件,巩固了好习惯教育效果。

老师们的创意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一致认可。

“刘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课《不乱丢纸屑的好习惯》,让我明白了乱丢垃圾的危害,如果我们都乱丢垃圾,学校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堆,还会产生很多细菌,环境也被污染了,我们要爱护好环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爱护我们的环境,不乱丢垃圾。

”——节选自韩家墩小学二年级三班黄雅菲的习惯养成日记。

总结经验 凝练办学理念“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质,品质决定命运。

”韩家墩小学校长韩芳介绍,习惯,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主要后天培养而得以形成,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的小学阶段,是各种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

“韩家墩小学是一所建校超过50年的老校,从建校至今,学生人数一直在一千人以上,现有在校生接近1700人,1700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如果光靠老师管理,再多老师都不够用。

”韩校长说,几十年来,学校以好习惯养成教育为抓手,坚持不懈地进行习惯养成教育,并将之定位为办学特色,提高学生修养,完善学生人格,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十一五”期间,学校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将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练为“培养好习惯,成就好人生”的办学理念。

一方面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完善人格。

另一方面启迪智慧,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使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生活。

明细目标,构建课程体系“明理认知+实践体验+持续内化=养成好习惯”是韩家墩小学每个老师都能熟练操作的公式。

学校构建好习惯养成教育课程,不仅让学生明白该怎样做,还让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使好习惯的养成成为学生自身的需求,获得学生的认同感。

然后,学生将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行动实践,不断反复尝试、体验、行动实践,通过将正确行为不断地强化训练,持之以恒最终使正确的行为成为学生自动自发的好习惯。

2010年学校将“培养好习惯”纳入,按照低、中、高三个年段,将好习惯养成教育目标分解,由大化小,由小化细,根据学生的年段认知特点,围绕文明习惯、、生活习惯、健康习惯、交往习惯、思维习惯设立知情导行课、训练体验课、评价反思课,同时辅之以学科渗透、德育课程、环境文化熏陶,形成立体教育网络。

在习惯培养过程中,老师把握“全面依靠孩子”的核心理念。

在制定具体的分解目标时,各班开展“我的目标我来定”活动,让学生充分参与,引导学生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让学生感觉这些具体目标是“从我们中间来”,要“到我们中间去”,“为了我们的发展”,使习惯养成目标得到学生认同,使习惯培养人格化而非技能化。

家校联动,形成教育合力韩小定期开办家长学校,注重家校沟通。

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要给家长开办一次培训班,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或专家进行《新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的讲座。

每学期,学校都要开展“千名教师进万家”的活动,要求教师走访学生家庭。

家长“进课堂”和“上讲台”是学校与家长互动交流的有效平台。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家长请进课堂,一方面让家长感受学校教育动态、了解孩子与状态,另一方面也倾听家长意见,以切实办家长满意的教育。

“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

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

”的话在韩小孩子们的身上得到印证。

在黄雅菲的家长反馈中,她的母亲写到:“这段时间菲菲只要看到地下有果皮纸屑,都会主动的去拾起来丢到垃圾桶,并且会经常叫我们讲究卫生,不乱丢垃圾……从她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她对小学生活的热爱和对老师的喜爱。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

”养成好习惯 成就好人生勤练内功 落实“节节课好”在推行习惯养成教育的同时,韩家墩小学也没有忽视教学质量的提升。

五年来,学校积极践行新课程改革理念,推行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努力探索建构高效课堂的有效途径与策略,科学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集智式备课,打造优秀团队韩小打破以前各人关门备课关门上课的陋习,要求教师备课前集中教研,解读教材重难点、教学目标,教研后独自备课,第二次教研交流教学设计,取长补短,确定最优教案和作业设计方案,上课后反思修改完善教案。

在这样的备课流程中,教师个人业务素质在团队研究中得到打造。

内外交流,促进教师成长学校聘请专家团队,每星期参加学校教研活动,对教师进行专业引领,促进教师更快地成长。

学校还督促教师积极参加校外培训,如片内交流、区级教研、四位教师参加华东师大的培训等,在学习和借鉴中促进教师的自我更新。

同课研究,提升教学水平教研活动做到一学期一研究专题,研究专题由教学问题产生。

每学期教研组围绕学期研究专题,在集智备课的基础上开展同课研究,引导教师在不断的磨课、观课、反思中改进教学,促进节节课好。

课堂比武,不断总结提高学校每年开展一次“高效课堂比赛活动”,教研组每位教师都上比赛课,在互相切磋中将高效课堂的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

经过一系列举措,韩小涌现出黄晓君、张君臣等一批优秀中青年教师。

目前,学校拥有小中高1人、区名师1人,区级学科带头人9名,区级优秀青年教师12人,区级模范班主任1名,区“百名优秀教师”2名,区“十佳优秀青年教师”提名奖1人,市“百优班主任”1名。

形成了一支学科教师配备齐全,年龄、学历、专业、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美国作家:玛丽 雷蒙 简介 (最好用xx:xxxxxxx的方式) 多谢

早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是清政府于民国前一年(1911年)用美还的庚子在北京所建立。

最初称为“留美预备学堂”,是第一所用于被政府派送到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而建立的预备学校。

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

1925年,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

清华大学最初之酝酿,是在前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因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一方面分向美国劝请核减,一方面上书清廷请以此款设学育才。

中间虽因发生粤汉铁路废约之关系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卒得美国国会之赞同,将处置赔款全权付与总统。

照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

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的贡献,清华的西体育馆被命名为“ 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 罗斯福纪念体育馆”,并在面墙上铸其雕像。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7月11日,美国核减赔款文告由驻华公使柔克义送达中国,中国外务大臣庆亲王答复上述公文说:“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并有鉴于以往贵国教育对于我国之成效,大清帝国政府谨诚恳表示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

”同日,外务部致美国公使馆函称:“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我国将次第派送一百学生;迨四年终局,我国将有四百学生在美,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派送五十名学生。

”并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表示谢意。

民国前三年(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美国退还赔款之第一年,外务部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商定学生游美细则后,会同学部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

六月初四日游美学务处奉准设立,派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主事唐国安及学部郎中范源廉为会办,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

初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为办公处,后又迁入史家胡同。

九月奏准将北京西直门外「清华园」作为游美学务处兴建「肄业馆」馆舍之用。

为清华得名之始。

清华园原系道光帝赐其第五子敦亲王(奕综)之赐园,俗称小五爷园。

敦亲王死后,长子载濂袭爵为王。

庚子之乱,拳匪曾集于园中设坛,事后载濂被削职,赐园为内务府收回。

因外务部在呈奏游美学生办法内,建议在北京城外清旷地方设立肄业馆,中堂那桐等颇表赞同,派员各处觅地,认为清华园比较相宜,即拨作馆址。

面积凡530亩。

择定清华园为肄业馆馆址后,即着手修理及建筑,原希望1910年秋可以使用,不料工人罢工数月,耽误时期。

迨至馆舍相继完成,将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于民国前一年(公元 1911年4月29日)四月初一日(校庆日源此)正式开学,在工字厅举行开学仪式。

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

游美学务处亦迁入「工字厅」办公。

首任教务长为胡敦复。

清华学堂成立之初,乃由正副监督三人管理,即是由游美学务处之总办与会办担任。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开始,学生纷纷请假回家,清华学堂被迫停课。

近代经过辛亥革命,清帝宣统于公元1912年三月三十日退位,中华民国建立。

民国成立之后,将「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于5月1日重行开课,并裁撤「游美学务处」,使之 隶属外交部。

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教务长。

十月,任命周诒春为副校长。

清华学校为将来扩充规模起见,在民国二年春请政府将毗连校西之「近春园」(俗称四爷园,为道光帝赐第四子咸丰帝奕詝之赐园)并入校址。

近春园西隅有「长春园」,旧名水磨村等邻近地亩,亦并入。

清华之有充裕经费,又得景致悠美的园林以为校园,学习环境得天独厚。

非但如此,清华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较当时之其它学校深具特色。

譬如:希望学生有强健的体魄,所以对于学生体育特别重视。

除平日积极提倡外,当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最低标准之五项运动(游泳、百码、跳高、跳远、掷铁球),如有任何一项不及格,扣发毕业文凭,取消出洋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年二月曾派选手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之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开中国学校参加国际竞技之先河。

另外,学校亦不时请名人学者来校讲演,像民国三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演讲,以「君子」为题。

其引述易经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学校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采为校训。

民国二年三月初,唐国安校长病逝校内寓邸。

外交部令周诒春继任校长。

周校长任内,因财政比较宽裕,故对外设法扩充留美学额;对内一面增加在校学生数目,一面添置设备与建筑。

而自民国三年起,更间年选派专科女生十名(有时不足额)留美,由公开考试决定。

民国七年1月4日周校长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恳请辞职,外交部批准。

周诒春辞职以后,清华校长之人选几经更迭。

起先外交部派张煜全为校长。

张因体弱多病,终日与药瓶为伍,学生大为不满。

民国八年元月张煜全校长以学风(上年12月23日学生会开成立大会,张加以干涉,发生风潮,至于罢课。

)理由辞职获准。

外交部继派罗忠诒继任,但同学对罗表示拒绝,致未能到校而请辞;因当时无人被允任为清华校长,故董事会选其主席严鹤龄为代理校长。

同年八月,外交部派金邦正为清华校长;金邦正校长在民国十一年向外交部辞职。

四月,部令派曹云祥为代理校长,10月6日,曹云祥正式署理校长,在任约六年。

曹任内,清华的学术规模有了巨大之突破。

如在民国十四年春成立国学研究所,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为导师。

同时,也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设研究所。

设立大学部之目的,在于由国内造就国家需要之人才,而不仅是为出国留学作预备。

且考虑到退还庚款有限期,恐日后难以为继。

略带一提,在民国十六年由汪鸾翔(字巩庵)撰词,何林一夫人张慧珍作曲,清华始有中文校歌。

民国十七年曹校长辞职获准。

严鹤龄再度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于1月14日到职,四月请辞。

外交部派温应星继任校长,仅二月,因北伐成功,北京政府消亡,温亦离职。

八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任命孙科为校长,孙不就,改任罗家伦为校长。

罗校长于9月18日就职,对校内组织,多所改易。

当国民政府统一北方时,原属外交部之清华董事会因之消灭,而清华之隶属问题又起,大学院欲收归辖下,但外交部则借口外交关系不肯放手,终由二机关会辖,另由二单位合组一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之存在一直为人所诟病,主要是因为清华之整体发展常因董事会之权限过大而处处受阻。

所以民国十八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将清华基金经整理后,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

「清华校务及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上项议决案。

民国十九年5月,清华学生对罗校长有不满表示,罗以学风为理由而辞职。

罗氏离校后,清华校长虚悬达十一月之久,其间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

另一方面,董事会问题因罗校长的努力,终使大学院及外交部合派之董事会撤销,清华遂直隶于教育部。

之后,民国二十年3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为校长,4月16日就职。

又因与师生不合,而于6月25日离开北平。

教育部在清华师生的压力下,委派翁文灏教授代理校务。

翁文灏于7月起开始代理校务,但于9月中旬即辞去代理兼职,教授会与学生会开会挽留无效。

最后,由于范源濂的极力推荐,中央决定派梅贻琦为校长。

梅贻琦校长终能获得清华师生的充分支持与崇敬,一直续任至1948年底才因战乱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而离开。

梅校长在任期间,为学校建设贡献巨大,确定了其著名学府之地位。

他的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而谓也,有大师而谓也。

”的阐述广为推崇。

1955年在台湾新竹复校后,又继任校长,直到1962年5月病逝为止,前后共三十一年之久。

新竹清华校园建有「梅园」以志纪念。

在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于1937年爆发后,清华大学和其它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在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战争结束后,清华大学移回北京,并继续运作。

1949年后由接管至今。

台湾新竹的 则于1955年由梅贻琦校长主持,由中华民国政府批准「 在台复校」,并沿用原校名。

从1980年代开始,两校各项交往日渐频繁。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的法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航空等院系被迫割离母校而划归北京大学等校,北京大学等校的工学院和相关工学专业划归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程技术大学。

这一做法现为多数校友及学术教育界强烈否定。

从1980年代开始,清华开始恢复建设人文及理科科院系。

清华在1966年之1976年间的中象所有院校一样遭到重创。

教学和科研几乎停顿。

在此期间没有招收正式学生直至1977年高考恢复。

此后,清华开始恢复建设并得到政府特别重点扶持。

年表* 1911年 建立“清华学堂”* 1912年 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 1925年 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 1928年 改建成,有文、法、理3个学院,16个系(其中一个工程系)* 1929年 留美预备部结束,国学研究院停办,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1930年 设立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研究生院* 1931年 12月31日,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32年 增设工学院(由土木、机械、电机三系组成) 、法律学系和农业研究所* 1933年 设心理、社会、地理三个研究所* 1934年 在江西南昌设立航空研究所,在湖南长沙成立无线电研究所* 1935年 因不满日军于冀东成立伪政权,爆发由清华学生领导之“一二九”抗日运动* 1936年 停办法律学系* 1937年 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 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 经院系调整,失去文、法、理、农学院,保留下建筑、土木、机械、电机四个系* 1958年 增设工程物理、工程力学系,恢复化学工程系*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失去正常教学及科研秩序* 1977年 文革结束,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考试 恢复* 1984年 建立中国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在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在已有理学科系基础上恢复理学院* 1985年 建立中国国内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1988年 在建筑系基础上建立建筑学院* 1993年 在已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94年 在已有信息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996年 在已有机械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机械工程学院* 1999年 恢复建立法学院,建立应用技术学院。

原并入,成为* 2000年 在已有土木水利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土木水利学院,在公共管理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共管理学院* 2001年 建立医学院,工业工程专业从精密仪器系分离出来建立工业工程系。

* 2002年 在传播系基础上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 2004年 在工程力学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等基础上建立航天航空学院注: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1955年在台湾新竹地区复建,并沿用原校名。

现状清华大学现致力于建设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至2005年4 月,清华大学有理学院、建筑学院、土木水利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等13个学院和53个系,41个研究院(所),35个研究中心和175个实验室,其中包括11个中国和14个中国。

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工7800余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3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6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00余人。

全国重点学科49个;本科专业58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5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2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7个。

在校全日制学生27000余名,其中本科生13000余名,硕士生8000余名,博士生4000余名。

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1300余名,远程教育学员9000余名。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据统计约为毕业生的20%)清华毕业生都前往美国留学深造。

在美国大学校园、公司、企业及政府部门里,不难找到他们。

因此近年也开始有对此的批评,认为清华的毕业生应该更多地选择留在中国而不是美国。

对高中毕业生来说,清华是中国大陆竞争最激烈学校之一(另一所学校为北大),每年只有中国各省市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才有机会被清华录取。

精神传统清华的校园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个性鲜明,丰富多彩,在众多大学中独树一帜。

因其美国渊源,校园文化传统亦受到美国大学校园文化的深重影响。

校训* 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起源: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发奋图强。

此后,学校即以此八字尊为校训,制定校徽。

1917年修建大礼堂即以巨徽嵌于正额,以壮观瞻。

* 座右铭: 行胜于言起源:该四字来源于1920级毕业纪念物-位于大礼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上的中文铭言。

另外,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严谨 勤奋 求实 创新的学风的说法,但没有如前者那样得到广泛认同。

校歌最早的英文校歌(1916年以前)由美籍教师Miss Kathorine E. Seelye 所做:Tsing Hua College SongO Tsing Hua, fair Tsing Hua, college bright,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当时的中文译文是:噫清华,嘻清华,吾校岿巍,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

1923年前后,清华大学重新公开征集校歌,最终采用了汪鸾翔先生用文言文写成的歌词,并由张慧珍女士谱曲。

三段歌词,气势宏伟,涵义深刻。

此后英文校歌由中文校歌取而代之,并沿用至今。

清华大学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就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穹。

无穹,无穹,赫赫吾校名无穹。

无穹,无穹,赫赫吾校名无穹。

校庆日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为清华校庆日。

校庆日活动通常为校友返校,各实验室开放参观,举行“马约翰运动会”等等。

早年还有开放女生宿舍供男生参观的节目。

校色紫、白。

校花清华大学的校花是紫荆花。

和丁香花(但通常仅指紫荆花)。

把紫荆花视为校花,是由于紫色紫荆花为校旗、校色的颜色一致,丁香花分为紫白二色;其次是由于紫荆在校庆日前后盛开。

清华优胜歌为拉拉队歌,称为Tsinghua Fight Song,即清华战歌,或 Cheer for old Tsing Hua。

歌词为:Cheer for old Tsing Hua,Tsing Hua must win.Fight to the finish,never give in.You do your best, boys,we'll do the rest, boys.Fight for the victory, Rha, Rha, Rha!早年清华与比邻的燕京大学为竞技场宿敌。

在大礼堂放电影前,必有取笑燕京的动画,以壮声势。

校园设施清华校园以南门主路为线分为东区、西区。

西区校园为老校区,以美式的校园布局和众多西洋风格的砖石结构历史建筑为特色。

大礼堂为其中心景观,图书馆、科学馆、清华学堂、西体育馆及新建的理学院、新图书馆等建筑分布其间;原王府庭园「工字厅」、「古月堂」、「水木清华」等古建筑及朱自清先生在中描述的「荷花池」则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格。

东区则以50年代兴建的苏式主楼为主体,有九十年代开始在主楼前后新建的建筑馆、法学院、经管学院及运动场馆等现代风格的建筑物。

* 校图书馆建筑面积为3.9万平方米,藏书 401.7万册,阅读座位 2604个* 体育馆建筑面积 3.2万平方米。

* 运动场面积 19.6万平方米。

* 游泳池面积 0.4万平方米。

清华人梅贻琦、 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 梁实秋、 叶企孙、 吴有训、 吴宓、 朱自清、 曹禺、 钱钟书、茅以升、闻一多、穆旦、胡风、端木蕻良、 杨振宁、 李政道、 华罗庚、 孙立人、 胡锦涛、 朱镕基、胡乔木、乔冠华、吴国桢、 俞国华、赵元任、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岱年、 冯友兰、梁思成、周培源、林家翘、周光召、张民觉、李济、夏鼐、吴晗、季羡林、于光远、李健吾、张骏祥、洪深、杨联升、何炳棣、殷海光、王浩、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英若诚、钱端升、萧公权、罗隆基、王铁崖、潘光旦、费孝通、李方桂、王力、陈鹤琴、陈岱孙、高士其、 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叶笃正、杨石先、钱思亮、邹承鲁、吴征镒、陈克恢、杨廷宝、候德榜、吴仲华、郑哲敏、顾毓琇、萨本栋、 吴官正、高晓松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中国综合性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于1929年秋开办研究院,各系设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设有文、法、理、工、农等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

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逐步恢复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并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1999年,原并入,成为。

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211工程”建设和“985计划”的实施,清华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开发以及整体办学条件方面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工7800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3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6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100余人。

全国重点学科49个;本科专业5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5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2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7个。

在校全日制学生27000余名,其中本科生13000余名,硕士生8600余名,博士生4600余名。

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1300余名,远程教育学员7500余名。

学校现有11个,国家专业实验室2个,14个、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科技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6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3个,教育部网上研究中心6个。

学校藏书400余万册。

学校占地面积400余公顷,建筑面积230余万平方米。

出版物有《清华大学学报》(分自然科学版、英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版)、《世界建筑》、《装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

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11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

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

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等是清华的进修生和资助生,美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是清华校友。

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功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

截至2001年12月底,153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

水清木华九十余载,清华大学蕴育着独特的精神魅力。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学校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精神。

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从建校初期就成为清华师生治学与为人的追求,并一代代得以传承。

从“五四”爱国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施滉、韦杰三到闻一多、朱自清,生动地展现了清华师生的革命精神。

解放后,清华大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探索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成才道路。

今天,她更以“拼搏、创新”的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清芬挺秀,华夏增辉。

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清华人继承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911年 建立“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 1925年 设立大学部 1928年 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1937年 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 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 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1978年 恢复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考试 1984年 设立国内高校中第一个研究生院 在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 在已有理学科系基础上恢复理学院 1985年 建立国内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1988年 在建筑系基础上建立建筑学院 1993年 在已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94年 在已有信息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996年 在已有机械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机械工程学院 1999年 恢复建立法学院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00年 在已有土木水利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土木水利学院 在公共管理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共管理学院 2001年 建立医学院 2002年 在传播系基础上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4年 在工程力学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等基础上建立航天航空学院参考资料:清华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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