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的具体资料
，1922年生，原名出身艺人家庭的她九岁随父张福仙搭班学戏拜翟燕身为师，并随义父姓改名为，初学武丑，小生，须生，后专演花旦（旦脚）幼功深厚十岁登台十三岁主演6部西厢名满开封，原唱豫西调后在演出中逐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一些唱腔别创新腔。
1938年因病不能再演武戏而潜心钻研青衣，花旦，1941年赴陕甘演出1948年在西安创办香玉剧社致力于培养青年演员，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率剧社巡回西北，华南，中南各地演出，以演出收入捐献“”战斗机一架，有爱国艺人之美誉，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
同年出国演出。
常派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韵味醇厚，格调新颖，以声带情，以情带声，多彩垛多姿，雅俗共赏，表演刚健清晰，细腻大方，性格鲜明，在表达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上，细致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大师的代表作有花木兰，拷红，断桥，人欢马叫，红灯记等。
相声祖师爷训，相声拜师誓词
相声界公认的“开山祖师”叫朱绍文（也作“朱少文”），绰号叫做“穷不怕”。
可是确切地说，朱绍文之前已经有人在用后来的这种“相声”的形式在谋生了，比如朱的老师张三禄。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拜师仪式，相声行话又叫“摆知”。
相声艺人，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群体，形成了一整套适合行业发展，维护从业人员利益的习俗惯制。
其中，严密复杂的拜师仪式是相声传承的核心，联结着全体的职业相声艺人。
师承关系如此被重视是源于旧社会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作为“下九流”的行业，相声与其他民间表演形式一样被人轻贱，相声艺人的地位也非常低，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常是“撂地”演出，生活朝不保夕。
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促使从业人员自觉产生维护本行业的心理倾向，既要竞争，提高技艺 ；又要生存，填饱肚子。
这必然就产生了对没有门户的演员的排挤，对行内人的照顾。
想要学相声必须正式拜师，没有师承门户的是不被同行的承认，即使家族内有人说相声，是行内人，也必须另行拜师，成为不变的规矩，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
相声艺人拜师举行仪式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引师就是介绍入师门的人，保师是师徒双方的保证人，代师是代替师父授业的，通常都是师父一辈的艺人。
保师也可以由外人来担任。
传统的拜师后学艺时间称为“三年零一节”，业满出师。
到时候，还要举行谢师仪式。
另外，举行拜师仪式按规矩必须请说评书的、唱单弦的、变戏法的艺人参加，据说因为相声这行业在初创时期，在艺术上借用了这三个行业的很多东西。
相声艺人每一代还设立门长的大师兄主要管理相声门内部的事务，有一定的权威性。
拜师又分为叩门、授业和代拉子三种形式。
新旧拜师仪式比较 关于拜师仪式的详情历史上的记述并不多。
在这里，笔者选取传统的马三立拜师仪式和现代的李伯祥收徒及众弟子谢师仪式作为比较对象，两个拜师仪式年代相隔久远相差近八十年，对比十分强烈，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详细比较见列表 ： 通过对列表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旧仪式有同有异，对比非常明显。
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相声艺人的生活情况和相声艺术的生存状况。
从整体来看，作为门规的拜师仪式基本程序没有变化，只是根据时代需要发生一些变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仪式选择的地点一般是在饭店和多有曲艺表演的场所，因为这些地方为艺人所熟识。
作为仪式当然要有司仪，旧时的司仪由保师担任（不知是否普遍），新仪式有专门的主持人，但也是业内人士。
第二，介绍参加仪式的宾客一般由主持人负责，按照来宾的身份、行业、长幼等规矩逐一介绍。
新仪式中的来宾身份更加多元，不再是以往的只有曲艺圈内的人参加，因为曲艺从撂地的草根表演成为舞台艺术，艺人也成为艺术家，进入了娱乐圈，所以有许多影视界的明星也到场祝贺。
同时，这种行内仪式也突破了以往的封闭而面向媒体开放，新时期的拜师仪式更像是一次“大聚会”。
适当的宣传也是对现在相声不景气的一种回应。
同时，主办方由以往的相声界内部组织变为各地方的曲艺家协会，并且有了承办方，使拜师仪式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建国后曲艺家协会的成立使得艺人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能够更专心地提高艺术水平。
第三，仪式一开始的焚香拜祖师的习俗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或许是门长赵心敏的去世，在李伯祥收徒仪式上，这个环节换成了照片揭幕仪式，由常宝霆和张永熙两位老艺人为李洁尘和赵佩茹的照片揭幕，李洁尘是李伯祥的父亲，赵佩茹是李伯祥的师父，这里的独具匠心很有深意，目的是让弟子传承相声艺术的同时也要继承老艺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赵佩茹早年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光荣负伤，他的搭档、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则不幸牺牲。
从祭拜祖师到怀念师父和父亲，相声拜师仪式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显示出新时代的新风俗。
第四，保留了引师、保师、代师。
这是相声行业特有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同时传统礼仪中的拜师行大礼也有保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献花和互赠礼物，体现人文关怀和改善旧时师徒关系的新理念。
第五，师父训话作为传统，体现师道尊严。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徒弟的代表讲话，师徒地位等级的融和化。
在传统仪式上，弟子是没有发言的机会的，而是顶着“小贴”聆听师父的训导，首先感受到艺术承传者的使命感，是一种过渡礼仪所必有的庄重。
在马三立的拜师仪式上门长玉德隆是严厉的训话，而现代李伯祥收徒仪式上弟子的发言表态体现了新社会新的师徒关系，不再是以往的等级森严。
相声行业拜师习俗传承的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剧烈的百年，随着时代的进步，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归根结底，师承是作艺的资格，艺术是生存的资本，而繁复的拜师程序正是作艺艰辛的开始与缩影。
相声界拜师的过程 拜师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一般都是由师父定的。
时间要么与师父的生日重合，要么就是另外的喜庆吉利的日子，地点一般都在饭庄，当然也有在家里的。
如果是在饭庄，仪式一般在上午八、九点开始，中午一、二点结束。
如果是在家里，一般就在晚上进行了。
很明显，前者的声势要相对大得多。
究竟怎么办，要根据师徒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并无完全确定模式。
以前在举行拜师仪式时，师父或者师母要将本行当的道具赐给徒弟一套，如说书艺人用的醒木、手巾、扇子，说相声用的装白沙子的布袋。
当然，有的是徒弟自己就准备好了的，也有的说是道具是徒弟出师时由师父赐予。
解放后50年尚有如此琐细、完整的仪式，我们可以推想清末民初拜师仪式的大体情况。
拜师仪式中，听家门大义，读拜师帖，听引保代诸师的训示和庄重的焚香叩首都是对徒弟一个不断重构和再塑造的过程。
正如刘树江所说，以往的拜师仪式要比这严肃复杂的多，这尤其体现在拜师帖的内容上。
拜师帖又称门生帖、写字或字据，常见格式如下： “师道大矣哉，入门授业投一技所能，乃系温饱养家之策，历代相传，礼节隆重。
今有XXX(师赐艺名XXX)情愿拜于XXX门下，受业学演XX。
X年期满，谢师效力X年。
课艺期间，收入归师，吃穿由师供给。
自后虽分师徒，谊同父子，对于师门，当知恭敬。
身受训诲，没齿难忘。
情出本心，绝无反悔。
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以昭郑重。
”下面是艺徒签字画押，引保代师签字画押。
X年X月X日立。
有的还写有“死路生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与师无涉。
中途辍学，赔偿X年膳费”。
现在还能看到的1949年6月佟大方的拜师帖就是活的证据。
可见，拜师字据一般都说明了拜师学艺的正当性，规定了授业内容、学艺期限、收入分配方法及应负担的责任，承认了师父的绝对权威。
同时，也隐示了师徒之间既如父子、又如主仆的复杂关系。
而含有“投河觅井、悬梁上吊，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之类字句的拜师字据更近似于被卖身到妓院作妓女的卖身契。
有了这样的字据，究竟是因何原因，徒弟觅死，与师无涉，师父可置身事外。
而对把自己幼子／女送去学艺的父母来说，究竟孩子将来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对于尚是幼童的徒弟来说，或许他已知晓学艺的辛酸，但多数是把希望寄予在将来有一天，能像师父那样挣钱就行了。
另外按关学曾的回忆，在正式拜师仪式举行之前，要把字据先写好，在“写字”时，引保代师都得在场，当徒弟的要先给这些师父一一磕头。
字据是徒弟和师父关系的重要凭证，所以师父把字据看得非常重。
如果徒弟要回字据或者师父将字据归还徒弟，就意味着师徒关系的终结。
在街头艺人这个另类社会中，字据就好像是主体社会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有明显的约束力，而且在街头艺人中，字据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
因为每一位艺人自己的字据规定了每一位艺人的辈份乃至于名字，字据既是自己身份的标志象征，又表明了与其他艺人的关系和自己在一个行当中所处的位置，所以字据的习惯性约束力无疑强化了街头艺人之间的整合与链条关系。
字据既是街头艺人自我强化与认同的手段，同时也成为这种认同与强化的标志。
如果师父这个人本身比较好，或者徒弟与师父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那么拜师仪式与字据要相对平和的多。
比如“三蘑菇”常宝霆(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拜郭荣起为师时，同时还有杜三宝也拜郭荣起为师，因为郭荣起的妻子就是三蘑菇的姨(应为姑，疑原文有误)——相声艺人常连安的老妹妹，再加之杜三宝的父母(父亲杜茂田是弦师，母亲筱月楼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说唱艺人)与郭荣起的关系特别亲近，是多年的老关系，所以这次拜师仪式是在相当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
另外，也有师父向徒弟的父母许诺的情况，比如说保证徒弟将来能学到什么程度，将来每天可以挣回多少钱来。
关学曾拜常德山为师时，常德山就向关的父母许诺保证这孩子将来每天能拿回一个大洋来。
如果徒弟家特别的贫穷，或本身就是孤儿，再加上年龄、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原因，拜师的仪式会出现许多变通方式。
拜师仪式: 主礼人宣布开始 1.向各行业的祖师行礼 2.徒弟向师傅行礼 3.家长代表宣读拜师帖 4.师徒双方互表拜师心意 5.徒弟斟茶拜师 6.师父宣读收徒帖 7.师傅给徒弟一件信物
巴金的生平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一九零四年一岁 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原籍浙江嘉兴。
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两兄、两姐、两弟、三妹，分别为：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二姐李尧桢，三姐李尧彩；十四弟李尧椽，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九妹李琼如，十妹，十二妹李瑞珏。
(以上兄弟姊妹均为大家族排行)。
一九零九年六岁 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前往广元。
在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亦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一九一一年八岁 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是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2月8日成都军队哗变，秩序大乱，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
22日秩序恢复，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一九一四年十一岁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
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十二岁 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七年十四岁 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
自是年起，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一九一八年十五岁 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一九一九年十六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
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一九二零年十七岁 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
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参加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一九二一年十八岁 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从此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参与编辑《警群》月刊，第一期出版后因与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十九岁 上半年参与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
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一九二三年二十岁 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 五月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一九二五年二十二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南京学生的声援活动，后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
一九二六年二十三岁 《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一九二七年二十四岁 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一九二八年二十五岁 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
九月，译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
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一九二九年二十六岁 一月至四月《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论著《断头台上》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参加自由书店编辑工作，以“马拉”为笔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著、文章四十余篇。
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一九三零年二十七岁 本年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世界语杂志《绿光》；译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托名美国三藩市平社出版；译著托尔斯泰着《丹东之死》，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发表《亡命》、《复仇》、《哑了的三角琴》等十二篇短篇小说。
一月据世界语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话剧《过客之花》；二月参考《世界语史》等材料著《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连载于《绿光》第7卷1月号至3月号；三月代表上海世界语学会接待日本世界语者长崎，30日出席上海世界语学会第五次会员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七月据有关材料写成的《世界语文学论》连载于《绿光》第7卷第7月号至10月号。
一九三一年二十八岁 一月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十八日，《时报》开始连载《激流》。
八月，《新生》结稿，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初冬，应邀到浙江长兴煤矿作客，为后来创作《雪》积累了素材。
本年与复旦大学学生章靳以结识，日后成为编辑工作的最好合作者和关系密切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二十九岁 一月，中篇小说《雨》开始连载于南京《文艺月刊》。
三月，中篇小说《海底梦》，五月至七月在《现代》杂志连载，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五月，一周内写成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先在《时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光明》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九月，开明书局出版《新生》，中篇小说《砂丁》在《申报月刊》发表，一九三三年一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和译著《秋天里的春天》出版。
十二月，应《读书》杂志约写《我的写作生活》一文，回顾自己1927年以来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状况。
本年度整理一九二七年赴法日记，结集为散文集《海行》，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一九三三年三十岁 一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萌芽》，在《大中国周报》连载，八月由现代书局出版，不久遭禁；次年八月将书中人物改名换姓，改题《煤》，拟由开明书局出版，又遭禁；后改名《雪》自费印刷，托名美国旧金山平设秘密发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五月，《家》（《激流》第一部）由开明书局出版。
八月初，出席傅东华举办的《文学》创刊宴会，席间第一次与鲁迅、茅盾见面。
九月至十二月，去天津、北京与靳已、郑振铎共同创办《文学季刊》，任编委。
一九三四年三十一岁 一月回上海。
国民党正式实行图书检查，《文学》2卷1号巴金的《电》、欧阳山等的短篇小说被抽出，《新年试笔》中“巴金”的名字被勒令改署为“比金”。
四月，《电》改名《龙眼花开的时候》，署名“欧阳镜蓉”在《文学季刊》连载，次年三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改题《电》，为《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八月，散文集《旅途随笔》，短篇小说集《将军》由生活书局出版。
十月，短篇小说集《沉默》出版，十一月赴日，《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二十四日抵达横滨，住在佛教徒武田博家，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神》、《鬼》。
十一月《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利娜》始连载于《水星》。
一九三五年三十二岁 三月散文集《点滴》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五日晚，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巴金被带进警察所关押了十四小时，事后写散文《东京狱中的一日记》，未能发表，后据此改为短篇小说《人》。
五月，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巴金名义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
九月，论著《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译著《狱中记》(伯克曼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往北平协助靳以办理《文学季刊》停刊工作。
短篇小说集《神·鬼·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三十三岁 二月短篇小说集《沉落》、散文集《生之忏悔》由商务印刷书馆出版。
四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由开明书店出版。
《爱情三部曲》(及《雾》《雨》《电》) 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五月，译著《门槛》(屠格涅夫等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
八月，散文集《忆》、译著《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斯捷普尼雅克著，即《地底下的俄罗斯》改版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年，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
陈为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二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
一九三七年三十四岁 三月，与靳以编辑《文丛》月刊，共出两卷十二期；童话集《长生塔》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3日参加上海文艺界欢迎回国的郭沫若等人大会。
8日，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13日淞沪抗战爆发，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停止，工作人员继续撤走；22日，由《文学》、《译文》、《中流》、《作家》四家刊物联合出版的《呐喊》周刊(第三期改名为《烽火》)在上海出版，茅盾、靳以为编辑，巴金为发行人，不久因茅盾离沪由巴金编辑。
24日，《救亡日报》创刊，巴金名列编委名单。
十月，译著《西班牙的斗争》(洛克尔著)，托名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
十一月，杂文集《控诉》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三八年三十五岁 一月，译著《告青年》(克鲁泡特金著）由平明书店出版。
二月，译著《叛逆者之歌》(普希金等著）由平明书店出版。
三月，《春》由开明书店出版。
与靳以一起经香港到广州。
五月一日，经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巴金为编辑；十月十一日，《烽火》出至二十期后在日军炮火下被迫停刊。
七月，萧珊高中毕业来到广州 九月，散文集《梦与醉》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三九年三十六岁 三月，散文集《旅途通讯》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杂文集《感想》由烽火社出版。
十月，散文集《黑士》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零年三十七岁 三月，改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取略》并易名《面包与自由》，八月由平明书店出版。
五月，《秋》结稿，七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修改克鲁特泡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易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次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译著《一个家庭的悲剧》(赫尔岑著) 和中篇小说集《利娜》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九月，重译凡宰地《我的生活的故事》(即《一个卖鱼者的生涯》) 均由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七日，出席全国文协举行的来渝作家茶会，出席的还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田汉、艾青等七十余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茶会，这是巴金首次件到周恩来。
《火》第一部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三十八岁 五月下旬，《火》第二部结稿，次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杂文集《无题》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四二年三十九岁 一月，散文集《龙·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月，短篇小说《还魂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散文集《废园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三年四十岁 三月，散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译文集《迟开的蔷薇》（史托姆著），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四十一岁 五月初，与萧珊从桂林到贵阳并结婚；中旬，陪萧珊到四川旅行，开始创作《憩园》；下旬译著《处女地》(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领巴金到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十月，中篇小说《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五年四十二岁 二月，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译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火》第三部由开明书店出版。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
二十八日，到重庆。
巴金初次见到。
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
萧珊因怀孕留在重庆。
十二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文协上海分会成立，巴金虽未出席，仍被选为分会理事；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岁 一月，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现行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
四月，散文集《旅途杂记》出版；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
五月，5日出席全国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庆祝文艺节大会；11日出席文联社发起的文艺座谈会；21日，离开重庆到上海，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会部社务。
六月，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七月，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八月到十二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
次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一九四七年四十四岁 八月，散文集《怀念》由开明书店出版。
九月，编辑自选集《巴金文集》，次年由春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八年四十五岁 三月，译著《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译著《笑》(奈米洛夫等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改订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西班牙的黎明》，易名为《西班牙的曙光》于次年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静夜的悲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九年四十六岁 三月，开始译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十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九月，将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交康嗣群；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旬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月，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十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尔》，十二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次年一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零年四十七岁 二月，译完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四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五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
九月，译高尔基短篇小说四篇，连同旧稿一篇，编为《草原集》，十一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月，译完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十一月由上海出版社出版；30日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十二月18日离开苏联的奥特波尔回国，21日返抵北京；24日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及欢迎和大代表团返国大会。
一九五一年四十八岁 二月，编选散文集《华沙的节日—波兰杂记》，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三月，译完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六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六月，散文集《慰问信及其它》结集，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巴金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十一月，译完迦尔洵的《癞蛤蟆和玫瑰花》，次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二年四十九岁 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木木》，五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二月，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朝鲜战地访问团”并任团长。
三月，7日率访问团启程离京，20日到达朝鲜前线、22日会见彭德怀司令员、25日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四月，1日与其他二十位作家联名发表控诉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4日受到金日成接见并参加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行的座谈会。
十月，从朝鲜回国。
一九五三年五十岁 二月，关于朝鲜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出版。
三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巴金等二十一人当选为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月至七月，《新生》、《海的梦》、《雾·雨·电》、《家》、《憩园》、《旅途随笔》、《还魂草》等旧作相继修订出版。
八月，再度入朝访问。
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因在朝鲜未能出席，致信《衷心的祝贺》；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月，当选为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及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十一月，华东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巴金当选为理事。
十二月，离开朝鲜回国。
一九五四年五十一岁 一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
六月，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出版。
七月，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八月，离开莫斯科回国。
九月，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代表)。
15日至29日，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编选《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并写《自序》、编选《巴金散文选》并写《前记》，分别于次年3月和5月出版。
一九五五年五十二岁 二月，《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三月，出席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四月，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五月，随笔集《谈契诃夫》出版。
2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
六——七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八月，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情况。
一九五六年五十三岁 一月，赴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
二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全国整风开始，创作《“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杂文，均署名余一。
八月，编成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次年3月出版。
十月，参加鲁迅新墓迁葬仪式，与金仲华一起将写有“民族魂”的旗帜献盖于鲁迅灵柩。
十二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这是其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一九五七年五十四岁 三月在北京参加作协创作规划会议，与赵丹、方纪等受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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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开始编《巴金文集》。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七月，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与靳以共同担任主编。
一九五八年五十五岁 一月，主持作协上海分会会议并作报告。
二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
十月，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本月开始，《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展开对巴金建国前作品的批判和讨论。
是年《巴金文集》第一卷至第六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九年五十六岁 四月，编完散文集《新声集》，9月出版。
五月，编完散文集《友谊集》，9月出版。
六月，在北京与周扬等参加首都诗人座谈会。
九月，与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十一月，靳以逝世，巴金为治丧委员会成员。
是年《巴金文集》第七卷至第九卷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零年五十七岁 四月，散文集《赞歌集》出版。
七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题为《文学要路在时代的前头》的发言，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八月，参加全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继续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六一年五十八岁 三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七月，创作短篇小说《团圆》。
该小说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是年十到十二月，《巴金文集》第十卷到第十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一九六二年五十九岁 五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七月，率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
是年《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至此，汇集巴金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一九六三年六十岁 四月，参加全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议。
六月，赴越南访问；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十二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曾接见。
一九六四年六十一岁 六月，编选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九月出版。
八月，参观访问，回上海后写报告文学《大寨行》。
十二月，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二岁 一月，继续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七月，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与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第二次访越，受胡志明主席接见。
一九六六年六十三岁 六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七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见到老舍，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八月，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
九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 一月，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五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是年，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一九六八年六十五岁 频繁遭到批斗，《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一九六九年六十六岁 《文汇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