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外来媳妇本地郎演员的年龄
（龚锦堂） 剧的大家长“康伯个和颜的老人家，许多观众见到他亲热地叫他做“康伯”，而他也会很爽快地应一声“你好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康伯”叫龚锦堂，是广州话剧团的一名资深老演员，别看他如今在康家是个慈祥的老人家，但在70年代公演的热门话剧中，他却是那个神憎鬼厌的反动警察“三六九”…… “星”路历程：“乡下仔”登上大舞台： 龚锦堂出生于广州，出生后不久为躲避战乱，被父母送回番禺老家，一直到九岁，龚锦堂才被父母接回广州，插班进入二年级学习。
刚入学时，龚锦堂便因为一口番禺话而被同学讥笑为“乡下仔”。
1958年，已经在广州十三中就读高二的龚锦堂，偶遇一位已经考上广东戏剧学校的同学，那位同学以“考入戏剧学校吃饭不用钱，又有零钱花”为理由，不断“怂恿”本来就因为整天劳动而“无心向学“的龚锦堂也去报考戏剧学校，在同学“糖衣炮弹”的引诱和攻击之下，龚锦堂很快便动心了。
“其实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当演员，因为自己在此之前一直都梦想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当一名造船工程师的
”当他来到戏剧学校报名考试时，尽管他对表演一窍不通，但当时主持招生工作的广东话剧团团长乔毅一眼便看上了他，原因是“身材够高大（龚锦堂高二时已身高一米七五），不用化妆便可以直接演工人了”。
四年之后的1962年，广州话剧团的前身羊城话剧团成立，龚锦堂成了该团的正式演员。
一入团，龚锦堂就凭借魁梧的身材和一脸的正气演绎了话剧中的男主角之一民兵队长，在花县、从化、东莞等地巡演成功后，他便在第二场话剧中跃升为男一号，饰演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工人丁少纯。
之后，龚锦堂的“星路”历程异常顺畅，演绎了话剧中的民兵队长区英才，并开始尝试跳脱工人等正面形象的窠臼，出演一些反面形象，如话剧中让人厌恶的“三六九”等等。
1986年，演技超群的龚锦堂开始“触电”，出演了电视短剧里的小市民“大粒墨”，并凭借此角深深镌刻在了许多观众的脑海之中。
“组建”康家：机缘巧合觅得“老伴”与“儿子”： 2000年，广东电视台筹拍室内轻喜剧时，负责演员遴选的导演王岗首先选定已从广州话剧团退休的龚锦堂为“一家之主”康伯的扮演者，此后，康婶的表演者一直因各种客观因素悬而未决，正当导演王岗为此头痛不已时，龚锦堂想起了曾经合作过的珠影老演员黄锦裳，觉得她不但形象、演技都可以，而且还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于是便向王岗推荐，试片之后，导演组、领导一致同意龚锦堂和黄锦裳“结成一对”。
不久，导演又在为挑选“儿子”而苦恼，龚锦裳想起刚与其合拍电影的青年演员徐若琪，便第一时间向导演推荐，最后又获通过。
每每回首这段往事，龚锦堂都免不了沾沾自喜一番：“我可真有眼光，不但为自己选了个好‘老伴’，还给自己选了个这么聪明的‘儿子’
”剧拍摄六年来，剧组上下团结一致，将剧打造成了金牌电视剧，而“康家人”情同一家，“子女”、“媳妇”们也一早把龚锦堂当成了“大家长”，人前人后以“老豆”相称。
日常生活：真正老伴并非“康婶”： 不拍戏的时候，龚锦堂普通得跟一般公园里打拳遛鸟的老爷爷没什么两样——因为生性低调的他，除了喜欢回番禺老家呼吸新鲜空气外，还喜欢养鸟遛鸟，日常生活绝对不带任何“星”味。
番禺长大的龚锦堂有着浓烈的家乡情结，不仅过年必回家乡，平时不用拍戏时也很喜欢带上老伴回家乡走走亲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跟街坊邻居侃上一段大山，心情顿时舒畅无比；不回番禺的话，他就会在家陪那七只宝贝小鸟——包括相思鸟、桂林相思、画眉、白燕在内的众多“宠物”好好聊上半天。
如果这样也嫌闷的话，他便会步行到附近的广州画院，与一班书画家老朋友交流作国画心得，或干脆现场挥毫作画。
《外》剧中龚锦堂和黄锦裳的默契合作“忽悠”了许多电视观众，让外人深信这两老就是现实中的真夫妻，以致有路人见龚锦堂与真妻子散步时斥其“包二奶”。
面对这一切，身为银行会计的龚锦堂妻子表示非常理解，她认为“这是工作需要”，“自己绝对不会吃醋”。
康婶（黄锦裳） 在电视剧中，“康婶”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饰演“康婶”的演员叫做黄锦裳，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退休老演员。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在荧屏中和蔼可亲的“廿四孝母亲”，演艺生涯的早期却一直是个“反角专业户”。
星路历程：失魂学生变明星： “康婶”黄锦裳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从小便有良好的舞感和音乐感，秧歌扭得一级棒，一直都是学校舞蹈队的文艺骨干。
初中毕业后，她在重理轻文的思想影响下，考入化工学校学习分析专业，毕业实习时，她一做分析实验便丢三落四，不是试管掉进水，就是分析速度太慢，常常分析了一整天大汗淋漓还未把结果算出来。
这时，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之路，觉得自己实在不适合从事化工分析职业。
这时，广东省文艺界大招生，南方日报刊登了招生启事，亲戚看到后，便提议其前去报考，谁知道演了一个群演的小品后，她便糊里糊涂地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招收为演员。
不久，她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学就是四年。
从中慈祥的才婶到《外》剧中和蔼可亲的康婶，黄锦裳在荧幕中留给别人的始终是笑容可掬的慈母形象。
其实黄锦裳早期的艺术形象多为反角，如电影《一双绣花鞋》里神憎鬼厌的女特务，如电影《亚马哈鱼档》里贪钱的珠珠妈，如电影《乡情》里头的觉悟低下的廖一萍……为了拓宽戏路，黄锦裳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在艺术上“拨乱反正”，演回好人。
一直到90年代广东电视台拍摄电视剧《情满珠江》，黄锦裳才通过才婶一角成功“拨乱反正”，而也正是从此剧开始，观众印象中的黄锦裳成了“好妈妈”的代名词。
廿四孝母亲：每日清晨送油条 《外》剧拍摄了六年多了，在这六年里头，许多时候黄锦裳不仅在戏里做“廿四孝母亲”，在戏外也得经常扮演大家长角色。
有时拍上午的戏，黄锦裳一般都会提着珠影门口最好吃的油条豆浆回到剧组，给戏里的儿子儿媳妇人手一根，让他们有足够精神拍好《外》剧。
回忆起当初“嫁”入康家的往事，黄锦裳分外感慨，她说2000年的一天晚上，一个名叫关聪的陌生人打了个电话给她，他自称是广东电视台的制片，说有一部《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粤语电视剧要请她演妈子，但是片酬不高，问她愿意不愿意。
一直都在影视作品中以普通话表演的黄锦裳，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拓宽自己在粤语表演方面的戏路，于是便爽然答应了。
《外》剧开拍之后，黄锦裳才知道原来自己是曾与自己在某部戏里有过几面之缘的龚锦堂介绍进剧组的，她说，尽管《外》剧已经拍了六年了，但直至如今她都对“伯乐”兼“老伴”龚锦堂感激万分。
宠物情缘：同时养育5只狗 在《外》剧中，黄锦裳是在本色演绎康婶一角，因为她跟康婶一样，也是个厨艺高超、非常顾家的中国传统妇女。
不过说起这厨艺高超、操持家务的本领，还是拜年轻时与丈夫两地分居所赐。
黄锦裳的丈夫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1961年，两人还在读大学一年级时便情投意合，开始拍拖。
毕业后，两人各分东西，刘延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而黄锦裳则回到了珠影，虽然分居两地，但两人还是结婚生子，并通过书信鸿雁传情。
在分居两地期间，黄锦裳一方面要照顾小孩子，一方面又要工作，家庭的重担压了下来，原本连羊毛衫都不懂得怎么织的她，便开始学习厨艺，并很快成了个厨艺高手。
直到后来，丈夫调到了珠影，两人才正式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生活。
除了烹调外，黄锦裳平时都醉心于照顾自己的宠物松鼠狗，据说黄锦裳爱动物爱得如痴如醉，当年最高纪录是在家里养了五只狗、N只猫，而松鼠狗则是自己的宝贝儿子送给她的礼物，说让退休后的她心里有个寄托。
没事的时候，黄锦裳就会带上自己的松鼠狗出门溜达溜达。
除了这只狗外，黄锦裳还在家里养了一只金钱龟，大有把家里改造成动物园的势头。
姓名： 苏志丹 戏名：康祈光 英文名 ：dany 性别 ： 男 身高 ：176 体重 ： 78 星座 ：天歇座 所在省份： 广东 职业 ：演艺业 演出经验 ：从艺二十多年，技艺精湛，国家二级演员。
幕后工作经验 ：导演，编剧，配音，制片等。
生日日期 ：11月14日1956年 出生地点 ：广州市 家庭成员 ：妻子，女儿 所懂语言 ：国语，粤语 教育水平 ：高中 最想告诉大家的特别事情 ：娶了个能干的太太，生了个可爱的乖乖。
自我推荐 ：宜奸，宜忠，能老，能小。
我的兴趣：娱乐活动, 旅行, 演戏, 户外活动, 阅读, 游戏, 唱歌 我的专长：语言天才, 演戏 我最想加入的行列：导演, 节目主持 简介： 《外来媳妇本地郎》里的康家“大哥”康祈光性格老实内向，文化程度比较低，因此经常被身边的人欺负。
就连康家人也经常拿他开玩笑，这时候“老爸”往往会出来帮他一把。
习惯被欺负的老好人阿光经常会有自卑感，偶尔也想争口气，想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敬佩。
于是他暗地里也学弟弟们赶赶时髦，玩玩高科技，自以为扬眉吐气了一回，结果当然是闹出更多笑话来。
戏里的康家大哥“阿光”是个憨厚老实的老好人，用他“老婆”香兰的话说：“简直蠢得不正常
”现实中的“阿光”苏志丹不仅不笨，而且非常精明。
他真正的老婆虎艳芬说：“他要真那么笨，我早就不要他了
” 苏志丹真人比电视上显得更加高大壮硕，完全没有剧中那股傻劲。
唯一相似的是，他在言谈之间经常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和“阿光”一样给人亲切憨厚的感觉。
《外》剧很多演员都透露，苏志丹戏里戏外性格差别很大。
“祝师奶”和“香兰”都说他“其实很精明”。
谈自己：老实不是笨 苏志丹已经演了近三十年的戏，曾经担任广东话剧院喜剧团团长，是国家二级演员。
演技精湛的他自称“宜忠宜奸，什么角色都可以演”。
尽管老实人“阿光”这个角色被他演得如此真实自然，但是他同样也演过奸角，那就是在广东电视台拍的长剧《香港地恩仇记》里就演了个海盗。
问到演忠角难还是演奸角难，苏志丹说：“演戏要演忠演得好是最难的。
奸角反而容易出彩，因为够特别，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谈到“阿光”这一形象，苏志丹马上强调：“真人当然没有那么傻啦
我自己做人的宗旨就是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不要那么轻浮，但是老实不是傻。
” 从事演艺事业近三十年，本身是喜剧团出身，演过无数喜剧小品，轻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更为他赢得不少名声，但是苏志丹说自己更喜欢演些有深度的戏。
“无论正剧也好，悲剧也好，我喜欢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我最喜欢自己在《首富人家》中演的那个角色，因为人物形象比较完整，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
其实作为演员来说，连续六年演一个角色没什么新意，我希望挑战更多的角色。
” 谈老婆：她很泼辣，也很坦诚 “大哥”和“二嫂”才是一对，很多观众都不敢相信。
对此，苏志丹表示并不尴尬，反而觉得很好。
“观众觉得我们不是夫妻，觉得她和阿昶才是夫妻，这就是一种肯定。
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她就会跟人解释说，那个（郭昶）是白天的老公，这个（苏志丹）是晚上的老公。
哈哈
” 苏志丹和虎艳芬这对明星夫妻实在很有趣，他们一起合演过无数话剧、电视剧和电影，几乎没有分开演出过。
两人都是演员的夫妻档在演艺界里应该说并不少见，但能像他们俩这样，结婚十几年都能同出同入一个剧组从没分开过，倒是非常罕见。
虎艳芬笑称这是“夫妇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戏里戏外从不分开”。
然而最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从没搭档过一次“戏里夫妻”。
对此，苏志丹虽然也觉得遗憾，但是他表示：“并不是特别期待和她在电视剧里面演夫妻，因为演员就是要适应角色。
” 谈到自己的太太，苏志丹的眼神立刻变得特别温柔。
“她真人当然没那么凶啦，但是她的性格也是比较泼辣的类型。
她是属于急性子的人，不过心地很好，绝对不会去欺负、作弄别人的，她是很想去帮人的。
而且她很敬业，这是我最佩服我老婆的地方。
作为老公，我最欣赏她的地方就是她很坦白、很坦诚，心里藏不住东西，有什么都会跟你讲。
”苏志丹还透露，夫妻俩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一起看《外》剧，互相交流一下感受，说说对方哪里演得好，哪里演得不好。
这就是这对明星夫妻的乐趣。
姓名：丁玲 戏名：常香兰 英文名：darling 性别：女 身高：165 体重：50 星座：射手座 所在省份： 广东 职业：演艺业 演出经验：曾参加剧团演出大戏，小品共百余场。
参加电视剧《姐妹》的拍摄。
参加广东电视台《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拍摄。
参加影视和平面的广告拍摄。
幕后工作经验：曾参加电影电视的配音工作。
《玉女神驹》、《绿野仙踪》、《奥尔特城堡饭店》、《小丸子》、《新三字经》 生日日期：11月30日xxxx年 出生地点：山东，青岛 家庭成员：爸，妈 所懂语言：普通话，广东话 教育水平：中专 最想告诉大家的特别事情：除了拍戏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赚额外收入的机会可以与大家分享。
自我推荐：只要给我机会我可以尝试各种角色。
但我不会空等机会。
我的兴趣：旅行, 喜欢结交朋友。
我的专长：语言天才, 演戏, 由于配音的缘故，可模仿些人与小孩的声音。
我最想加入的行列：美食家 简介： 扎着丑丑的马尾、穿着土土的衣裳、一口一个“俺”、满脸挂着“憨”、勤勤恳恳地操持着家里的大小活……这就是《外来媳妇本地郎》里大嫂香兰的角色，很多《外》剧都很喜欢香兰这个角色，并且认准了香兰的淳朴和善良。
丁玲，一个率直的山东妹子，1992年，广东话剧院去青岛招生，因为对表演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报了名，同年10月份来到完全陌生的广州，开始了三年的表演学习课程，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几年，在这边还成了家。
作为《外》剧中香兰的扮演者，她是这样定位这个角色的：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一个外来媳妇，首先是语言不通，其次是总感到自卑，觉得自己穿的衣服什么的都比不上别人。
结缘《外》剧纯属偶然 一部《外来媳妇本地郎》，让大嫂香兰走进了珠三角千家万户，也让丁玲从话剧舞台走上了荧屏，但香兰这个角色落入丁玲之手却纯属偶然。
在《外来媳妇本地郎》挑选演员时，大嫂香兰的角色让剧组有点头疼：到哪去找满嘴河南话、演戏又灵光的河南妹子呢
这时，二嫂虎艳芬忽然想到了丁玲，向导演推荐：我们团里（虎艳芬和丁玲是一个剧团的）有个山东妹子，不如让她试试。
原以为丁玲只会说山东话，没想到试镜时她一口河南话味正腔圆。
导演一锤定音，丁玲加盟康家。
除了外型之外，导演看重的可能还有她的口音。
因为山东跟河南比较近，有些语种还是比较相似。
丁玲却说：“很多人一见我就说：哎呀，你的河南话说得很好。
我都回答他们：其实地道的河南人一听就知道我是属于那种模仿的。
” 生活中的丁玲属于一个既能动起来，也能静下去的人。
尽管不是很爱动，但是该动起来的时候还是不会静着。
而且她说：“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剧组，大家都没有把我当香兰待，而是一种比较宠的感觉。
”尽管性格各方面差异很大，但是可能因为天生的两面性，加上剧本和导演对剧情和人物的解释她都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难演。
而且一开始演的时候，导演就说：行，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走。
我一听，心里就有底了嘛，就这样走下来。
” 很多观众都认准了香兰的淳朴和善良，这对演员来说，一方面是被认可的喜悦，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面临荧幕形象被定型的担忧。
这一点丁玲也考虑过，后来接拍了《柴米新人类》，她在里面的角色就是跟香兰的反差较大的。
那段时间《外》剧和《柴》的拍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两个小时前，丁玲还在这里拍《外》剧，然后立刻戴了头套去拍两个小时《柴》。
但这种角色的快速转换并没有使丁玲感到混乱，她很自然地适应不同身份的变化。
大家真的就像是一家人 从2000年开始，“康家”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甚至拍广告以及其他节目也很多是“全家出场”，使他们相互产生特殊的感情。
丁玲说：“我们私底下感情好得不得了，大家真的就像是一家人。
”《外》剧几乎每天都要开拍，跟自己家里人呆的时间还不如在剧组的时间多，跟剧里的演员呆久了，就连私底下见了康伯、康婶就会叫“老爷、奶奶”（广州话），而不是叫他们的名字，或者称呼他们为某某老师什么的。
然后是“二嫂”、“二哥”、“幺叔”，而其他人也一样叫她“香兰”或者“大嫂。
拍了这么久《外》剧，丁玲觉得前60集的剧本都是写得比较饱满一些，拍起来觉得比较过瘾吧，包括戏的结构和内容，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虽然天天拍戏，但是每天都有印象深刻的东西。
而最深刻的不是拍戏，而是第一部拍完准备让《柴》代替播出的时候，忽然有家庭要分开的感觉，“我们一帮人在一起吃饭，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难过，我们几个媳妇抱在一起哭个不停，很不舍得。
”她说，“不过几个月后大家又聚在一起拍戏。
现在也经常分分合合，大家也就习惯了，不像原来那样伤心。
” 幸福的妻子、幸福的母亲 丁玲现实生活中的丈夫是比她年长13岁的省话演员张琳。
（曾在《外》剧中饰演过大嫂的同乡）其实，当初他俩的结合是面临许多压力的，如年龄差异太大，别人觉得他们生活会有许多摩擦。
但是，对爱情忠诚、专一的丁玲坚定地选择自己所爱的人，1998年与张琳正式结婚。
今年3月，丁玲诞下了一个健康的胖宝宝，当上了幸福妈妈 姓名：郭昶 戏名：康祈宗 英文名：guochang 性别：男 身高 ：173 体重 ：55 星座：天歇座 所在省份：广东 职业：演艺业 演出经验：从艺十五年，经验丰富，受广大观众欢迎。
幕后工作经验：导演，副导演，编剧，剧务等等卖力的工作。
生日日期：10月31日1956年 出生地点：沈阳 家庭成员：妻子，女儿 所懂语言：普通话，粤语 教育水平：初中 最想告诉大家的特别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自我推荐：瘦高，人又老，又黑又瘦，又鞋揪。
我的兴趣：娱乐活动, 旅行, 演戏, 户外活动, 阅读, 广泛 我的专长：语言天才, 演戏, 文学创作, 样样专 我最想加入的行列：演员, 导演, 有钱就行 简介： 郭昶，这位经常带给我们笑声的老朋友走了，他所饰演的《外》剧老二阿宗的形象，给许许多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多次向郭昶提供演出机会的陆晓光导演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荧屏以外的郭昶。
“在广州市演个体户就他最强了” 郭昶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怎么这么瘦
”正是他这种瘦削的形象让陆晓光导演觉得和个体户的形象最接近，甚至扬言“阿宗这个角色非郭昶莫属”。
《外》剧里的阿宗经常为大家制造笑料，不时还创造一些经典的“宗式语言”，网络上甚至还有人为他写语录，因而观众都以为他是地道的广东人。
其实郭昶是在沈阳出生的，不过从小就极具演戏天赋，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最喜欢扮鬼扮马”，演起广州小市民也像模像样。
和很多演员不一样，郭昶并不是一开始就走演戏这条路的，之前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当过电台的少儿节目主持人。
后来由于获得一些意外的演戏机会后，郭昶才慢慢在演戏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陆晓光就是最开始为郭昶的演戏道路制造机会的人。
陆导演介绍说：“当时我还是副导演，大概是84、85年，我们台在拍一部搞笑剧，叫《特殊情况》，需要有一个小偷，比较搞笑的，在东方乐园里面追来追去。
当时省话的黄导演说有一个人演小偷很在行。
黄导说他在青年文化宫，是社会上的人，不是专业演员，样子很有趣，瘦瘦高高，而且给人的感觉演小偷很在行。
”后来，郭昶饰演的小偷果然受到好评。
演完小偷之后，直至1986年《万花筒》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演“娇妈”的儿子，找了很多人都不理想，当时陆导演就介绍郭昶来演。
大家看了都觉得不错，于是郭昶就开始演娇妈的儿子雄仔。
说到郭昶的演技，陆导演自然赞不绝口：“那时候他的发挥创作能力就很强，经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出来，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演员，他的表达能力、想象能力和发挥能力都很好。
” 后来到了《外》剧找演员时，陆导演再次推荐郭昶，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一些创造人员不同意，持有怀疑的态度。
后来我给了他们一句话：在广州市演个体户就他最强了。
演其他角色觉得我不敢保证，但如果是演个体户，演那些整天耍花样的角色非他莫属。
我敢说，郭昶是全广州最适合演阿宗这个人物的。
后来一拍出来，大家都觉得效果非常好。
”时至今日，陆导演依然非常满意自己当时的选择，对自己的眼光充满信心。
《外》剧是他的精神支柱 郭昶本人其实与剧中角色反差很大，剧中的康祈宗市侩狡猾、追名逐利，郭昶本人则称自己对名利看得不重。
他多次在媒体面前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演员，拍戏空闲时喜欢独处，潜心研究角色。
郭昶认为对艺术的态度要精益求精，这样才能做到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他说：“我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所谓明星，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定位，演员只是一个职业，与工人、医生没什么区别，如果把自己定位为明星，那就大错特错。
” 郭昶的敬业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据介绍，即便他病得没有精神，但是一到片场，他就会像充满电一样生龙活虎，表演自然生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丰富而且到位，跟休息室里疲惫的郭昶判若两人。
观众根本无法在荧幕中发现他抱病在身。
他和“阿婵”虎艳芬的对手戏尤其精彩，几乎可以说是即兴演出，你一句我一句，“夫唱妇随”，十分有默契。
难怪有观众送了他们八个字：“草根夫妻，黄金搭档。
”这份真挚的赞美让郭昶非常感动，据说他后来把这八个字裱了起来，端端正正挂在了书房中。
在一起拍戏6年多，郭昶跟剧组人员已经培养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据说，拍完800集的时候，郭昶就在摄象机镜头前情不自禁地哭着问：“这个戏过了1000集以后，我们还做不做
我们这个剧组如果散伙了，该怎么办
”浓浓的不舍之情显而易见。
正如郭昶自己说的，他希望这部片一直拍下去，一千集以后再接一千集。
姓名：虎艳芬 戏名：苏妙婵 英文名：eva 身高：160 体重：46 星座：天枰座 生日：10月12日1968年 籍贯：四川省 出生地：广州市 职业：演艺业 职称：国家二级演员。
荣誉奖项：荣获过广东省第四届艺术节表演奖，99年全国小品大赛“金狮”奖，获90年度全国电视“飞天奖”提名。
演出经验：从艺十八年来参加过近千部（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主演过多台大型话剧。
幕后工作经验 ：当过场记、 副导演、服装、化妆等。
配音、拟音、广播剧。
（曾为多部经典好莱坞巨作进行配音工作，以及录制多台广播剧） 所懂语言：粤语、国语 最想告诉大家的特别事情 : 当演员好累
自我推荐 ：拥有一个没有“人性”的姓氏。
能饰演男，女，老，少各不同阶层的人物。
喜，怒，哀，乐施展自如。
我的兴趣：娱乐活动, 逛街, 上网, 旅行, 演戏, 跳舞, 户外活动, 阅读, 打扮, 游戏, 唱歌,。
我的专长：语言天才, 演戏, 跳舞, 化妆, 文学创作 我最想加入的行列 ：导演, 节目主持 口味：本人喜欢吃辣的，越辣越过隐。
穿着：只要不漏出不该漏的部位，什么款式都敢穿。
颜色：喜欢比较温和一些的。
如粉紫、粉蓝、米色。
格言：大肚可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简介： “二嫂”虎艳芬出生于广州的623路。
由于有个叔叔在斗门从事演艺事业，耳濡目染之下，她爱上了表演。
铁路中学初中毕业后，虎艳芬凭借着个人灵气，考入广州市话剧团话剧培训班。
13岁那年，人小鬼大的她，随团赴北京参加话剧《十字街相逢》。
虽然只是在剧中出演一名小学生。
但这次的表演经历，却成了她踏上演艺道路后的处女秀，意义非同寻常。
从艺18年来，她共参加过《万花筒》、《香港地恩仇记》、《浚海人》、《冼夫人》、《情暖荆途》、《沙煲兄弟》等近千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也主演过多台大型话剧，如：《望子成龙》、《三姐妹》、《扮嘢金龟婿》、《欲望大厦》、《都市梦寻》、《柜中缘》等 出色的演员： 虎艳芬于2000年加盟《外来媳妇本地郎》，将二嫂阿婵市井泼辣的性格，演绎得入木三分。
并借此迅速成为广东家喻户晓的岭南笑星。
戏中的“康伯”龚锦堂满意地介绍说，虎艳芬当时在话剧团做学员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勤奋、虚心、肯学，经常向老演员学习。
她的戏都演得挺好。
而且她心胸开阔、对人坦成，跟戏中的二嫂非常不同。
另外，《外》剧刚开始的时候，“二哥”跟“二嫂”并不是主戏，只是衬托。
但是虎艳芬不放过机会，跟“二哥”郭昶发挥幽默本色，经常搞搞新意思，充分、深刻地展现二哥、二嫂两人的星斗小市民性格，从而慢慢将戏份争取过来。
贤淑的妻子： 二嫂在戏中的歌词是“最怕日日要煲靓汤”，但是，虎艳芬现实中的丈夫——“大哥”苏志丹说她在家一直是厨艺高手，是位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好妻子。
每天回到家，不管多晚、多累，她都会煲汤或者煲凉茶。
此外，虽然虎艳芬已贵为人气笑星，但是
南京市二十七初级中学的网址是什么
二十七中中学
个城南，没有什么网站啊。
二十七中唯址：。
PS：城属于一个分校，二十七没有那闲工夫再去做一个网站
初中家长会家长发言稿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这个社会形态常常被称为信息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
在信息社会里，生产工具已经从大机器转向智能化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社会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全方位的变革，大多数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交通、通讯、商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等，传统意义上的蓝领阶层逐步消失。
如此，新技术、新知识和丰富的优质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学校和教育网络四通八达，每一个社会成员――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在寻求机会满足各自的学习需要，教育的终身化和社会的学习化趋势使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满足职业预备的需要，而且也要满足人文关怀上的更多需要，包括教育过程中的伦理性需要，人们不仅不满足于获得教育和学习机会，而且还要求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急剧膨胀的年代解决知识无涯而人生有涯的矛盾，学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避免付出过高的身心代价，包括学业负担的合理化需求。
应该说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只是成人在表达对学校里面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和身心发展状况的人文关怀，也基本上是学习化社会所有学习者对自我学习和发展过程的共同需求的真实反映。
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爆炸把每一个社会成员推上了自身发展的一条快车道，你不得不加速运转，要么继续保持领先，要么奋起直追，不能停歇，除非自甘落后与淘汰。
综观人类生产劳动与教育从融合到分离再到紧密结合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学习的发展情形，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学业负担在迄今的人的发展史中是从无到有、从轻到重、从不被认识到被重视的变化过程，是人不断地获得发展或发展地走向自由和全面的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和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永恒的现象，不会消失。
但是，有朝一日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和不同的社会中会走向相对的均衡，与人的发展状态相和谐，而不像今天在某些不发达的、不和谐的社会里一样成为与学生对立的力量，一种异化的劳动，导致学生畸形发展却又付出沉重的身心代价。
我们有理由憧憬，在一个发达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形态里，学业负担必将像那个时代人所投入的一切劳动一样，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学习责任和义务，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的更为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
二、社会变革因素施加的影响：学业负担轻重摇摆的时代背景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站在传统的主知主义旧的“三个中心”的对立面，把学校改造为儿童生活的场所，以儿童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并与欧洲大陆新教育运动汇合，影响了全世界直至今天的教育改革运动的走向。
仅仅从学业负担的角度看，进步主义的“三中心”在20年代受到的欢迎主要是基于对传统的“三个中心”的否定和反叛，让全社会、全世界乐意理解教育的人士受到教育本质观念和儿童观念上的重大启示，教育非塑造，教育即生长，生长是为了更多的生长，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在于引导生长的过程和培育生长的土壤，学生不必在为生存竞争而展开的学业竞争中承受学业负担的压力，身心获得自由发展。
从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社会安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而儿童的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而和谐。
可是，到了1929年以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纷至沓来。
为什么
焦点集中在，教育的社会功能哪里去了
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不仅引起人们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批评，而且引起对教育理论的一系列反思：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学校怎样才能为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作出贡献
这样，进步主义被迫转向，逐步放弃对儿童中心主义的强调，杜威退休以后，还曾认真反思过进步主义不合时宜的某些要害之处，如过分强调儿童中心以致于冲击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过分强调经验课程的价值和忽略了严格的学业标准，克伯屈则将注意力转向儿童实现创造自由的条件的研究，并承认，儿童实现创造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必须为儿童的吃、穿、住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保障，他们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使学校为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作出贡献的问题。
“有些人断定，以经验为中心，为学生而设计的活动学校只有在一个已经达到经济上公平的社会里才能存在。
既然如此，那就必须优先考虑某些改造社会的教育任务，而人们在20年代谈论的关于理想学校的要求则应放在次要的地位。
”[i] 显然，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不同于20年代的境遇，改造主义的兴起不过是识时务的价值选择，受过进步主义冲击的以人文主义新面目出现的永恒主义和传统的低调曲折进取的要素主义的反扑也是必然的。
时局的变幻非教育自身所能驾驭，学业负担问题在轻重之间的摇摆并且一直在寻求平衡状态而不得，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再一次造成美国社会政界、军界、经济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全面震惊与恐慌，进步主义者更为感叹世态炎凉，凄惨不已，而后导致了60年代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当然，这次改革中课程太难，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事实我们也同样记忆犹新。
中国人不会都忘记，19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大干快上，追求多快好省，1954年左右虽然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极其匮乏，但高校招生比例很高，有材料表明有的年份招生人数甚至还大于高中毕业生人数，学生却为什么还要那么勤奋学习，又累又苦（可能是营养跟不上），却谁也不甘落后呢
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共产党和政府振奋人心的号召下的一股革命干劲在鞭策着他们，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即将实现”的前景下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在激励着他们；1966年，排除其他因素，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们的一向具有生本情怀和乐观浪漫的教育观念的主席实在不能继续容忍此前几年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愈演愈烈的状况，一再强调学校要减负、改革，促进学生自由、全面、主动、健康发展，一口气作出停课闹革命、高校改变招生方式的决定，彻底减掉了10年的学业负担（后果与代价当另作评说）。
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一个国力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危机年代，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领导了所有的领域包括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疾呼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装备好北大、清华”，还要兴办重点中小学。
我们不宜过分苛求一个历史人物当年英明决策背后的这个那个“最大的失误”，包括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平等，激化了后来的学业竞争，我们认同的是在那个时局下面有这么一个领袖把国人的主要精力和能量引导到现代化建设、富国强民和改革开放的正道上来，虽然此后至今的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与的教育哲学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历史教训了我们，回到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期间没有任何学业负担可言的那个时代，却又有谁答应
要追赶工业化和现代化，国人身上哪一个的责任都不轻松，每一代人都不轻松，都经历各自应该和必须经历的磨砺，学业负担算得了什么
上一代没有实现的梦想和使命既是他们自己的，也是后人的，自然由后人去继承、去创造、去实现，这个漫长的艰苦创造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享受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过程，发展并没有一个另外的悠闲过程
三、集权制度难辞其咎：为学业负担加码可以跟集权制度算几笔“明细帐”。
当然，这里的算帐并不意味着某某人对某某社会的制度有多大的不满和抗拒情绪，只是企图清晰地解释说明，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某某人解释说明清楚之后更多的人会去理解集权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发展选择，这制度虽然不是过重学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但是与它有重要的密切关系。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哪个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质量偏低，那里的学生学业负担就偏重，身心不能得到自由和谐全面发展。
再借用唯物史观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是走集权管理道路还是民主管理道路从而实现现代化，完全是由于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观念、政治观念决定的，它是一种有自己理由的价值选择。
这些选择，无疑问对这个社会里的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系统或者机器――在功能定位上、发挥社会作用的途径上和社会权益分配方式上会有所倾斜、有所忽略、甚至有所失衡，学生的发展状况往往由此决定，并通过学业竞争和学业负担问题显现出来。
儿童中心主义是民主社会推行教育分权制度的教育哲学，它把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定位在促进学生的自由和谐发展上面，尊重学生个体的先天差异，因而强调教育的差异性、民主性，学习活动相对自由化，满足个体的发展需要。
而社会中心主义是集权社会推崇的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最基本职能是传递人类文化，强调教育的统一性、单一性，企图按照社会或国家的意志把学生塑造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和各种人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始终受到支配、主导、控制、甚至钳制，居于如此被动的、客体的地位，一切学习任务和压力主要是外部施加的、转嫁的，学习和发展便缺乏主体性和内在动力，自然学业负担过重，成为一种苦役。
学校有些时候虽然树立一些学习标兵，让其发表学习体会和感想，但总是有人在背后指点着说，要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学习动力来自为社会作贡献，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纯而又纯。
情形就是这样，耐人寻味。
在集权制度下的社会里，精英主义教育哲学主宰着学生的命运，淘汰和筛选成为教育帮助社会扩大差异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用统一的、单一的标尺选拔人才进入高一级学校发展，用一次性的统一高考、中考让学生用人生命运做赌注去赌博，极其残酷
谁乐意被淘汰
谁舍得赌人生命运呢
而且那分数本不是人，也无法全部代表人，可是，招生偏偏认分数不认人，认考卷不认人，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几何
有人就考试问题进行过国际比较研究，[ii] 在发达国家，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大都取消了考试，或者考试已成了象征性的。
学期、学年的考试也逐渐减少，平时成绩受到重视。
法国到高中毕业会考时才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在最重要的升大学考试方面，法国以高中毕业会考证书作为升入大学的资格。
德国以完全中学毕业证书作为升大学的资格，没有类似于我国的一年一次的统一高考，没有高中毕业会考文凭和完全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则可以通过作为第二途径的考试升入大学。
美国、英国一年为学生提供多次“高考”机会，日本以每年两次考试的结果决定谁能升学，主要的发达国家只有俄罗斯在实行一年一次考试，不过，是学校考试而不是全国统一考试。
在实行高考制度的国家中，大多数并不是单凭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命运（美国甚至鼓励学生自己选取多次考试中取得的最好的单科成绩的组合成绩申请大学资格，其人本主义可见一斑
），而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考试成绩、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推荐信、特长才艺、社会服务和实践表现，等等，而且像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流高校常常拒绝接受很多高考“状元”的入学资格申请，哪像中国的“一流”大学带头抢招“状元”，巴不得所有高考状元都据为己有，它们开历史倒车，不知道是否也是被迫所为
据说，几乎所有的大学也在为缺乏独立自主性的发展而处于深深的郁闷之中
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的落后也直接间接地在学生的学业负担上加码。
以我国中小学里对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评价（其实子虚乌有
）为例，首先假定有一种学生素质评价体系和过程存在，那体系和过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小学一学期至少两次统考，毕业班会次数多一些，初中高中更甚，针对几门升学考试科目，有自己学校、自己老师主持的考试和测验，也有上级业务部门主持的统考，不论其考试测验命题的科学价值，评阅试卷完毕，印发成绩排名表给学生及其家长，全班、全年级、全校、甚至全区、全县、全市通报，一次统考成绩被反复渲染，要在全市、全区找出第一名的学生、班级、学校、科目和老师，相反，也要通报批评和羞辱分数最低的学生、班级、学校、科目和老师，某国家级教改实验区甚至通报全区某某学校某某科目某某老师是全区最薄弱学科的最薄弱教师，成绩分数排名全区倒数第一的是某某学校某某学生，这样一次并不科学的统考，并不完全代表老师和学生的未来发展必然趋势，而且本来应该保密的分数，简直是不容分辩，这分数是多少就等于是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的全部价值所在，起码在下一次考试之前这个学生和这个老师的价值（时价
）就是这个分数，真是压得让人哪敢抬头说话，哪敢直起腰杆做人
当前，在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评价的中国学校和教育行政与业务部门那里，这就是教育评价和教育管理，它的魔法无边，它不讲伦理原则，不讲制度德性，能驱使人，更能羞辱人，先羞辱老师，老师又如法炮制，同时用来羞辱年幼而稚嫩的心灵
学生年幼，面对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评价的怪物和幽灵，他们讲不清那么多的道理，他们忍气吞声，心理的压力极其沉重，更可怜他们承受着比他们的老师所承受的更多的羞辱啊
集权型教育制度下的课程体系及其相关的教学模式则是学业负担的直接来源，它施加的外部压力更直接。
课程管理以单一的、统一的国家课程为主，全国的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同一个版本的教科书，连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用书都基本上是同一版本的，教学“以纲为纲，以本为本”，教师烂熟于心，不越过教科书一个小节、一个段落，模拟试题、课内外练习东拼西凑，漫无边际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考试要求统一，先发布考纲，再编写考试大纲解读和说明，再有不同地方“名校名师”选编“全真”、“绝版”和“权威”模拟试卷，围绕一场鸦片战争可以编造100道以上“全真”、“绝版”和“权威”模拟试题，荒唐滑稽至极，不一而足
以课程结构而论，且不说2001年以前没有启动“面向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期的故事，改革之后，国家试图在课程管理体制上给地方和学校预留大约20%的课时空间，要求和鼓励地方开发、开设地方和学校课程，鼓励学生选修，发展个性特长，但是某省迟至2004年才推出一个所谓100门本省地方课程的数字规划，据本人在相关机构工作中所知，至今未见10门地方课程成功开发出来，制度难产可能不是制度本身的原因，谁的原因，不可能有人出来声称对制度难产负责，更不用谈及制度的效用
学科课程和分科教学压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动课程和综合课程又开发不出来，非不可能也是不为也
制订制度的人也需要制度去调动其制订制度的积极性，否则制度难产；制度难产，更多的缺乏主体意识、创造精神、历史责任感的麻木不仁的制度下的顺民哪里知道他们到底该干些什么才对呢
再者，前工业化时代的学校教育体系又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终身教育发展的趋势，仅仅靠在学校受教育学习知识而后在职业生涯中去运用这种旧的教育模式不能缓解过重学业负担问题。
可是，建设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艰苦漫长的事业与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和岗位轮换制度显然是冲突的，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条件下，地方党委政府官员谁努力尝试建设当地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呢
陶行知、晏阳初、梁簌溟不能再世，在世之人谁又能够有所作为呢
让我们耐心期待吧。
四、历史、文化和制度阴影下的脆弱社会心理：怎言举重若轻
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往往铸造国民性格和普遍的社会心理。
在学业负担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国民的社会心理非常脆弱，有时甚至表现为极其庸俗、市侩、目光短浅。
有这么几种明显的表现，第一，混淆人类社会和低等动物世界的生存和自保斗争，言必称生存问题、饭碗问题、就业问题，视竞争中的他人为猛兽，助长学生的阴暗心理，比拼、妒忌、猜疑、残暴等人格由此形成，这贬低了人性，自己剥夺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非常有害于少年儿童身心的和谐健康发展；第二，把当代社会人生发展的道路看得太窄，悲观情绪弥漫于全社会和学校师生之间，继续盲目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价值观，不合乎学习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蒙蔽了少年儿童展望未来的视线，导致其自幼缺乏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容易迷失发展方向；第三，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多数成年人把自己看作人生失败者，很多人人到中年（30多岁
）万事休，同时，对自己的子女也持有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工具，期望利用子女的努力为自己增光添彩，或者“扳本”、“翻盘”，少数“成功人士”希望子承父业、一代胜过一代，这样都是在转嫁人生责任和生活压力，可是，孩子他们这一代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并不代表父母，父母不尊重其独立人格不可接受和忍受，一般的不良后果是引起子女抵触和反叛，严重者像浙江金华四中的徐力那样一时失控残暴弑母，惨不忍睹。
诚然，在一个生产力和社会制度都不发达的社会里，人还是不可能很潇洒，不可能很大气，面对学业负担问题，全社会都不可能举重若轻。
我本人是个教育工作者，教育价值观念也并不特别落后，而且还专门研究学业负担问题，按道理来说，应该比其他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超脱一点，但是，超脱不到哪里去，有一段对话及其情景记录为证：2006年1月10日0：20左右，妈妈、女儿和爸爸（本文作者）就女儿所承受的学业压力太重，这么晚没有上床睡觉，展开了教育价值观论争：爸爸：女儿，快睡吧，明天（实际上是今天）早上5：40就要起床，你能休息的时间太少了，这样要累垮的
妈妈：瞎说
高考还有几短的时间你不知道，不吃苦不行，孩子的前途就在这几个月注定了
（女儿不语）爸爸说：人生是长跑，跨栏长跑，要平静地对待每一道关卡，看美国人多潇洒，他们就会自己减压，大人也帮孩子减压。
女儿（突然开口）：我们又不是在美国，美国人多享福
爸爸（言不由衷）：不是在美国可以当作在美国一样享福，可以同样地减压
事实上，作为爸爸，除了我的教育价值观得到了有所表达以外，我是在强词夺理，还是自我开脱呢
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
原本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亲生骨肉即将将要投入人生命运大赌博，说话底气不足，实在不敢潇洒啊
经验事实进一步表明，经济上哪里最不发达，那里的家长就最认同苦学，这是规律；政治上哪里最不民主、最集权，那里的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就最认同高压之下的苦学，这也是规律。
美国不是中国教育的参照系，其社会经济发达，人口数量质量、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苦乐观自然都不同于中国人。
中国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决定了，教育对多数人来说还主要是职业准备，这是国情民情，从而也是考虑教育价值取向的主要参照系。
所以，中国当今的教育价值取向不宜、不容过于浪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教育价值观实在为时太早，所以，他干成了别的伟大事业，却没有干好减轻学生负担这件不伟大的事。
进而可以认识到，教育现实的世俗利益追求与教育学的幸福生活价值追求的矛盾很突出，有的学者直白地说，教育是一个职业化的领域，不值得进行严肃的教育理论讨论（
），这话虽然偏颇而又尖刻，但在一定的语境里也不无道理。
与西方发达国家确实不同，在那里教育作为职业准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进入了全面地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的时代。
很明显，中国的年轻人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在落后的经济、教育和制度环境下惨烈竞争、投入人生命运大赌博。
即使大人不告诫他们，他们自己也在强烈地驱使自己发奋图强，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更多层面的目标。
到这里可以如此概括一下前面的讨论：历史上没有学业负担这个概念，却存在苦学和屠宰心智的事实。
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生产力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了每一代人的生活境况或命运，包括学生的学业状况，而且多数人的教育价值观也就这样形成了，在缺乏主导的教育价值的正面引导的情况下，便会导致恶性循环。
过重的学业负担在当今的中国中小学里是一种客观的教育存在，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国的工业化和教育发展走向均衡态之前的一场阵痛
这阵痛施加在不只一代人的身上。
每一代人都必须经历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磨难和磨砺，然后，才从不自由的客体发展为一种能动的主体，从自然人发展为自由人。
学业负担算得上是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贬义特征的“当代土概念”，如今，过重的学业负担受到更多的批判和责难，这与社会进步中的人本观念和教育中生本意识的萌发有联系，创造这个概念并讨论、辩论其中的是是非非，也是当代学生不幸中的万幸。
大惊小怪，叫苦不迭，以及任何的浪漫主义教育主张都不会有益于缓解过重学业负担问题。
同时，也要强调，被一种教育存在决定、安排是客观事实，超越决定、超越安排则需要一种意志力量和主体精神，所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和教育价值体系急待重构
于是，在教育意识和教育价值观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多请教教育思想史上的诸位先哲，并且也要追问和反思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