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台电脑在哪年诞生的，那么中国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是哪年诞生的，
中国第1台电子计算机叫103机。
1956年9月，我国派出赴苏计算技术考察团。
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团员有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周寿宪、孙肃、莫根生、徐献瑜、严又光，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等15人。
前苏联方面的接待单位是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团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对M-20计算机进行了学习。
1957年4月，我国经政府途径订购了M-3计算机和БЭСМ计算机图纸资料。
在考察和取得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研制工作开始了。
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组织了M-3（代号103）计算机工程组。
通过全体研制人员的努力和北京有线电厂的密切配合，于1958年8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
这台运算速度为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填补了我国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空白。
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诞生，平均运算速度为每秒30次。
经改进配置了磁心存储器，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1800次。
北京有线电厂生产了36台，定名为DJS-1型计算机。
1958年 6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与北京有线电厂共同研制成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字长31位，内存容量为1024字节。
1985年，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诞生。
在此之后的10年里，笔记本电脑开始缓缓地进入中国用户的视野。
1996年时，在中国大陆，笔记本电脑在整个PC市场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
在英文中，笔记本电脑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Laptop，一个是Notebook，如果只是按笔记本电脑所含有的“便携式”的意思理解，那么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康柏生产的，康柏于1982年11月推出了一款便携式电脑，重28磅(约合12.6公斤)，虽然稍微重了点，但仍可扛着走，或提着走。
如果按Laptop的本意，膝上型电脑讲，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实际上是东芝发明的，东芝1985年推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T1000\\\/T1100，T1000整机重量为6.4镑(合计2.9千克)，大多数人认可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得前段时间微博上曾经传过一张照片，说是名记胡舒立在80年代的影像，照片中胡舒立在使用一部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知道笔记本电脑在1985年才出世的话，就能判断出这张照片是胡在80年代拍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当时的中国笔记本电脑很少，新闻记者里使用的更少—后来搞清楚了，胡的照片是1994年拍的。
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来说，胡舒立已经很先锋了，那个年头，用电脑写稿本身就很时尚，更别说用笔记本电脑了，实际上，直到1995年，东芝笔记本才刚刚大举进入中国，那时候，一台东芝笔记本销价18000元，而且还是降价后的价格。
1995年之前，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完全被国外品牌所垄断，而来自日本的东芝雄霸中国市场龙头宝座。
1996年，在笔记本电脑诞生的第十一个年头，中国本土厂商研发出第一款国产品牌笔记本，它就是联想的昭阳S5100。
这款产品是联想进军笔记本市场的第一步，也改写了中国笔记本市场的历史。
此前一年，联想刚刚在香港上市(股份编号992)，后来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
中国很看重昭阳这款笔记本电脑，甚至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送给外方领导人。
1998年，江泽民既曾将联想昭阳8200DT赠予当时的俄罗斯元首;2004年，****主席馈送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国礼是联想昭阳E600A。
从1996年到2010年，中国以及联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四年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独立经济实体，联想也不断变化，不但吞并了IBM的电脑部门，连商标都从legend，变成lenevo，产品线更是变了又变，一些子品牌已经渐渐淡出市场，但在这十四年间，联想昭阳居然一直被延续下来，而且还被不断扩充。
在联想电脑中，联想昭阳被定位为商用笔记本电脑，面对企业用户。
由于企业用户对笔记本电脑的差异化需求：单一配置、单一规格的商务本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
不同行业需求不同、不同规模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个用户，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应用也需要不同的笔记本电脑，联想昭阳又被分为四大系列，即昭阳K系列、昭阳E系列、昭阳M系列、昭阳加固型笔记本。
四个笔记本电脑分支可以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商用笔记本电脑用户所能够使用到的方方面面。
例如昭阳K系列面向顶级商务用户;而昭阳E系列则是针对中小企业用户推出;昭阳M系列的目标人群是保险行业用户;还有面向特殊行业的加固型笔记本电脑。
在与IBM电脑部门合并，实现国际化以后，联想集结中国、美国、日本三大研发中心，全球2000余名人才共同对昭阳系列笔记本电脑进行研发，出产了14寸K46A(高端)、E46A(高性价比)，12寸K26、10寸M13等不同规格和配置的丰富产品，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同时，联想大客户业务还拥有强大的客制化能力，可以按需进行软硬件定制，不但丰富了用户的配置选择，更可根据行业需求进行软件和外观定制。
(本部分相关数据来自联想)值得注意的是，在联想，其实有两个品牌的商务笔记本系列，一个是联想昭阳，另外一个就是ThinkPad，随着联想对IBM技术的整合，这两个系列的笔记本越来越相似，很多人猜想，未来联想昭阳和ThinkPad会不会最终被合二为一。
去年，联想副总裁童夫尧曾经很明确的否定这种猜想，他的理由是联想昭阳品牌已经走向海外，“在俄罗斯、印度卖的很不错”，“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它都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如果脱开战略角度，联想昭阳和ThinkPad的区别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价位上，昭阳定位中高端，ThinkPad定位高端;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昭阳和ThinkPad都可以根据客户，但是昭阳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针对如保险、教育等特殊行业的行业特性量身打造了行业定制机型，通过内置的软件解决方案可全面满足行业用户的需求，为行业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
在众多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当中，哪个品牌的质量较好
曲名：托妻献子 的对口相声其中片断：郭:拿我来说,我不是说相声的 于:您是? 郭:我是一个下岗工人 于:没工作 郭:家里条件很困难,住的房子也很困难,千疮百孔,赶上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于:怎么 郭:外面下小雨屋里下中雨,外面中雨屋里大雨,外面大雨屋里暴雨,有时候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三环上避雨去 于:没听说过,有上外头避雨的吗 郭:吃上顿没下顿, 于:没钱就完了么
哪种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好
我买的就是旭日410A.觉得还可以不错..性价比还算OK拉... 我觉得可以考虑联想的. 先说HP吧..觉得HP是不错..可是..6K的HP实在买不到怎么好的 然后是ACER..我同学的同学买的是ACER ..貌似声音很大的..这个么也讲不请..也有开箱率可能影响的... 再来是DELL的..我同学台式买的DELL ..真的太糟糕了...而且服务也都是要买的...机器真的不好,特别是个人用户..不划算. 七喜么..还不错..我家用电脑是这个的....但是就本本来说...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不太稳妥. 神舟的话..我姐姐买的就是神舟..她说很OK啊,而且对于他们的售后服务相当满意..说很好..但是..网上负面评价...实在太多..没有勇气去买最后是ASUS,虽说网上的正面评价相当的多..我当初也考虑过,但是我身边两个同学买的都是ASUS..而且都是八千左右.问题都还蛮多的....让我还庆幸..我没选择ASUS. 以上建议,你作参考吧..可能存在一定片面性 但是我自己是用410A的..可以和你说的是这个机器真的还行..
什么是大数据时代
兴办实业张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
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
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
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20]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
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1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20] 大祐垦植公司棉行旧址 (46张)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
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
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
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
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
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
[21-22]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
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23-2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
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
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
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
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
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25]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
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26]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
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
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27] 张謇 (3张)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26]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
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
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28]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
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
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
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
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东台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黄金时代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
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
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
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
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
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
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
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
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
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
“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
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
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
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张謇塑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
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
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
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
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
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 崖”即“边际”。
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
“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
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
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
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
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
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
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
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张謇铜像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
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
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
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
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
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
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
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
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
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
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