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嘉宾有谁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中华大学的意义
独立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独立人格，因为它是独立精神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人格
先贤曰：“君子群而不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可杀，不可辱”。
这就是独立人格。
先贤们的这种独立人格，被北大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校格。
我们只要举一些北大人的事例，便可看出独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传的轨迹。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管学大臣总管其事。
第一任管学大臣(即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算是平安无事，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是个开明派，曾出任清政府驻俄、德两国公使，1900年回国接任管学大臣兼铁路大臣。
就在这时，发生了“庚子事变”。
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肆意烧杀抢掠。
代表着“新政”和“洋务”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是被冲击对象。
义和团在刚毅“学堂皆养汉奸之所”的煽动下，发出揭贴(传单)：“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对西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非常反感，两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保护使馆、学校和铁路。
然而冥顽不化的西太后竟然下令将许、袁二人诛杀。
许景澄在就义之前，从容交代了他经手的京师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
因此，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
”可以说，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此时的北大，校事一团乱麻。
当时的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理由，拟关闭北大。
严复连续向教育部上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陈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
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
”在严复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大争得了生存的权利。
这是严复对北大的贡献，也是独立精神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接任北大校长。
他从到校就职第一天起，就致力于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新型大学，开辟了北大的新纪元，可谓居功至伟。
蔡元培长校期间，不仅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而且一直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面对挑战永不退缩。
蔡元培言传身教的独立人格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也被北大人继承下来。
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坚持向直言和拒绝批孔的梁漱溟，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
关于马寅初校长的事迹，笔者在《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怀念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同舟共进，1998，5)一文中已作详细介绍。
这里只想补充一点：1927年12月，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上作过题为《北大之真精神》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教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
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
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
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见：马寅初演讲集：4.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30年后，马寅初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箴言。
梁漱溟是又一个持独立精神的北大人。
他早年与交上朋友。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
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
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
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 “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
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
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会议开了一半，来了。
他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大意是：有人提出施行仁政，讲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想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
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未予理睬。
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这次会议。
梁漱溟又当面要求收回他的讲话，说是“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这可把激怒了，于是劈头盖脑地猛批梁漱溟，这就是后来收入《选集》第五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
1973年10月，江青发动了“批林批孔”，并在群众大会上捎带点了梁漱溟的名。
梁感到莫名其妙，只好保持沉默。
然而，既然“文革旗手”点了名，哪能容得你沉默
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他对批林批孔表态。
他一开口，便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波。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
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
我却不敢相信。
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所以，“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
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
于是，全国政协的“ 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
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
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孔孟之道的卫道士”。
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
”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
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1月18日，梁漱溟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一文，重申他的“不可夺志”的立场。
有人要他对这句话进行解释。
他说：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到压力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
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守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是这个“志”却无法夺掉。
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
坚持独立人格，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才是最具特色的、其他高校没有或少有的“北大真精神”。
二 自由之思想，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自由。
北大精神自由的传统，也是从蔡元培长校后逐渐形成的。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
”1918年11月，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 之干涉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
……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 为了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 一、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阵容。
文科方面，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到校担任文科学长 (即文学院长)，接着又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朱家骅等有真才实学的名家；法科方面，则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等知名学者。
而对于那些不称职者，哪怕他是皇亲国戚或外国人，通通解聘。
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二、容纳异己，尊重学术自由。
蔡元培长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门弟子占领。
蔡先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新派人物，然而对于原任教员，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哪怕是被人斥为“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照样留用。
于是在北大课堂上，便出现了穿西服者与留长辫者同台授课的生动场面。
三、鼓励办刊，提倡社团活动。
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至1919年初，北大出版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新闻周刊》等十余种；成立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音乐会、体育会、技击会、进德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学余俱乐部、静坐社、消费公社等等。
这些刊物和社团，为活跃师生思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园地和场所。
四、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
诸如扩大文、理科规模，设立各科研究所，改年级制为学分制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
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教授代表由教授们自行互选，任期一年；各科成立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们互选，任期二年；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学校教务处，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互选，任期一年。
马寅初被推举为第一任教务长。
以上四个方面的整顿和改革，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迅速呈现出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
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北大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对坐讨论，同席笑语。
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人大字，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它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
1919年，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又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
……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这位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
他说：“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
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
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
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
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界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
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蒋梦麟的这番话，可谓得蔡元培之真传，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门生。
1935年，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
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真理，不认个人的利害。
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个时代(指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可见，胡适也是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积极鼓吹者。
现在有人说，思想自由是北大前50年的传统，后50年的北大，这一传统早已不存在了。
愚以为不然。
因为一种传统只要在人们心中扎了根，它就总要发芽、开花，结出独立精神的果实来的。
最近，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原上草》，其中收集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右派学生”撰写的大字报原文，从中可以窥视出这批当年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年青人继承北大思想自由传统的轨迹。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指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
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
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的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骄傲了。
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
……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是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
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了严重的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
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差别。
……(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上已出现一定的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人民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
但必须指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得不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
40年前北大学生的这些“右派言论”，道出了先觉者的远见卓识，这是北大思想自由传统迸发出来的璀璨火花。
人们只要将这些言论同同志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的看法多么相近，甚至连个别用语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现已成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要高举的一面旗帜。
而那些思想超前的先觉者呢
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是北大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