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小朋友参加拔河比赛的意义是什么
说实话，幼儿园小朋友没什么力也不会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所以单从角度是没什么意义的。
但是，拔河是一项集体活动，小们在这项活动中可以体会到团体的力量与合作的乐趣，同时会感到游戏的紧张与刺激，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拔河比赛还是蛮危险的，从安全角度来看，个人感觉可以选择其他团体活动。
希望能帮到你哦～～
求幼儿园亲子活动主持人开场白.
女“面包与玫瑰”抗争百年 是第100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全世界的妇在为当年提出的“面包与玫瑰”的目标奋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呼吁：“除非妇女摆脱贫穷和不公，否则，我们的所有目标———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都会受到损害。
”西方媒体这两天在总结全球妇女权益百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现状时，也发出了“女性接受了更多教育，而非更多公平”的感叹。
在《环球时报》驻多国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位女性否认全球妇女地位明显提高，但很多人又觉得，想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突破，恐怕至少还要几十年的光景。
“男人是海洋，女人是土地”、“男人是头，女人是脖子”等北欧和中亚国家的谚语，虽然没有中国人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那样豪迈，但这些美好的比喻至少让人类保持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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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面包就是生存的权利，玫瑰则强调女性的发展，即女性如玫瑰一样需要绽放，而这两方面正是女性解放所追求的。
“3月8日”在1910年夏天的一次国际会议被正式定为国际劳动妇女的节日。
1911年3月8日，美欧国家的劳动妇女首次举行了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
但在争取了40年的权益之后，1950年，“催生”出全球劳动妇女共同节日的美国又首先开始了号召妇女返回家庭的运动，因为一些女性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需要那些平等的工作、经济和法律权利。
这种“反弹”曾持续了10年之久。
当“家庭主妇综合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媒体上后，热闹了一阵的“返家运动”黯然收场，在现代文明史上只留下了那样短暂的一瞬。
也许这样的“反弹”正说明了全球女性争取男女地位平等的不易。
从女性就业的角度看，专注于女性调查的纽约公司Catalyst发现，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女性出任总裁或者首席执行官的只有12家，比例只有可怜的2.4%。
该公司认为，想要女性高管的比例与男性持平，至少需要40年。
从女性从政的角度看，截至2009年9月，全世界共有15位女总统和总理，其中欧洲7位、亚洲3位、非洲2位、美洲3位。
全球范围内女议员的平均比例为18.4%，在“最民主”的美国，女性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比例分别只有17%和16%。
建国200多年来，美国没有让世界看到一位女性总统或副总统，这不足为奇，美国到2008年11月才历史性地授予了一位女军人四星上将军衔。
“妇女全世界网站”创办人琳德赛•克拉克提供的一组数字则更令人痛心：全球近13亿人口仍生活在赤贫状态，其中大部分为女性；女性工作时间占全世界工作时间的2\\\/3，却只能挣到全世界总收入的1\\\/10；全世界有近10亿文盲，其中2\\\/3为女性；据估算，全球每分钟就有一位妇女死于妊娠和分娩；全世界有1\\\/3的女性遭到毒打，被迫行房……克拉克认为：“今年的‘三八节’对我们是一种警示，在已取得成就的激励下，人类需要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安全感并提高其社会地位。
只有世界各地的妇女释放出她们的巨大潜能，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
” 女性不甘心只做“政坛花瓶” 在纪念“三八节”百年之际，人们对女性政治地位的关注似乎最多。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北欧已经是女性从政比例最高的地方，如芬兰、挪威两国的女部长已经超过50%，但当地媒体却提出“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说法。
巴克特曼认为，这一说法本身就说明西方社会还存在一种潜意识，即女性取得过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是“男人让步的结果”，这其实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她说，凡是在事业上做得出色的女人，总是被人冠以“铁娘子”、“女强人”的称谓，其实换一种说法，可以理解为她们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
巴克特曼告诉记者，虽然很多国家在隆重纪念“三八节”百年，但欧洲的动静却不大。
一方面说明，欧洲的女权解放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做得最好的，所以大家可能认为没必要再掀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妇女运动在欧洲正面临一个瓶颈，虽然到了100周年这个节点，但要进一步取得突破，恐怕至少还要几十年的光景。
日本是少有的不庆祝“三八节”的国家（但有“女孩节”和“母亲节”）。
日本承袭了战后美式民主改革的传统，在女性参政上也有过大胆尝试。
1960年池田内阁时期首次出现了女性大臣。
小泉时期为了迎合女性选民和“体现新政治气象”，先后任用了7位女性内阁成员。
这在亚洲国家中是少见的。
2009年底，日本众议院中女性议员比例首次超越10%大关。
但在日本《女性情报》周刊总编辑内田广子看来，即使是在国会领域，说女性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为时过早，“女性议员仍然是意见上的少数派”。
她认为，女性不能被吸引眼球的“政坛花瓶”的数量所迷惑，“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坚持独立政治理念的女性议员出现”。
女性参政“配额制”也遭到印度媒体的质疑。
《印度时报》近日以“丢掉配额思维”为题评论说，在印度议会中为女性保留一定席位的做法“漏洞百出”，虽然让更多女性参政议政的出发点值得称赞，但这并非正确做法。
女议员配额将成为一种“布施恩惠”的行为，长此以往将使平衡司法系统性别比例的目的化为泡影。
“女权博士”韩明淑4年前曾出任韩国首位女总理，但仅在任一年。
首尔的一名韩国博士生说，在韩国，女性从政在很大程度是装饰性的，况且总理根本没有实权。
就业与家务令女性双重担忧 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和纪念“三八节”百年，重点还应在呼吁对女性弱势社会地位的关注上，因为“在大趋势上，女性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
她认为，可以从工资标准、议会比例、管理人员比例、妇女参加工作比例、妇女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女性地位是否改善，但单一标准的衡量是不全面的，比如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追求“同工同酬”。
对于更多普通女性来说，就业不平等和操劳家务是被经常提及的烦恼。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根据对欧美和苏联等12个国家的调查，同样夫妻双双就业的家庭中，一天下班回家后，女性用于料理家务和抚育孩子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
至今，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依旧存在。
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男性要多近两倍。
因为提出“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成了“三八节”前的一个焦点人物。
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观点并非真的让男性拿钱付给做家务的妻子，我只是希望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付出给予应有的尊重。
”她认为，关注女性权利的争议话题今后还会不断出现，这也是女性争取权利的一种表现。
“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法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妇女代表大会主席扎米拉•阿克巴格舍娃的支持。
她还笑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家庭关系中，男人是头，女人是脖子。
”她解释说，尽管什么事情都是由“头”来决定，但“脖子”决定着头的方向。
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对“三八节”十分重视，这是从苏联时期就形成的传统。
但苏联时期，女性大多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而近年来的女性就业问题正困扰着吉国。
一些妇女担心，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低男人一等。
《环球时报》记者在巴基斯坦工作多年，亲眼目睹巴女性在这个强调公民社会但又时局动荡的伊斯兰国家发生的变化。
开商店的女性从无到有，女性时尚表演也破天荒上演，甚至像宾馆服务员等过去一些传统男性服务行业也开始有女性涉足。
但在采访中，巴基斯坦女性仍有“不平等的感觉”。
名叫伊莉娅的陆军上尉认为，女军官晋升的速度没有男军官快。
名叫扎拉的女律师抱怨，“女律师在巴基斯坦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我从事律师行业已两年多了，但我只上过民事法庭两次，因为女律师上公堂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谈到女性就业，日本女政治家、担任过男女共同参与及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的猪口邦子曾表示：“不必和西方比，即使比起很多亚洲近邻，日本女性的工作待遇也是相当不好的。
”在一项关于2010年“韩国社会最应为女性幸福努力什么”的调查中，防止性暴力、性买卖、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排在了前3位。
北欧有句谚语，“男人是海洋，女人是土地”。
这与当地古老的民俗有关。
在古代，许多北欧男人或是打渔或是做海盗，女人则留守在家里，男女的作用同等重要。
最近两年，金融危机带来高失业率，北欧各大公司在裁员时，担心受到女权组织“歧视女性”的指责，所以在同等条件下，裁掉了更多的男性职员。
这样一来，欧洲又一度出现“要女人回家”的声音，甚至丹麦有一个“男权组织”去年还把几个妇女告上法庭，认为她们挤占了男人的就业机会。
瑞典学者巴克特曼说，现在欧洲许多男性非常怀念过去的“男权时代”，他们认为女性的地位“高得有些过了头”。
女权地位发展的路还很长 人类历史经历了太长久的父权社会。
张晓梅告诉记者：“妇女受歧视的状态要想立刻转变还不是很现实，因为女性弱势地位的存在太久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妇女权利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耐心。
” 在日本，最近争论较多的民法修正案建议引入可选择的“夫妇别姓制度”，即改变一直以来“妻随夫姓”的固定模式。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人提出要彻底抛弃“偷新娘”等一些对年轻女孩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的古老习俗。
但正如《印度时报》文章近日所说，维护妇女权益遭遇的巨大挑战就是保护妇女的法律条文与社会上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距。
印度女性出嫁，娘家要送大量嫁妆引发过很多社会矛盾。
禁止嫁妆的相关法令1961年就开始公布，并几经修改，却收效甚微。
同样，检测胎儿性别，致使女婴出生率下降也是印度的社会顽疾。
而一些“知情”的印度医生说，坚持要求胎儿性别检测的人往往来自高官家庭。
“如果说欧洲女性的地位目前遭遇一个瓶颈，那么在世界更多地方，女权地位要发展到欧洲这个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
”巴克特曼这样告诉记者。
她甚至认为，在中东、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群岛的少数国家，女性地位“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欧洲”。
▲( 本报驻外特约记者 相红 丁雨晴 卢昊 宋文志 周戎 郭西山 本报记者 杜天琦 王艳) 《环球时报》版权作品，未经环球时报社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