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前后主持人说点什么
海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走进海桂暨现场展示活动主持词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提高国民书写能力是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内容，是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
为了弘扬我国优良文化传统，营造全体师生热爱书法艺术的氛围，让全校师生感受书画的艺术魅力，激发师生练习书法的热情，海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今天到我校进行书画走进海桂暨现场展示活动。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符致光：海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海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书法家张新扬：省委巡视组原组长（正厅）、省宋庆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书法家陈振玉：海南省检察分院政治部主任、高级检察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硬笔协会顾问、客座教授、海南硬笔协会主席陈愿钢：三亚中级法院原院长、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画家戴开元：省委党校原处长、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书法家林秀娇：省妇联原部长、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书法家李遴源：海南日报社原主任编辑、书法家黄开育：上海中国吉尼斯书法长卷纪录录获得者、书法家王其兴：中学美术老师、画家甘本明：海南省书法家丘运宜：海南省书法家王克鉴：省统战部原处长、省万泉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一、下面欢迎我校云雄校长致辞：（云雄校长讲话）谢谢云校校长热情洋溢而又诚挚中肯的讲话。
希望全体师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请问中国姓氏有姓“别”的吗，大概有多少人
教师教学艺术十八条1、教学态度与精神风貌教学态度积极，时间观念强（早侯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拖课），课前准备充分。
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有人格魅力和较高的学识水平；工作状态下的仪表、体态、礼仪等适宜，授课过程中有热情、有激情等。
2、教学设计与实施效果有自主创新意识和水平，课时教案体现整体性和联系性，衔接过渡、首尾照应等体现了内在逻辑关系，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目标明确，重点突出，难点准确。
3、知识整合与重组技巧突出最关键、最有价值、最近发展区知识的教学；体现学科内与跨学科的知识组合迁移及其纵横联系，引领学生自主建构新知识，联系实际，形成新认识，联系实践，生成新学识。
提炼主干知识，清晰地构建知识结构。
4、学习方式与能力培养在课堂上重视自主、合作、探究三大主要学习方式的运用，和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自主发展、自我选择的方法和能力的培养。
5、学生情感教育与培养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良好，情感目标的设计恰当、实施得当并且成度要高，有利于学生生命的成长。
6、课堂语言特色与艺术指令性、指导性、过渡性语言以及开课词、结课语等，准确恰当，语言人文，生动形象、优美风趣、诙谐幽默，富有诗意，拥有机智和激情，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富有时代感等；学科专业性语言特点突出；肢体语言，表情语言，符号语言等运用恰当得体。
7、课堂组织技巧与管理艺术小组合作学习中活动与组织形式有效规范，课堂规则和程序执行的有效，体现较好的课堂教学调控管理的机制与教学机智。
8、导入内容选择与情境设计教学中的导入形式新颖有趣且具有原创意识；教学情境设计能激活兴奋点，激发兴趣点，激励自信心，激起求知欲望。
9、教学手段选择与使用效果应做好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相结合。
电教手段该用则用，不能为用而用，防止形式化和单一平面型的多媒体课件，防止“人灌”变成“电灌”。
10、讲授方式、时间与效率原则上体现“精讲”和“多活动”。
落实“三讲三不讲”，即讲易混点,易错点,易漏点; 学生自己已经学会了的不讲,学生自己能够学会的不讲,老师讲了学生也学不会的不讲。
给学生充分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时间。
11、提问设计与处理技巧在教学中应设计出设计恰当的记忆性、理解性、应用性或评价性的课堂提问的问题，并体现发问、提问、追问、善问等对问题的处理技巧。
12、课堂小结、延伸设计与处理课堂小结及延伸设计与处理应做到：师生共同完成或引导学生自主完成，能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承上启下、提炼升华。
13、课时板书设计与展示水平教学课时板书图文并茂、动静结合、赏心悦目、整洁规范。
14、反馈矫正技能与效果教学反馈及时恰当、形式多样、准确全面，矫正举一反三、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分类点拨、个性化强。
15、共同完成与因材施教落实力度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体现教学公平。
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处理，特殊学生的特殊问题的处理和特殊需要的满足等。
16、评价多元化与准确*以激励性评价为主，评价主体要多元，注重评价用语（态势语如点头、微笑等）及方式的适当性、多样性和含蓄性。
17、教学三维目标设计与达成度教学目标的预设与课堂教学的达成程度高。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维教学目标融为一体并得到充分体现。
18、课堂自我反思与教学机智课堂教学中能即时反省与变通，能恰当处理课堂进程中发生的意外行为，能充分有效利用课堂教学中生成的教学资源。
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三大关键词是什么
关键词之一：党内民主与集中 今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党内民主进行集体学习，这一重大举措被权威媒体解读为是对十七届四中全会重要主题的释放。
在采访中，知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党内民主建设是前瞻四中全会的热点议题之一，这应该是无疑义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近年来，在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务公开方面，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在基层，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
然而，党内民主建设在各地、各级党组织中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
叶笃初教授认为：现在的党内民主建设，存在着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民主发展存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是集中的落实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对上级阳奉阴违的情况并不鲜见。
“只有民主和集中兼顾得比较好，才能做点事，做成事。
”因此，无论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看，还是从党目前面临的自身建设的重大挑战看，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都势在必行，社会公众对此也充满期待。
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在党内民主的表述上有重大突破?叶笃初教授认为：从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的惯例来看，四中全会对党内民主问题仍然将着重于原则的阐明和可行性制度规定。
与此同时，要强调“民主”，也要注意“集中”，使二者达到有机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
”“学习民主、实践民主，这很有新意，不妨说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新思维。
发展民主，一方面是保护党内生活有序进行，不能搞乱了;另一方面是要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
”叶笃初教授谈到：十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中增加的党务公开、巡视制度等内容，也应该会有下文。
此外，据《望》新闻周刊披露：在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活党员主体意识方面，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四中全会可能对此作出新的重要部署。
而在党内民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上，即理顺和完善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党内“三会”的关系方面，基层的相关工作也已经向前推进。
据上海市委组织部同志介绍，以闵行区为代表的对全委会决策机制、规范常委会运行等方面的积极尝试，可以视为本市近年来开展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探索，而兄弟省市的探索也从未止步。
有关专家表示：各地党组织已有的实践和探索，或将在四中全会的宏观视野内集中表述，从而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宏大背景下，进一步审视和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高度以及发展节奏。
关键词之二：反腐败与作风建设 在近年来爆发的数起腐败大案中，严重的制度漏洞和违纪违法干部的嚣张气焰，令社会公众愤怒，令有识之士痛心。
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对我们党、对国家、对事业造成的危害却相当巨大，上海市纪委的一位领导就曾感叹：党内腐败，足以令党和政府的公信度遭到严重破坏，而公信度的修复将是一个相当痛苦和长时间的过程，这才是最惨痛的伤害。
不仅如此，党内腐败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这也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
以公权与私利的不法结合为其基本特征的腐败问题，毫无疑问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个最不和谐音，也是有可能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最大隐患。
因此把反腐败归为公众最热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不为过。
社会也十分期待，党在反腐败上有更有效的办法出台，在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前提下，着力研究让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预防制度体系建设，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
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会有怎样的表述? 叶笃初教授认为：群众对反腐败有期待，有呼声，这一点必须看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历来从严要求干部的作风问题、廉洁问题、能力问题等。
党也历来警惕干部队伍出现脱离群众、追求享乐、以权谋私等问题。
应该说，党执政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与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分不开的。
全党对此保持高度的戒备，从不断严惩发现的腐败分子就不难看出，腐败在党内无藏身之地。
叶笃初教授也表示，最近反腐败案件的增多，归功于社会公众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的扩大，归功于媒体、网络对民主的推动。
和腐败问题一样具有“杀伤力”的是，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同样会严重伤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究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从思想上感情上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更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
因为党性修养是转变作风、养成作风的基础工程。
叶笃初教授告诉记者：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在提高，特别是网络平台、网络民主的发展，使我们在工作中既获得了良机也增加了难度。
但还不是所有干部都能跟上这一变化，甚至有相当多的干部在这方面还没有觉醒，表现为作风问题也比较突出。
有的干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还习惯于做官当老爷;有的党员个人主义严重，只要做了事情就要“回报”。
这些问题我们党并不回避。
在今年初举行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曾对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问题、党性修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
有理由相信，十七届四中全会必将对党性、作风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因此，‘亲民形象’与其说是塑造的结果，不如说是适应时代大势使然。
”叶笃初教授如是总结。
关键词之三：基层基础与执政能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是新词汇，党中央一直用这样的形象比喻来告诫自己的各级领导干部、告诫基层组织——基础必须根植在基层中，基层必须根植在民意中。
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调动和整合党的党员资源和组织资源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因此可以预见，“强基”始终会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重要抓手。
当前，各地在党员和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上也作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一些地区探索的将基层党务工作者收入纳入财政统筹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基础的牢固，已经引起了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关注。
再比如党组织为党员过“政治生日”，强化党员的党员意识;建立党内关怀激励机制，让党员有归属感、荣誉感;开放各类党组织资源，用统筹共建的办法来引导党建要素的流动，实现互联互补互动等。
有专家分析，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这些领域的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然而基层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层出不穷。
比如，目前党员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叶笃初教授认为，如何加强新一代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如何加强新领导班子的团队建设，是近年来在干部换代中出现的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此外，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有权威媒体评论指出，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上存在本能恐慌，一些干部甚至到了离开公安武警就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不会做群众思想工作，在利益协调上缺少弹性，有的甚至缺少公正性，其带来的结果是，把小事情处理成大事情，把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问题。
可见，提升干部执政能力已经是时势所趋。
与之相应的是，从去年底以来，县委书记大培训、公安局长大培训、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种种迹象表明，党把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来谋划。
集中研究党建问题的四中全会，也必将在这个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四中全会的亮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的。
”叶笃初教授表示，就目前自己与党内外同志的交谈和调查实际情况来看，还有相当多的事情是应该办也可以办好的，这体现着一个大国执政党积60年经验达到高度成熟。
如何在课程结束时说些感谢老师上课的结束语
在课程结束时，说些感谢老师上课的结束语：老师你讲的太精彩了，我特别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